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即现今波兰的肯琴镇，在此地不远处有一个钢筋混凝土工事，隐匿于密林深处。如今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身处波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荒僻地带，距离当时的权力中心是如此遥远。但是，如果将时间倒回1941年的秋天，你就会发现：这里曾是一座指挥中心，而它的主人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权倾一时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士兵们守卫在布列塔尼的海滩上和乌克兰的麦田里。大约有一亿欧洲人，在数月之前还有着自己的祖国，如今则都被希特勒所统治。在波兰，最为惨绝人寰的种族清洗已经启动。希特勒泯灭了人性，他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密谋，下令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希特勒在这座工事里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触及了所有人的生活，也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当然，是使其更糟糕了。
德国是一个地处欧洲中心地带的文明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允许希特勒这样一个人和纳粹党登上权力的顶峰？如我们所知，纳粹对世界造成了无尽的破坏与苦痛，但希特勒竟然在1933年能够以合法身份担任德国总理，这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关于纳粹党如何登上权力宝座这一话题，有种较为普遍的解释是通过分析希特勒的性格。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的个性被如此长篇累牍地分析，关于希特勒的传记大约是丘吉尔的两倍之多。纳粹自身也极其推崇传记，他们希望以此来分析总结自身的成功。在纳粹党内部，希特勒的信徒们认为他不是凡人，而是超人。时任第三帝国司法部长的汉斯·弗朗克在1936年说：“希特勒是孤独的，上帝也是孤独的，希特勒就好似上帝。”[1]而一位热衷炒作、名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则进一步补充道：“希特勒与耶稣相比，大约只有一两处不同——希特勒是如此高大，从而无法跟耶稣的俊美相比。”[2]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幼儿园每天都要诵读有关希特勒的语训：“亲爱的元首，我们热爱你就像热爱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属于父母，所以我们也属于你，我们对你有无尽的热爱和信任，噢，我们的元首！”[3]
这也是对纳粹执掌权力的解释，其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希望整个世界都如此认为。（在阅读了《我的奋斗》之后，他曾问希特勒：“书中的这个人是谁？简直是半人半神！简直是耶稣下凡，或是圣约翰再世！”[4]）在纳粹自身的历史版本中，其信徒将希特勒视作天命之主，他执掌德国就如同两千多年前耶稣来拯救整个世界一样，这两者的职责完全一致，早早都由他们的超人天命所定。在如今，这种解释虽然很少能达到这种极端，但依然被业界的很多人所承认，他们认为正是靠着这种“神化”，纳粹党才得以登上权力宝座。这种观点满足了很多人把过去简单化理解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那些“伟人”的故事，认为这些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世界操纵于股掌之上。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纳粹党是如何掌权的？而我认为，以上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
纳粹党参加了1928年5月的德国大选，当时，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党首已经有七年之久。广大德国人直到此刻才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见识他超人般的品性，并陷入他的催眠魔咒。但是，在那次大选中，纳粹党仅得到了2.6%的选票。在帝国1927年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有一段对纳粹党比较敏感的评判，它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纳粹党对广大民众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5]由此可见，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对民众产生催眠或准上帝般的影响。当然，希特勒个人也绝非一般人物，他在很多事件上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但是，光凭希特勒本人的性格特点这一条论据，还不足以解释纳粹党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真实的情况是：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也会受到当时所处环境的牵制。只要有了其他人的合作、示弱、误判和容忍，不管希特勒是谁，纳粹党都可以掌权。事实上，如果没有那次撼动世界的危机，纳粹党在一开始可能都不会成立。
随着德国的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宣告结束，德国军队中的一些战士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位叫赫伯特·里希特的德国老兵说道：“我们对此实在难以理解，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被击败。前线的部队并没有感觉自己在败退，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快就停战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匆匆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时我们仍然站在敌方的领土之上，我们认为这一切都太奇怪了。”谈及自己和同伴们当时的感受时，赫伯特·里希特记忆犹新：“我们对此非常愤怒，因为我们并没有感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种愤怒的情绪产生了危险的后果。有些人开始怨天尤人，对停战的局势也产生了怀疑。“背后捅刀子”的阴谋论也在四处蔓延，一些战士认为，他们在战场上不惜献出生命，而别人却在后方背叛了他们。“别人”到底是谁？——他们是左翼的政客，他们在1918年11月签署了耻辱的停战协议，因此也被人称作“十一月罪人”。1918年末，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了民主进程，对这些政客来说，继续战争并不符合他们的规划，也就是说，德国必须要输掉战争。但是，很多参战的士兵们并不认同政客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战败的局面使得德国颜面尽失，带来的结果只有耻辱。
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这种背叛式的阴谋论在复员战士和右翼民众当中尤为盛行，1919年，在其首府慕尼黑就爆发了政治骚乱。社会学家库尔特·艾斯纳在2月份被刺杀，这导致了议会共和国，直至最终1919年4月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那年春天，社会上充斥着暴力与动荡，由政府支持的武装雇佣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右翼军事力量，他们在5月1日至2日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一事件也表明，在这个传统、保守的地区，很多人对共产主义心存恐惧。在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都有这样一句话：“世界革命万岁！”这些话语让右翼势力抓狂且大开杀戒，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只有反对共产主义极端政党才能够生存下去。
