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维和发言人Spokesman for Peacekeeping
赛勒斯·万斯离开前南问题和平谈判后，我在日内瓦又呆了几个月。大卫·欧文对此有一点特别在意，觉得我不能看上去只为万斯效劳，我表示同意。在斯托尔滕贝格代替万斯后，我非常乐意为他服务。他为人最为开朗，我喜欢向他介绍美国的马蒂尼酒。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很棒的发现。从此以后，每当我们在一起时都会畅饮马蒂尼酒，那是杜松子酒和少许苦艾酒的绝妙混合物。不过到了1993年夏天，我不无遗憾地作别了他和欧文勋爵，履行自己的诺言回到家里见我的儿子，他那年17岁。那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团聚。
我回到了联合国总部的发言人办公室，在那里我再次成为一个职位较低的职员。但是，媒体认为我对维和认识透彻，因为我在最近两次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纳米比亚和波斯尼亚行动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也是万斯和欧文在日内瓦期间的发言人，这让我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一的新闻事件中不断被推到全世界的镜头前。驻联合国记者团开始给加利办公室的人施加压力，要求给我高一点的职位。（虽然在过去三年中我在纳米比亚、波斯尼亚和日内瓦一直都要站在电视镜头前对媒体发布消息，但作为发言人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我还从来没有资格在总部这样做。）有些记者开始敲打秘书长办公室。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是路透社的伊芙林·利奥波（Evelyn Leopold）。她告诉加利，“你一定要让埃克哈德发布新闻；他是在维和话题上惟一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
布特罗斯‐加利的一位高级政治官员———秘鲁的阿尔瓦罗·德索托（Alvaro de Soto），对我进行了内部测评，得出结论说我应该每天都和我的上司———发言人乔·西尔斯（Joe Sill s）一起参加每日的午间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有关维和的新闻。这可能会使乔有点不容易接受，因为维和是他的发布会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不过很多年以前他就曾经是我在美国联合国协会的上司。当初正是他和我谈话，劝我加入联合国、并最终在发言人办公室里帮我找了份工作的。所以他完全欢迎我帮助他处理最棘手的这部分。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过任何问题。
于是，当维和任务成为世界头号新闻的时候，我成了维和问题上的联合国官方发言人。看看我所面对的：1993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索马里遭遇惨败，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波斯尼亚的战事持续不断，柬埔寨的形势几起几落，更不要说在利比里亚、海地、塔吉克斯坦、安哥拉、马其顿和莫桑比克的新型维和行动了。这些对我来说既具有专业挑战性，同时也很有意思———因为维和行动在这些地方进行。当你是发言人时，这些就是你最应该在的地方。
我前面和你们提到过，两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这种安排被中止了。我无法理解加利的管理方式。我认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当我被告知我将再次成为普通的三号发言人的时候，老实说，我近乎绝望了。
加利的邀请An Offer from Boutros‐Ghali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科菲·安南的维和部门有个媒体官员的职位空缺。发言人办公室指定我发布维和新闻的时候，我曾与安南非常接近地工作过。他很愿意让我直接地为他做事。我决定要到他那边去。但是这时候秘书长的行政办公厅主任简‐克劳德·艾米（Jean‐Cl aude Aime）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简‐克劳德是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Francoi s Giuli ani）认为值得在工作结束后邀请到办公室喝点什么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但那是在他成为行政办公厅主任之前。现在他是秘书处最令人敬畏的人之一。而且我必须说我也有点畏惧他。我走进他的大办公室，不知为什么他要见我。简‐克劳德让我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用平静而肯定的口气说，我要作为发言人陪同秘书长一起出访。这次出访有可能历时很长，从欧洲开始，再到中东、南亚，最后到日本和中国。这在我听起来匪夷所思，因为三号发言人从来不会陪同秘书长进行长时间的重要旅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任时，只允许我陪同他前往加拿大和华盛顿，而且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加利一起去过任何地方。