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手术后的第二天午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一条长长的走廊，方向是说不准了，廊顶很高，里面也还宽敞。
每天早晨起来或者晚饭后，我都在走廊里散会儿步。有时是半小时，有时是一小时；有时午饭后闷得难受，也出来走一走。上身穿着“小马甲”，腿上吊着引流袋。
引流袋里是紫红色的分泌物，体液，夹杂着血。它们均来自我的体内，经由一根透明的管子进入袋子里，与我的身体分离了。
走廊里只有两三个人，像我一样有头发穿着“小马甲”的，或者没穿“小马甲”也没有头发的，都慢吞吞地，在走廊里来回游荡。走到碰头了，也许看对方一眼，也许不看——“小马甲”还勒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呢。
有好几个夜晚，我竟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伏契克的散文《二六七号牢房》里的句子：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着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出院后，我核对过了，没错，伏契克是这样写的。那时，即使我没有量过从走廊这头到那头有多少步，也有一种坐牢的感觉，就像伏契克似的，被囚禁在监狱里。可是，伏契克坐牢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和捷克反动势力的迫害，是为了民族的美好和未来，而我呢？我因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就因为那个可恶的小瘤子吗？为了我的瞬间就变得捉摸不定的未来？
“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这句话说得真好。那么，我还能得救吗？我的未来还有多远？
廊顶的灯光也有些犯困了，走廊里算不得明亮。几个人影在灯光中移动着，令人有一种凄凉感。我低着头慢慢地走着，心里是一千个无奈，一万个不甘！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癌症患者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还能回到过去吗？
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我那颗不甘的心，在一次次固执地发问。
2
我想起了我单位的H。
大约七八年以前吧，H患了乳腺癌。她是个心思细密的女人，发现乳房里有个肿块儿就赶紧去医院做彩超。医生告诉她是良性的，没有问题，而且瘤子特别小，做不做都无所谓。暑假期间她感觉有些疼，正好要来北京，就顺便到了医院，结果竟然是恶性的。
据说H手术后身体状况很好，心情也很高兴，逢人便说给她做手术的医生是个留学归国的博士。水平是没得说了，对病人也特别好。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说H肯定没事了。
我见到H是在学校的班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H坐在我的身旁。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身体还好吧？”
她说：“现在看还好，谁知道以后啊？反正发现挺早的，治得也不错。”
我说：“看你脸色挺好的。”
她摸摸脸蛋笑了，说：“可不是嘛，胖了好几斤。”
后来，大约有两年之久吧，我再也没见过H的面。我问她班上的人H身体怎么样了，那人小声儿说：“你还不知道啊？都转移到骨头上了，不行了，正在北京住院呢。”一边左右瞅瞅，好像怕有人听见似的。再后来就听说H把各种方法都试遍了。她求生欲望特别强，想方设法地治，借款，卖房子，卖股票。可是癌细胞已经遍布全身了，骨头、肺部、脑袋里，都有，终于撒手人寰了，可怜只有三十八岁。
我又想起了早年的朋友I。I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单位里谁劝他去北京做手术也不听，就是不肯离开自己那间小屋子。
那时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工作了，我调到了现在的城市，是I身边的那个女学生告诉我的。女学生说：“老师你过来看看吧，我们谁说也不行，你兴许能劝动他呢。”
我赶到那个城市时天已经晚了。
我对躺在床上的I说：“您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他说：“不是我不珍惜，是老天不让我活了。”
我说：“您这么睿智的人也信天命吗？”
他说：“不信能咋着？信不信都这么回事啊！医生说了，我暂时死不了，还有五六个月时间吧。”
我说：“让我看看您的片子吧。”
他坐起身，从床头柜里拿出张X光片子。
我发现上面有好几块白点儿。
I是个残疾人，病倒后都是由学生照顾。一个女生悄悄伏在我的耳边说：“别听他瞎扯了，医生说不手术也就两三个月吧，活不多久，昨天还咯了好几回血呢。”
I指点着片子上的白点儿说：“看见没？这，这，都是，手术也没有用了，白花钱受罪。”
我说：“谁告诉您这些都是呀？兴许是钙化点什么的呢？就算是，切去了不也能保条命吗？我小时候的邻居切去一个肺叶，到现在还活着呢，啥事没有。”
他显然有些动心了，一边琢磨着片子一边说：“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一闪而过的光。那不是想死的人有的，而是想活！即使再悲观的人也有求生欲望的。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我继续鼓励他说：“您不是还想写自传吗？那可是您的心愿啊，您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五六个月的时间怎么够用呢？”我说的是真心话，I一生坎坷，饱经磨难，的确够写一本厚厚的自传了。
