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1939年）宗教学者，江苏丹阳人。早年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
近代中国学者，很少有像马相伯那样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读书历程。他幼年熟读传统经籍，青少年长期攻读神学和自然科学，20世纪初又接触新文化。马相伯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读书很有成就。
他对数学饶有兴趣，写了一百二十多卷笔记
马相伯五岁时入故乡的私塾读书。那时的私塾老师只教识字句读的方法，只教字音，不讲字义，一般儿童只是像唱山歌般跟着老师莫名其妙地哇哇诵读。这是中国旧教育的传统方法，很难启发学童的心智。从小好动且富有好奇心的马相伯，看到新奇的事情便要问长问短，非要弄个明白。有一次，他跑到外面拼命地追赶月亮，终是徒劳。又有一次，他登楼开窗，拿了一根竹竿想去敲月亮。他曾向师长提出了许多关于月亮的疑问，如月亮是活的吗？月亮生在哪里？到了每月的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日，又要问为什么月亮只剩了半个？还有半个哪里去了？然而，他的这些问题十有八九都遭到师长的训斥，或者是被胡乱敷衍过去。
他入学先读天主教经典，到了九岁，开始读儒家书籍。老师是一个经学家，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一次，老师讲一篇八股文时，说这篇八股文曾为嘉庆皇帝所赏识，要以此文为楷模。他好奇地问：“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吗？”老师大骂：“胡说！皇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何况八股！”他却不服气，因为当时还年轻，并不把一般士大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圣明”的天子视为特别，只觉得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童言无忌，所以才敢提出那样的问题。
他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一个可以满足求知欲望的良师，便想到别的地方去访求。一个冬天的晚上，十二岁的马相伯瞒着父母，仅带了几十个制钱，独自乘一只小船航行了十天，从镇江来到了上海，去新式学堂——徐汇公学报名读书。
当时的新式学堂都是外国教会开办的，充斥着浓郁的宗教气氛，但也注重学习科学知识。在那里，他接触到若干自然科学、法文、拉丁文，其中对于数学尤感兴趣。在初学代数、几何、三角时颇觉艰苦，便在课余常到土山湾（徐家汇）藏书楼的线装书中去翻寻中国古代的数学，用于参考对比，深化自己的理解。最初，他看见外国书上的开方、勾股等不甚明了，查考了中国古算术中的开方，看到有什么“赤方”、“王方”等算法，始恍然大悟。在研究数学时，他偶有心得或新的发现，常记之于册，后来竟积至一百二十多卷，他把这些笔记拟了一个书名《度数大全》，可惜后来都散佚了。马相伯回忆当年读书的情形说：“我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
马相伯不但沉醉于西方学术，对国文也颇有研究。他说：“中国人太不讲求解释，不但意图囫囵吞，字句也是囫囵吞。中国的伦理学实在太不讲究了，只偏重行为一方面，往往有了很好的意思，不求甚解，不想发挥。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道，竟值得一死？又如‘无我’二字，‘我’字做什么解释？像这样囫囵吞枣的说法，还能阐明学问么？外国人不厌其解，外国人最好的是‘界说’，时人译做‘定义’，凡界内的必须解释清楚，界外的也要加以说明，此之谓界说。中国人不讲求界说，更不讲求逻辑；因此中国的伦理学也就太混统，说不出究竟。”因为马相伯国文基础好，学校便聘他为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国文及经学。他一面当学生，一面做教员，学业比以前更有进步了。在徐汇公学，他一共读了八年书，获得文学科及宗教科的奖赏。
马相伯入徐汇公学学习普通科学十年，二十岁起进高等专科学习，二十五岁在耶稣会初学院研究中国文学及拉丁文学，至三十一岁得神学博士学位，才正式告别学校的读书生涯。到了书中关节无法转变时，也要请神仙前来救急
因为书读得多了，马相伯对于所读的书，就能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古文，《左氏春秋》是第一本好书。它的好处在于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犹如天衣无缝；有时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妙语连珠。此种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被视为宗匠，即使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臬，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继承下来。太史公的文字实在是得左氏的薪传，不过左氏之文，只是所谓“记言”、“记事”之文，而太史公则进了一步，他的《史记》不独记言记事，并且常常出以己见。