民主革命的先驱——黄季刚先生
黄侃，字季刚（1886—1935），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国学大师。作为革命家，他不但有革命理论，而且有丰富的革命实践。他既是辛亥革命的一位前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过贡献。他的政治思想，又往往是与他的学术思想互相渗透，通过学术思想将它表达出来。因此，在我们继承和借鉴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的同时，应该理解他的深刻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唯其如此，才能明了黄季刚先生的全人。
一
黄季刚先生生活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它们交替上升，并且，日益尖锐激烈。殖民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民族灾难日益严重，中国的历史正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自1864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以后，中国对外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缔结了许多不平等条约。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尽管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仍以不平等的《中法新约》而告终；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的结果是签订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又攻陷北京。而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困窘，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则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仅仅一百天，便被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亦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但关心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仍前赴后继，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腐朽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黄季刚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忧外患，耳闻目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洪流，将他推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漩流之中。
黄季刚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云鹄，字翔云，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为官清正廉洁，有政声。先生幼承家训，聪颖过人，又经名师指点启迪，习经、史、子、集与小学；加之刻苦自励，博览群书，视野开阔。十五岁时即考中秀才，显示出非凡的才华。
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季刚先生考入湖北武昌崇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生，与宋教仁、董用威（董必武）、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华、陈锟、田梓琴等革命志士为同学。时湖南兴化黄克强肄业于两湖书院，经宋教仁介绍，先生与黄兴订交，往来日密。他们志同道合，亲密莫逆，经常在一起宣传反清、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议论时政，指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季刚先生曾多次当面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僚，因此触怒了这位学堂的权要，不久，被他借故开除了学籍。先生不甘屈服，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处申辩，诉说原委。这位积极提倡派遣留学生的总督大人，见这个故人之子聪颖超群，大可造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用官费送他赴日留学。
在崇文普通中学堂学习期间，黄季刚先生受宋教仁、董必武、黄兴等革命志士影响，开始接受排满（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民族革命思想，并逐渐觉醒。因此，这里是先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为其后来自觉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以推翻清政府、拯救民族、拯救人民为己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季刚先生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同年八月，孙中山、黄兴等在东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发刊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派同资产阶级维新派展开论战。季刚先生亦列名会籍。不久，宋教仁遭官府通缉，亦避难逃往日本。黄侃又遇到他，两人志气相同，互相勉励，继续为国民革命奔走呐喊。
1906年，章太炎先生因《苏报》案，系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狱三年期满出狱，孙中山即派人迎赴日本东京，入同盟会，主持《民报》社。时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逾万人，竟趋章氏门下请业。季刚先生亦入章氏门下，投文请益，并经常为《民报》撰文宣传革命，受到太炎先生的赏识。1907年季刚先生拜章氏为师。后参与《民报》编辑工作，营筹革命事，先后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写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释侠》、《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太平天国》、《刘烈士道一像赞》等一系列文章，在引导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继承章氏《排满平议》的思想，认为“种之不保，何有于政”，“义旗既张，仇人既得，万方辐辏，奏凯歌功之日，贤良豪俊，萃处而咨诹国政，商度典刑，纵其懿否不可知，犹是我民自主之实”。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四百余年的统治，在中国实现民主（“我民自主”）。并且鲜明地表示，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以革命代替改良。章、黄的反清思想，虽然导源于顾亭林、黄梨洲和王船山几位启蒙运动思想家，但其内容有很大发展，尤其在革命的彻底性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哀贫民》中，他立足于民间调查的事实，具体揭示了旧中国农村现状以及农民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下所过的非人的生活情况。他进而分析了贫困的根源，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罪恶，并提出要摆脱困境，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就必须起来造反，就必须进行革命。他认为，“朝廷是强盗窝子”，“富人是强盗头子”，“覈民之数，富人寡而困苦者不可以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这种揭示贫富极大悬殊的尖锐的论点，实际上冲击着封建所有制问题，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释侠》等文中，黄侃盛赞义侠的犯禁行为，并号召革命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一其心，砺其器”，有了统一的意志和精良的武器，就能更好地仗义行侠，“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让贼巢倾覆，拯救人民于水火。
《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是刺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锐利武器。它历数康、梁等资产阶级保皇派误国殃民的事实，并对君主立宪的本质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将保皇派驳斥得体无完肤，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哀太平天国》通过回顾太平天国兴盛衰亡的历史，肯定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号召革命党人“仗太平所志，而易太平之所为”，肩负起推翻清王朝，拯救民族的重任。
在《刘烈士道一像赞》中，他高度赞扬了刘道一烈士的革命志向和出众才华，痛悼其牺牲，认为“汉终不亡，君名不死”，表示要“速行君志，庶慰君魂”。
这些革命政论，气势宏大，汪洋恣肆，论说透彻，逻辑严密，感情充沛，笔锋犀利，其中充满了反对外来侵略压迫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提倡拯救民族命运的浩然正气和革命激情，真可谓社会转折时期发聋振聩的洪钟巨响。黄季刚先生确实是一位勇猛呼啸向前进的斗士。
1908年2月，季刚先生的生母周太孺人病重，慈母田太夫人电召其驰归侍疾。七月，周太孺人去世，先生葬周太孺人于宅前之三台山。时清政府正严捕革命党人，探知先生在家，湖广总督陈夔龙亟命吏前往逮捕。先生闻讯，仓皇出奔武昌，从亲友处筹借路费，年底始得复潜至东京，与章太炎相依，为文字鼓吹革命。先生至孝，以不得返乡里上先人冢墓为憾。常常梦回故乡，瞻谒亡母的坟茔。特请好友苏曼殊（时亦在东京，同住《民报》社内）为之绘画。苏曼殊因将此情景绘成画幅，题作《梦谒母坟图》。黄季刚先生面对画幅，思及自己眼前境遇，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悲感相集，遂挥笔写成《〈梦谒母坟图〉题记》一文。先生将对故国和亡母的无限眷恋之情，融入文字之中，文末用《诗经》中“岂不怀归，畏此罪罟”的诗句来表达当时作者的家国之痛和对清政府残酷迫害民主革命志士的愤怒心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随后又请章太炎先生为画幅题跋。章氏挥毫写了《书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表现了他们之间超出一般师弟、师友的那种战友的深厚情谊。
三
1910年秋，辛亥武昌首义前夜，革命党人有在湖北图大举者，函促先生归国，共商大计。先生即返至武昌。时值萍浏醴起义失败，先生分析当时形势，以为武汉革命力量薄弱，时机尚未成熟，必须吸取萍浏醴起义的教训以图大举，不宜轻举妄动。乃嘱友人，当务之急在于发刊报纸，积极做好宣传、鼓励和激扬民气，发展革命组织等工作。