他眼睛里的光更强了，犹疑着说：“要不然就去北京看看？”
可是去北京的头天夜里I就死了。是接他的工会主席最先发现的。夜里没有人，他可能上不来气，自己去够氧气瓶子。工会主席说I的左手还朝氧气瓶子伸着呢。
最让我痛心的是J的死。
J是我高中时的同学，脸蛋白白嫩嫩的，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
我们一起考上大学，一起在这座城市里读书，后来又一起在这里工作。
她教职专，我在师院。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有时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
可是有一天午后她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坐在沙发上低头说：“如是，我病了，这回我可真完了……”
我说：“什么了不起的病啊一张嘴就完了完了的。”
她说：“真的，是……癌。”一边指指自己的乳房，面色苍白，声音低弱，秀美的眼睛里含着泪。我的心也忽悠一下子。
我知道J是心高气傲的女人，别看表面柔弱，内里却有股狠劲，不是沉重的打击不会这样的。我看了她好一会儿才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啊，我不敢回家，出了医院就上你这来了。”
“不会误诊吗？”
“……不可能，已经看了两家医院了。”
J告诉我超声显示是1.5厘米，拇指盖大小吧，在右侧乳房，无痛，腋窝没发现肿大的淋巴结，医生说发现的倒是挺早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J说：“我不担心别的事，就是我孩子还小啊！真要是走了，孩子咋办呢？”
我一边将削好的苹果递给她一边说：“瞧你，想哪去了，这么早就发现了，切去不就成了？”
J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放下苹果，扭身扑到我的肩膀上哭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水滂沱，头发都弄得湿淋淋的了。我至今还记得她伤心的样子，她一定是太孤独太无助了，抖得像野地里的一棵枯草，也像风里的一片树叶。
那时J才三十三岁呵，可谓风华正茂。她很勇敢，想方设法地治疗、调养，顽强地活了十八年，活到了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她死的那天我远在西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连葬礼也没赶上，只是从几千里外给她丈夫发了个短信。
我一回来就去了她们家。那个学土木工程的男人没开口就掉眼泪了，说：“J到最后也不想死，让我想法子救救她，可是我有啥法子啊？有啥法子？我到现在都不敢想她那眼神啊！我原以为过了这么些年，没事了，谁知道那该死的病还是卷土重来了……她是多好的女人啊，你看看我这屋子吧，这摆设，走路都打晃了还撑着收拾呢！唉，我真是个窝囊废呀……”
我不忍心再听下去了，安慰他几句，逃也般地离开了屋子。没有J的两室一厅显得那么空旷，空得像一片坟地，空得我的心都碎了。从小区里走出来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几十年交往的情形在眼前闪过，我心如刀绞，心想世上再也没有J这个人了。
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姐姐，也都没逃离癌症的虎口，都走了。
……
3
我在走廊里走着，想着，脑袋里满是不祥的念头，满是沉重。
引流袋里的液体越来越少了，喘不过气儿的感觉也差了些，脸上渐渐有了血色。种种迹象都表明身体在好转，兴许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我表面平静，心里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有时候，我也看着廊壁上贴的那张图做康复操。手术一侧的胳膊抬起来很费劲，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比画着，一节一节地往心里记。护士说做操可以预防患肢水肿，尽早恢复患肢功能。我心想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
恢复患肢功能为了什么呢？为了能更好地活着，是不是？可是假如不久的将来便转移了，复发了，连命都没有了，功能恢复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就像人们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知道以我的病情暂时还不至于就丢了命，可是这暂时到底有多远呢？半年？一年？还是三年五载？抑或更远一些的将来？将来，会怎样呢？转移？还是复发？也像我经历过的那些人吗？
可是我还有很多书要读，有很多东西要写，这世上还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我还想体验一下更丰富的人生，还有未完的事要做，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啊！
是谁写过这样一首诗——
假如你不曾直面过死，
就不要谈恐惧；
假如你不曾经历痛苦，
就不要说伤悲；
假如你不曾有过牵挂，
就不要谈爱；
假如你不曾体验沉重，
就不要说超逸。