慕尼黑共和国为什么对右翼的观念产生了如此持续的影响，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左翼阵营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加深了对犹太人的偏见，认为正是这些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当今这样一个局面。一时间谣言四起，有的说犹太人怎样在战争中逃避责任，有的说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政府中的犹太人如何虚与委蛇，促成签署了耻辱的停战协议。甚至到了现在，这些谣言仍在继续，认为德国的犹太人出卖了国家，这一行径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的世界阴谋行动的一部分。
这些谣言充满了偏见，同时又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德国实际生活的犹太人少得可怜。在1933年6月，在德国的犹太人仅有50.3万，占总人口的0.76%。此外，与诸如波兰这样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们相对已经被社会所同化。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反而被德国的反犹人士所利用，他们妖魔化了犹太人的形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右翼势力所厌恶的任何东西最后都归咎到犹太人身上。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说道：“在政治上，多数人确实很容易聚焦于犹太人，犹太人被贴上了种种不好的标签，比如左翼政治、剥削资本主义、先锋实验文化、宗教世俗化，这一切都使政治光谱中的保守势力感到不安。犹太人成了理想的政治专门用语。”
几百年来，德国的犹太人深受偏见所害，他们在很多生活领域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直到19世纪后半叶，他们才获准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反犹情绪依然十分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欧根·列维涅的德国犹太人在柏林长大，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还是一个孩子的他就感受到了生活的苦痛。在他还是四五岁的时候，他常常和那些非犹太人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但是，这些孩子们的兄长一旦回家看到这种场景时，就会对他怒斥：“肮脏的小犹太人，别在这玩，快滚！”欧根·列维涅说：“这些小伙伴们看到这种场景也很难受，但是这些人长大以后，也会一边倒地反犹太人。有一次，一个大孩子将我痛打了一顿，而我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除了这些苦痛的回忆之外，他还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任何一所新学校，第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总有人会过来找你的麻烦，因为你是犹太人，他们想知道你的身体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们会不断地挑衅你。在还击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赢，但如果你赢了，他们基本就会孤立你了。”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犹太人，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惹祸上身。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认为德国是唯一一个反犹太人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让人悲伤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多犹太人从波兰、苏联逃到了德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此前居住地的反犹情绪。与德国此前的犹太人相比，这些“东部来的犹太人”较难融入当地社会，也因此遭受了更多的偏见与歧视。纳粹党卫军军官贝恩德·林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德国长大，他的父亲曾开了一间杂货店，店里会有“东部来的犹太人”过来买东西，他的反犹情绪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生的。“我们有很多犹太顾客，在店里他们相当随意，但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就那些居住时间较长的犹太人来说，我们同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那些从东部来的犹太人则和他们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人进了商店之后从不和当地的犹太人多啰唆，他们在店里的行为增加了我对他们的厌恶程度。”贝恩德·林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朝犹太人扔鞭炮，此外还和同学们朝犹太人的信箱中塞入伪造的前往耶路撒冷的单程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弗里多林·冯·斯鲍恩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加入自由军团了。和贝恩德·林一样，他也支持纳粹党并且厌恶犹太人，他说：“如果这些犹太人能带来一些好东西，那倒也罢了，但是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在赚了大钱的时候就宣布破产，然后带着满口袋的钱溜之大吉。因此，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反感犹太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斯鲍恩还不无讽刺地补充道：“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我与很多犹太人打过交道，他们当中甚至包括孩子，我本人对这些犹太人有着一种厌恶之情。他们当中的所有人没有一个能成为我的朋友，为什么？我认为原因不在于我。我没有刻意做什么事来针对他们，我发现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利用我，这使得我非常气恼。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刻意要讨厌犹太人，只不过他们的确不讨喜。”
对于这些情况，欧根·列维涅的反应非常直接，他说：“如果两个人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假设这个人是犹太人，你肯定会说，噢，那一点也不奇怪，残忍的犹太人；但假设这个人是英国人，你可能会说，噢，那太奇怪了，这根本不像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关于这种区别对待的故事还有很多。反犹人士还会说，为什么我们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弄沉了‘泰坦尼克’。犹太人则会辩解，这种指责实在是太荒谬了，‘泰坦尼克’是撞到冰山后才沉没的。反犹人士则会接着补充一句，艾斯伯格、格林伯格、戈德伯格，你们犹太人都是一路货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9月12日，一名三十岁年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陆军下士，走入了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斯特恩内克啤酒馆的一次聚会现场。希特勒此行来观察这个政党，是领受了迈尔上尉的命令——迈尔是陆军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新闻宣传负责人。在当时的会场上，希特勒对一位发言者产生了兴趣，此人当时正在发表演讲，号召巴伐利亚脱离德国，言辞生动、慷慨激昂。这个人就是安东·德雷克斯勒，他曾是一名锁匠，就在九个月前他创立了右翼政党。在见到希特勒之后，他立即鼓动希特勒加入该党。