黄季刚先生又亲自深入民众，往来于武汉、蕲春之间，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发动工作。并在鄂东南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和同湖北接壤的安徽宿松、太湖八县组织“孝义会”。先生不畏艰苦，足迹遍及深山僻野。每到一处，演说民族大义及中国危亡之状况，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君主专制，每次听者累千人。先生善于雄辩，家庭又有声望，因此号召力很强。蕲春等八县听过先生演讲反清革命者，先后计数万人，一时英杰之士，争相与先生结识，共拥戴先生，称为“黄十公子”（黄季刚为翔云先生之第十子）。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的过程中，黄季刚先生常以章太炎先生所撰《逐满歌》来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清情绪。因为《逐满歌》诉尽了当时农工商学各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很容易激励那些内心埋藏着反清革命思想的民众，因此，黄季刚先生很快组成了革命群众组织“孝义会”。
黄季刚先生回国时，正是清朝统治摇摇欲坠、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时候。宋教仁等在日本曾有在长江中部发动革命的倡议，因此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在革命党人的积极宣传、活动下纷纷成立，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和新军士兵，他们成为后来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当时最著名的革命团体为“文学社”和“共进会”，同盟会员也有以个人身份参加这两个团体的。“文学社”的成员多为新军士兵和出身贫寒者，“共进会”则多为知识分子和出身富有者。
“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31日（辛亥元旦），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重要成员有詹大悲、刘复基、李六如（李抱良）、何海鸣、温楚珩等人。其命名以“武备兼学文学”之义，实际上是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革命活动。“文学社”的社章由黄季刚、温楚珩审定。
在此之前不久，詹大悲曾在汉口创办《大江报》，然经费严重不足，几乎停刊。“文学社”成立后全力支持《大江报》，推詹大悲为主笔，何海鸣为副主笔。报纸除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外，还不断揭露新军中克扣士兵军饷的不法情形，反动军官对此恨之入骨，但却为广大士兵所欢迎，销路很大。由于《大江报》的发行，“文学社”在军队中发展社员很快，新军士兵则成为它的基础。《大江报》是革命党人的机关报，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报纸。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员谭人凤、居正等人曾先后奉黄兴、宋教仁之命来武汉开展革命活动，就得到过黄季刚先生的很多帮助。先生曾疏通狱卒，陪同居正前往武昌监狱探视胡瑛（同盟会员，1907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入狱）。
1911年春，黄季刚先生应聘赴河南入布政使江叔海幕，并在豫河中学任教。先生在讲坛上宣传救国革命道理，校方感到很是为难，怕闹出乱子遭究诘。因此，不到半年，先生辞职了。
1911年七八月间，黄季刚先生从河南开封回到武汉，《大江报》主笔詹大悲留住报馆，并设宴招待。酒后谈论时政，二人观点完全相同，他们都对现实十分不满。黄季刚大骂立宪派，认为他们所提倡的和平改革方案，纯属欺骗。当即奋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题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翌晨先生便回蕲春了。此文一经刊出，对革命党人来说，有如一声春雷，震撼着神州大地，使其倍受鼓舞。而清朝政府却大为惶恐，认为大逆不道，便下令封闭《大江报》，逮捕詹大悲和何海鸣。在法庭上，詹、何二人不肯暴露先生，争相承认时评是自己所作，表现出革命党人的高贵品质。最后，夏口审判庭判詹、何二人徒刑各一年。
《大江报》被封，舆论大哗，特别是新军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时湖广总督瑞徵，八镇统制张彪等，深恐军中“大乱”，遂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提出凡士兵中有形迹可疑、思想不轨者，一经发现，或看管，或开除。民间素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因而湖广总督对新军的防范愈来愈严，并下戒严令，禁止兵官任意进出。宪兵、巡警、便衣、密探遍布城中，还准备将旧军巡防营调来省城加强防卫，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革命情势，愈来愈紧迫。革命党人亦积极酝酿起义。十月八日革命总机关暴露，清政府下令逮捕革命党人。十月十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遇害，官府还在继续抓人。当天夜晚由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由此可见，黄季刚先生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实际成为武昌起义的间接导火索，它像一把利剑，刺中了清王朝的要害；它是一篇振聋发聩的讨伐清政府的战斗檄文。黄季刚先生为辛亥革命所造的舆论，其功不可泯灭。
武昌起义后，季刚先生与黄兴、居正、田桐等人会于武昌。他们隔江相望，见汉口已无清军，先生急倡渡江之议。时詹大悲、何海鸣已出狱，并发动新军克复汉口，组织汉口军政分府。因举詹大悲主汉口分府事，何海鸣、温楚珩、陈冕亚、黄季刚等参加工作。于是武汉克复之讯，传遍中国，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清政府乃命冯国璋率清军南下，急争汉口。汉口分府组织汉口革命军抵御冯国璋、段祺瑞的一、二两军清兵，浴血奋战十几天，然敌我力量悬殊，先胜后败。至十月二十九日清军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市区，革命军与之进行巷战。冯国璋下令纵火，三日不息，繁华街市一时间变成一片废墟，市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清军暴虐如豺狼野兽，新军势力日弱。在激烈的战斗中，季刚先生同黄兴、居正等人亲临前线视察，指挥战斗，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十一月一日，汉口失守，詹大悲主张赴安徽求援，即与何海鸣、温楚珩、黄季刚、陈冕亚等十几人乘船东下，至九江后得知安徽形势亦发生变化，求援不成。詹大悲、何海鸣等便赴上海招募军队。季刚先生则回蕲春发动孝义会，从鄂东北以捣清军其背，武装援助武汉，即随温楚珩、陈冕亚等人还鄂东。
蕲春孝义会重要成员方伯芸、张伯荄、汪翔云、陈楚香等人都愿意参加革命军，与先生一起聚得蕲、英、霍、宿、太、梅、济、罗、浠诸县义众两三千人，集于蕲春。因当地土豪劣绅报告了田家镇清驻防水师总兵，亟命水师前往围剿。清军到时，孝义会员尚未全部集中，且无武器。先生知不敌，乃迂道黄梅赴九江。适詹大悲亦至此。九江军政分府主事者为阴忌先生与詹氏等，先生不得已乃辗转赴上海。
1912年初，革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季刚先生居上海，与汪旭初、刘仲遽主办《民声日报》，并铅印出版了平时所著《纟隽华词》一卷，收词一百六十五首。此时袁世凯正加紧窃国乱政，革命阵营内部亦急剧分化改组，民国名存实亡，先生对前途渐感失望。1913年3月初，他在赠给宋教仁的诗中说：“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此届”[85]，已显露出不再参与其事的想法了。
四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胜利，终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而结束。封建军阀官僚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的显贵，而革命党人却遭到排斥打击，或被杀害，有的从此消沉。黄季刚先生见国事日非，暂时亦无法改变中国现状，认为“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86]，于1914年春应北京大学之聘，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开始了更辛勤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尽管黄季刚先生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学者，辛亥革命失败后，前进道路上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和挫折，但他毕竟是受过革命运动的考验和血与火的战斗洗礼的革命者，他与当权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不过问政治，埋头学术，并不是沉论，只是采取的斗争方式不同而已。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其爱国主义精神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立场，则是矢志不渝的。
1914年初，章太灸先生因触怒袁世凯，被幽禁在北京著名的四大凶宅之一——东城钱粮胡同某公馆，警卫森严。季刚先生不避危险，毅然搬进此宅日夜侍奉太炎先生，同时也便于同先生研究学问，以示对袁世凯迫害章太炎的抗议和谴责！但不到数月，被警察逼令迁出。太炎先生非常气愤，为此乃绝食。由此亦可窥见章、黄师生之间深厚的情谊。
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授意送给黄季刚先生三千块大洋，要求为他写一篇《劝进书》，并颁赠给他一枚一等嘉禾勋章。先生却回到上海，并把那枚勋章挂在家里一只黑猫的脖子上。时间过了好久，也没有写文章。后来，那枚勋章连同那只黑猫竟被盗了。这样，袁世凯的用意也就落空了。
在学术上，黄季刚先生除尊重章太炎先生外，还极崇敬刘师培在经学上的造诣，虽刘比先生仅大两岁，却仍以师礼事之。但刘师培早年虽是同盟会员，后来却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密探。不久又投靠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师培在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大家拥戴袁世凯称帝。参加会议的人慑于袁世凯淫威，亦碍于刘师培的情面，彼此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季刚先生秉性耿直，见此情此状，怒不可遏，厉声斥责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87]说罢拂袖而去，在座诸人，亦随后散去，弄得刘师培十分狼狈。章太炎先生闻讯后，大加称赞，曾有“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可得脱”[88]之语。由此可见先生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高风亮节。
