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裸体战术：谈判需要直与快
我们在沟通、谈判的过程中，需要委婉地表达、迂回地交流，但也时常达不到目的。比如说，你委婉、迂回、暗示，这些东西对方可能接收不到，或者对方并没有感觉到压力，也不清楚你最终的需求，所以效果未必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另一种方法：裸体战术。
所谓“裸体战术”，就是要把想说的话，不管好听也好，不好听也罢，都直白地一次性说到位、说到底、说到最后。摊了底牌，反而能够达到互相理解、促进合作的效果。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是由六个人创办的万通，在第一次界定合伙人权益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不懂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规定股东权利的这套做法，也没有现代公司治理的概念，所以我们用的是水泊梁山的模式，也就是“座有序、利无别”，大家虽然职务有些差别，但利益分配是平均的。
随着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多，大家在企业管理、公司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1995年，我们决定根据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以商人方式分家。
当要分家的时候，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些疙瘩。为了各自把公司的事情管好，我就对其中的一个朋友说：“你走了我会在公司骂你三个月，骂完之后我就会好好说话。因为你是公司的主要领导，你走了，又带走了人，我要不骂你，我在这儿的正确性如何体现？我继续管理公司，总得有一个合法、正当、正确的依据吧？所以我必须骂你三个月。作为交换，我们过去的品牌也好、项目也罢，你还可以拿去做，大家都各自可用。”
这个朋友表示认可。就这样，我们在做之前，比如在所谓“骂”之前，我把想法跟对方明明白白地交代清楚。这样一来，即使他离开了，他听到我在身后不断地批评他，或者听闻一些他认为不一定对也不会开心的话，但我提前用“裸体战术”跟他解释了，所以他也理解，不至于太生气。
之后果然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公司内部要提高我的正确性、合法性、正当性，我们高大上的形象要维持，那就得不断地批评已经离开的人，这样的话三个月一过，就只说对方好话。经过这么多年回头看，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情谊。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大家还有更多的谅解、理解和合作。
这就是说，在沟通、谈判的过程中，要足够的坦率和坦诚。如果没有直接地事先说好，那么当一个人离开以后，你在背后批评他，说一些他不太愿意听的话，当然就会引起误解。所以把事儿直接说到位，效果会比拐弯抹角要好得多。
我还听过一个故事。苏州有一个女大学生，跟老外结婚，婚后发现老外总把钱算得特别清楚，每一笔钱都仔仔细细，她就很生气。老外就挺奇怪，觉得你的钱为什么要跟我的混在一起呢？将来我的钱和你的钱算不清了，我俩要吵架了怎么办？后来两个人又因为女方的父母该怎么养而起了争执。在中国，父母如果生病了，子女有能力就一定要赡养、帮助，不得有二话，这就是孝顺。但国外不同，老外说要分清权利和义务，你的妈妈不应该用我的钱来养，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事吵架。老外这就是“裸体战术”，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所以你不应该怪我。
刚开始，这个女大学生很不爽，时间长了，慢慢地她就发现，每次都先说清以后，反而不吵架了。因为后来都照着做也就理解了，原来这是他的文化，“先小人后君子”，反而到后面你就变成真君子。两个人虽然磕磕碰碰，但每次外方用“裸体战术”直说，她慢慢消化，慢慢适应，不满中理解，理解中相处，最后日子还过得挺好，而且在互相了解以后，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线，也更有安全感。
王石也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去印度尼西亚爬山的时候，是由当地的食人生番做向导。我就问他，那这些食人生番如果饿了，会不会吃掉你们？他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特别紧张。王石看到食人生番光着身子底下就一块布，心想他们万一饿了，自己被吃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想，与其紧张，还不如直接跟对方沟通，所以在路上尽可能地跟对方说话。甚至把自己的担心也直说出来，越说越放松，于是就有了安全感，所以后来发现，先开口说话很重要。直接说，说到对方明确你的担心、底线和立场，沟通起来反而更安全、更容易。
当然，相比起欧美，文化基因决定了我们说话的时候愿意选择含蓄、抽象的表达方式，这在传统文化保存越好的地方、越传统的社会就越发明显。我有一次去台湾，发现跟台湾的朋友在骑自行车环岛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大家比较客气，所以骑了一天下来就找不到词儿了。原因就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之间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就找一些公共话题聊，可这些公共话题说完了呢？再说一些段子。突然发现，这个段子他笑的地方我不笑，我笑的地方他又不笑，大家的笑点相差很大。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直来直去，不高兴直说的时候，反倒大家都变轻松了，这个体会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在沟通的时候又直又快，把话说到位，其实是一种又爽又能解决问题的交流方式。
当然，“裸体战术”的使用也要分场合。如果大家都端着、装着的时候，你突然使用“裸体战术”，就会让人尴尬，也可能会有人觉得你“二”。如果是大家卸掉伪装的时候，比如说在酒桌上，就比较适合。我发现很多人酒过三巡之后，酒酣耳热、卸去伪装，什么都敢说了，说完了，撒了气了，爽了，回家睡一觉，第二天起来还挺高兴，见面的时候哈哈一乐结束，这就是发现有话直说比有话不说、有话绕着弯说要好很多。
不光是在商务谈判、沟通的时候，在有些事不太有头绪、想不明白的时候，直说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面对看似复杂没有头绪的问题时，不墨守成规，直奔目标，也许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总之，当商业谈判时，或者在温良恭俭让的状态下，沟通无法进行下去时，不妨尝试一下“裸体战术”，摊开底牌，直白地一次性把话全说到位，僵持不下的局面也许瞬间就能打开。
02 泼妇理论：浅灰色地带的规则
“泼妇理论”是我很多年以前提到的一个观察，也是对一种现象的概括。所谓“泼妇”，就是没有底线。底线越低，手段越多；底线越高，做起事来就束手束脚，手段自然就少。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在民营企业还处在野蛮生长阶段，在一些冲突的场合会比较常见，也就是野蛮战胜文明的时候。
最近十年，在相对规范的市场博弈中，这种现象才有所减少。即使这样，在一些暗战、浅灰色地带，比如说在一些社会突发事件上，这种潜规则或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
当时我就会观察，在这样的冲突和矛盾中，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得手？哪些人会从心理上、手段上、方法上、气势上最终取得优势，且能收获利益，泰然自若地离场？答案就是“泼妇”。所谓泼妇者，就是高声叫骂的，不按章法出牌的，以道德底线以下的中年妇人为主。
这其中有几个要素。
第一就是高声，而且胡搅蛮缠、大声叫骂，不怕围观的人多，甚至有意招呼来更多的人。“泼妇”不怕丢脸，甚至没脸可丢，因为脸早就丢到地上了。也就是说，世俗的道德、习俗、风俗对她已经没有约束力，所以她不怕人多，而且围观的人越多，她越来劲。
当人多也不能让她得逞的时候，还有第二条：撒泼。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下，把自己的衣服扯烂，脸上抹一把泥，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天抢地，做出一副被侮辱、被蹂躏、被欺负的样子。
这时候“贵妇”往往是什么反应呢？首先，见人多了，“贵妇”就有点架不住、有点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脸有面，要讲道理，要按规范去处理一件事情，可是见到这么多人围观，而且对方高声大喊，自己先就没了气势。“贵妇”看到围的人一多，而且是贩夫走卒之辈，大家七嘴八舌地指指点点，她脸上就越发挂不住，觉得自己一定不能有违道德底线，和“泼妇”一般见识。
于是，“贵妇”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和道理，丢下几个钱打发泼妇，马上转身离去。先赔偿，不管有理没理，先给几个钱就撤了，这是“贵妇”最常见的反应。
如果是脾气稍微倔一点的“贵妇”，可能会申辩几句，说一些自以为有才识、有道德、有情怀的话，指责“泼妇”并博得别人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泼妇”会马上从地上跳起来，扑上去连抓带扯，“贵妇”哪儿受得了这种羞辱，必定落荒而逃。
而“泼妇”不但收获了众人赞赏的眼光，甚至是掌声，还会捡起“贵妇”丢下的一篮鸡蛋、一张信用卡、一沓钱，反正是得到了好处。这时她志得意满地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又去享受她那市井快乐的生活了。
这样的事我看得多了，这种民间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把它叫作“泼妇理论”。我时常会想，为什么“贵妇”不能最终取胜呢？她手里难道没有法律武器吗？她难道真的不占理吗？她为什么会败下阵来呢？