“为什么是我？”我脱口而出，随即后悔自己有点莽撞。简‐克劳德只简单回答说：“我们想在旅行中轮换发言人。”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原因，我怀疑这次邀请和我申请维和部门的工作有关。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去更好地了解一下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当我在南斯拉夫以及日内瓦和平谈判的时候，我听到传言说他周围的人都很畏惧他。在一次采访中，他曾经开玩笑似地说他是以“秘密行动和突然袭击”的方法来治理联合国的。那可能只是个玩笑，但是我听到种种故事足以让我感到这句话确实说出了一些实情。比如他那次就是这样很突然地、不予解释地命令我走出新闻发布室的。
我利用自己在德奎利亚尔和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手下学到的东西来准备这次官方旅行。我们先去了日内瓦，然后去了埃及的开罗———那里正在举行一次重要的联合国会议。埃及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是加利的祖国。尽管事实上他是一个埃及基督教徒，夫人是犹太人，但他还是一直做到副总理的位置。我开始更为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他要在这里使用“秘密行动和突然袭击”的方法。1977年，加利曾作为外交大臣陪同总统萨达特史无前例地出访以色列。正是这次勇敢的而有突破性意义的政治举动使阿拉伯世界的很多人永远无法原谅萨达特，他在1981年遭到暗杀。而加利的名字一直都存在于很多人的暗杀名单中，因此他是所有联合国秘书长中安全风险最高的一位。
在开罗，他住在饭店一个极好的套间里，往外可以看到尼罗河。我把“新闻餐饮”带给他，每天我都给他准备三份最新的新闻简报。他邀请我到他房间里。通往阳台的门敞开着。他出去的时候，打手势让我跟着他一起走到外面。我们所在的楼层比较高，从套房的这一侧往外看，不见尼罗河，而可以看到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和大部分城区。他往远处指点着说道：“我的议会区就在那儿。我熟悉每条街。”原先我对他所有的那点畏惧感消失了。事实上，我开始对他热情起来，想更多地了解一些他在埃及的生活。
离开开罗，我们前往新德里。有天晚上，我敲他宾馆房间的门，要给他当天最新的新闻简报。门半开着，我可以听到里面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进来！”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大套房里面的起居室。布特罗斯‐加利夫人———她的丈夫和朋友称她为莱亚（Lei a），靠在沙发上。她对面的椅子上端坐着两位联合国代表团的政治官员，两人手里都端着一杯酒。“进来，进来。”加利夫人重复道，“我就不招待你了。威士忌在那里，你自己倒吧。”在房间的另外一侧是有一瓶苏格兰酒，还有一些杯子；没有冰，没有调酒物。我从来不喝苏格兰酒，但是我照做了，自己倒了一杯不掺水的酒，然后僵硬地和我的两个同事一起坐在她的对面。这是我和这位联合国第一夫人首次近距离接触。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政治和人物。她很热情，是的，也很容易笑，但是我感到她令人敬畏。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北京。我们住在贵宾馆的一个大房子里。有一天早晨，代表团在走廊集合，等待着中方人员护送我们到等候在外的豪华轿车上。除了加利夫人，其他人都到了。但是秘书长看上去似乎并不着急；我想，他已经习惯妻子迟到了。我的手上正好拿着为他准备的早间新闻简报，于是我把新闻简报递给他，帮他打发时间。他接过材料，拉着我的胳臂离开人群，来到一楼的一个很大的接待室。他逐条地大声阅读这些新闻，而且每读一条他都会给我讲述一下新闻的历史背景以及幕后的各种人物。那是对新闻的一种令人陶醉的解读。我当时感到他就像我的教授，或者像我的祖父。我开始喜欢他了。
我们返回纽约后，简‐克劳德再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说，他理解我正在考虑到维和部门就职。他说他意识到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次提升。他也承认我已经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呆了八年，但从来没有提升过。他说，如果我留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他们会找个位置提升我。我说我会考虑的。
我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职业选择。我已经听说，科菲·安南开始逐渐地使加利有紧张感，因为美国人喜欢安南，而加利和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关系一团糟，不能确定她是否会支持自己连任。科菲·安南在我做维和发言人的时候总是给我最大限度的支持。而简‐克劳德·艾米向我提供支持，只是因为我在考虑要为科菲·安南工作。我觉得和科菲·安南在一起比和严厉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教授在一起更为自在些。所以第二天我告诉艾米说，我感谢他给予我提升的机会，但是我要为科菲·安南工作。