1919年秋，黄季刚先生离开北京大学，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从此一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但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时局的发展，还是时时紧系于心中。
1925年3月，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武汉地区大中学校师生数千人在武昌烈士祠举行追悼会，黄季刚先生异常激动，挥笔写下了一副惊天动地的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89]
黄季刚先生在南京时，国民政府中不少要人显贵皆同盟会员，与先生熟识，但先生除同居正、丁惟汾等少数几个人交游外，其他则不愿往来，而且对其早年参加革命的事情绝口不谈。居正因事被软禁，身单影只，甚为苦楚，旁人避之不及，先生则常往看望，与其谈心解闷。后居正事平，复就高位，先生却不复往见。居正感于先生情谊，亲赴量守庐，诘问不访之故，先生回答说：“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我岂能作攀附之徒！”黄季刚先生在友人困难时能相助，在友人得势时不相求。此足见先生性格。
黄季刚先生自辛亥革命失败后，主要精力用于教学与学术研究，此外则喜欢赋诗填词。他一生创作了一千四百余首诗词。先生虽不以诗词为职，却以诗章明志。先生常将自己忧国忧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思想通过诗词表达出来。
癸丑十月（1913年11月），黄季刚先生有《乱后始至南京作》一诗：
征毂才停意已惊，疏灯断柝石头城。道旁一望皆荒土，乱后重来似隔生。
劫火经秋留烧迹，寒江入夜送潮声。纷纷成败何须数，独为遗民诉不平。
诗中反映了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等领导的“二次革命”后，给南京留下的一片残墙断壁、人烟稀疏、疮痍遍地的目不忍睹的景象。
又如《书愤》：
谁令蛮触日相争，应怪蚩尤作五兵。诸将未须夸斩拿，虫沙猿鹤尽苍生。《杂感》：
萧萧短鬓怯西风，闵乱忧生壮志空。幸免长饥已逾分，不须憔悴悔雕虫。
谁信陶潜是隐沦？荆轲一咏见天真。种桑未采山河改，聊傍东轩作醉人。
《行路难》：
……
十城荡荡九城空，大军过后生荆杞。恸哭秋原一片声，谁人不起乱离情。
已经杀惊成常事，终羡共和是美名。游氛蔽天关塞黑，易京留滞归不得。
谁令虎豹守天阍？坐见豺狼满中国。
……
这些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战乱后人民群众的困苦情形，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先生的“闵乱忧生”之情，从中亦可见先生革命情怀。
特别是在晚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他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苦痛。黄季刚先生更加深切地关怀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从黄季刚先生晚年的文学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后的第二天），先生写了一首《闻警》：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又如写于1932年冬天的《岁暮书感二首》：
杀节凋年惨惨过，惟将泪涕对关河。沧溟鳌抃移山疾，武库鱼飞弃甲多。
一国尽狂应及我，群儿相贵且由它。贤愚此日同蒿里，只恐无人作挽歌。
弧张弧说事何如，载鬼仍惊满一车。北斗挹浆空有象，东郊种树岂须书。
失巢伫吊依林燕，聚糁先怜在沼鱼。病肺愁时逢止酒，那能因梦到华胥。
“九·一八”事变后，黄季刚先生目睹民族危难日益深重，忧伤至深。在这些诗中，表现出先生对日寇入侵的痛恨，对国家现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爱国主义激情溢于言表。
1935年10月6日，即农历重九节，季刚先生率子女甥婿至南京鸡鸣寺豁蒙楼游玩，因身体不适便回到九华村“量守庐”书房闷坐，郁郁寡欢。有感于李后主《却登高文》，提笔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乙亥九日》：
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漫藕清樽慰二毛。
青冢霜寒驱旅雁，蓬山风急抃灵鳌。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诗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侵略威逼，切齿痛恨；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民群众深表同情；而对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缺少救国救民的“神方”感到惭愧不安。体现了黄季刚先生为了民族生存，为了社会进步不懈地奋斗和追求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精神。
当天，黄季刚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抢救无效，两天后，即10月8日便与世长辞了，年仅49岁。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并连连叹息：“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其关心国家生死存亡之心由此可见。汪辟疆教授曾非常深刻地指出：“盖先生（指黄侃）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90]
纵观黄季刚先生的一生，不仅是严谨治学，对我国学术和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的治学风范，将激励着我们去建设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合作，本人执笔完成）
爱国志 才人笔——黄侃散文浅论
黄侃（1886—193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继章太炎之后的一代国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以及他的文学理论，同他的革命实践活动、思想发展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仅就其散文创作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探讨。
一
黄侃的散文，大多散佚，现已收集到的，仅是其散文创作中的一部分。[91]从现存散文可以看出，与他的生平经历一样，其散文创作以辛亥革命失败为分界线，明显地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黄侃前一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以宣传推翻清朝政府统治的革命政论和时评为主。这些文章气势宏大，汪洋恣肆，论说透彻，逻辑严密，感情强烈，笔锋犀利，充满了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浩然正气，洋溢着拯救民族命运的革命激情，真可谓是在社会转折时期发聋振聩的洪钟巨响。
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改良还是革命，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等根本性问题上，一部分人，包括革命派内部的一些人，正处于怀疑、动摇或莫衷一是的时候，黄侃鉴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事实，清醒地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就必须让人们摆脱康、梁等人“纪孔”、“保皇”说教的影响。因此，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向清政府和保皇派展开猛烈的攻击。他的《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斥责立宪派为禽兽之畴，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祸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保皇派鼓吹君主立宪的实质揭露无遗，并详尽地阐述了推翻清王朝的方式。他号召，“兴兵伐罪之业，在吾国人之一心”，“甘殉驱满主义而不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翻清政府，拯救“汉民之不亡”。在《哀贫民》中，他立足于民间调查的事实，具体揭示了旧中国农村现状以及农民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下所过的非人的生活情状。他进而分析了贫困的根源，揭露了封建制度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罪恶，指出广大农民贫病交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天命（即封建礼教所谓“命”与“分”），而是地主阶级的压榨和盘剥；并提出要想摆脱困境，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就必须起来造反，就必须进行革命。文章结尾写道：“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哉贫民，盍兴乎来！”短短几句话，既反映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又表现了革命者反抗封建压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时革命党人所写文章，大多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从种族压迫出发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其革命活动也仅限于知识分子和华侨之中。而黄侃却能深入民间，根据民间调查的事实对封建统治下的屮国农村现状做出深刻分析，阐明推翻封建统治、消灭地主阶级才是农民翻身的唯一出路，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堪称远见卓识。写此文时，作者年仅21岁，难怪章太炎读其文后称赞道：“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弱冠，所为文已渊懿异凡俗。”《释侠》通过对“侠者”一词多方面的阐释，认为“凡我汉民”，已“死丧无日”，而“光复之事”，“舍侠者莫任”，号召革命者以民族大义为重，“一其心，砺其器”，仗义行侠，“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拯救人民苦难，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历数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误民罪国的事实，并对君主立宪的本质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此文将保皇派的理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在《哀太平天国》一文中，通过太平天国兴盛衰亡历史的回顾，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号召革命党人“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为”，肩负起推翻清王朝、拯救民族的重任。评价公允，见解深刻，表现出民主革命家的卓识。在《刘烈士道一像赞》中，他高度赞扬了刘道一烈士的革命志向和出众才干，对其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认为“汉终不亡，君名不死”，表示要“速行君志，庶慰君魂”。