几年前，我去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去看了二战期间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犹太人被一火车一火车地拉到集中营，而看管他们的德国人其实很少，少到不足这些犹太人的1%。但就是这不到1%的人，命令所有衣着光鲜、受过教育、信教的文明的犹太人，拿着自己的东西从火车站上下来，按照男女老幼分开，最后病弱的和强壮的也分开，再在指定的位置站好。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竟无任何反抗。最后，德国人会先让那些老弱病幼的人去毒气室，这些人同样按照要求，取下耳环、眼镜、金牙、手表等值钱的东西，直到走到毒气室门口，他们还会按照德国人的命令把外衣也脱掉，只留下一条裤衩，排着队乖乖地走进毒气室。
第二批进去的人甚至要把第一批死了的人火化掉，把骨灰弄干净。之后是第三批、第四批，绝少有人反抗。
我一直在想，数量在德军10倍甚至100倍以上的犹太人，其中不乏精壮男人，为什么就这样接受屠杀而不去反抗呢？如果说，这群人是几百万头牛、几百万头猪、几百万头驴，估计过程都不会这么容易。说不定几百万头驴还会把德军全都踢死，即使德军有机关枪也无济于事。
文明与野蛮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文明反倒容易被野蛮奴役呢？有一本书上的解释说，文明是一个驯化的过程，让人脱离野蛮，进入秩序、道德、法律、规则当中。
人一旦被驯化，变成文明人以后，他就会按照这种习惯、道德、法律、规则去办事，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必需的、可以被坦然接受的事情。所以，越是被训练得好，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相对来说，他的底线就越高，行事规则就越确定，自己在心里已经把预设的程序设定下来，就只能按照被教化之后的方式去应对外部的挑衅，从而丧失了本能。
这时，一旦有野蛮人过来，命令他们把衣服脱掉，把耳环摘下来，把眼镜摘下来，他们也没有任何反抗意识，似乎认为这是应该的。接近毒气室的时候他们已经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排着队进入毒气室，也没有任何反抗，这是一种悲哀，甚至可以说是文明被野蛮奴役的悲哀。越是文明程度高，越容易被野蛮所奴役，所以野蛮在文明面前，往往表现出一种原始的冲动和暴力的强大，以及不按游戏规则来玩的优势。这就是文明和野蛮在相处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或者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所以，越是没有被教化的，本能越强大。也就是说，越接近于野蛮，就越容易变成野蛮的胜利者。
话说回来，在“泼妇”和“贵妇”的关系中，“贵妇”就是被教化的文明人，最后却沦落成冲突关系中的弱者、失败者和被奴役者。当“贵妇”遇上“泼妇”，当文明遇上野蛮，野蛮就是这样取胜的。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警示，不要沉迷于我们的文明进步当中，我们其实是经常被野蛮所征服的，而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贵妇”一样落荒而逃。
03 僵局规则：达不成共识时如何妥协
在一个企业或组织里，当大家面临困难，进也不行，退也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进入僵局的时候，我们怎样来破局？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答案就是僵局规则。
1991年，我们六个人一起创办公司。那个时候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没有现在大家熟悉的解决公司矛盾的一些通常的规则。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常务董事会，六个人一人一票，规定所有的事，四个以上的人同意才能干。实际情况是，即使四个人真同意了，剩下的两个人也会特别不开心，也不怎么能下决心真干，效果就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六个人经常陷入僵局，没法一件事做到六个人都同意，也没法说四个人同意就坚决执行，于是很多事就议而不决，不停地打转。
这个僵局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当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不知道国外成熟的公司或者是国内所谓的先进公司会怎么做，我们就决定出去学习。在学习之前我们也做点功课，我们当时做的功课很中国，也很土。比如我们先“拜访”《水浒传》，“拜访”洪秀全，然后再看看民国的商人故事，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试图从这里面找到一些破解僵局的方法。说起来，虽然最后并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确实得到了一些启发。
比如说《水浒传》，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江湖组织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从1个人干到108人，这些人在一起怎么样做事，彼此形成合力。这里面有几条规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第一条规则叫“座有序，利无别”。排座次一定要有老大老二，但利益分配是一样的。当时水浒上的利益分配规则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整套穿衣裳”。也就是说，喝酒、吃肉、穿衣服、利益分配上是绝对平均的，只是在称谓、座次上有一二三四。
第二条规则是关于排座次的。水浒里关于排座次有三个规则。第一个是年龄标准。当大家凑到一起喝酒，谁都不认识谁的时候，就得先问问年龄。年龄最大，大家一定要尊上座，其他人就挨着边坐。在江湖上混，不管什么人，只要年龄大，先尊敬、先拜是没有问题的，这在中国挺重要的。
如果两个人年龄一样大怎么办呢？那就得用第二个标准：看背景。曾经在哪里混过这很重要，这个背景决定了在年龄差不多的时候，一个人是坐上位还是次位。
如果这两个标准都差不多，那就得用第三个标准，叫“君权神授，不择手段”。比如说，晁盖临死时有一个遗嘱，谁抓住了害他的人，谁抓住史文恭，那么这个位子将来就给谁坐。
那最后是谁抓住了史文恭呢？河北大户卢俊义。可是宋江很想坐大哥这个位子。拿下史文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宋江就闷闷不乐，从聚义厅里走出来溜达。他走出来以后后边还跟了俩人，一个叫吴用，一个叫李逵。李逵就问，哥哥为何闷闷不乐？宋江没搭理他。吴用也小声说，你别在这儿吵，然后又低声跟宋江嘀嘀咕咕耳语了一会儿。第二天一起喝酒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出事儿了，快去看，山那边塌了一个坑。大家赶紧跑过去一看究竟，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山上有一个地方塌下去一块，里边居然还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天罡地煞108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宋江。于是大家冲着宋江便拜，一起哄，宋江就变成一把手，成了真大哥了。
当时大家为什么突然就服气了呢？原来这一塌，大家认为这是天意。轰的一声冒出了块石头，上面都写清楚了谁是第一第二，那宋江显然就是“君权神授”了，所以不得不拜。江湖上的座次是这样排的。
除了排位，一把手怎么换？可以去看《黑社会》，专门讲类似宋江坐上一把手以后，怎么换一把手的故事。
江湖上很多规则都是潜规则。其中有两句话特别重要，第一句话就是，最可靠的就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哥一定要提防身边最可靠的人。第二句话就是，要想当大哥，杀了大哥便是大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大哥没有熬年头、熬资历这么一说。你只有把大哥办了，你才能够熬出头，成为真大哥。
我们当时在研究如何打破僵局的时候，发现了江湖上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都太玄乎，也挺吓人，而且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僵局里。于是我们又去找书看，就找到了《民国时期的土匪》。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民国时期土匪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东北的土匪。我们就把这些规则和水浒的游戏规则拿来对照着看，脑洞有所开，心里有所明，脚下有所方向。
《水浒传》里找不到细节的地方，《民国时期的土匪》里面讲了很多，比如分工、激励和预期管理，特别是预期管理。后来我又看了一部香港电影叫《跛豪》，其中关于预期管理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我们后来总是说，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其他江湖上的组织，或者是香港电影里的故事，只是在一个细节上破局，找到了一点办法，从总体来说还是无规矩可循。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江湖组织、土匪组织、农民起义组织，发展的时间都非常短，过不了几十年，过不了两代三代人，一定垮掉。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只有小规则而没有大规则，没有解决僵局的游戏规则。缺乏长期稳定的机制，江湖组织就长不了。