加入科菲·安南的维和部门Joining Kofi Annan in Peacekeep‐ing
于是1996年初，我从记者们所在的三楼搬到了维和部门所在的37楼，就在秘书长办公室的下一层。那里的气氛似乎有点儿冷清，再也没有记者整天在我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事实上，除非通过预约，否则他们根本不能到37楼来。我也不用再忙着帮助准备午间的新闻发布会了。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迷茫，没有方向，毫无压力！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就像生活在高压锅里。你总是要跟着新闻跑，寻求该对新闻进展说些什么，为那些永远都行色匆匆的记者们提供答案。而我的新工作则指望我回答来自代表们———而不是记者们的问题，这些代表们几乎从来不打电话。我必须找些事情做。
我的主意之一是为维和部起草媒体指南。科菲·安南喜欢这个建议，给我开了绿灯。我决定要大胆行事，建议授权所有的维和人员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对媒体说话。科菲·安南批准后把草案递交给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办公室审阅。简‐克劳德·艾米拒绝批准，说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应该有媒体指南；这样的想法只有对整个秘书处才合适。当科菲·安南告诉我艾米的反应时，我说使用电脑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文本。我们可以不说建议让“维和部门所有成员”都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媒体说话，而说成让“秘书处的所有成员”都能这样。科菲·安南笑了，让我去修改。他把修改过的文本再次交给楼上，而后就石沉大海了。媒体指南的想法就这样完了。
1996年是布特罗斯‐加利的首次任期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他期望自己像他的前任一样得以连任。但是奥尔布赖特让克林顿政府下定决心否决他连任。华盛顿方面支持的候选人是科菲·安南。对于我而言，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绝对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形势变化。安南首先组织了一个团队，为他可能当选后所会面对的局势出谋划策。在他当选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后，他把这个顾问团队扩大成他正式上任前的过渡团。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两个团队他都邀请了我参加，然后他又邀请我做他的发言人。我替布特罗斯‐加利感到难过，但是我为科菲·安南骄傲，而且对于成为他的发言人感到非常自豪。
首席发言人Number one Spokesman
1997年1月1日，我重返发言人办公室。不过我不再是三号人物，现在我成了一号人物了，我喜欢那种感觉。接下去让我跟你们说说在掌握了决定权之后，我是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
我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重新整理我以前为维和部门起草的媒体指南，并提交给新任秘书长批准，以便在秘书处广泛使用。科菲·安南召集了一个小型委员会来审阅这份文件；审阅完毕后，他把媒体指南作为官方文件发布。这是联合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首次有人白纸黑字地写下：谁可以对媒体说话，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说话。
因为发生这样意外的变动，首先，我最迫切需做的事情是挑选职员。当我还是发言人办公室的浅资历职员的时候，遇到一些在我看来是非专业的行为和做法，会无法隐藏自己的不满意———至少“非专业”可不是我的行事方式。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上司在进行日间新闻发布，他说的一些东西有欠准确。事后我对他说：“弗朗科易斯，我们必须发布一个更正。你说的不是事实。”他看着我，似乎觉得挺逗的，回答道：“一旦我说出去了，它就变成事实了。”他从来就没有发布过更正。
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强势的发言人之一，作为法国人，他有某种傲慢。他曾经与他的手下开玩笑说，如果有朝一日弗雷德成为发言人，你们所有人最好自己走人，因为他很有可能会把你们都开掉。我没有解雇任何人，但是很多人自己离开了。员工短缺可不是件有趣的事，但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挑选组建我自己的团队。
我尝试了不同的方案。你们知道，在联合国你得试图保持地区平衡、语言平衡和性别平衡。你也要尝试寻找有能力的员工。我努力地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不过，尽管我最初招募的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地工作，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适合做这一行。