1911年七八月间，黄侃从开封回到汉口，《大江报》社长詹大悲设宴招待。酒后谈论时政，对现实十分不满。黄侃大骂立宪派，认为他们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纯属欺骗。当下奋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翌晨黄侃就动身回蕲春去了。此文一刊出，对革命党人来说，有如一声春雷，震撼神州大地，勇气倍增；而清王朝则大为震惊，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竟下令封闭《大江报》，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由此可见此文的影响。文章呼吁“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奋起进行“极烈之改革”，并指出：“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虽然全文仅二百余字，却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切齿痛恨和渴望决一死战的战斗豪情。同时，它像一把利剑刺中了清王朝的要害，成为讨伐清政府的战斗檄文。文章发表不到三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成为武昌起义的间接导火索。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胜利，却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而告终。黄侃痛国事日非，党人遭害，世乱如麻，变革中国的理想化为泡影，于是，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断然脱离政界，不再过问政治，不求仕宦，潜心教学和研究学问。尽管如此，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愤却从未稍减，黄侃毕竟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学者，在没有更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走上了历代文人所走的道路：一帆风顺，则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遭遇挫折则退回到“自我”的小天地，加强个人修养。不同的是，黄侃并没有消沉，而是以治学传学作为存亡继绝的途径。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转折，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创作。因此，黄侃后一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是文学性较强的、短小灵巧的散体文（或称作杂体文）。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古人和师友的学术著作所写的序、跋、题词、赞、识语。这类文章往往短小精悍，评价中肯，简洁明了，不溢美，不护短，独抒己见。如《法言义疏后序》、《十三经证异序》、《毛诗正均赞》、《金声题辞》等篇。不仅如此，作者还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考证典籍钞本或典籍中所记历史人物事迹的真伪，精要简括，令人信服。如《日知录校记序》、《书后汉书论赞后》、《曹子建洛神赋识语》等篇。
二是为亲朋、师友所写的哀、奠、吊文和墓志铭、墓表等类文字。如《清故国子监生蕲州黄君妻肖孺人墓志铭》、《孙翊谋暨妻某氏合祔墓志铭》、《童先生墓表》、《吊汪容甫文》、《先师刘君小祥奠文》、《念楚哀辞》等。它们或抒发对亲属的深切怀念，或表现对友人的推崇，或表达对前辈和先师的敬仰，或痛悼爱子的夭亡。其情真，其意切，溢于言表。
三是赋、铭之类的文章。有的托物言志，借物以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和美好的愿望，如《牡丹赋》、《桂花赋》、《樱花赋》、《砚铭》、《徐氏砚铭》等；有的抒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分离，反映出作者忧愤的心情，如《伤乱赋》、《别怨赋》等；有的借古喻今，表现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如《宫沟秋莲赋》；有的则直接书写自己的情怀，抒发其不平，如《写怀赋》。这类文章皆构思精巧，文辞华美，对仗工整，绚丽多姿。
另外有一些记人、记事、纪游的文章，内容生动具体，简洁流畅。《太炎先生行事记》，记述章太炎生平革命活动、学术成就，仅用了八百余字，真可谓惜墨如金。文中提出“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的观点，启人深思。《自序》一文，对比古人而叙写自己之不足，别具一格。《梦谒母坟图题记》，描绘故乡的风土景物，叙写母亲的坟墓和梦谒，将自己对故乡和亡母的眷恋寄寓于幽邃、凄清的文字里。文章结尾用《诗经》中“岂不怀归？畏此罪罟！”的诗句，表达出作者的家国之痛和对清政府迫害革命志士的愤慨之情。在《秋日泛舟大通河序》中，通过描绘大通河两岸秋天的美好风光、动人景象，叙述登岸赏景、寻村畅饮、赋诗助兴以及夜归情形和河上夜景，既赞美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表达了工作之余作者在“得侣非易，择池亦难”的情况下，与友畅游的舒适心情。此类文章大都写得逼真传神，叙述得体，文辞简洁，读之如亲临其胜，亲见其人。
还有一些是与师长、友人、亲属的来往信札。主要内容是向师长、友人请教、商讨学术问题，敦促后学上进，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如《上太炎先生书》、《与徐行可书》、《与刘静晦书》、《与侄耀先书》等。无论是对长辈、平辈还是晚辈，信中措辞皆极其谦和，表现了一代国学大师勤奋刻苦、谦逊好学的高贵品质。
二
黄侃的散文不仅内容充实，丰富多彩，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纵览黄侃散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黄侃的散文，都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确定反映这种内容的形式的，把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他前期的政论文和时评，由于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论战的需要，往往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而且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满腔愤怒，寄寓在他宗法汉唐的生花文笔上，热情洋溢，观点鲜明，中外对照，反复论说，文辞严密，刚劲有力，既令人信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又振奋、鼓舞人们的斗志。如《哀贫民》一文，作者运用汉唐笔法，将“富者”与“贫者”进行对比，阐明其贫富悬殊，并详尽地叙述了“吾乡”、“贫者困象”，论证“命”与“分”的关系和实质，最后指出，“贫者”之所以贫穷，乃“富人夺之”之故。号召人们“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文章汪洋恣肆，热情奔放，文笔锋利，洋洋洒洒，四五千余言，对贫苦农民寄寓无限同情。再如《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虽篇幅短小，但具有坚实的社会内容，而且文笔流畅，气势凌厉，刚健雄劲、慷慨激昂，读之，令人感奋不已。
他后期的杂体文，或记一人，或述一事，或咏一物，或阐明一观点，或考证一书之真伪，内容单一，因而皆篇幅短小玲巧，形式生动活泼，笔调冷峻，文辞淡雅，细细品之，有隽永深醇之感。如《梦谒母坟图题记》、《秋日泛舟大通河序》、《吊汪容甫文》、《日知录校记序》等等。特别是他的小赋，或咏物，或抒怀，不仅体制较小，抒情意味浓厚，而且比喻贴切生动，语言清新朴实，文采飞扬，深得魏、晋遗风。如《牡丹赋》、《桂花赋》、《写怀赋》等篇。黄侃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使它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结构谨严，论证充分，说理透彻，逻辑性强。黄侃的散文，无论鸿篇巨制，还是体制短小，其结构皆缜密、严谨。如《专一之驱满主义》，首先指出要光复大业，必须明确种族与政权相较，种族为大；接着分析君主立宪较封建专制的利、弊，阐明君主立宪的本质，起义推翻清政府的艰难，最后提出驱满的方式——暗杀。文章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步步推进，逻辑性很强。在论述过程中，注重事实，例证充足，论证透彻有力。如在《曹子建洛神赋识语》这篇短文中，作者开篇不同意曹植写《洛神赋》为“感甄”的说法，随后展开论证。作者列举大量历史文献和事实，从四个方面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洛神赋》但为陈王托恨遣怀之词，进不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发”，纯系“闲情所寄，涉笔成篇”，令人信服。又如《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数列了立宪党人的很多罪状，第六个罪状是“无耻”。为什么说立宪党人无耻？作者列举了七条理由，令人无可辩驳，真可谓充分而透彻。
再次，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其一是排比。如：“强弱判而无力者危；贫富悬而无赀者殆；贵贱分而无势者困；智愚辨而无知者伤。”[92]“治国化民，不可不资于学；安众齐人，不可不资于教；整军经武，不可不持以仁。”[93]排比句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句子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富于音乐感、节奏感。其二是对比。如：“第其民之智力，富者若有余，而贫者以贫得愚。视其朝廷之爵禄，富者据之不惭，而贫者以贫得贱。”[94]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贫富悬殊现状。又如：“言革命至危，而言立宪安耳。言革命，则将尽捐其好名、慕势、竞利之心，而所持之术，动与险会；言立宪，则名与势、利从欲而至。伪政府待群媚儿，又岂肯稍加戮辱哉！言革命者，奔走关河，所与交者，大氐皆枯槁之士；言立宪者，安居一室，所与交者，大氐皆浮华之徒。言革命者，在国外虑皆穷士，甫入国境，即指为乱党，而受诛夷，眷属宗姻，皆将不保；言立宪者，在国外俨然政党，返国而后，上则为政府之谋臣，下则为诸侯之策士，最少亦能据一乡以自霸，结一官以自豪，富贵显荣，如操左券，妻妾子女，悉享欢娱。”[95]两相对照，将革命党人一无所有、义无反顾和立宪党人富实殷厚、瞻前顾后的特性表现得鲜明而又深刻。其三是比喻。如：“今之国家，皆如七八十之老翁，貌虽可支，而扶杖龙钟，正不知死根之夙伏，举旦暮间物耳”[96]。比喻封建社会的岌岌可危，惟妙惟肖。又如：“汝之嗜利，有如豺狼。”[97]比喻贴切、恰当，将立宪党人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此类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另外，诸如词汇的丰富多彩，句子排列和组织的富于变化等等，就不一一阐述了。
三
