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丐尊（1886～1946年）教育家、编辑学家。浙江上虞人。留日。长期在中学任教。主编《中学生》、《一般》杂志。1926年始专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著有《平屋杂文》。译作有《爱的教育》、《近代日本小说集》
夏丐尊从未在政府衙门任过一官半职，他一生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和杂志编辑，是一位学者型作家。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夏丐尊在杭州浙江省立师范学堂任国文教员，与鲁迅共事。“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毛泽东共事，很受毛泽东的尊重。
夏丐尊虽然是个旧教育工作者，但他就教育谈读书，在青少年杂志上谈读书，对读书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新的方法。
“我最感到快悦的，是加盖自己的藏书钤记”
夏丐尊从小爱好读书。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就是书。”早在辛亥革命后，他在做学校舍监时，很注意读一些有关道德修养和青年教育的论著，甚至还读了宋元明三朝的理学书籍。凡是有关教育学生的书，都设法取来认真阅读。这样他积累了很多的书，随着时光的延续，他的藏书越来越多。
夏丐尊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向图书馆借书，而是喜欢买书、藏书。他采购的书籍类目极广，有宗教、艺术、生物、哲学，但最多的却是各国文学名著译本和中国古今诗文集。他购置图书只是讲究应用性强和阅读便利，因而并不在乎版本的稀罕和它的历史价值。在他的藏书室里，几乎找不到一部当时被藏书家视为善本的珍籍。
夏丐尊经常购书，天南海北，每到一处就逛各种书铺，寻找喜爱的书籍。他买到书后，首先就是加盖自己的藏书钤记。他说：这是“我最感到快悦的时候”。当这些书有条不紊地安放在固定的书架上时，夏丐尊就眯着眼观赏。后来他著文叙说此时此刻的欢愉心情：“我常自比为古时候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书，比诸列屋而居的宫女。”
有人喜欢买书，但买书的目的不同，有的是为了装潢门面，迎浪头赶时髦，跟着他人的感觉、评论走；也有的读书不求甚解，讲究趣味，浅尝辄止。这都属于盲目无计划地阅读，以至事倍功半，得益甚浅。夏丐尊喜欢读书，他从长期读书生涯里，养成适合自己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读书的时候，常把我所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即用红铅笔画粗粗的线。”
当然，成功的读书还在于成功的用书。夏丐尊学以致用，读书所增进的知识就用来编辑和著译。1920年，夏丐尊得到日译本和英译本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Coure》（考莱）。他反复地读了多遍，边读边译，边译边读。后来他回忆说，我是掉了三个日夜的眼泪才读完它的。他将这部书取名为《爱的教育》。每翻译一节，由朱自清审读后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在黑板报写几个字：是夏丐尊，不是夏丐尊
夏丐尊很重视学生读书。
他自1905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在浙江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校讲授国文课。在教学中，他发现学生读书受到传统的读书观念影响，通常有两个误区：一是把读书视为高尚风雅的事情；二是把书作为接受文化的唯一载体。而此中还有一个通常被忽视而又不得不注意的事，那就是许多人读书不求甚解，以至读半边字音，读白字。
读书，首先还得识字，读字。
有一个故事：每当新学期开始，他走上讲台，就先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夏丐尊，不是夏丐尊！是教书先生，不是叫化子。”因为有些书报一而再、再而三将其名字误刊为“丐尊”。
读准了字，就可以多读些课外书了。
1943年，在上海沦陷区，五十八岁的夏丐尊为求温饱和生存，应聘屈就在私立南屏女中教国文。他教书认真，要求学生严格，而对他们的观察又是细致入微。他曾说：“女学生的优点是，一般的比较用功，缺点往往是喜欢死抠书本，知识面不广。”因而鼓励她们应多读些课外读物，学校图书馆的书满足不了，他就把自己的藏书送来给她们挑选、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还时时指导她们如何读才能有收效，才能提高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他说，读书并不轻松，认真的读书，是要有毅力的。因此他提出精读离不开毅力和意志。他经常说，当你选择了一部书后，须定了时间好好地读。“用不着计较时间的长短，把自己喜欢读的书永久地读。”