所以，民营经济在早期野蛮生长的时候，“拷贝”了很多江湖组织，这样做的企业最后都没有成功。即使到今天，在海南那个时候的一些江湖恩怨，还一直延续。
而我们六个人创办的公司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打破僵局的方法。怎么能够尽快地把江湖组织变成公司？怎么样让大哥变成董事长，兄弟变成股东？怎么样找到退出机制和激励机制？如果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弄清楚，没有改变，没有把问题解决好，那我们仍然跟其他江湖组织一样，公司早就崩溃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明白了怎么样用商人规则来解决江湖中生意人之间的矛盾。
1993年，我去美国见了周其仁。我非常急切地跟他谈我们在生意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中一件事就是这个僵局。他就乐了，说这很简单。在美国，所有的生意在一开始就要说结束，结婚也要说离婚，也就是说，得有一个僵局规则。我问他，什么叫僵局规则？
他说，当你们合不到一起的时候，有人要走，有人要留，那就要有一个出价规则。你出一股多少钱，卖给对方。如果对方不买，那反过来，同样的价钱你买他，最后他走你留，这就叫出价规则。
我问这么简单吗？他说就是这么简单，谈价钱不要吵架，谈价钱就好。
后来我们六个人之间有分歧，讨论谁去谁留的时候，大体上就是按这样一个规则，留的人出钱把走的人的股份买下来，走的人拿钱去开拓新的事业，这样大家也就没有矛盾了。“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僵局就变成和局，最后变成顺局，变成发展之局。
所以，僵局规则考验人生智慧。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吃饭也好，聊天也好，其实更多的是和局的游戏规则。比如说，一有矛盾，大家不是先从最坏的方向出发，而是都往好里说，拉到一块先吃一顿，喝一顿，然后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实际上，这往往是在破坏规则。总是谈一件事能不能变通，如何变通，把不能办的事一定给办了，这就是我们通常习惯的和局规则。
而在西方，他们是从最坏的地方出发，甚至把所有的僵局都要写在纸上，律师参与进来谈一个协议，谈来谈去都是在说你俩万一掰了怎么办？如果掰的情况一二三四，那就有针对性地一二三四解决问题。
拿费用做个比较。我们在美国的公司，没什么招待费，全是律师费，律师费在所有费用里的占比与国内公司的招待费占比，也就是吃喝占比居然差不多。在美国，是从坏事和僵局开始谈起，最后达到一个和局。而我们是从吃饭以及和局开始谈起，最后弄不好掰了以后，还得互相埋怨走入僵局。
弄清楚这些情况，实际上对我们后来的内部合作，或者外部的战略合作，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化解了很多潜在的矛盾。
比如说我们当时跟泰达合作，那是一个混合经济的合作。我们引入泰达成为万通的第二大股东，而泰达是天津最大的国企。因为我们对僵局和僵局规则的认识，所以我们事先在讨论投资协议的时候，就特别讨论了僵局规则。
这里的僵局规则是什么呢？我们说所有的重大决策，在股东层面要3/4以上的人同意，实际上也就是说，必须双方都得同意。在董事会也类似，重大的董事会事项，必须超过2/3的人同意。那我们怎样防止出现僵局，以免影响业务的开拓和发展呢？我们就确定了一条规则，即如果出现僵局，任何一方都可以先举手说“这一次你必须听我的”。但是如果说了这话，那就意味着下一次再出现僵局，一定要由对方来做决定。也就是说，谁只要开头嘴硬，说你必须听我的，那下一回就只能听对方的。
这个规则很公平。你自己来权衡事情的大小，是不是非要坚持，而且由于你不知道下一件事是什么，不知道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所以你在权衡的时候，也很难冒险做决策。
这逼着我们每次都商量，从来没有用过这套规则。所以，一条僵局规则，避免了我们的僵局，也使我们尽可能地朝着和局的方向前进。我们后来跟泰达合作的几年，不仅在经济、利益、企业发展上都有了收获，有了收益和成长，我们之间相处得也非常和谐。不管是进入、退出，都能按商业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切都在原来的预计之中，所以很愉快，也很顺利。
事实上，在商业活动当中不怕有矛盾，怕就怕没规则、没有预期解决方案的矛盾。有了矛盾，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又没有规则，这事儿就很难办。相反，只要是对某一种矛盾有预设的解决规则，也知道从哪个方面去找到解决它的规则，这些矛盾就不算什么事。
总体来看，解决僵局的方法其实也就三条。
第一条，大家必须遵守一个第三方制定的规则，而不能用单方面的规则取代第三方的规则。不是说你是大哥，我就听你的，而是咱俩都得听第三方的，听法律法规的。
第二条，就是矛盾双方出牌的套路不能偏离这套规则。比如说俩人闹矛盾了，是协商谈价钱，那大家好好地谈价钱。你不谈价钱你玩绑架杀人，那你就没有按第三方法律的规则办，这就不是解决僵局，而是跳到死局里面了，矛盾根本没办法解决。
第三条，有矛盾不怕，透明解决。不能把矛盾放在一个不透明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就私下里俩人讨价还价、死掐，这事儿会越掐越乱。一旦放在透明的条件下，由律师去解决矛盾，或者是仲裁、打官司，都是解决僵局的方法。
因此在一个组织当中，特别是创业者新创办的组织里，一定要明确，我们不能仅是心里怀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大家好好合作发展事业，希望有一个和局，而忽略了潜在的僵局。应该注意到可能的僵局，以及找到可处理僵局的规则，把握解决僵局的方法，才能让组织有序地成长，业务健康发展。
04 时间效应：时间如何让人变得伟大
巴菲特是这个时代大家公认的最会投资的人，很多人都总结过他的投资模式。一是他不会冒险进入不了解的领域，二是他更喜欢长期持有。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曾说过，巴菲特像一个学习机器，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时间久了就会了解很多行业，而他所做的投资，也往往因为长期持有而利润翻番。
可见，时间是巴菲特的重要武器，它是可以改变一件事的性质的。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要求背诵唐诗宋词。提起唐诗，就不得不提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现在我们认为李白和杜甫是不分高下的，但是在唐代，这两位在世的时候，李白在诗坛的地位远远高于杜甫，而杜甫只是李白的一个小粉丝，在人才济济的唐朝不太起眼。那是什么让杜甫的名气节节攀升，最后成为能和李白齐名的大文豪呢？简单地说就是时间。
李白成名没花太多时间，他的人和诗体现的都是典型的盛唐气象，一写出来气势磅礴，就像李白喜欢用剑一样，一下就刺进人心。但杜甫不是，他出身官宦世家，读的是儒家经典，兢兢业业、忧国忧民，是大唐王朝尽职尽责的螺丝钉，所以他的作品在唐朝不那么流行，人们对他的印象也一直是个根红苗正的公务员而已。直到宋朝有人重修唐代历史，写成《新唐书》，才把杜甫的地位一提再提。
从杜甫去世到《新唐书》写成，中间有漫长的290年的时间，中国经历了唐末五代之乱，又重新回到大一统，盛唐气象不在了，宋朝的人更多的是乱世的情感记忆，这才能深层次地体会到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情感，也更能体会杜甫诗歌里表达的内容。
虽然杜甫生前已经把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了，要写的诗也写完了，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地改变、升华着。
如果杜甫的诗本来就不好，那他永远只是一颗唐朝的螺丝钉，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忧国忧民。但他的诗足够好，时间就帮助他，让他的诗传播得更远，也让他自身的人格缺陷逐渐模糊，只留下“诗人”这一个单纯的属性，逐渐成为我们心中的诗圣。这就是时间的作用，大浪淘沙让伟大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光。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本质是好的，时间就能帮上忙。做企业、做产品，也必须是个好企业、好产品，时间才能帮到你，才能让你的产品畅销，你个人、公司的价值才能够提升。
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还在折腾的人来说，时间效应究竟体现在哪里？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时间，而是麻烦。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些麻烦，回过头来看，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事真的挺有价值。
时间的长短往往能改变事情或者人的价值。有些事情看起来非常不起眼，重复一两次也不过只是个普通动作而已。例如我端着杯子喝水，这本来是个正常行为，如果我连着喝上50个小时，那性质就变了，成了行为艺术，也许能获得几个打赏。如果我这个动作保持5000个小时，那就站这儿死了、干了，就变成了一座雕塑，没准儿多少年之后挖掘出来是个文物，变成了一件艺术品，可以在拍卖会上变现。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谁也不会为了打赏去坚持50个小时，也没有人非要较劲，一直喝5000个小时的水把自己喝死。
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岂止这一件呢？阅读、工作、人际交往，可能我们每件事都在做，但往往是无意识的，没有想过要长年累月地保持一个姿势、一个标准，直到把这事做好。