傍晚的走廊里一团昏暗，
我看不透人生，
参不破存在，
也把握不了我自己。
4
术后第五天，首次换药。
换药室唯一的床上已经躺着一个人。
我按G的要求坐到椅子上，感觉他一层又一层地解开了“小马甲”。
我之所以说感觉是因为我始终抬着头，移开目光，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怎么也不敢往自己的胸前看。
我怕看见什么我本该关心的东西，怕看见那个我曾经熟视无睹的部位的变化，怕看见那种意料之中的失去。
我的目光游弋着，先是对面的墙，然后朝几米外床上的患者斜过去，突然像被磁铁吸住般地不动了！
那患者的胸前有一道长长的疤，左侧还是右侧？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疤痕的形状。它从业已切掉的乳房里侧开始往下滑，滑出一段后，拐了个弯儿，然后沿着同侧肋骨的下缘朝后背滑去。有拇指粗细吧，曲曲弯弯的，黑褐色，像农夫捂在胸口的那条蛇，丑陋、粗鄙，正琢磨着从哪里下口才惬意！
我心里一阵发紧，赶紧收回目光，以为所有乳腺癌患者的疤痕都一样。
悲哀从心底涌上来，我低下头，看着冰冷的地面，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伤口已经被纱布遮好了，那个念头再次涌进我的脑子里。已经积累好长时间了，却不敢出口，是我心里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
我鼓起勇气问G说：“大夫，告诉我还能活多少年？”
他仿佛并不出乎意料，却也没有言语。紧跟着，当我再次追问时，给了我一个乐观的答案。
他已经不像手术前谈话时那么坦率了，那一次，他告诉我说，目前这个病是无法根治的。
后来我心想G是在敷衍我，就像鲁迅无法回答祥林嫂灵魂有无似的，他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可是又不能让我悲观，让我失去与疾病抗争的勇气，于是就用一个遥远的年限搪塞！可是我当时却非常高兴，是的，非常高兴，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沸腾起来了！假如我真能活那么久，一定要百倍珍惜余生！
现在想来，我真蠢，也是当时对乳腺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问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是先知，也没有人能预测你的未来，你的生命如同你的指纹一样没有重复性。即使是那些被广泛使用的患者生存期统计数字，其科学性也大打折扣；更何况那时我的病理报告还没出来呢。
可是，那一刻，我就是要问，不问心里就不安，就沉重，总感觉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
生死关头，每个人都难免不是阿Q。
5
北床已经住人了，是一对年轻夫妇，贵州那边的。男的有点儿像吉卜赛人；女的白白胖胖的，一笑俩酒窝，很可爱。她说她的瘤子很大，得先做化疗，时下称为新辅助疗法；等瘤体小了再做手术。说这些的时候她仍然是笑着的，笑得很单纯、很甜美。
我心想乳腺癌专拣美的女人吗？还是美的女人本身就人生多舛？
术后第六天中午，中间床也来人了，也算年轻，膀大腰圆的，留着条时下少有的大辫子，长相有点儿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我看着她身后跟着的两个女人想谁是患者呀？她冲我嘎嘎一笑：“看不出来吧？我。”拇指朝胸口一指。不一会儿，那两个女人走了，她一边抖搂衣服一边朝她们的背影喊：“吃完饭过来呀，我带着扑克呢，咱们斗地主。”
午后她去总院穿刺，仍然一阵风似的，穿起外衣就出去了；瘦得像根竹竿子似的丈夫跟在后面。我心想此行不知是吉是凶？大约四五点钟吧，她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气急败坏的，满头大汗，弯腰就拽床底下的拉杆箱。打开，收拾东西，把床上的毛巾衣服什么的统统塞进去。
北床患者直起身子说：“你们要转院啊？”
他低头擦了把汗，“转啥院啊，不治了，回去。”
“你们那的医院哪有这边好啊？”我也插了句嘴。
“谁说不是呢？可她不听啊。”那男人把身子转向我，“这不吗？我们有个亲戚在北京，给她找人看了看，说情况有点儿复杂，过两天请专家会会诊，她就受不了啦，非得说自己是晚期的，已经不能治了，死也要死在家里。”
“医生说她是晚期的了？”
“哪有啊，人家就说会会诊，是她自己从网上看的。”
“肿块儿不是不大吗？怎么就成了晚期呢？”我心里纳闷。
“说是有橘皮状，橘皮状就属于晚期。”那男人垂头丧气的。
“这会儿还在总院哪？叫她回来吧，我们帮你劝劝她。”北床的患者热情地说。
“在啥总院啊，在亲戚家哭呢，谁说也不好使，连回去的票都买了。你们说我有啥法子？总不能绑着治吧。”
我心想是不能绑，没有人被绑着治病的。绑着治的，是疯子，疯子是丧失了理智的人。
后来我从一本书上看到橘皮状恰好是早期的一种表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主编的：《应对乳腺癌专家谈》。书中说乳腺癌的早期警告信号有乳头流出液体、乳头凹陷、乳房形状和大小改变、皮肤凹陷——“酒窝征”、外表改变——“橘皮症”、腋窝肿胀或肿块等。
其实，目前乳腺癌的治疗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即使真是晚期，也不等于很快就死，也能争取到一定的生存时间。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在想：那位自以为已经到了晚期的患者还活着吗？身体怎样了呢？有没有再回北京治病？
在疾病面前，理智和意志有时是多么薄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