左氏与司马迁之文与李杜之诗，真是百读不厌。李太白天马行空般的天才，是学不来的。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但他的性格却与李不同，他常怀拯物济世之志，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推敲句句锤炼，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马相伯在读古书时还谈到，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杜赋却是一无可取！这也是因熟读杜甫，对杜甫有一个完整认识，才能获得如此真知灼见。杜甫诗因为源自生活，有广阔的素材源泉；而他的文赋，几乎都是与达官贵人的应酬之作。中国的应用文，实在有许多缺点，而篇章的结构，更是不好。比如苏东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数的杰作，但它们都是有头无尾，论而不断，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数行颂圣的文字草草了事！马相伯认为这不是中国文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的环境限制了它。中国的小说有一种共同的毛病，就是它们不知道小说的叙述，只是截取人生之历程或社会某部之一段加以描写，使读者于这一精彩的断面可以窥得人生社会的缩影或轮廓。还有一种大毛病，就是小说家到了书中的关节无法转变时，就如同打了结解不开时，便用神仙来救一下急，好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西厢记》等都不能免。
马相伯曾想在传统经学上用一番功夫，但翻了翻经学的旧注解，发现极为繁琐，如《诗经》上的“采采卷耳”四个字，就足足地写了三卷书，然而这些注疏只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而把人弄得头昏眼花。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他毅然决然地断了研究经学注疏的念头。
他认为中国人受经学的毒害实在很深：一是冬烘头脑，一是欺饰心理。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清道光皇帝是很简朴的。有一次，皇帝的套裤膝头处破了，他不愿做新的，把两只破套裤送给内务府织造局，叫他们把破的地方织补一下。织造局遵命把两只套裤破处织补了两个形似月亮的团块，并以补月亮名之，这一织补报销用银五十两。道光皇帝虽然节俭，但生在深官，不知民间的生活费用，自然对于这种报销也就信之不疑。后来皇帝看到一个大学士的套裤上也打了两个月亮团案，问花了多少银子。这个大学士很觉狼狈，怕说少了令内务府的人难堪，便尽量夸大了数目答。当皇帝得知仅花了二十两银钱时很是惊讶，问：为什么这样便宜？马相伯讲完了故事后说：“道光皇帝的故事，原来只是专制皇帝身处深宫内的必然结果，还不能算是什么冬烘头脑，而那个大学士的回答则表示中国的经学所造就的士大夫之说谎的习惯。”
马相伯爱读旧体诗，尤推重杜甫，读《杜工部集》，常爱不释手。他说：“杜甫的诗可算无奇不有，而他的描写天才更是独步千古。他的这种技术实在妙不可言！比如他的赞马的诗，把马的状貌神态都一一描写入微，尤在能把一匹千里马的奇特的地方，提要钩玄地烘托出来，并且所描写的马各各不同。”如《重马》、《房兵曹胡马》、《瘦马行》等篇诗句，“杜甫的作品，命意、布局、造句处处都登峰造极，其描写天才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我从前每读他的集子，总是不忍释手。”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少年马相伯读法国通史，当看到课本中有对中国所下的评语，讥讽我们的民族没有资格生活在世界上、呼吸天地间的空气时，激起了他的愤怒。十八岁时，法国领事署欲聘他做秘书，被他拒绝了：“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法国领事只得作罢。他后来说：“洋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切不可自卑自辱，对他们奴颜婢膝，要有民族自尊感，要有维持国家民族尊严的反抗精神。应该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压倒他们，才称得起中华儿女。”年轻时马相伯曾认真研究过古罗马大哲学家西塞罗的演说学。他在中国驻东京公使馆任参赞时，因发表一篇外交演说，获得了“中国第一大演说家”的称号。他的演说从不预备底稿，能随机应变，触景取材，靠着平时读书所积累的丰富知识，每次都讲得有声有色，抓住听众的心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留日学生发生学潮，五十七岁的马相伯重渡日本，进行调解。这次演说很是沉痛，他告诫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当时三十三岁的梁启超聆听了马相伯的演说，记录了这次演说词，并将其作为谒见马相伯的礼物。马相伯演说临时自由发挥，听众要做笔记，很不容易。但他看了梁的那篇记录稿，大为赞扬。此后常对人说：“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