黄侃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内容充实、绚丽多姿，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散文作品，是与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丰富的生活实践、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分不开的。他出自书宦门第，父亲黄云鹄以文章名于世，家学渊源，对其亦不无影响。此外，黄侃那种“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98]、博采古今各家之长而为己用的品格和精神，也是他写出许多为人称道的散文作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章太炎曾在黄侃《梦谒母坟图题记》题后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若其精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99]著名训诂学家、学者殷孟伦先生读黄侃之文，亦指出：“斯文也，高、明、广、大。”[100]这个评价也是很精当的。
应该看到，黄侃秉承师训，所追慕的那种格调高古的魏、晋文风，对其散文创作和效果起过很好的作用，但由于用词过于典雅、奥僻，在今天看来，也影响了他的散文传播和应达到的社会作用。
黄侃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忧国忧民的一生。他十几岁即投身革命活动，奋笔著文，揭露封建社会弊端，为推翻清政府奔波、呐喊。辛亥革命失败后退入书斋，走上讲坛，亦时刻关注革命前途，人民疾苦。就是在临终前一刻，还关心着河北局势，念念不忘国事。尽管前期散文感情充沛，慷慨激昂，锋芒毕露；而后期散文清新朴实，隽永深醇，委婉含蓄，但贯穿其间的主线仍然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著名训诂学家、学者陆宗达先生说：黄侃诗文可用“爱国志，民族魂，才人笔”[101]九个字来评论，可谓至当。
黄侃的文学创作（除散文外，还有近一千四百首诗、词），自成家数，是辛亥革命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过去研究黄侃，多着眼于文字、训诂、声韵和文艺理论以及校勘等方面，对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现应当引起文学理论界的重视。
（《黄侃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爱国志 民族魂 才人笔——黄季刚先生诗歌创作简论
黄季刚先生（1886—1935），名侃，号季子，别号量守居士，是我国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其实他还是一位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文学家。由于先生的革命业绩和文学成就一直为其学术成就所掩，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为民主革命家，笔者曾有专文论述[102]；作为文学家，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散文、诗歌和词的创作，而且还有文学翻译。对于先生散文、词和文学翻译的成就，笔者亦有专文论述[103]。本文拟就先生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季刚先生早年赴日本求学，并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列名同盟会，奋笔著文，揭露封建社会弊端；又曾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工作，为推翻清政府奔走呼号。辛亥革命失败后，先生目睹国事日非，理想难以实现，自己又无力改变现实，遂退入书斋，走上讲坛。几十年中，先生在学习、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余，则喜欢赋诗填词，时常同师友、学生“赋诗相唱和”[104]，写过很多诗词。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先生至迟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诗歌创作。然在日所赋之诗除少数曾刊载于当时的报章杂志或出过小册子外，大多数都未发表；且“多随兴而作，顺手散失，更难见完整的原稿”[105]。今天所能见到的，有的是其子侄平时从字纸篓中拾取而搜集的，有的是以手稿墨迹或传钞本形式保存下来的，也有的是先生登录在自己日记中保存下来的。
季刚先生对自己的诗词作品要求很严，不肯轻易示人；亦不甚惜，稍不惬意，即毁弃之。他曾多次与弟子论及自己的诗词作品，并以骨牌为喻，谓古人之诗词为天九，自己的诗词为地八。既有天九，地八则不必存。告诫弟子以后不要刻印他的诗词。[106]此虽先生自谦之语，然亦可见先生对自己创作的严谨态度。
先生在日，自编、手定或子女编定的诗集较多，计有《楚秀庵诗钞》、《云悲海思庐诗钞》、《纟隽秋华室诗钞》、《居东杂事》、《北征集》、《石桥集》、《量守庐诗钞》等多种，其中有几种曾以钞本形式印行过。1985年9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校订的《黄季刚诗文钞》，其中收录先生之诗最富，计古、今体诗1017首。但这仍不是先生诗作的全部。先生的弟子潘重规教授于戊辰年（1988）在台北据先生手订或印行的旧稿缮录编印了《量守遗文合钞》，计上、下两册，分别收入先生诗、词、文各若干。其中收录诗313首，包括《纟隽秋华室诗》127首，《北征集》149首，《游庐山诗》37首。潘先生在“合钞说明”中指出：《纟隽秋华室诗》集中之诗，《黄季刚诗文钞》中失收21首；《游庐山诗》集中之诗，《黄季刚诗文钞》中失收10余首。即此可见先生诗歌创作之一斑。
季刚先生对于诗歌创作的论述和评论，尚未见有专文，但从他的论诗绝句《漫成六首》中，亦可见出其论诗的主张和观点：
寓目曾无得句新，奚囊何用苦搜寻。三年两句诗请窘，未解流泉是妙音。
江山云物古今同，比拟雕镌术已穷。要识胸情宜直举，后人何必怯争锋？
作奏诚宜去葛龚，矫情独造亦无功。候人破斧沿前制，始识文章有至公。
忧生悼世感无端，篇什原宜当史看。汩没真情拟风雅，可怜余子羡邯郸！
文章何苦较崇卑，兰菊英蕤各一时。上采风骚下谣谚，果能真挈尽吾师。
歌泳终须本性情，三年刻楮费经营。杜韩同有文章在，只惜《南山》逊《北征》。
显然，黄侃先生论诗与随园类似处颇多，但又有不少新的阐发。其持论甚为宏通，不带宗派。他主张天籁，反对冥思苦想；主张本自性情，反对模拟抄袭；主张直抒胸臆，反对伪饰雕琢。这些主张和观点，与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表达的文学主张也是一致的，即主张作诗文要以自然之道为基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反对“雕琢过甚”。他认为，诗文之事丝毫不能脱离自然，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只有具备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并运用“神思”，才能创造出源于自然而又美于自然的作品来。认真阅读先生之诗文，可知先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二
黄季刚先生虽不以诗词为职，却常以诗章明志。其诗视野开阔，涉及面广泛，内容异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反映了以下内容。
其一，抒发炽烈的忧国爱国之情。
癸丑十月（1913年11月），先生写有《乱后始至南京作》一诗：
征毂才停意已惊，疏灯断柝石头城。道旁一望皆荒土，乱后重来似隔生。
劫火经秋留烧迹，寒江入夜送潮声。纷纷成败何须数，独为遗民诉不平！
诗中描绘了袁世凯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后，给南京留下的一片残垣断壁，人烟稀疏，疮痍满地，令人目不忍睹的景象。
又如《十一月十七日即事》：
又见河边羖枥飞，神州神器竟谁归？升坛尚自劳三让，奉使应须遣五威。
南国后皇空树橘，西山义士漫餐薇。华胥梦破残生在，独向斜阳泪满衣。
《谁信》：
谁信迂生有远忧？飘零还自念神州。《七哀》每下伤时泪，《五噫》终成避地游。
短翼差池难再整，孤行却曲几曾休？独怜江上春如许，落日清笳动客愁。
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悲苦飘零，国亡迫在眼前，先生虽不问政事，然见此情景，亦忧心如焚，唏嘘叹息，以至泪下沾衣。诗人的这种炽烈的忧国之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的加速，表现得更加忧愤和深沉，如其《读史至靖康之事感而有作》曰：
天心人意两茫茫，时世何期似靖康！城闭言开终不听，师全地丧倍堪伤。
乞灵六甲皆儿戏，卖国三川足货郎。犹幸东南能退保，主和无用则汪黄。
又《古北口》亦曰：
碣石西来尽举烽，惟凭虎北保尧封。雄关又见成瓯脱，回首辽阳路万重。
日寇在前，国势危急，烽烟遍起，民不聊生；然而防军不战自退，国民求战不得，睹此景象，诗人悲愤难平，借古讽今，声泪俱下，直泻笔端。
其二，表达其深沉的忧民爱民之怀。
如《杂感八首》之三：
萧萧端鬓怯西风，闵乱忧生壮志空。幸免长饥已逾分，不须憔悴悔雕虫。
又《杂感八首》之五：
谁信陶潜是隐沦？荆轲一咏见天真。种桑未采山河改，聊傍东轩作醉人。
又《行路难》：
……
十城荡荡九城空，大军过后生荆杞。恸哭秋原一片声，谁人不起乱离情。
已经惊杀成常事，终羡共和是美名。游氛蔽天关塞黑，易京留滞归不得。
谁令虎豹守天阍，坐见豺狼满中国？酒尽歌阑无复陈，猿鸣鬼笑殊愁人。
这些诗，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叙写了战乱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困苦，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先生的“闵乱忧生”之情，从中亦可见诗人的革命情怀。不仅如此，诗人还对造成民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根源——新旧军阀连年混战，政府官员结党争权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书愤》：
谁令蛮触日相争？应怪蚩尤作五兵。诸将未须夸斩获，虫沙猿鹤尽苍生。
又《杂感四首》之四：
弭乱谁闻肉食谋，幽都一望为君愁。真疑举国皆朋党，直与齐民作寇仇。
闾左几人逃桎梏？城中何日静戈矛？地维绝后身仍死，枉羡共工据冀州。
新旧军阀只知连年交战，争夺地盘；政府官员只知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根本不管普通民众的死活。先生见之，愤怒难平。
诗人还写过一首《偶感》：
民力凋残硕鼠多，哀鸿满野欲如何？隅人尽解均平富，岂独青神王小波？
诗中对普通民众的疾苦已不只是限于同情了，而是代表民众向统治者提出了控诉和抗议，支持“均贫富”的农民起义，这与他早期政论文《哀贫民》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三，反映其深切关怀祖国存亡、民族命运，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
诗人晚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之时。这给他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从他晚年大量的诗歌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例如，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诗人写的《闻警》一首：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诗人得知日寇侵华消息，坐卧不安，恨不能“飞赴”万里之外的“辽海”，亲临抗敌前线。
1932年冬天，他又写了《辛未岁暮书感二首》：
杀节凋年惨惨过，惟将涕泪对关河！沧溟鳌抃移山疾，武库鱼飞弃甲多。
一国尽狂应及我，群儿相贵且由它。贤愚此日同蒿里，只恐无人作挽歌。