最后，我意识到我需要的是当过记者的人。曾经做过记者的人会成为最好的新闻官员，因为正如我们西方人所说：“他们言所言，行所行”；换言之，他们看上去像记者，讲话像记者，工作起来也像记者。他们知道记者在问问题时，需要得到即时的回答，而且最好是准确的回答、可以引用的回答。当过记者的人知道这些。
我很快招募了12个员工———6个专业人员，6个辅助人员，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员以前都当过记者，辅助人员背景和技能比较多元。专业人员中，我的副手是华江（你们在这里会称呼她为江华），一位中国女士，现在加入英国国籍。她在BBC工作了18年，是亚洲区业务的负责人。另一位是日本的冈部玛丽（Mari e Okabe）女士；她曾经是美联社的通讯社驻外记者，后来担任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新闻官员。然后是法国人斯特凡·迪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他曾经在美国ABC电视台工作；接下来是巴基斯坦人法翰·哈克（FarhanHaq），他现在是美国公民，他在联合国一个称为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的第三世界新闻社工作了八年。最后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希腊人阿里·盖坦尼斯（Ari Gaitanis），他曾经任职于马德里的道琼斯新闻社。
在辅助人员中，我们有冰岛人简·加夫尼（Jane Gaffney），她曾任职于联合国在安哥拉的维和行动，并从事新闻工作将近十年了。第二位是英国人安妮·斯多尔（Anne Siddall），她曾在纳米比亚的维和行动中与我共事，还曾参加过东帝汶岛的维和行动。她有人事管理的专业背景，因此她同时也是我办公室的管理人员。第三位是菲律宾人玛里瑟·马格斯‐斯尼芬（Maricel Magas‐Sniffen），她曾经任职于联合国公共咨询办公室，知道如何回答外界人士的问题。然后是葡萄牙的奥里芙·伊奥安努（Olivia Ioannou）女士，她已经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很多年，掌握5门语言。正在学习心理学的丹麦的康妮·彼得森（Connie Peders‐en）女士曾是联合国的导游，她学过如何处理人们在参观联合国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最后，美国的安德鲁·海恩（Andrew Hein）先生也是导游出身，有着出色的个人技能。
这12张嘴中能说出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当然每个人都能说流利的英文，英语是纽约总部的官方语言。有些人说法语，这是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另一种官方语言。然后是汉语、德语、日语、葡萄牙语、
希腊语、西班牙语、丹麦语、乌尔都语和塔加路族语。而且鉴于阿里·盖坦尼斯说话的方式，我有意将“澳大利亚语”视作一种与英语已有区别的独立语言也列于其中。
这是一个“梦之队”。
接近秘书长Acces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我要定位在什么地方？靠近科菲·安南还是靠近记者？还记得吗，我在萨拉热窝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决定要靠近记者。在纽约总部，发言人的办公室在秘书处大楼的三楼。联合国提供给常驻记者的办公室在三楼和四楼。我的办公室为记者所包围———他们总共大约有200个。有趣的是，在过去，有些联合国新闻发言人也是秘书长的工作人员，他们在38楼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秘书长的办公室也在那一层。科菲·安南的行政办公厅主任给我在38楼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但是我谢绝了。在总部和在战地一样，我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和记者保持亲密接触。
那么我是怎样和上司保持密切关系的呢？
我的前任在午间新闻发布会之前要见上秘书长一面是最费周折的。他们说要在秘书长办公室外面等上很长的时间，然后只能和秘书长简单地谈上两分钟，因为还有别的人在等待着———不管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还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都是这样。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科菲·安南大多数时间都是在9点半到10点之间来上班。我请求他的保安人员在他离开住所来工作时给我打个电话（记住，身在政界，你需要很多朋友）。开车需要10到15分钟。在“9·11”之后，保安人员通常让秘书长通过地下室进入大楼。我在地下室的装载平台上等着他。他会从车里出来，跳上通往平台上的台阶和我握手。然后我们会往电梯方向边走边聊当天的新闻（1分钟），在电梯往38楼开的过程中接着聊（1分钟），走出电梯、到达秘书长办公室前的路上还可再聊一聊（1分钟）。