那一夜，在斯特恩内克啤酒馆，希特勒并不知道自己将会改变历史。在三十岁之前的生涯中，他寂寂无名，被别人称作怪人。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在学校中是差等生，在维也纳遭遇挫折，美术学院拒绝录用他，他唯一的成功之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名士兵，因为自己的英勇而赢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有关斯特恩内克啤酒馆那次集会之前的希特勒的个人信息并不是很多，较为集中的就是他在1924年开始撰写的《我的奋斗》里谈及的生活。在这本书中，他谈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游历维也纳时的感受：“我开始接触了一些犹太人，我和他们接触得越多，就越觉得他们在人群中是那样的刺眼……但凡谈及污秽、挥霍，都会涉及犹太人，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文化领域，有无一方彻底与犹太人无关的净土？”这些类似的语句被认作希特勒反犹情绪的最初体现。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布丽奇特·哈曼博士最近完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是有关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的生活的。她记录了一些希特勒在维也纳接触的一些人的细节，当时他们住在旅馆中，有一些登记信息得以保留。通过研究，哈曼博士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她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展现的维也纳的生活并不符合实际，希特勒自称是在维也纳成为反犹者，但是你只要仔细看看这些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情况刚好相反，他当时和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都是好朋友。他们当中，有一同住在旅馆的同伴，也有代理他画作的老板。”哈曼博士通过研究发现：那些在维也纳与希特勒保持良好关系的犹太人，并不认为他在1913年之前的那段时期有任何反犹情绪，相反，希特勒很愿意将画作卖给犹太代理商，“因为他们喜欢冒险”[6]。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表明，希特勒的真实情况与他本人想传递给我们的情况并不相符，同其他人一样，他也会向现实状况低头。根据哈曼的研究成果，在维也纳，希特勒“没有滋生事端，可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画作，他是一个正常的、无害的人”。事实上，将这个“无害的人”真正改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它也使德国的其他地区深受创伤。哈曼认为，在维也纳的生活结束之后，希特勒为了适应周围新的环境，他想起了针对犹太人的黑暗预言，并将它们四处传播。
在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哲学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剽窃”。大多数时候，他在辩论中直接照抄别人。但是，也许他知道，一个“伟人”不应该剽窃别人的思想，由此，他刻意把自己反犹太人的根源放在了维也纳时期，而不是1918年至1919年。
希特勒篡改了自己的早期生活，在他出名之后，他急于向世人证明：他是德国工人党最早期的成员之一，是排名第七的人物。很多前纳粹党成员在和我交谈时都谈及了希特勒是德国工人党第七号人物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为自己的元首在一开始就塑造了初级阶段的纳粹党而感到自豪。但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1940年1月，安东·德雷克斯勒在一封信中向希特勒抗议道：“我的元首，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根本不是工人党的第七号人物，你最多算是委员会中负责宣传的第七号成员。几年前，我在一次聚会中被迫道出实情，你的第一张写有许斯勒和我本人签名的党籍卡是伪造的，我们将编号555改成了编号7……我们有必要告诉后世子孙关于历史的真相。”[7]
尽管如此，但在1919年，希特勒发现了自己的天赋，那就是在公开场合演讲的才能。他开始凭借这一特长来大肆鼓动宣传，工人党愈发体现出“极右翼”的特点，也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最早的一批党员中有一个叫恩斯特·罗姆的人，他曾是一名德国陆军上尉，他迅速地意识到了希特勒具有煽动民众的长处。罗姆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他说：“既然我不成熟又不是善类，那么，与一板一眼的规矩相比，战争和暴动显然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8]希特勒的工人党正好可以利用像罗姆这样的暴徒。罗姆曾经说道：“残暴是一种让人敬畏的行为，民众需要有所敬畏，他们需要某些人来震慑他们，让他们俯首听命。”[9]
在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成为该党最为宝贵的财富。他的演讲吸引了新的党员，他的性格又促进了该党的壮大。1920年2月，该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1921年8月，在经过了一次党内的权力斗争之后，希特勒取得了胜利，他成了党内绝对的统治者。从一开始，这个政党就没有多少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做情感承诺，丢弃民主，大肆鼓吹革命。赫尔曼·戈林在后来就曾说：“我加入纳粹党并不是因为什么虚无的意识形态愿景，而是因为我就是一名革命者。”[10]纳粹党的目标随后变得愈发直白——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针对德国所犯的错误，惩治其中的罪人，“抹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南部政坛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小型右翼团体，单纯从整体政策上来看，纳粹党与这些团体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纳粹党于1920年2月24日出台了第一项行动计划，具体内容是一个大杂烩，一方面含糊其词地要在经济方面保护中产阶级和小型商业，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单就这些内容来看，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在其出台的行动计划中，它的执行力度还不如当时其他的右翼团体来得深入。“德国保护与反抗联盟”的报纸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绝对有必要杀死犹太人。”[11]还有其他的小册子这样写道：“我们究竟该怎样对付犹太人？不要听信那些非暴力的口号，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将那些犹太人驱逐出去。”[12]
同它的理念一样，年轻的纳粹党所采用的标识也不是什么原创，这种十字图案此前在德国的很多右翼团体中就已经被广泛使用。纳粹党卫军后来所用的骷髅旗，也早就被德国骑兵队在之前使用过；甚至举手礼也是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
尽管如此，纳粹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尽管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但纳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殊的暴力运动。1921年，该党的“体育运动部”启动了“风暴行动”，以此来保护纳粹的集会并干扰对手党派的聚会。随后，纳粹的“风暴军”和其他政党的信徒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状况成为当时德国政坛的一个显著特征，局面一直持续到1933年。