弧张弧说事何如？载鬼仍惊满一车。北斗挹浆空有象，东郊种树尚存书。
失巢伫吊依林燕，聚糁先怜在沼鱼。病肺愁时逢止酒，那能因梦到华胥？
“九·一八”事变后，诗人目睹民族危难日益深重，忧伤至深。这些诗中，表现出诗人对日寇入侵的憎恨，对国土沦丧的痛惜，对屈辱求和的愤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爱国主义激情，溢于言表。
1935年10月6日，即农历重九节，诗人率子女甥婿至南京鸡鸣寺豁蒙楼游玩。后因身体不适回九华村“量守庐”书房闷坐，郁郁寡欢。有感于李后主《却登高文》，挥笔写了一首七律《乙亥九日》：
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漫借清尊慰二毛。
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神方莫救群生厄，击背萸囊空自劳。
诗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侵略威逼，切齿痛恨；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普通民众寄寓了深切同情；而对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无力报效、缺乏救国救民的“神方”感到惭愧不安。全诗凝重、深沉、血泪交融，诗人为国家存亡、为民族进步不懈奋斗和追求的精神溢于言表。
此外，先生还写过不少杂咏诗。如他曾在所藏书目册上写过这样一首诗《题所藏书目簿上》：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虽然四句诗只有二十八个字，但读者可从作者对置书的喜悦和恨书不富的感叹中，看到一位嗜书如癖、勤奋好学的国学大师的形象。
又如其《戏题计簿上》：
安得身如董仲舒，不关家事但窥书。二毛已见犹漂泊，转学治生计恐疏。
先生不慕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只希望每天不为“家事”所扰，而能平平安安地读书、做学问。但这样一些最低的愿望和要求都达不到，每天不得不为“治生”发愁。这虽是一首极普通的反应“家事”的小诗，但它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生存苦难。
季刚先生尚写有很多纪游诗、山水诗、咏物诗、感兴诗、题赠诗，也表达了较丰富的内容和感情，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三
从以上简略的论析可以看出，黄季刚先生的诗作，或抒发个人思想感情；或评论时政，臧否人物；或吟咏景物；或应答酬赠；或探讨学问，论述学风、方法，等等，不仅内容丰富，及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诗作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激情。翻开先生的诗集，无论是其早年投身革命，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所为之诗；还是其后期退入书斋，走上讲坛后所为之诗，都鲜明地表现了先生时刻关注祖国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疾苦的情怀。这样的诗不胜枚举。就是先生临终前的一刻，仍念念不忘国事，还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故汪辟疆教授对他倍加推崇：“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107]著名训诂学家、学者陆宗达先生用“爱国志，民族魂，才人笔”[108]来评价先生的诗文，可谓至当。
第二，诗作具有历史价值，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当“史”来读。学人们知道，“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109]。季刚先生可谓深得其旨。他也曾说过：“忧生悼世感无端，篇什原宜当史看。”阅读先生之诗，也会自然地感受到这一点。先生之诗往往能以简练的笔触、精练的词句，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幅历史的图画，显示出诗人卓尔不凡的艺术才华。如其《五月五日作》：
人好生，胡为发杀机？天好生，胡为降大戾？
生斯国土为此民，无可如何但流泪！
举家十口三过兵，所忧此世无宁岁！
却顾街衢十九空，令节良辰总虚置。
暗雾愁云欲压城，此中冤气兼兵气。
吁嗟乎！华山之冠空自高，天下安宁不可冀。
1921年农历五月初五，北洋军阀王占元部在武昌发动兵变，致使武昌城乌烟瘴气，十室九空，民不聊生，一片混乱。这首诗就像一幅图画，将当时那种“暗雾愁云欲压城”的情景历历映现在人们眼前。
再如《武昌乱》、《行路难》、《题友人某君所著辛亥札记》、《乱后始至南京作》、《杂感四首之三》，等等，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都有很大的历史容量，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了。
第三，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先生诗集中有五言、七言古诗，五言、七言律诗，五言、七言绝句，还有五言排律。而先生对各种诗体常依内容而定，自然灵活，左右逢源。可见先生在诗歌方面的精深造诣。在各种诗体中，先生于五言诗又用力最工，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称其五言诗“有晋宋之遗”[110]。
另外，先生的诗作不仅格律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寓意深刻，委婉含蓄；其笔法稳练、灵活，比拟生动贴切，语言隽永深醇，都显示了先生深厚的文字和文学功底。
（《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1期）
黄侃词论略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季子，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州（今蕲春县）人。他早年留日，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潜心学术，研究和讲授汉学，成为一代宗师，是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经学家与文学家。著有《礼学略说》、《文心雕龙札记》、《经传释词笺识》、《中国文学概谈》等。在诗歌翻译方面，黄侃也卓有成就，其“译笔清秀高华，自然流转，情思婉娈，有六朝乐府风味”[111]。他的政论时评，感情充沛，抨击时政，尖锐泼辣，被称作是“社会转折时期发聋振聩的洪钟巨响”[112]。他还创作诗词1300余首，真可谓“爱国志，民族魂，才人笔”[113]。其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隽永深醇”，尤其是他的五言诗，“有晋宋之遗”[114]；其词亦笔致隽妙，含蓄委婉，情深意浓，自然流畅。黄侃的诗词，今尚无学人做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对其词作的版本情况和词的内容及其风格、特点进行一次简略的勾勒，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黄侃先生词的创作，其弟子曾缄（字慎言）教授曾说过：先生“本贵家公子，少年革命，遍交当世贤豪。意气甚高，俶傥自喜。中年以后，尊为人师。马融授徒，不废声伎。迂拘者议其儇薄，寒俭者震其高华。先生皆不与争，而词则缘此益进”[115]。
根据有关材料的记载表明，黄侃先生至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作词。然先生所填之词，除少数曾刊载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之外，大多数都未发表；且“多随兴而作，顺手散失，更难见完整的原稿”[116]。今天所见到的词，一部分是“其子侄从纸篓中拾取而搜集的”；一部分是“以手稿墨迹或传钞本形式保存下来”[117]的；还有一部分是黄侃先生于自己的日记中而保存下来的。
黄侃先生对自己的诗词作品要求极严，不肯轻易示人；亦不甚惜，稍不惬意，即毁弃之。他曾多次与弟子论及自己的诗词作品，并以骨牌为喻，谓古人之诗词为“天九”，自己的诗词为“地八”。认为既有“天九”，“地八”则不必存。[118]此虽自谦之语，然亦可从中见出先生对诗词创作的严谨态度。先生在世时，仅曾于1912年在上海手定铅印过《纟隽华词》一卷，收词165首，系1907—1911年所作，即民国以前的作品。卷前有先生好友王邕、汪东的序文各一篇，另有况周仪题词《减字木兰花》四首。直到1945年5月，值先生去世十年时，才由四川大学曾缄教授在成都编汇印行（铅印）了《量守庐词钞》。书前有曾教授甲申年（1944）序言；书后有其子黄念田先生乙酉年（1945）附记，谓“此集为纪念先君六十诞辰而印”。此集计收词作四种：
第一种，即《纟隽华词》一卷，将1912年在上海铅印的词集原封不动地收入。
第二种，即《揽蕙集》二卷，收词29首（其中一卷15首，二卷14首），系先生清宣统末至民国元年间的作品。
第三种，即《纟隽秋华室词》一卷，收词21首，卷末有黄念田先生小识：“此卷为先兄念华所藏，先君自记曰：‘在《纟隽华》、《揽蕙》、《楚秀庵》三稿中者，此不录。’”它是先生1906—1919年所作。
第四种，即《楚秀庵词》一卷，收词78首，绝大多数是先生1920年7月（庚申六月）以后的作品，间或亦收录有民国前后的作品。
上述四种总计收词290首，是当时收录先生词作最丰富的一种本子，而这也不过是先生词作的一部分。据黄念田先生在《量守庐词钞》附记中说：“先君晚年所为词，载在《量守庐日记》中，以版权契约限制，未能录入斯集……”
1985年，值黄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武汉和南京两市分别隆重举行了黄侃先生学术研讨会；同年9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省文史馆校订的《黄季刚诗文钞》，其中收录先生之词最全（尽管仍然未能尽收），共计376首。另外，潘重规先生于1988年（戊辰）在台北据黄侃手订或印行的旧稿印行了《量守遗文合钞》上下两册，收词计299首。实际上就是将《量守庐词钞》缮录一遍而影印的。
二
黄侃先生的词作，根据其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是情词以及少部分恻艳之词，多为小令，主要集中在他的《纟隽华词》中。这些词，表达了作者的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思和愁绪，是先生心中苦恼、郁闷、感伤情绪的一种发抒和排遣，文辞高华，笔致隽妙，其意委婉含蓄。黄侃先生自己在《纟隽华词》编成自记中亦说过，“……华年易去，密誓虚存。深恨遥情，于焉寄托。茧牵丝而自缚，烛有泪而难灰。聊为怊怅之词，但以缠绵为主。作无益之事，自遣劳生；续已断之缘，犹期来世。壬子六月，编成自记。”如《转应曲》：
蝴蝶，蝴蝶，飞上罗裙双帖。
便教叠入空箱，差胜分飞断肠！
肠断，肠断，忍向别枝重见。
此词开头化用宋代词人张先（字子野）“双蝶绣罗裙”词句，而以“飞上”出之，则更为活脱灵动。中间二句却波浪迭起，实际上罗裙如故，人已分飞，乃云弃置空箱，旧日“双帖”仍在，强作自解之辞。结尾句则真让人“肠断”：所见者旧蝶抑或新蝶？全词寥寥数语，既写了人，又写了事，而且写得起伏跌宕，扑朔迷离，意味无穷，耐人咀嚼。
又如《浣溪沙》：
一夜秋风万里寒，所思遥在碧云端，不堪飘泊又摧残！
帘密惟应星暗入，楼空一任月低看。生愁珠泪湿阑干。
词的上阕用南朝齐、梁人江淹“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诗意，且首句境界甚为开阔，具有新意。下阕则睹物思人，道尽人间凄凉悲愁之情。全词既有借鉴，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悱恻缠绵，感人至深。
黄侃先生的另一大类词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词作，主要集中在《揽蕙集》、《纟隽秋华室词》和《楚秀庵词》与先生晚年所作，且兼收令、引、近、慢等各种体式。这些词多表达作者的忧国忧民、怀旧思乡、哀时讽世的思想。其风格亦愈来愈深沉、稳练。如《西平乐》：