据我观察，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王石。他一旦设定某个目标，看似不经意，每天好像也没花太大劲，但由于他专注、聚焦在一件事上，每天都花点时间，最后每一件事都能在所属的领域里做到最好。除了做企业之外，比如说登山，他用十年多时间变成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又变成国家级运动健将，最后变成登山协会副主席。之后，他又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去划赛艇，每天练，然后成为亚洲赛艇协会主席，现在又在全国推动赛艇运动。专注而不是分散地使用时间，实际上是把时间集中在一条线上，让事情连续地朝一个方向积累，这样才能取得常人达不到的目标和成绩。
阿拉法特也是这样。他做了35年的巴解组织领导，虽然想建立一个国家没有成功，但是他得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尊重。这35年来，他每天都为了这一个目标奋斗，不停地换地方睡觉，哪怕是睡觉都要睁着眼睛，因为这是最安全的办法。正因为这样，他是靠时间熬过来，熬了35年，躲过了无数次暗杀。最后变成一个无可取代的领导者。
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希望它变得伟大，不用刻意去选择惊天动地的事情，你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你准备花多长时间。如果你只想花一年的时间，那你绝对不可能把它做成特别牛的事。如果你敢在一件事情上赌20年、50年，甚至赌一辈子，那你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在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中，你可能遇到困难，这是正常的。解决困难的一个核心就是你对未来抱有信心，同时用一切方法去解决眼下的困难，这就叫熬。“熬”是你战胜所有对手最重要的原因，你能熬得住，平凡的机会也会变得伟大。如果你放弃，那一切就成为一个泡影，你的离场等于失去了机会。你不想熬，就变成一个逃兵；舍不得熬，你离机会也就越来越远。
想必大家已经体会到了，时间是可以改变一件事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人生路上用时间投资什么，并且有所收益的话，那就必须在一个方向上连续地正向积累，哪怕道路曲折也得熬到前途光明的时候。
如果你对现状满意，那你也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丰富你的业余生活和人生经历，取得一个平衡。无论怎样，时间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05 熟人成本：能通过市场解决就别用人情
在企业管理中，常遇到用人的问题。
民营企业通常喜欢用熟人，认为熟人好办事，熟人可靠。可是在咱们这个人情社会，做事要讲情面、要顾面子。一个企业里面的熟人越来越多，管理上的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管理当中的成本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算过账。在市场经济下，如果是初创公司，也就是三五个人、七八个人的时候，企业用熟人，可能会降低成本，带来更多的动力和收益。如果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了几十、上百人以后，熟人多了，通常并不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相反，可能因为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导致收入不增反降。
这是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个体验，也由此收获了关于公司熟人成本的一个观察。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开车，哪天违规闯红灯了，被警察拦住。你一抬头，看那个警察是个熟人，你会说：“您怎么在这儿？”对方看见你猛一愣，说：“怎么着，出事了，闯红灯了吧？”你马上就会说：“对不起，刚才没看见，打了个盹儿。”对方一看老哥们儿了，说：“行，没事了，注意点，走吧。”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为什么？因为别人闯红灯会被警察拦着罚款，而且挨训，而这个警察给足你面子，你觉得自己又有了面又省了钱。所以心里头窃喜，然后甩一句话说：“改天一块儿吃个饭。”他说“行”，于是你就走了。
第二次，当你路过这儿的时候不是闯红灯，而是拐错弯了。一看又是这哥们儿，这回不用道歉了，你会直说：“又是您当班。”对方说：“最近买卖不错，要请客。”你说：“行，改日喝酒。”一想又省了两百块钱，面子大了去了，但因为觉得麻烦人家两次了，都被拦住了又放，你会找理由请他吃个饭，然后把这人情给还了。跟警察哥们儿一吃一喝一高兴，花费一定不少于四百块钱，而中国人喝酒时要敬酒、要吹捧，互相感觉都好得不得了。
俩人的关系由熟人变成亲密熟人，甚至是家人那种，那就更有面子了。于是吃完饭后你又多问了一句：“最近弟妹忙什么呢？”对方说：“你这弟妹不争气，一天在家没啥事干，找工作又特别难，要不上你那儿给找个活儿，能开点钱就开点钱，别让她在家闲着就行。”你说：“没问题。”哥们儿的事儿，答应了就是给他面子，于是他又敬你一杯，然后就散了。
过两天，这弟妹真的要来上班了，怎么开工资呢？按照当下的标准，工资可不能太低，这月月都开工资，还要买保险，加上其他杂项支出，每月总得有个好几千，你一样都少不了。
上班三个月之后，警察兄弟打电话来了，说：“大哥，你那公司咋管得那么乱，媳妇回家天天跟我说自己被欺负。你得好好管管你那手下，她不就是没上大学嘛！没上大学也是人。”
第二天你上班了，被迫变着法儿让人都知道她老公是你的哥们儿。这时你可能已经不开车了，也不可能违章了。同时你也对这位警察媳妇老是回家说这事，叨叨叨有点烦，于是就对警察说：“弟妹在这儿干着不舒服的话干脆让她回家吧，她不用上班了，我每月给她开五千。”
这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博弈，你花了钱，一年搭进去好几万，还不好意思停这工资，最后钱是花出去了，早晚也得罪了哥们儿。如果当初警察一上来，你就乖乖给二百，让他扣分，你这一天虽然有点不爽、不快乐，责备自己不留神，但以后一定会小心驾驶。从此你就变成好公民，尽量不违规、不被罚款。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警察也不会违规放行。但你想想，让这熟人关系回到生人关系，是不是很划算？熟人往往能满足你片刻的虚荣心，但会导致你不必要的交往，花了时间、精力，又导致你过度的成本支出。
很多故事都证明，熟人的关系是超越甚至破坏制度的。熟人关系就是有选择地超越规则，熟人之间有亲疏、利害之别，亲密的、利害大的关系，超越制度就多一点；疏远的一般关系，超越制度就少一点。熟人越多的地方，越没法遵守制度，结果只能任由习惯和传统文化来支配。比如乡村，主要是靠熟人、人情、情感、面子等来支持社会的游戏规则。全部都是熟人、面子关系，最后是潜规则、习惯、风俗占上风。
所以，民营企业如果熟人越来越多，那么制度成本就高。因为制度被破坏的次数多，而且其他人也会有样学样，使制度形同虚设。
我曾经让我们的监事会专门对公司内部的制度执行情况做一个定量研究，研究哪些制度被执行，哪些制度没被执行。后来发现，执行得最不好的就是报销制度，大概只执行了40%，因为报销是一级一级地签字，熟人给熟人签，很少有人认真核查每一张票，且越是熟人，越不好说不签。
而执行最好的是投资制度。因为投资是董事会的事，董事会有独立董事，还有其他不怎么见面的生人，跟经理平时没什么交往，所以关于投资的事，只要在董事会讨论，得到批准不容易，但执行率都是百分之百。
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熟人多的地方、熟人多的公司，执行力度一定就不好。所以万通很早就提出了“生人原则”，要建立生人文化。也就是说，公司不主张用熟人，都用生人，公司的制度执行比原来好很多。
我们现在大多通过猎头公司和网上招聘，熟人文化已经淡了，这在民营企业当中是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最终能够所有人都按生人规则来运行，公司一定就会变成制度执行有力、执行效率高、公司效益更好的一个企业。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担保制度，也就是说，可以推荐熟人，但是你就得对这个人做担保。如果被推荐的这个人犯了错误，给公司造成损失，那你作为担保人，也要扣你的奖金，甚至要连坐。
从公司整体来看，实行担保制度以后，制度执行比原来又好很多，而且多数人也懒得推荐熟人，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样一来，公司就能够比较客观地来选人、用人。
很多民营企业长期不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家族企业，熟人介入最大，企业规则最难建立。比如儿子犯了错误你能把他炒了吗？儿媳妇做出纳把钱点错了你能扣她奖金吗？所以你的规则就虚设了，家族成员在公司内部全部超越规则，却要求剩下的人都按规章制度办事，那怎么能有凝聚力呢？在这方面，我觉得熟人本身超越规则，就会对公司制度形成很大破坏。
熟人在一对一博弈当中也是成本巨大的。这种隐含在面子下的成本其实很危险，而人们往往浑然不知。事实上，当你算清楚之后会发现，生人比熟人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更有利于公司制度化，更有利于控制组织当中的成本，提高组织效率。
06 孙子心态：挣钱要善于低头求人
李嘉诚在创业的时候，很多人都比他有钱，后来，那些人走着走着，在财富榜上就落到了他后边，甚至不见了。但李嘉诚创业成功，且很长时间都是华人首富。因为在香港，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都需要购买李嘉诚家族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想要完全不跟李嘉诚名下的企业发生关系，是很难的。即便已经拥有如此惊人的财富，李嘉诚平时待人还是很温和，说话和风细雨，和别人有约也习惯早到。
看到这些我就在思考，李嘉诚创业成功，除了钱之外的能力还有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觉得主要有四点：姿态、价值观、毅力和眼光。我主要说第一点，姿态的问题。