纳粹党一直鼓吹自身是德国的救世主，他们认为，自身的命运如何，要看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有多深重。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满目疮痍中诞生，也只有在一种政治动荡的氛围下才能够发展壮大。因此，当一场由法国引发的新的危机袭来之时，纳粹党从中大大受益。法国对德国无力赔款一事大为恼火，于是在1923年初派出军队占领了鲁尔。对于德国来说，它已经因为1918年11月的停战协议以及《凡尔赛条约》的强加条款而感到颜面尽失，而法国的这一行径对它来说无疑是更大的一次羞辱。法国军队的占领行动使德国人的羞耻感变得更加沉重。后来担任“德国少女联盟”（BDM，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女性分支组织）领头人的尤塔·吕迪格曾说道：“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法国的铁腕手段统治，也许他们只是想要复仇，我对复仇这种情绪一无所知。”参照纳粹后来的残暴行径，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讽刺，但是吕迪格又说道：“法国人还是稍稍有一些不同的性格，对吧？我想也许是有一些轻微的施虐癖。”
作为法国侵占鲁尔的亲历者，贝恩德·林当时只有五岁。当法国的军队喧嚣而过的时候，他站在祖父门前的小道上，穿着孩童的军装，手上还拿着一把玩具枪。“我刚一转身，一个法国人就上前抢走了我的枪，很明显，他要拿走这把枪给他的孩子玩，我当时伤心极了。”贝恩德·林，一个曾被法国士兵抢走玩具枪的小男孩，后来成了纳粹党卫军上校。
在发生鲁尔危机的同时，德国还正遭受着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1920年首次与希特勒见面的埃米尔·克莱因说：“在经济崩溃的时候，我曾花了四十亿马克买了一个香肠卷。这样的烂摊子从反面促进了希特勒的运动，帮助纳粹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人们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随后他们就认为此时需要一个强人来力挽狂澜，结果是，关于强人的这些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所谓的民主什么事也干不了。”
在法国出兵侵占鲁尔和国内经济崩溃双重打击之下的政治危机之中，右翼的巴伐利亚当局和柏林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政府产生了冲突。柏林的中央政府试图让巴伐利亚当局审查纳粹党媒《人民观察家报》对古斯塔夫本人及其政府的抨击。但是，巴伐利亚新任的州长卡尔拒绝了这一要求，当地的军事长官冯·洛索将军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在这种内部冲突的环境之下，希特勒试图操纵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卡尔和冯·洛索都会发言。希特勒号召通过政变来推翻中央政府。政变队伍于第二天早晨开始集结，以此来向柏林施压。埃米尔·克莱因也参加了纳粹的游行队伍，与他同行的还有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他一脸神往：“我们当时一路勇往直前，队伍到达了马克西米里安大街，当我来到巴伐利亚旧王宫街角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前方的枪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支持巴伐利亚当局的警察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做出了清晰的决定，他们不愿意与纳粹合作，于是发生了交火，但是，究竟是警察还是革命者先开的火，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最终，政变行动以惨烈的暴力收场。埃米尔·克莱因说：“说到当时的感受，那可能是我首次体会到了政治的含义。这次行动对我是一次打击，对我的很多同志来说也是如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挫折也是会发生的。”同克莱因一样，希特勒也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从那时开始，纳粹党开始尝试在民主体制内部夺取权力。
与此同时，希特勒被捕入狱，并于1924年2月26日接受审判。他被指控叛国谋反，且证据确凿。在这次政变行动中，纳粹不仅武装抢劫，还在暴力对峙中导致三名警察丧生。与希特勒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嫌犯，其中就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将军。和这些嫌犯不同的是，希特勒站了出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向法官发表的辩词使得他的名声传遍了德国，他也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在法庭上，希特勒这样说道：“法官大人，此刻不是你来宣判我们，历史的永恒法庭会对所有针对我们的指控做出它自己的宣判……你可以将我们判罪一千次，但主持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女神会带着微笑，将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将判我们无罪。”[13]这份辩词十分大胆，但也充满了欺骗色彩。当时，德国的广大民众并不知道：希特勒之所以这样慷慨激昂，是因为他猜想他最终会被法庭宽大处理，所以这并不算是什么冒险的行为，也谈不上什么英勇。需要说明的是，主持这场政变审判的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德，在1922年1月还主持过另外一场不太知名的审判。在那次审判中，被告一方被指控在前一年的9月暴力驱散了在卢云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举行的集会。最终，这些人仅以最低的扰乱治安罪被判入狱三个月。尽管如此，格奥尔格·奈特哈德依然致信最高法院，希望判罚能够再轻一些，相信“以罚金的形式也可以达到坐牢的效果”。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那次审判的被告之一。奈特哈德法官非常想帮希特勒的忙，他动用了自己的超凡手段，将希特勒的判决由三个月的监禁改为一个月并缓期执行。而在这次有关政变的审判中，希特勒所面对的仍是这位知根知底的法官，他确信法官依旧会极度“宽宏大量地”从轻发落。正是在格奥尔格·奈特哈德的法庭上，希特勒对“历史的永恒法庭”慷慨陈词。后来，在纳粹党掌权之后，他搜集了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第一次审判的文书，并且将它们付之一炬，联想起这些事情的相关背景，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关于第二次审判的结果也大致如此：按照最低限度被判入狱五年，但参考缓期执行的原因，希特勒在牢狱里并没待多久就恢复了自由。
在1922年，纳粹党在德国的很多州都遭到了封杀，但在巴伐利亚却是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巴伐利亚政府有关，在这里，纳粹党的发展得到了鼓励。在希特勒被判入狱之后，他在临近慕尼黑的兰茨贝格监狱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写《我的奋斗》上。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期间，纳粹党内部产生了分裂。1924年12月，在被监禁了九个月之后，希特勒被释放，随后在他的带领下，该党才重新团结起来。巴伐利亚当局认可了纳粹党于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重新成立。但是，当时德国的内部局势对纳粹党并不利，失控的通货膨胀期终于过去，未来充满了希望，纳粹党所希望的不稳定局面似乎不复存在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魏玛共和国所谓的黄金时期，但是，这种新的繁荣局面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之上的。此前，德国政府是通过借钱才得以向协约国赔款，而此时，仿佛一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在这种歌舞升平、充满阳光的环境下，纳粹党不可能发展壮大，他们一度缩减成只有少数狂热分子组成的小团体。没有危机的“滋养”，纳粹党就会凋敝。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德国的政治生活再一次处于边缘时，纳粹党才再次活跃起来。