晚经玉虫柬桥，见团城以北，宫观渐荒，岸柳渚河，无复生意。西风乍过，觱篥吹愁！因和梦窗西湖先贤堂词韵，以写感今伤往之怀。
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看殿角孤云覆苑，林杪轻烟漾晚，疏灯数点，波间替却余晖。还爱西山暮色，苍翠处，散影入杨丝。
坠梧眢井，漂花暗水，一夕西风，人事潜移。空漫想楼延宝月，桥压金鳌，剩有深苔碎蟀，丛竹残萤，犹伴惊鸦识旧枝。凭吊废兴，铜盘再徙，沧海三尘，树老台平，尽刬琼华，孤蓬又逐沙飞。
据词牌下原注：“丁巳”，可知此词作于民国六年（1917）。“何年翠辇重归”句本意谓当时国家无主，并与开头之“故国颓阳”相照应，做进一步推衍；“铜盘再徙”是说国都由南京再移北京；“沧海三尘”指的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失败。全词“凭吊废兴”，借题发挥，“感今伤往”，委婉曲折，情意真切，让人读来亦黯然神伤。
又如《寿楼春》：
去国已将一年，故乡秋色，未知何似。登楼眺远，万感填胸！古人有言，悲歌当哭，望远当归。无聊之极，赖有此耳。
看微阳西斜，倚层楼醉起，秋在天涯。怎奈乡关千里，断云犹遮。悲寄旅，思年华，问浪游何时还家？想故国衰芜，长亭旧柳，惟有数行鸦。
摧蓬鬓，惊尘沙。听寒风野哭，荒戍清笳。换尽人间人世？海桑堪嗟！凉露下，沧浪遐，澹一江凄凄蒹葭！但遥想苍茫，招魂路赊，愁转加！
这首词写于民国元年（1912）秋。前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侃先生为解汉口之危，曾谋求救兵不遂，而汉口已失守，便辗转抵达上海，与友人主办《民声日报》，至此时已近一年，即所谓“去国已将一年”也。上阕远望当归，下阕长歌当哭，而以乡思、国恨贯穿全篇。整首词脉络清晰，波澜曲折，跌宕有致：由眼前写到家乡，又回到眼前，再写到家乡；所写“衰芜”、“旧柳”、“寒风”、“蒹葭”等，形象鲜明而又富有特征；语言隽永，委婉含蓄，纡徐平缓，数处用典却不露丝毫雕琢痕迹。“寿楼春”乃是难调，创自宋代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首句定格用五平声，它句亦多限用三平四平，名似寿词，调实鸣咽，故声家视其为畏途，很少有人为此调。黄侃先生不仅不畏难，而且句句妥帖、恰当，字字合律，举重若轻，由此亦可见其功力和才气。
再如《尉迟杯》：
九月十一夜，饮席早归，独留寓楼。忆去年此夜，与两友人自危城逸出，维舟江畔。感念兵戈，悲吟达曙，今忽忽一岁矣。飘零如故，时事日非，怀旧伤离，和清真此解。
沧江路，记一舸夕舣依深树。愁闻战伐声悲，空忆危城何处？多情旧友，曾逐我寒宵宿前浦。有闲鸥自卧荒洲，任人将伴归去。
如今浪迹天涯，还追念扁舟苇渚相聚。往日心情俱零落，难寄意清歌妙舞。何时更逢君水国，叹身世凄凉却共语！只空斋夜久焚香，梦来犹想吟侣！
据词中所说“九月十一夜”，可知此词作于1912年10月20日。其时，先生与好友汪旭初、刘仲遽正寓居上海，编辑《民声日报》。想起北宋词人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所作《尉迟杯·离恨》，黄侃先生感慨万端，抚今追昔，万感交集，故和之，前一年的九月十一日夜晚（即1911年11月1日晚），詹大悲等人出狱后，组织新军光复汉口。十月十四日，成立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任主任，何海鸣、温楚珩、黄侃、陈冕亚等也参与分府工作。十月二十九日，清军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市区；十一月一日汉口陷落。在汉口陷落前几小时，詹大悲、温楚珩、黄侃等一同退登一舟，至晓方才离汉。而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孙中山正式辞职，黄兴亦辞参谋总长职，改任南京留守；5月英兵入藏；6月六国银行团成立；此年内，江西、湖南、广东、福建皆遭水灾，因此先生感叹“时事日非”。此词上阕回忆汉口陷落后诗人与战友离开“危城”的情形和战友分离，天各一方的悲痛心情；下阕则叙写诗人“浪迹天涯”和思念战友、思念故乡的情怀，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愤、苦闷。整首词“怀旧伤离”，言辞哀婉曲折，意蕴丰厚，而情调低徊悱恻，悲愁凄凉，一咏三叹，从中流露出一股浓郁的对家国、对战友的爱恋之情，真挚感人，使人读来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深深感染。
三
黄侃先生的词，在社会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一直受到后人的关注。近人叶恭绰的《广箧中词》、《全清词钞》和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皆选有先生多首词作；近几年出现的一些词的选本或鉴赏辞典，也有选录。
只要我们仔细翻阅一下黄侃先生的词作，就不难发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词风缠绵、婉约。研读先生词作可知，无论是其早年，还是其中、晚年的作品，皆恪守“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比较明显地受到婉约派词人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悲愁凄凉、缠绵婉约的词风。这种词风在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更能引起文人骚客们的共鸣。在先生现存的376首词中，有不少词就直接标着“和南唐中主（李璟）”，“拟南唐中主”，“和同叔（晏殊）”，“和晏几道韵（晏小山）”，“和耆卿（柳永）”，“和清真（周邦彦）”，“和美成韵”，“和清真韵”，“用清真韵”，“和白石（姜夔）”，“和白石韵”，“用白石韵”，“和梦窗（吴文英）”，“用梦窗韵”，“步碧山（王沂孙）韵”，“用碧山韵”等等字样，由此可见一斑。黄侃先生又于南唐李后主之词作研读最力，且颇有所得，因此其词的风格的形成受李后主的影响最大。而先生功力深厚，才华横溢，善于吸取各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以为己所用，这就使得其词作在艺术上更加出神入化，臻于完善。
其二，写真情实感，以情动人。黄侃先生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感情丰富的学者，故流动在其词作字里行间的是他那种平易自然、感人肺腑的真情，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无论是先生早期词作，还是中、晚年词作；无论是写给女友的词作、写给师友的词作，抑或是写给亲属的词作，怀念故国、家乡的词作，无不表现出词人深沉、浓郁的丰富感情。这从前面所举《转应曲》、《浣溪沙》、《西平乐》、《寿楼春》和《尉迟杯》等几首词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如果我们细细地咀嚼、品味，就会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忧愁，而悲痛，而感伤，而叹息，而落泪，而愤怒，而感奋……其三，黄侃先生的学问广博、精深，功力深厚、扎实；且文思敏捷，感情丰富，才华出众。故其词作不仅格律严谨，音韵谐调，语言隽永，极富文采；而且形象鲜明、生动，文笔自然流畅，用典贴切，恰到好处，耐人咀嚼，韵味无穷。这不仅从前面所举几首词可以看出，而且从其他几百首词中亦可见到。
黄侃先生词作的这些特点，是与其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别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以及特殊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认识和理解。黄侃先生的词作是他文学创作、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辛亥革命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与其学术文章，同于不朽”[119]。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作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值得我们重视、珍惜、继承和弘扬。当然，我们在学习时，对其中那些消极、不健康的东西应该认真辨别并予以剔除，而不应该妄自指责。
（《黄冈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拜伦《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三诗究竟为谁译？
1909年9月，苏曼殊编译的《拜伦诗选》由日本东京三秀社正式出版；不久，上海泰东书局亦翻印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外国翻译诗歌专集，计收英国诗人拜伦的《去国行》、《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和《哀希腊》五题凡42首，原文、译文对照。苏氏在书前《自序》中说：“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匈膈，濡笔译拜伦《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三篇。”序中明确地将拜伦《哀希腊》等三诗说成系自己所译。
然而，黄侃先生却曾自述此三诗为他所译。黄侃先生著有《纟隽秋华室说诗》一文，并被柳亚子收入《苏曼殊全集》第五册附录中。文中有一段记载说：“苏子谷作画，极萧疏淡远之致。偶作小诗，亦极凄婉。景仰拜伦之为人，好诵其诗。余居东夷日，适与（子谷）同寓舍，暇日辄翻拜伦诗以消遣。子谷之友汇刊为《潮音集》（此集于1911年出版），兹录《哀希腊》及《赞大海》二篇，愧不能如原意。然子谷云：‘无大违异处。’或不相绐也。《哀希腊》诗，马君武尝译为七言，今更译之，无一字相袭也。《哀希腊》诗凡十六章，章八句……《赞大海》诗六章，章十二句。其第五章为余杭（章太炎）译，盖原义深曲，译两日不成，余杭见而补之。”此文论画说诗，系黄侃先生在苏曼殊去世后为怀念故友而作，同时也隐含着为拜伦《哀希腊》等三诗为自己代苏曼殊所译，且已被苏氏收入译诗集中而辩证之意。它明确地为我们提供了此三诗的译者、翻译时间、翻译经过以及译诗的形式等情况。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是苏曼殊所译，还是黄侃翻译而苏氏将其收入集中，这便成了一段公案。历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以及许多研究苏曼殊的著作和文章，绝大多数沿用的是苏氏自序中的说法，而黄侃自述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在《苏曼殊全集》第五册附录中，收有柳无忌教授写的一篇长文——《苏曼殊及其友人》，其中有几句话对黄侃先生的说法加以否定和排斥：“……据他（指黄侃）在《纟隽秋华室说诗》内所讲，曼殊所译拜伦的《哀希腊》和《赞大海》，实际上是他所译；但我不能相信，大概是曼殊草稿而季刚为修饰罢了。”然柳文却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自然也没有做令人信服的论证。
钱基博先生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称：“（苏曼殊）旋以病起胸鬲，遄归将母，与黄侃同译《拜伦诗》；而意趣所寄，尤在《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三篇；则玄瑛与黄侃草创之，而章炳麟润色以成篇者也。”这段文字，显为折中苏、黄自述，以三诗为苏、黄共译。
拙意以为这三首诗的译者当是黄侃先生：
其一，黄侃先生的自述是可信的，应该受到重视。