有一次，夏丐尊从家中带来一部线装《淮南子》给学生陈仁慧阅读，还特地指定书里一批文章要她精读。陈却对传统文化书籍冷漠，觉得不像读小说那么有趣味。几天之后当夏丐尊查问她阅读进度和收获时，她竟然瞠目不知所对。这时，从来待人和善的夏丐尊有点生气了，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做学问，要锲而不舍才行呵！”
“一书到手，最好先读序，次看目录”
因为读书多、知识广，夏丐尊对书的功用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他经常就自己的读书实践向他人介绍。
1935年12月，南京教育部聘请时任《中学生》主编的夏丐尊为中国国语课教育讲学，不久他又应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向全国中学生作《阅读什么》专题讲座。当时，社会上风行的仍是十年前梁启超、胡适等名流为青年学生所开的“必读书目”，以为这才是正规读书法，否则就是“野路子”。经常与青年人有文字交往的夏丐尊，通过编辑了五年的《中学生》，认识到时代在变化，出版事业也在作日新月异的变革，仅仅根据过去的书目按图索骥地寻找、阅读，只能造就书呆子，而不能解决学习根本问题的。他说，读书不能脱离生活，应该是“把读书和生活两件事联成一气，打成一片”；好的书籍“乃是培养生活上知识技能的工具”。
以实际生活为起点，根据自己需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夏丐尊说，每个人要阅读的书通常只有三种：一关于自己职务的；二参考用的；三关于趣味或修养的。他认为其中提到的用“参考书是因为有了题目才发生的”。如果没有定题，“学校图书馆虽藏着许多的书，诸君自己虽买有许多的书，也毫无用处。”要参考的书浩如烟海。因此选择主要和必读参考书尤见重要。他说，“在到图书馆去寻找参考书以前，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所想参考的题目是什么？”“有了题目，不知道找什么书好，这是可以问教师、问朋友查书目的，最怕的是连题目都没有。”
要选定一个好题目是不容易的。
夏丐尊还说，读书要有专题，那就是要懂点目录学知识，通过目录学就可以较好地使用参考书。他说：“无论全读或略读，一书到手，最好先读序，次看目录。了解该书的组织，知道有若干篇、若干卷、若干分目，然后再去翻阅全书，明白其大概的体式，择要去读。”后来，他在南京就《这样阅读》作专题报告时就此作了详细叙说。他说：“比如对于汉武帝扩展疆土的题目，想知道详细情形，要去翻《史记》、《汉书》；还得先翻目录，通过目录中的本纪、列传、表、书等项目，就可知其大概了。”为了介绍目录学的功能，为读书人打开知识之门径，他还列举了研读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要多知道些详细情形，你可到图书馆去找书来看，假定你找到了一本陈兼善著的《进化论纲要》，你可先阅序文，看这部书是讲什么的，再查目录，看里面有些什么项目，你目前所参考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节或一章，但这全书的概括知识，于你是很有用处的。”夏丐尊与叶圣陶合著《文心》中，在谈及类书编排方法时，又再次讲到查书，“你不妨到学校的图书室里去，见有什么类书，就看它的编排体例，这样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就可以翻查了。”这些话看起来平淡、朴素，然而却是大文人从自身博览群书的经验之谈。
早在1931年，他针对当时流行的读书不喜欢读基本之书，而好高骛远地读大部学术专著的弊端，对中学生说：“我敢奉劝大家，先读些中国关于哲学的原书，再去读哲学史；先读些诗集、词集，再去读文学史；先读些古代历史书籍，再去读《古史辨》。万一必不得已，也应一壁读哲学史、文学史，一壁读原书，以求知识的充实。钱索子原是用以串零零碎碎的小钱的，如果你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穿的许多小钱，那么你该反其道而行之，去找寻许多的小钱来串才是。”他将《论语》、《春秋》、《诗经》、《礼记》比喻为一些有孔的小钱，哲学史的《孔子》一节，即是把这些小钱贯串起来的钱索子。他还以阅读杜甫诗集为例，指出如果经常翻翻杜甫传记、年谱以及他人诗话里对于杜诗的评价，那就更能强化对杜甫诗作的理解。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