其实，在纳粹党陷入低谷的那段时期，它也一直在养精蓄锐，这也为它最终控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打下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地位变得愈加稳固。1926年，他在党内略施小小手腕，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权威。希特勒在狱中服刑的时候，纳粹党曾分崩离析，这一事实也表明，纳粹党离不开希特勒，只有他才能将这个党重新聚合起来。
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纳粹党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它几乎没有什么详细的政策公之于众，只要对希特勒死心塌地，认同革命运动的目标，就足以证明一名党员的忠诚。这是一个不尚言论而重行动，不重政策而重狂热情绪的团体。作为一种处世“哲学”，这种思想尤其吸引年轻人。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在这段时期里，加入纳粹党的人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有一个不太成功的小说作家叫约瑟夫·戈培尔，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在纳粹党掌权后，他曾多次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那段难忘的时光。在同一帮青年人交流时，他充满感情地谈起那些年的奋斗：“当时，青年人在他们的标语上写下‘Reich’（帝国）一词，以此来对抗这个充满仇恨、中伤和怨念的世界，他们相信，输掉一场战争，并不代表人们将永受奴役。”
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冲锋队的沃尔夫冈·托伊贝特说道：“当时的场景真是令人振奋，队伍中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那是一个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像托伊贝特这样的纳粹冲锋队的队员们，穿着统一的褐色衬衫显得非常自豪，纳粹党给了他们一种堪当大任的感觉。尽管他们非常年轻，但穿上统一的衬衫后就好似有了另一重身份。托伊贝特对此说道：“我们跟在纳粹的旗帜后游行，走街串巷，在工作时间之外，我们的所有生活都只和冲锋队有关。”当时，它吸引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打架斗殴。“我们遭到了其他人群的威胁，夜复一夜，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为党内集会提供保护，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城镇，同时也包括那些需要强化冲锋队组织基础的城镇。我们没有武器，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用拳头自卫，或是在必要的时候用拳头还击对方。对于这样的活动来说，有总比没有强！”托伊贝特和他在冲锋队的伙伴们经常与德国共产党内的青年们斗殴，他笑着回忆道：“我们砸烂会堂的椅子，拿椅子腿当作武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双方都会这样干。”
在同一时期，布鲁诺·哈赫内尔也加入了纳粹党，他的入党方式是通过另外一条常规路线——加入一个名叫“候鸟”（Wandervogel）的组织，这是一个“质朴的”组织，宣扬重返自然并寻求人生的意义。每逢周末，作为“候鸟”组织的一名青年成员，哈赫内尔都会与朋友们去乡野郊外举办活动。1927年，在一家青年旅馆举行的讨论会上，他做了加入纳粹党的决定，回忆当时的场景时，他说道：“据说，成为国际主义者的标准之一就是，你足以接受能和一位黑人女子结婚。这种说法让我非常不舒服。”哈赫内尔加入纳粹党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党非常仇恨《凡尔赛条约》和“十一月罪人”。由此，哈赫内尔对诸如共产主义的国际运动有着强烈的抵触，他说：“此前很多人只是简单地说，‘我们首先是德国人’，但现在，有一个团体说‘德国优先’，他们大声疾呼，‘觉醒吧，德国！’”
像哈赫内尔之类的新成员，并不关心他们所加入的是一个反犹太人的政党。“我还记得当时经常有这样的表述：在柏林的医生当中，有50%是犹太人，在柏林的律师当中，有50%是犹太人。柏林以及整个德国的新闻媒体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尽管哈赫内尔在思想上认同这种反犹理念，但是在处理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他又能做到很好的调和。“我有一些亲戚，他们都是犹太人，我们在家庭聚会时也会相见。我和两位犹太人表亲还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即使党内的规定也无法阻止我这样做。”
当时，对包括阿洛伊斯·普法勒在内的其他年轻人来说，这种反犹思想对他们加入纳粹党构成了一道障碍。普法勒说：“我觉得这种极端的反犹思想很奇怪，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归罪犹太人。我了解犹太人，我有一些好朋友就是犹太人，在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我会为正义挺身而出。至于什么是合理、正义，那是我的问题。我也会为了正义而抗争，那也是我的问题，无关其他的种族或族群。”阿洛伊斯·普法勒最终背弃了纳粹冲锋队，为了寻找一种激进的方案来解决祖国的问题，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希特勒将自己的性格视为纳粹党最为强大的力量，他注重培养“伟人”般的言行举止，比如，不管谁在同他讲话，他都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弗里多林·冯·斯鲍恩回忆起他当时在一次餐会上与元首遇见时的场景：“突然，我注意到希特勒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于是我站了起来。那一刻真是非常难熬。他并不是在怀疑地看着我，但是我能感觉到审视。对我来说，长时间地与他保持目光接触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也在给自己鼓劲，我不能转移目光，否则的话，他会认为我有什么想法要隐藏。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估计只有心理医生才能解释，他的眼睛最初是直直地与我对视，突然之间目光却绕过了我，转向了未知的远方。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种长时间的对视使得我确信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如今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老糊涂了，但我则坚信这一点，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希特勒对其他很多人也产生了影响，赫伯特·里希特也记得在1921年见到希特勒的场景，当时他正走入慕尼黑一所大学后面的学生咖啡馆。“他穿着一件圆领衬衫，身后跟着警卫和随从。我注意到那三四个随行人员，他们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对很多人来说，他一定有着某种魔力。”但这种让旁人神魂颠倒的魔力似乎并没有对赫伯特·里希特产生什么效果。“他开始发表讲话，我即刻就对他产生了厌恶。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后来会成为怎样的人物。看着他留着的小胡子，我觉得他非常滑稽。他丝毫没有打动我。”同时，希特勒的说话方式也不被里希特所接受，他回忆说：“他的嗓音有些沙沙的，而且他总是在叫喊。当时他就在这间小小的咖啡馆大声地叫喊，但其实他的演讲内容十分简单，我对此实在是非常抵触。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批判《凡尔赛条约》，号召大家该如何无视这一条约。”