第一，黄侃先生替他人“代笔”之事还有过。如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之《讨满洲檄文》，即为黄侃先生手笔。此文刊载于1907年4月《民报》增刊《天讨》，时以军政府名义刊布，并未署作者姓名。世人多以为章太炎先生手笔，实为黄侃先生“代”《民报》主笔章太炎先生所写。黄侃先生在《答平刚少黄诗》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中原豪士何纷蔼，冥鸿各免置罗害。僦屋皆依新小川，占名咸入同盟会。曾云行远宜高文，一篇民报张吾军。老师为事诚殷勤，二汪（原注：兆铭、东）刘（原注，师培）胡（原注，汉民）具策勋。同时我草驱胡檄，珷玞亦与璵璠群。”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是黄侃弟子，曾指出：这篇檄文，“张溥泉、刘禺生丈、汪旭初师均谓为先师手笔……刘禺生丈云：‘同时我草驱胡檄’即指《讨满州檄文》也”。另据黄侃先生之子黄念平在《忆父亲》文中说，其先父还代章太炎先生写过一篇《丁君墓表》。[120]
第二，我国古代、近代学者不看重署名问题是极普遍的，不少人在自己著作上署假名，或假托先贤之名，或署上朋友之名，尤其是代人所作——或幕僚代恩主，或学生代老师，或朋友相互代笔，自然皆署他人之名，其实例举不胜举。既然如此，黄侃将拜伦《哀希腊》等三诗译好后，让好友苏曼殊将其收入自己编译的集中出版（以致读者以为苏氏所译，而苏氏又以早逝而无法说明，致使黄侃的自述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三，黄侃先生与苏曼殊同过甘苦，共过患难，友谊甚笃。光绪三十三年（1907），苏曼殊前往日本，与留学日本的黄侃先生会于东京，同住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内，与章太炎先生相依。他们除一起编办《民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外，经常相聚共论经学、小学，亦时时相互赋诗唱和，甚为契合。次年之后，两人之间的酬唱、赠和及其他方面的交往就更广更多了。仅据《苏曼殊全集》第五册“附录”载，黄侃先生就写有赠、忆苏曼殊的诗5首。[121]两人之间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和友谊，而黄侃先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性情高傲的人——同黄侃共过事的人都深知，他最讨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怎么会自己没有翻译拜伦《哀希腊》等三诗，而硬要冒称是自己所译的呢？
总之，黄侃先生的自述是可信的。
其二，黄侃先生除译过拜伦《赞大海》、《去国行》和《哀希腊》三诗外，尚译过拜伦另外的诗。苏曼殊于1908年（戊申）曾编辑出版过《文学因缘》一书。此书是一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集，附录苏曼殊、盛唐山民译拜伦诗各一题。苏氏在书前“自序”中指出：“《留别雅典女郎》四章，则故友译自Byron（拜伦）集中。”苏氏“序”中所指“故友”为谁，没有说明。据《苏曼殊全集》第五册“附录”《苏和尚杂谈》（柳亚子）记载，“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顾悼秋《雪蝶上人轶事》后，附有‘曼殊上人遗诗’六首，后面还有案语，现为照录如下……此六首诗都不是曼殊做的，……后面四首见《文学因缘》，在曼殊自序中说明为故友所译，又在《天义报》第十五卷《文学因缘》广告上写着‘盛唐山民译《留别雅典女郎》诗四首’，当然也不是曼殊所译了”。由此可知，“故友”即“盛唐山民”。而查张静庐、李松年合撰的《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得知“盛唐山民”就是黄侃先生早年曾用笔名。[122]
黄侃先生所译《留别雅典女郎》诗四首，至迟译成于1908年，而且“译笔清秀高华，自然流转，情思婉娈，有六朝乐府风味”[123]。堪称大家手笔。根据黄侃自述及其他材料看，先生所译拜伦的另外几首诗也应当成于此译诗的同时或稍后。此时期的黄侃先生因为积极参与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政论文，曾遭清政府的通缉；他身处异邦，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思想上对拜伦诗中富于反抗，勇于斗争，追求自由、平等，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此正所谓“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124]。于是，借译拜伦之诗而抒发个人情怀，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既然黄侃先生在这之前或同时译过拜伦《留别雅典女郎》诗四首，那么，作为挚友，“代”苏曼殊译拜伦《赞大海》、《去国行》和《哀希腊》三诗，就更令人相信和具有说服力了。
其三，钱基博先生在前引《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固然持苏黄“同译”的折中意见，但毕竟亦明确肯定黄侃先生译过拜伦的《哀希腊》等三诗。这至少是黄侃曾译拜伦《哀希腊》等三诗的一个有力的旁证。
其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潘重规先生在整理黄侃先生文稿时，发现了拜伦《哀希腊》等三诗的译稿，经过考证、核实，写了《蕲春黄季刚先生译拜伦诗稿读后记》一文，肯定拜伦《哀希腊》等三诗为黄侃先生所译：“以余所藏先师季刚文稿观之，则先师《纟隽秋华室说诗》之语皆为纪实，译拜伦《哀希腊》、《赞大海》、《去国行》三篇，皆出先师手笔，惟《赞大海》第五章为太炎先生所译耳。”[125]潘重规先生介绍黄侃先生译拜伦诗文稿甚为具体：
先师译稿三篇，首篇题云：“代苏玄瑛译拜伦赞大海诗六章”，次篇题云：“代苏玄瑛译拜伦去国行十章”，三篇题云：“代苏玄瑛译拜伦哀希腊诗十六章”。首篇及三篇末且有识语云：
昔木华、张融并作海赋，以彼巨笔，赞咏大瀛，此土已难再遘矣！拜伦西土诗人，其论想类情，或殊华域；而瑰诡华妙，实可叹称。己酉春夏之交，与曼殊同依太炎，暇日译此，愧未能适合本意也。
拜伦此诗，悲丽深婉，所以哀怜振董亡国之民者至矣！桂林马君武尝译为七言，今更译之。侃注。
又《赞大海》诗第五章末有注云：“此章为太炎译。”
以上黄侃原译文稿“识语”中所记与黄侃后来所写《纟隽秋华室说诗》文中所说一一吻合，难怪潘重规先生感叹说，“凡此注文，均为确定译者及译述时期之重要资料，惜《曼殊全集》，《晚清文学丛钞》，收录译诗，皆遗佚未载，世遂有不知先师译诗之事者矣”[126]。
潘先生在其文后还附有黄侃先生原译拜伦诗《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留别雅典女郎》四题。今取黄侃原译稿与《苏曼殊全集》所载者比较，文字偶有变异，然相异者，或书写异体，或代以同声他字，或修辞微变；认真对照核实，不难看出，两稿确实如出一辙。因此亦可见潘文观点的可信。
其五，从两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和特点以及译诗的风格、特点来看，此三诗也应该为黄侃先生所译，而非苏曼殊所译。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苏曼殊和黄侃是两位奇才。苏曼殊（1884—1918），原名玄瑛，字子谷，曼殊乃其出家后的法号，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人。父亲是旅日侨商，生母系日本人。从小在国外长大，一生经历坎坷、奇特：早年倾向民族民主革命，但身世飘零，情绪不定，时僧（一生出过三次家）时俗；或壮怀激烈，或放浪不羁；或认真笔耕，或佯狂玩世。他多才多艺，工诗擅文，善绘画，并精通英、法、日、梵等诸种文字；不仅创作小说多种，而且翻译小说、诗歌等多种。苏氏“擅长清逸的小诗，轻快流丽，凄清明隽，不假雕饰”[127]；所“为诗……以七绝最为工”[128]；而他的“存世诗篇大都是七绝，清灵隽逸，独具风采”[129]；“其诗作哀艳感人，富有浪漫气息”[130]。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州（今黄冈市蕲春县）人。出身书香门第。黄侃先生既是民族民主革命家，又是一代国学大师，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但其文学成就一直为其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的成就所掩，至今尚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诗、词、文兼工，又是卓然有成的翻译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亦多有建树。黄侃先生有词400余首，诗1000余首，皆“隽永深醇”，尤其是他的“五言诗有晋、宋之遗”[131]；章太炎先生曾盛赞之曰：“文词淡雅，上法晋宋……并世固难得其比。”[132]黄侃“所写诗体较全。集中既有五言、七言古诗，又有五言、七言律诗，还有五言、七言绝句，五言排律等”[133]。在这些诗体中，他又于五言诗用力最勤，成就最大，是文学史家和学术界所公认的。
我们知道，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和《哀希腊》三诗，在翻译技巧上是很精湛的，既忠实于原文，又采用了民族化的手法，使译诗具有典雅高古的魏晋之风。除《赞大海》是用汉魏乐府的四言体译出之外，另几首都是用五言古诗体译出，包括《留别雅典女郎》四首译诗在内。五言诗体正是黄侃先生经常运用，最得心应手之体。相反，苏曼殊最擅长之体在七言绝句，在他遗存的约百首诗中，除个别篇章外，绝大多数是七绝；苏曼殊曾多次感叹：“甚矣，译事之难也！”[134]译事难，“况诗歌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135]既然如此，苏曼殊怎么会舍弃自己最擅长的七言绝句体而用自己所不擅长的五言古诗体去翻译拜伦的洋洋大著呢？[136]
而将《赞大海》、《去国行》和《哀希腊》三首译诗拿来与黄侃的另一首译诗《留别雅典女郎》稍加比较，就可看出，它们的译风基本相同，都具古雅之风，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另外，有学者指出：拜伦的这几首译诗多用“古奥生僻的字眼”[137]，更有学者认为：这些译诗“只可作为说文一类的小学书读罢”[138]。这话虽有些偏颇，但却有力地为我们做了证明：这三首诗应为黄侃所译。黄侃先生是文字、音韵、训诂学家，他秉承师训（黄侃为章太炎的高足），所追慕的是那种格调高古典雅的魏晋文风，故遣词造句都比较古雅、奥僻。这一特点不仅过去多有学者指出，而且可以从黄侃创作的大量诗、词、文中明显地看到。而苏曼殊则不同，由于其身世、经历的奇特，长期生活在国外，是一个浪漫型的诗人，为诗清灵隽逸，柔美绵缠，且具有欧化倾向。从他的另外几首译诗看，亦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和色彩。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期内舍弃自己原有的风格而用一种自己还不太熟悉的风格译出如此格调高古的作品来。
很明显，以上关于两人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以及二人译诗风格、特点的比较，应是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拜伦《哀希腊》等三诗应为黄侃所译，而不是苏曼殊所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用五言古体诗翻译拜伦的《去国行》、《哀希腊》和用四言乐府体翻译拜伦诗《赞大海》的人，是黄侃先生，而不是苏曼殊。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事实已经被掩盖了80余年。为了深化对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应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来辩证此事，丝毫没有贬低苏曼殊的意思；苏曼殊作为近代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也不会因此而受损，影响他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