所谓姿态，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把姿态放低，给别人面子，“挣钱像孙子，花钱像大爷”。通常说起“孙子”，不是一个好词。“装孙子”更是一个贬义词，用来讽刺一个人奉承别人时的嘴脸，溜须拍马装可怜。我讨厌“装孙子”，因为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出问题了就躲，既虚伪又可恨。挣钱不能靠“装孙子”，而是要学着用“孙子心态”。
所谓“孙子心态”，就是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给别人面子，保持一种谦恭、谦虚的态度。那什么叫给别人面子呢？陕西人的解释我觉得特别实在，也特别准确。陕西人解释面子，就是“你把人给尊重一下”。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为当中，你要抬高和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尊重别人的时候，手段要合情、合理、合法。像行贿，涉及违法乱纪，那可不行。
当然，吹捧人难免会说一些套话，有时候还有一些套路，最后才能够达到效果，这是人与人交往中非常重要的流程，或者说一个戏份。可能你会觉得这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然换个角度，大家就能明白这么做的必要性了。
比如我们出去买衣服、吃饭，如果两家店的衣服和饭差不多，其中一家的服务员爱搭不理，另外一家的服务员热情周到，你会选择哪家呢？餐饮业的传奇企业海底捞，一年净利润十几个亿，天天门口排大队。除了口味，海底捞的撒手锏就是超级服务。
同样，做生意的时候，人们难道就不希望别人给自己面子？不希望自己被尊重？如果过程愉快，人们当然就愿意掏钱。
面子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就像货币一样流转着。当我们创业、挣钱的时候，保持“孙子心态”，主动、自发地给合作者或客户面子，就像一场球赛，我们先发了球，那么当然对方就得回过来，他也一样要善待你。拿什么善待？当然是要用钱来买你的服务和产品。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面子，然后我们又把面子再给他，面子传来传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润滑了。所以面子不仅是一对一时的一种礼物、一种流程、一种戏份，同时也可以转让，甚至是可以继承的。我们会看到，因为老子给了面子，所以我们对他的孩子同样给予尊重，等于这个孩子就继承了老子的面子，这是中国人之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交往方式。
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在服务业之外，在创业挣钱的时候，如果遇到攻击性比较强的一些人，他不玩面子那一套，那你保持“孙子心态”还有意义吗？那么回到我刚才的解释，“孙子心态”就是谦虚、谦恭，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营造一种和气的氛围，归根到底，是对自我心态的校正和管理。
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孙子心态”意味着要把对方看得很重，不管业务是大是小，要把这个单子做好，这就是生意人的本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每一笔生意面前，我们都应该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一部分事业。
再说一个李嘉诚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家茶楼里当店员，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别人只做分内八小时的事，他却愿意做到十几个小时。在其他人眼里，茶楼是老板的生意，给多少钱，出多少力。可李嘉诚把这份工作看得非常重，哪怕只是端茶递水擦桌子的小伙计，他也兢兢业业，全心投入。时间一长，李嘉诚顺理成章地升了职。别人都把这份工作当成替老板打工，斤斤计较，生怕自己多付出，但李嘉诚不这样，就像自己在和老板一起做生意，把自己放在老板的位置上，尊重这份生意，尊重老板。用一种“孙子心态”，让自己先付出，先投入，之后升职加薪，那是老板给他的正常回馈。
在创业稍有成就的时候，“孙子心态”让我们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不是一旦达成一两个小目标，就认为自己登上了人生巅峰，而是要刻意让自己处在低处，同时往高处看，去琢磨更宽广的未来。
我在做生意初期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个时候，万通在很多地方都开了分公司，在哪儿都有饭吃，呼朋唤友，感觉特别好。公司一周年的时候，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大吃大喝，和平常一样，开开心心地庆贺一下，要么大家一起坐下来规划一下未来的蓝图，探讨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二十个生日怎么过。
我很庆幸我们当时做了第二个选择，从此万通就把创办公司的纪念日改为反省日。而反省就意味着谦恭、谦卑，保持一种“孙子心态”。
在反省日，我们都会把过去一年的成与败、得与失摆出来，一五一十说清楚。在反省会上，大家有时探讨得很激烈，也很不好过。因为每件事你都说得很直白，当一群同事批评你且不留情面的时候，你怎样积极地看待这件事？这个时候，“孙子心态”的作用又体现出来了。不管我们做成了多少事，我们仍然把自己当成刚创业时一无所有的愣头青，不怕丢面子，也不畏惧直面问题，而是一刀一刀剖开，想办法解决，再想办法缝合这些裂痕，最终走向下一次进步。
保持“孙子心态”是提醒我们自己要自警、自省，不断进步。
总而言之，当我们想创业、想挣钱的时候，先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孙子心态”不是怯弱，而是代表了专业和勇气。想要从挣钱到花钱，就得经历从孙子到大爷的过程。先把自己压缩到零，才会获得成长为一、十、百、千、万的能力。
07 大哥姿势：领导者指道、扛事、埋单
时常有创业的年轻人问我：“冯叔，为什么我的团队总是不稳定？我给的待遇也挺好，可怎么招进来的人，我很看好的，没多久他们就走了？我还没有那些混日子的大哥有凝聚力？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呢？”
我就跟他们说，好的领导首先在于管理自己，而不在于领导别人，特别是不能埋怨别人。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埋怨别人，总是觉得自己应该领导别人，发话别人就得听，怎么着都是别人的错，是没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王石经常出去爬山，一会儿爬这个峰，一会儿又去了南极、北极，他大概用了不到五年时间，就把七大洲最高的峰都爬完了。加上南极点和北极点，很快就完成了7+2的极限挑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在跟他爬山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们这些“业余选手”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能管理自己。比如说，在山上应该下午五点睡觉，聊得高兴了，有些人八点才睡，那第二天肯定就爬不了了，兴奋过度，睡眠太少。而王石，说几点进帐篷，他就几点进帐篷。
有一次，就是在爬珠峰的过程当中，爬到七千多米的时候，不管外面人怎么吵，说这儿风景好让他出来拍照，他就是不出帐篷。因为在这么高的一个海拔，每动一次，能量损耗就非常大，为了确保登顶，他一定要管住自己。也就是说，为了一个确定的目标，一定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临时冲动或者好奇心，约束住自己，管好自己。
当时跟他一块儿的还有另一个朋友大刘。大刘属于兴奋型的，直播登珠峰，八千米以下的时候，都是大刘对着镜头兴奋，结果因为太放纵了没管好自己，到八千米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只好放弃了登顶。
王石能以一个业余运动员的身份登顶珠峰，管理自己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每次都认真地去做爬山的准备工作，比如说，要涂两层防晒霜，他一定涂两层，而且涂得特别厚，为了保持能量，再难吃的食物他都能往下咽，而我们有时候宁愿饿着也不怎么愿意吃。
这种自我约束还表现在他的生活细节上，比如说原则性。
有一次，我们在成都的小摊上吃夜宵，要喝冰镇的啤酒。小姑娘说有冰镇的，可是半天又拿不出来，拿出来的也不是冰的，是常温的。王石马上就严肃了，很正经地跟她说：“你说啤酒是冰的，如果没有，你应该告诉我。如果你只是把我们哄坐下来，你这是骗我们，我不吃这饭了。”说完拍屁股就走。大家说：“都坐下了，就这么着吧。”王石板着脸说：“那不行，你们要吃就吃，我走。”
王石对自己非常负责任，时时管理自己。普通人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而王石是说一不二，原则性非常强。所以万科能够在他的带领下，管理得非常好。
管理自己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为达到一个目标，顽强地约束自己，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在一个点，同时让组织能够跟着自己，一起朝这个方向去行动。很多领导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放纵了自己的欲望。
王石坚持原则、管理自己的欲望到什么程度呢？我听他讲过一件事。曾经有一个跟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在北京拿了一个批文，然后非得让王石去做这个贸易，但王石之前已经决定，公司不做这种业务了。那个人就使劲儿求，最后居然都跪下了，但王石仍然坚决不做，后来这个人因此跟他翻脸了。
过去，我们总以为伟大就是领导别人，这其实是错的。当你不能管理自己的时候，你便失去了领导别人的资格和能力，也就是说，你的正当性就没有了。