阿道司·赫胥黎写道：“演说家是这样一种人：已经有了河流，他们还会开漕引渠；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徒劳地挖地三尺。”依据这种规则，希特勒也不能免俗。像赫伯特·里希特那样的人都善于政治评判，他们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将浅显直白的事情反复叫嚣的滑稽人物；而对那些买账的人来说，希特勒简直是一位“非凡的人”。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和演讲天赋经常被作为一个说辞拿出来反复讨论。有人认为希特勒“催眠了整个国家”，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催眠者并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夸夸其谈，而只是去说服那些愿意听的人。
纳粹党没有什么民主原则，对此，他们感到很自豪。这个党内高高在上的人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别的政治组织基本都会有委员会，也会进行政策讨论，而纳粹党则不同：只有希特勒才能仲裁，他是唯一能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对一个像这样由独裁者领导的政党来说，由于领导者承担了太多的工作负重，它本应该在建设初期就会覆灭。但是，希特勒不仅没有被独自决策的重担所压垮，反而根本没有受到行政任务的干扰。要解释这种情况，不仅需要知道纳粹党的组织情况，同时也要了解它为什么对年轻人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查尔斯·达尔文曾在一本书作中谈到了如何来管理一个政党，希特勒依据自己的理解，将其奉为圭臬。
1928年2月5日，在库尔姆巴赫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说道：“‘斗争’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生命的起源，在斗争中，你越是强大，就越是无所不能，也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反之，你越是弱小，就越是什么也干不了，最后只能任人摆布。斗争孕育了万物。人类之所以能凌驾于整个动物世界之上，靠的可不是什么温情、人性，而是最为残酷的斗争。”希特勒总是试图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套用到人类行为上。在1941年9月23日的一次宴会上，希特勒曾说道：“上帝不会区别对待万物，他突然地将广大人类留在广袤的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要想尽办法以谋得自身的生存。人类之间相互倾轧，最终，只有强者方能成王。这难道不是最为合理的一种秩序吗？反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强大、美好、优秀的万物都不会存在。如果我们不尊重自然法则，不让强者来发号施令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世界将会彻底逆转，到那时候，野兽将会吃掉我们，然后昆虫再吃掉野兽，最后，地球上除了微生物，什么也不会存在。”[14]
因此，希特勒使用这套偷梁换柱的达尔文理论来管理纳粹党，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古斯塔夫·塞弗特曾经致信纳粹党，希望能重新被委任为汉诺威分部的领导。1925年10月27日，他收到了纳粹党的党媒《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马克斯·阿曼的回复：“希特勒认为，党内不应通过‘委任’的方式来确立领导。他如今非常确定，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为强大的斗士是那些通过自身的成就而赢得尊重并担任领导的人。你在来信中谈到，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听命于你，那么，你为什么不‘接管’汉诺威分部呢？为什么你没‘接管’？对一位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命令比这更让人振奋呢？如果你不接受现实，那么就自己改变它，不要到我们这里来要命令，如果你比对手强大，你最终会胜出。反之，如果你不如对手，那么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接受失败的现实吧。”这样的一种思维倾向反映出希特勒的独特观点。在后来战争趋于结束时，希特勒曾说过，德国应在苏联的控制下接受她“应得”的命运。
在纳粹党逐渐掌权的时候，戈培尔在他的电影中也在鼓吹同样的观点：强者生存，弱者毁灭。在他的一部宣传鼓动的电影中，描述了科学家们拿两只鹿角虫做实验的场景。在实验中，他们让这两只虫子相互打斗，这时，实验室一位技术人员对此产生了疑虑，她对她的教授说：“刻意地安排这些美丽、强壮的动物进行生死决战，这实在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如果此刻在森林中，它们一定过着平静的生活。”而教授则回答说：“噢，我亲爱的孩子，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真正拥有平静的生活。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斗争，在此过程中，弱者将会被淘汰。在我们看来，这种斗争再自然不过了，如果你看到猫与老鼠、狐狸和兔子和平相处，这反倒是不正常的情况。”
如果要了解纳粹主义的思维理念，那么这种“物竞天择”的观点就绝对不能忽视。纳粹把人类置于和动物一样的地位，奉行的是动物的价值观：对一头野牛来说，如果它足够强大而赢得斗争，那这是它应得的。对一个小孩来说，如果他因为体弱多病而早夭，那也是他应得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它比别国强大，那么它就有理由征服它们。在纳粹看来，心存怜悯、敬畏法律之类的传统价值观不值一提，它们不过是弱者在自然的命数之下寻求自保的挡箭牌而已。这也足以解释希特勒最为痛恨的两个职业就是律师和牧师。纳粹党是第一个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它认为，无论是国家也好，个人也罢，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决定谁才是地球的主宰。
尽管如此，如果希特勒1928年在纳粹党推行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绝望，因为在这一年的大选中，纳粹党仅得到了2.6%的选票。德国并不需要他们，因为他们貌似没有什么价值。大选结束后不久，德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剧变。首先，国内面临着严重的农业歉收，随后华尔街爆发股灾，美国收回向德国的贷款，这引发了德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开始居高不下，由其引发的后果日益严峻。布鲁诺·哈赫内尔回忆道：“在当时，我们这些失业的人每逢周五都会去职业介绍所排长队，他们会在柜台收取五马克。这种情况真的很少有，很多人连糊口都成了问题。”阿洛伊斯·普法勒则说道：“生活真是毫无希望，人们上街都在口袋里装着勺子，因为他们花上一马克可以在救济处买得一碗汤水勉强果腹。”
这种情况严重打击了中产阶级家庭，比如尤塔·吕迪格就是一例，她说：“我的父亲并没有失业，但老板告诉他薪水会减少。”吕迪格担心自己可能无法走入大学的校门了，这时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现了，帮助她支付了学费。像吕迪格这样的家庭情况都不在失业统计之列，但是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害怕遭受更大的磨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五百万，此时，不仅是失业人群，同时也包括像吕迪格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内，大家都希望能有一场激进的变革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