当一个人走向伟大的时候，千万先把自己管理好，管理好自己的金钱，管理好周边的人脉，管理好社会关系，也管理好自己的日常行为。当你管理好自己，能自律、能守法，有愿景、有目标，那么很多美德也就随之而来，一定也会有人跟随你。有人跟随，组织的力量就变大了。当你有了这样一种管理自己的能力，你才能取得当领导的资格，并且成为组织中最好的一员。大家信任你，就敢把命运寄托在你身上，跟随你、支持你。等大家都信任你，愿意接受你领导之后，你才真正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
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做领导有三件事最重要。
第一，你给大家一个方向感。你往那儿一坐，你告诉大家未来在哪儿、我们要去哪儿，大家立即心明眼亮，并且信服，愿跟着你走，这叫“指方向”，或者叫“指道”。
第二，“扛事”，实际上就是执行力，能把所有的难题一一化解。你得有力量带着大家解决难题，克服困难，扎扎实实往前走，这就叫“扛事”。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这就是当领导要扛事儿。
第三，要埋单，埋单就意味着牺牲，牺牲就是负责任。万一失败了公司要赔钱，赔得倾家荡产，那你当领导，当大哥，就一定要兜底，全部埋单。
指道、扛事、埋单，这就是当领导必须做好的三件事。没有这个决心，你就当不好领导者。当大哥还要埋一切的单，哪怕公司破产了，债务要清偿，也要一直埋单，直到耗尽最后一分钱。没有牺牲精神、兜底埋单的精神，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就干不了企业家这活儿，就当不了好领导。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创业者半道都绕回来了，因为太可怕了，他觉得太辛苦，最后还要埋单，太委屈，所以就不干了。
一般的创业者，三五年就垮掉了，垮掉的人多数也就放弃了或者后悔了，这就不是一个好领导。我们公司也有员工出去创业，然后没有赚着钱，到家里跟老婆要钱，说公司要清盘，还有员工没有发工资，怕员工来闹，不仅要正常的工资、五险，还要赔偿。这时候老婆就不干了，甚至说要离婚。然后这个员工没有办法就出来借钱，可是借了一圈，多数人也没有借给他什么钱，他很绝望，就想把房子卖了把钱还上，可是老婆更急了，说你敢卖，我们马上散，最后没办法，这个人就转弯回去当老赖。手下的人，补偿、工资就没有给，一直拖着，虽然就三五个人，但是不时有人跟他闹或者提出仲裁这些事儿，最后搞得很难堪。
后来有一次我碰着他，我就跟他聊这事儿。他说：“董事长，我忘了创业还有最终埋单这个说法，我光知道创业好像很牛，我根本不知道破产、失败了，当领导要埋这么多单，而且所有单都要埋，还逼着我差点儿离了婚。”
所以说，企业家是一个为别人的需求去追求梦想、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责任承担者。一个创业者如果想变成企业家、好的领导者，就得是一个风险承担者，也是最后兜底的埋单者。
创业这件事不容易，也正因为这样，企业家精神才弥足珍贵，值得大家去尊重。
08 合伙人困境：如何处理能共苦不能同甘
在创业的过程中，“合伙人”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词。随着各种有关公司法律的完善，合伙人制度是创业公司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在1993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前，大家完全没有合伙的概念，有的只是一起折腾的愿望、一起奋斗的雄心，还有一些打拼的激情。但是在利益、困难、纠纷面前，这些激情就像鸡蛋碰上了石头，碎了一地。
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接到一个非常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冯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我：“什么事儿？”
对方：“我们大哥昨天后半夜被人抢走了。”
我：“什么人？”
对方：“都是穿制服的人，现在我们大哥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到处找不着。”
我：“给他打电话了吗？”
对方：“去他家了，看过了，他的电话在桌上没拿走。”
我：“开车了吗？”
对方：“车还在，但人不在了，车门都没关。”
我：“那能到哪儿去呢？你们赶紧找一下，看是什么人带走的，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大概又过了个把钟头，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电话又响了。对方说，冯哥查到了，是被某市的一个公安带走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人，终于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铁路乘警，在火车上找到了这个大哥，我们暂且称他为N大哥。我们托人在火车站守着，看着公安把人带下来，然后又带到哪儿去，关到哪儿，办了什么手续，全部弄清楚。
天一亮，我就和另外两个朋友直接扑到了这个城市，找到相关的主管领导，告诉他们这纯属个人恩怨，并不涉及真正的违法犯罪，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走完程序之后，尽快把人放了。在那位领导面前，我把N先生和H先生的故事讲了一遍。他们当时如何满怀激情从体制内出来，如何一起创办公司，在遇到困难和利益分配的时候又如何起了争执，几年间俩人又如何互不相让，以至于最后大打出手，在江湖上形成了一次次的恩怨风波。
领导了解这些情况后，就让相关部门做了调查，确认这件事情不涉及经济犯罪之后，就把N先生放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你们打架，打到这儿了还没打完？”
N先生：“这事肯定没完，今儿他把我给整了，我这剩下的半辈子都得跟他去闹，绝不能放过他。”
我：“不能再折腾了，你们见面谈一谈，公司已经垮了，钱的事总能算清楚的，大家就此了断恩怨吧。”
N先生：“不行，我先歇一下，另外找日子再跟你聊。”于是他回到了西部那个城市。
无独有偶，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我在一家咖啡厅约人谈事，起身要离开的时候，突然被叫住了。
我一看，正是H先生。我立马儿想起之前的那件事，正想问他跟N先生的过节儿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就这样算了，没想到他先开口了：“你管闲事干什么？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就是非把他弄进去不可。这是我俩的事，你别再管了。”
我：“你们都已经折腾七八年了，能不能大家坐下来谈谈，把账算清楚？如果没法在一起做事，那就各做各的，也不枉当时一段激情岁月。大家留一个好的念想。”
H先生红着脸，梗着脖子，坚决不同意。后来我就没有再看到过H先生，只是听说他为了找到N先生花了很多精力和钱财，公司也顾不上办了，家庭也不管了，就是要把N先生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也把自己折腾得够呛，几乎倾家荡产。
又过了不久，我去了N先生所在的那个西部城市，N先生比原先谨慎了很多，情况也比H先生好很多。他的产业还是做得很大，有房地产、金融等等。有一次，他带我去看了他的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之后，一边吃夜宵一边聊天。
我：“你跟H先生的纠纷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呢？最好你们能面对面再谈一下，或者通过中间人调停一下。”
N先生：“我是想跟他好好谈来着，但是他就像走火入魔一样，对我不依不饶，已经把我弄进去两回了，搞得现在我也恨不得把他弄进去。但是我比他要稍微冷静一点，所以我只是躲在这儿而已。”
我：“你在这儿这么高调、张扬，这哪儿叫躲啊？这不是招人、招事、招祸吗？”
N先生：“你说得也有道理，我琢磨琢磨。”
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我跟N先生也逐渐失去了联系，等有机会再去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便托人打听他的消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朋友告诉我，他现在真的躲起来了，电话也换了，跟以前的人都不联系了。
我：“那能躲到哪儿去呢？大楼、夜总会、餐厅，那么多场子还在，人就消失了吗？”
朋友：“真的消失了，这些东西他早就卖了。”
我：“他总得喘气，总得见朋友，火葬场没记录？公安局没记录？”
朋友：“不好意思，冯哥，这次真的找不着了。”
后来H先生那边的消息也渐渐少了，他们的故事似乎就结束了。有一天，我偶然在北京碰到了N先生的一个朋友，于是就问N先生现在的下落。他告诉我N先生现在可牛了，为了躲H先生，N先生卖光了产业，拿着钱云游四方去了。结果因祸得福，因此收藏了很多重要的古董，这些东西可比房地产都值钱，现在应该已经很逍遥地享受着他的自由，同时很安全地拥有他的财富，只是和过去的老朋友都不联系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正因为断了联系，才断了他原来的那些是非。
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躲”的学问在于了断是非，就是把自己和原来的社会关系明确地切割开来，从过去的是非链中逃出来，去一个新的环境，开始另一种人生。
很多人之所以躲不开，是因为没有了断是非，心里还有旧人，偶尔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被捂死在里边。类似的事在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身上也发生过。他在躲避追杀的时候，因为放不下心上人，去和相好的女子会面，结果被戴笠抓住机会杀死了。
N先生深知躲之三昧，这一躲就是十几年，俩人的恩怨也应该烟消云散了吧。
N先生的结局虽然很不错，但这样一个拆伙的故事，其实是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中的一种悲剧。
我们设想，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那么当创业伙伴产生分歧的时候，就能够在法律给出的游戏规则下，心平气和地分手，理性地分家，而且还能各自去寻找新的天地，N先生和H先生的故事就可以不再重演。这样一来，拆伙就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停滞而是进步，不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负能量，而是成指数倍增加的机会，是创业过程中一股积极的力量。
除了好的法律环境，好的拆伙也需要创业伙伴走出野蛮生长时期的局限，摆脱江湖规则的窠臼，具体来说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僵局规则”，用商人规则来解决生意人之间的矛盾，以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按照出价规则谈好价钱，把僵局变成和局，变成顺局，变成发展之局。
合伙人之间当然还会有很多具体的游戏规则，除了我们自己的性格、愿望以外，我们更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给我们约定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同时加进我们的智慧，在股权的表决、财富的分配、合伙人的退出和加入、新增合伙人的权利表决等，这样一些相对技术性的方面也要做好，而且要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才能确保合伙人之间合则两利，散则两全。
09 辛德勒悖论：最后帮你的通常不是所谓的“好人”
有时候，最终能帮到你甚至挽救你命运的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身上出现激烈冲突，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道德、行为的时候，就出现了我说的辛德勒悖论。好人是好人吗？坏人是坏人吗？好人怎么又是坏人？坏人怎么又是好人？
几年前我去了一趟波兰，由于《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广为流传，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要去看一下辛德勒的工厂。
在电影里，当年德国占领波兰，进驻克拉科夫之后，辛德勒掠夺了当地一家搪瓷厂，请了一个犹太人会计来帮忙做账，逼迫犹太人出钱投资，同时又招了很多犹太人来生产脸盆、饭盒之类的东西。搪瓷厂的生产环境很嘈杂，气温非常高，这些犹太工人相当于辛德勒的奴隶，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又没有多少工钱。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成本。然后辛德勒把这些低成本制造的东西，高价卖给战时的德军，赚了很多钱。辛德勒最大的能力或者说才华，其实就是搞定人。他通过行贿搞定党卫军、纳粹，以及当地一些有势力的人，把各方面都打点得非常好，所以工厂也办得顺风顺水。
就在这个时候，德军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把克拉科夫当时95%的犹太人都关进了隔离区。德军不仅掠夺他们的财物，还对他们进行屠杀，最后还把他们的圆形墓碑作为隔离区的墙，以此来羞辱他们。
这个隔离区离辛德勒的工厂只有几百米，所以辛德勒慢慢发现，犹太人不仅在隔离区中被滥杀，还有一批一批的犹太人被拉到不远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屠杀。德军持续四年使用工业化的方法来屠杀犹太人，这种方法残酷得令人发指。他们拿走犹太人的金牙、鞋子，把他们的头发剪下来，运回德国制成麻布，作为商品售卖，最后还把他们的骨灰做成化肥，把人当成原料。
这种残暴的行为使辛德勒的人性突然复苏了。他对犹太人产生了巨大的同情，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保护他能保护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他工厂里边工作的犹太人。正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这个过程非常惊心动魄。比如说，已经有一批工厂内的犹太人被拉到了集中营里，辛德勒用大量的金钱搞定了集中营的头目和党卫军。如果再晚一步，这些人就要被送进毒气室了，辛德勒保全了他工厂中的大部分犹太人。
但是，他还想保护更多的犹太人。由于他的工厂比较小，只能容纳几百人，于是他向德军要求，工厂要扩大生产，不仅要为德军生产搪瓷用品，还要生产枪械、子弹、炮弹，申请一个特殊政策，德军可以把工厂当成一个集中营的分营，把犹太人关在里面从事生产，不让他们出去。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进来，包括党卫军。而辛德勒并没有生产枪械的经验，所以他在审批通过后，做了一个假工厂，自己花钱去外边买来枪械充数，就这样，他把工厂变成了一个保护犹太人的特殊场所。
1945年苏军进攻波兰，打败了纳粹。这一天，辛德勒对工人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出去找你们的亲人了。因为我是纳粹，是战犯，而且在战争期间我还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所以我必须离开。在场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常感动，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金牙熔成一枚戒指送给了辛德勒，并用希伯来文在上面刻了一句话：“救一个人就是救世界。”
战争结束后，这些犹太人专门写了一封联名信，来证明辛德勒在战争期间对他们的保护。而且，证明辛德勒保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尊严，这封信使辛德勒战后免于刑罚。还有很多人在战后跟他保持联系。辛德勒去世以后，就埋葬在以色列，这些犹太人的后人每年都会去他的墓前纪念他。这是电影中呈现给我们的辛德勒。
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来说，他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他的私生活不检点，还把老婆抛在异国，工作上他拿钱搞定人，靠投机倒把赚钱。战后他又故态复萌，胡吃乱嫖，把生意也搞砸了，穷困潦倒，有时候他还要靠他救过的犹太人来接济，最后就这样完结了他的一生。
辛德勒在死以前，把他这一生的档案放在一个小皮箱里。后来这个皮箱被人发现，他的故事被写成了小说，斯皮尔伯格就是根据这本小说拍成了《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工厂现在变成了一个纪念馆，是克拉科夫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我在那个纪念馆里待了一天，反复在想一件事：他道德有瑕疵，不择手段地敛财，同时参加过纳粹，干了很多坏事儿。他怎么就突然人性觉醒，愿意散尽自己的全部财产来保护这些犹太人的生命呢？是什么促使他突然完成了转换？
我认为，正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所以他才会产生这种转变，而且能够想出解救这些犹太人的方法。如果是个好人，他就不会有这么多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普通的好人是循规蹈矩的，即使觉醒了也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辛德勒是一个标准的纳粹党徒，平时照顾家庭，对孩子负责，对自己严格要求，百分之百地信服纳粹的主张和宣传，反而很难有这样的转变。
后来我又想到，其实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刚下海做生意的时候，有段时间很落魄，连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都买不起。于是我就向一个机关里的干部借钱，这个干部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当然我也认为他是好人，以为好人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帮你。遗憾的是，我见到他，他不仅不愿意借钱给我，而且还躲着我，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认为我是坏人。
走投无路的我后来又碰上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来找我，他不知道我已经落魄了。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单位收到过举报信，举报这个人是坏人，而且我还查过他。所以我这个时候见到他，不太想搭理他。
但实在是因为落魄没有办法，所以就顺便提了一下，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结果这个人很痛快，说你明天来拿吧。第二天下午，他借给我三百块钱，我想写个借条，他说不用了，在我的坚持下，他说行，那你就写吧，以后我没饭吃的时候再找你。
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大家公认的坏人，不仅没有歧视我，而且还能帮助我？而那些所谓的标准下的好人，却会在关键的时候袖手旁观，甚至加害我？
其实做一个普通人就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还有一些小缺点，但这些缺点并不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在特定环境下令人尊敬的人。辛德勒给我们的启发值得我们长久地回味，而二战期间的犹太人的历史，更是一段值得我们不断去反思的历史。