1930年9月的选举对纳粹党来说是一个突破口：此时他们获得了18.3%的选票。但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的得票率也从10.6%上升到了13.1%。德国似乎在走向两个极端。在国民议会中，纳粹党和共产党都取得了很多的席位，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开始无视这一现状，颁布了由兴登堡总统依据《宪法》第48条而签署的紧急法令，以此来整治整个国家。德国的民主并不是随着希特勒的到来迅速消亡的，而是在布吕宁的统治之下慢慢消逝的。
因为失业的原因，社会暴动此起彼伏。阿洛伊斯·普法勒回忆道：“你天天得去救济处登记，所有人都在那里碰面，包括纳粹党员、社会党员、共产党员等，在那里大家话不投机就可能大打出手。”加布里埃莱·温克勒则给出了一名年轻女子的观点：“当你过马路时你会感到不安，当你独自一人在树林时你会感到不安。失业的人们躺在沟渠中，打牌消磨时光。”在这种危险和绝望的氛围下，尤塔·吕迪格第一次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希望加剧紧张局面。如今，我想解释一下，在当时，贫穷的人们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痛苦，希特勒本人以及他的讲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他说，‘我希望能够使你们摆脱苦难，但首先你需要加入我们的队伍’。结果是，很多人都对他的话表示理解。”
在这段时期，纳粹党推行新的宣传形式来兜售自己的观点，即1932年4月总统竞选活动中著名的“希特勒穿越德国”——七天的时间里，他在二十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说，每场活动之间都是靠轻型飞机衔接。但是，纳粹这种宣传的重要性也不应被过分解读。理查德·贝塞尔博士曾经做过的一项学术研究表明，在东普鲁士的赖登堡区，纳粹党直到1931年都未能在这里建立稳固的组织基础，但是在三年的时间里，纳粹党在这里的得票率不断上升。1928年5月，纳粹党在这里仅得到360票，得票率为2.3%，但到了1930年9月，它一下就得到了3831票，得票率为25.8%。对赖登堡的选民来说，他们不投纳粹党的票，是因为他们厌恶了纳粹党那铺天盖地的宣传；而那些支持纳粹党的选民则是希望社会状况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希特勒的确希望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对德国的政局进行彻底的转变。1932年7月27日，他在勃兰登堡的埃伯斯瓦尔德发表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开表示将对德国的民主采取行动：“工人们有自己的政党，而且不止一个，那远远不够，他们应该有三四个政党。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程度更高，他们因此需要更多的政党。中产阶级也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商人有自己的政党，农民有自己的政党，而且都有三四个。不动产所有者也需要有一个政党来体现他们的意志和政治利益。当然，佃户也没有落后。天主教徒也有自己的政党，甚至符腾堡人也有一个特别的政党，他们在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发展了三十四名党员。如今，我们面临着最为艰巨的任务，只有将整个国家的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对手污蔑我们纳粹党，尤其攻击我个人心胸狭窄、好勇斗狠。他们说我们不愿意与其他的政党共事……我们一个国家现在拥有三十个政党，这种情况正常吗？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绅士们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的确不宽容。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扫除德国其他的所有政党。”
这篇演说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希望在德国发动一场革命，他们对自己的企图直言不讳。在这一方面，纳粹党与德国共产党的目标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民主已经消亡。毕竟，对德国来说，民主还是一个相对新生的事物，它在诞生之际就碰到了《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民主进程生不逢时，它不仅要应对赔款问题，还要面对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如今可能都难以想象：在1932年，对德国的大部分民众来说，不管是支持德国共产党还是纳粹党，只要这些政党公开宣称将推翻德国的民主，他们就把选票投给它。大多数人都已知晓民主释放了什么，此时，他们不仅认为别的政党应该有执政的机会，而且也要给另一种制度一次机会。
1932年5月30日，在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支持后，布吕宁失去了总理的位子。6月1日，弗朗茨·冯·帕彭就任总理，但不久他的政府就陷入了问题。国民议会在7月31日举行了选举，纳粹党的得票率为37.4%，赢得了230个席位，如今他们已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大的党派。希特勒希望担任总理，兴登堡总统在1932年8月13日对此进行了表态。总理府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兴登堡宣称他能看出希特勒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精神，但是，考虑到当前的紧张气氛和自身的神圣职责，他不能将行政权力交给一个没有代表多数选民，心胸不够宽广，缺乏政策纲领，有时甚至还有暴力倾向的政党。在外交事务中，需要采取极度审慎的措施，静候事态成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在国内我们也要注重稳定工作，各个对立的党派需要避免严重分歧与裂痕，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这样才能缓解经济困难所造成的严峻局面。”[15]
参照这一发言，再考虑到后来希特勒掌权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兴登堡这位年迈的总统很清楚，如果希特勒担任总理，德国将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希特勒的政治诉求遭到了拒绝。五个月后，纳粹党因为内部的危机而大伤元气，在当年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很多选票。但在此时，希特勒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这是为什么？纳粹党的支持率在1932年夏季达到了顶峰，但是该党的支持率天生就有不稳固性，因为它是靠其领导人的克里斯玛的情感和观点将广大受众聚合在一起的，它没有什么切实的政策路线。纳粹党之所以能迅速获得支持，主要是因为德国发生了危机。只要德国的经济稍稍向好，它的成功就会迅速地消失，而标志就是，在1932年6月召开的洛桑会议上签署了政治协定，它有效免除了德国的赔款，这将会促进德国的经济发展。
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从37%降到了33%。戈培尔之前就意识到了这种不利局面，他在前一年4月的日记中就写道：“我们必须在不久的将来迅速掌权，否则我们最终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16]（贝塞尔博士指出，尽管此前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宣传，但是纳粹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仍遭遇了失败，这也证明“一个政党的命运并不是主要靠鼓动宣传所决定的”。）纳粹党遭遇了财政危机，无休止的选举战削弱了它的财政基础。更加糟糕的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12月7日辞去了纳粹党在德国北部负责人的职务。1932年12月2日，冯·施莱歇将军就任新总理，他任命施特拉塞尔为副总理，但希特勒坚持说施特拉塞尔没有接受这一任命。施特拉塞尔最终的确没有就任副总理，但是他呈递了一纸诉状，控告希特勒觊觎总理一职，随后宣布弃政。此事使得纳粹党变得紧张不安，也使得希特勒差一点失去对该党的控制，纳粹党几乎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口。（希特勒绝对无法原谅施特拉塞尔的“背叛”行为，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将其杀害。）