10 周期律魔咒：如何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规律：一次农民起义，杀了无数人，然后首领取得了政权，登上了皇位。坐稳龙椅之后，他必然会干劲儿十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给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很大空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豪强兼并、外戚专权，或者后宫祸乱，爆发继承性危机。出现危机时，一般都会有一个超级强人出现，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兴皇帝。
再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又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后宫多、子嗣多，这些人宫廷祸乱，加上社会矛盾、封疆大吏的野心，演化出新的社会动荡、战争、互相绞杀，于是又有一次新的农民起义借机冒了出来，又出现一个强者。血流成河之后，社会最终又回归于正常，而这个新的皇上，又会变成下一个太祖、高祖，重复着前朝的故事。
这种治乱兴衰的故事演变，我们通常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周期律。汉朝的高祖皇帝和光武帝、唐朝的太祖和唐宪宗，以及清朝的太祖和后来中兴的皇帝，都未能脱此窠臼。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就是这样一部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这种皇朝的治乱兴衰规律，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周期律。
与封建朝廷的周期律相呼应的，江湖上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周期律，它在很多影视作品，尤其是香港的江湖片中，展示得非常清晰。无论是《纵横四海》，还是《跛豪》，又或者是《古惑仔》，一代又一代的江湖电影，讲的都是这样的主题。
老一代的大佬年岁渐长，有家眷之累，又有生计上的压力，身体也逐渐衰老，他们无法继续冲在一线，喊打喊杀，于是过起了半正常的生活，甚至退到街角一隅，喝茶、抽烟、斗嘴、打麻将，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女人，过着猥琐而可怜的日子。当他们的生活慢慢安定，和那些刀光剑影渐行渐远之后，突然又遇到一些冲突或打斗，特别是面对一些更年轻的愣头小伙，比如街头的新生英雄。他们总会感叹世道变了，年轻的一代心太狠、手太辣，一点都不讲江湖道义，对老人更不尊重，全然不顾破坏了江湖秩序。
老江湖所说的江湖秩序，实际上只是对他们自己有利，因为这种秩序是他们在早年的生活环境中自己创造的规则。在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当他们挑起事端抄起家伙，和上一代死磕玩命抢地盘、好勇斗狠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正破坏着上一代人的秩序，而在那些上一代的人眼里，他们也曾是不讲道义、不守规矩的一帮混小子。
所谓的江湖游戏规则，从来都是新的战胜旧的，新的一代只有更狠才有机会出头，不光是在早期的中国，西方的黑社会和江湖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教父》《美国往事》里所演的，新一代要想冒出来，只有比上一代更狠，他们生存发展的力量才能超过保守的力量，成为又一个时代的强者，完成代际更替，延续又一个时代的江湖。这种不断产生大哥的更替，就叫作“江湖的周期律”。
我们考察历史和江湖的规律会发现，封建王朝和江湖大哥都没有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无论是江湖还是朝廷，要打破这种周期律，首先需要秩序，而最有效地建立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建立法制体系。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无论新一代怎样成长，都不会出现老一代的垂死悲鸣和无奈挣扎。有了法制，老一代不必披上旧时的战衣去对抗新一代的到来，新一代也不需要通过杀伐打斗、阴谋诡计去残忍地剥夺老一代的尊严，不需要用鲜血祭奠自己的权力。新一代和老一代将能和平地更替、共存、共融，互相滋养、共同成长，使社会经济能够连续不断地正向积累，不光是财富的积累，还有文明的积累、情感的积累、价值观的积累以及国民精神的积累。
当人们都生活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这种江湖和朝廷的周期律才会失去存在的土壤，那些残忍血腥的事情才会只存在于传说中渐渐远去。
在考察封建王朝和江湖大哥的周期律时，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企业有没有周期律？
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企业家说，要把自己的公司办成百年老店。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全球创业企业最多的国家，每天都有一万多家新企业诞生，但每年又有两百多万家企业破产。新成立的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活不过两年，别说百年老店了，成为十年老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活下来的企业，如何能够活得更长久，从而避免走上“周期律魔咒”呢？
首先一点：初心要正。起步的价值观对了，最后的结局才是对的。
在创业当中，起点的信仰很重要，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最终成了“两院院士”，不是医院，就是法院，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30年前开始创业，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这样的。但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悲伤和丧失勇气。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答案：要把握住哪些事情才不至于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只要价值观对了，就绝对能活下来。虽然不能保证你一定赚钱发财，但能保证你的安全。价值观非常简单，比如做人要诚实、善良，在任何法律模糊的地带都能守住基本的底线，遵纪守法，等等。我们曾提出要“守正出奇”，其中的守正就是90%的事尽量不变通，少数事儿偶尔变通。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可能会少挣很多当下的钱，但可以躲过很多的风险。比如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合作的项目要谈，由于有和我们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一些风险，于是决定不做。最后避开了很大的麻烦，对方也被绳之以法。事过之后我们都很庆幸，想想觉得坚持自己的原则是对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故事也启发了我们，遇到再复杂的事情都要警觉，要坚持做好人的价值观，才能避开暗流和旋涡，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不一定能挣钱，但能保持善终。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家企业都会面临人员更新的问题。如果按照人的代际来说，20年算一代，那么公司到20年、25年的时候就会出现整体老化。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审视业务，也要考虑转型换代的事情，这是所有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就像一座房子住了20年要重新装修一下、家具挪一下，企业超过20年，往往面临重组、更新、代际更替等重大的选择问题。
但是怎么重组？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做法，我认为适应未来公司规模的方式一定是特种作战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就是千万不要再去做一个超级的金字塔式的大组织，而是应该做一个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在大后台的支撑下，才能够有效率。这就是特种作战的一种组织模式。这几年我们也把公司变成了小组织，所以才能够实现“小组织自驱动，低成本高回报”，效率提高了，团队也高兴，发展的速度就比以前要快。
在平衡代际关系时，同时也要平衡控制、效率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一个组织如果只强调控制，那么会牺牲效率，也会伤害到正义，也就是公平。如果一味地讲效率，忽略了公平，那么组织就会涣散，控制就会变成徒有形式，而且最终组织会崩溃。
一个企业要避开周期律，要持续地增长，就必须特别重视、平衡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在适度的控制下把它变成一种规则，然后用正当的激励让组织有效率，同时在利益分配当中保持公平，在道义、情感上保持公平。这些也是我们能够克服周期律的一个法宝。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有很好的学习精神和自我调适的能力，创业就是一个不断地遭遇挫折和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再重新出发的过程，只要你不放弃，就得自我学习，自我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学习、更新、反省、再生的过程。只要学习能力超强，不断地调整更新，就能够在环境的不断变换中立于不败之地，打破你个人的局限，同时超越周期、跨过周期、战胜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