在纳粹党内部起起伏伏的同时，社会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它们最终使得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改变了之前的观点，转而任用希特勒。1932年11月，德国国家银行前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向兴登堡总统呈递了一封请愿信，请求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该请愿信言辞恳切，但很明显，沙赫特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就是：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的得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德国很多的工业精英们并不喜欢纳粹党，但是他们相比较而言更加忌惮共产党。同时，冯·帕彭的“男爵内阁”也未得到多少公众支持。沙赫特在请愿信中写道：“很明显，国民议会反反复复议而不决，无休止的选举战加剧了党派斗争，不仅影响政治稳定，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情况就是，对任何一次修宪行动来说，如果它得不到主流受众的支持，那么只会在政治、经济、民众精神状态领域产生更加糟糕的结果。”请愿信反复要求任命当前“最大的国家集团领导人”为帝国的政治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希特勒。这一行动进程“将会唤起当下站在边缘的数百万民众，构成一支坚定的支持力量”。
在过去，希特勒并不是被这些人所重视的什么大人物，但是，一来国内的经济危机十分严重，二来纳粹运动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这些都使得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做出调整。保守右翼势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希望通过授权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德国的问题，除了希特勒，他们想不出还有谁拥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德国知名的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曾表示：因为当时的年轻人要么加入了纳粹党的冲锋队，要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两者相权衡，那些商界的人士更偏向纳粹党，因为他们“纪律更加严明，服从命令的意识更好”。除此之外，他还说：“在一开始，你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你并不知道纳粹主义究竟会走向何处，它究竟是前途光明，只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本性邪恶，只是靠一些花样和伎俩来伪装，在当时你并没有能力分辨。”有人主张采用“驯服”希特勒的策略。冯·帕彭自从在1932年12月2日被迫辞去总理一职而让位冯·施莱歇之后，他就强烈支持这一政策。
随后，兴登堡总统碰到了更多令人担心的事情。1932年12月初，内阁的一次会议对陆军战争演习的结果进行了讨论。武装部队考察了几套假想的国内暴动预案，以此来检验应急处突能力。奥特少校宣读了结论：“……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一旦有什么导火索，足以引发全国性的危机。但是，通过审慎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家和各州的兵力并不足以在对抗纳粹党和共产党而维持宪政秩序的同时保卫边境安全。”[17]陆军部队表示，如果纳粹党和共产党在国内引发内战的话，他们无力控制局势。冯·施莱歇在内阁会议上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没有取得效果。“最后，冯·施莱歇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他表示，作为战争演习，一般都会朝着最坏的方向设定预案，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最糟糕的假想情况最终会真的发生。尽管如此，奥特的发言还是给内阁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甚至连总理本人也不例外，他在讲话的过程中不停地揉拭自己的眼睛。”[18]
1933年1月4日，冯·帕彭和希特勒在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的私邸进行了会晤，讨论未来的方向。在一系列会晤的最开始，冯·帕彭就表态：他将会力推希特勒当上总理，但条件是他自己要担任副总理，同时，除了希特勒之外，内阁中只能再有另外两名纳粹党成员。希特勒答应了他的要求。经历了一系列的密谋之后，1933年1月30日，冯·帕彭对兴登堡总统施加的影响力最终奏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布鲁诺·哈赫内尔是一名忠诚的纳粹党员，他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欣喜若狂。但是，纳粹的政治对手对此的表态却显得比较含糊。约瑟夫·费尔德是当时来自德国社会党的一名议员，他表示：社会党内当时以为，既然希特勒现在已是合法推选的总理，那么德国社会党就是合法的反对党，德国社会党可以在正常、稳定的民主秩序下开展自己的工作。费尔德先生说：“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依然可以通过国民议会来控制希特勒，这简直是天真至极！”
当欧根·列维涅听到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时，他的担心主要是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回忆道：“在纳粹冲锋队中，少数成员交的是犹太裔女朋友。对此，很多德国人就认为，噢，情况还不算糟糕，这些纳粹既然有犹太裔女朋友，他们就不可能憎恶我们大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使得列维涅认为纳粹会稍稍克制他们的反犹情绪。“在我曾经就读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位纳粹对我说，‘你真应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说，‘我不能的，你知道，我是犹太人’。他则说，‘我们不介意的，像你这样正派的小伙子对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德国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对整个德国共产党来说，他们对希特勒当上总理的消息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因此而掀起革命。欧根·列维涅说道：“情况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本以为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所在的共产党阵线认为，即使希特勒掌权后也没什么大不了，现实将很快证明希特勒根本没有执政能力，到时共产党就会有机会……出于一些特别的原因，共产党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一旦上台就会修改法律。”
在阿洛伊斯·普法勒看来，希特勒能够就任总理的原因十分明显，他说：“风险一直都存在，当危机发生后，总会有人跳出来，声称他们拥有智慧和答案，能够拯救受苦的每一个人。”
阿道夫·希特勒依据既有的宪政制度合法地执掌了权力，如今，他将依据自己的承诺，将民主彻底地摈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