而且到那时他通常都会邀请我进入办公室，只有他和我两个人，我们可以讨论任何需要讨论的话题。不用说，我会把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留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和他谈论（这又是2到5分钟）。于是，我就有了足够的时间！于秘书长自己而言，这也是他在进入繁忙的工作程序之前，与他的发言人进行交流的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
每星期他都要召集十多个员工开会一次，我也在被邀之列。（此类会议每次持续30到45分钟。）
每星期他都要开一次内阁会议，并让我坐在靠墙的位置，听他和他的副秘书长交换意见。（这种会议有一个半小时。）
偶尔他还会邀请我出席小型的政策制定会，比如伊拉克问题会议。
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给秘书长打电话，无论他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而且他总会接我的电话。
我不能埋怨缺少与秘书长接触了。
随同秘书长出访Traveling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与科菲·安南接触最多的职员很可能是他的行政办公厅主任，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办公厅主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接触秘书长的机会。如果你为安南工作，和埃克巴·理查搞好关系非常重要。当开始认真为可能即将当选秘书长进行讨论的时候，科菲·安南曾召集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到其左右。埃克巴·理查是其中之一。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我建议科菲·安南无论到哪都要带上他的新闻发言人。他向我保证他将会这样做的。
在他首次任期的第一个月中，他决定访问华盛顿。埃克巴·理查害怕这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因为许多媒体以及相当数量的政府，都在说安南是华盛顿的人。但是秘书长知道他必须一开始就和华盛顿搞好关系，因为其时华盛顿方面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已经让联合国濒临破产了。当有媒体问及他为什么不首先出访发展中国家时，他给了我们一句可以对外引用的话，大意是说：“我会出访任何欠了我十亿美元的国家。”
不管怎样，这个决定最后成行。科菲·安南告诉理查他只需要一个小型的代表团。在理查看来，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发言人。我抗议说，秘书长向我保证过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带上发言人。理查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他说：“我要向秘书长核实一下。”他回来的时候说：“你是对的，秘书长无论何时出访都需要发言人随行。”
对我而言，这个道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一个政治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一位媒体人士陪同。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至极的事实却花费了偌大的周折才得以确立（在以后的课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媒体人士在陪同秘书长出访时会做哪些工作）。在随后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我随同科菲·安南出访了约100个国家。一周七天，和他一起乘坐飞机、入住酒店、参加各种官方宴会和接待会，比在总部为他工作时要亲密得多。
出访让你和上司的关系更加密切。
物质设施The Physical Plant
好，我们谈到了接近记者，接近上司，还谈到了我办公室的员工们。下面谈谈什么呢？让我跟你们谈谈我的办公设施怎么样？
我的前任上司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曾为三位秘书长担任过新闻发言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还有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很喜欢记者，尽管他喜欢其中的一两个，与之关系密切。
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在1950年竣工时，新闻办公室在三楼；外面是记者的工作区，人称“牛栏”；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有些放有打印机的长桌子，任何没有自己私人办公室的记者都可以坐在那里工作。因为某些原因，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把“牛栏”变成了办公的地方，结果实际上是在他自己和记者们中间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屏障。从走廊过来的记者们必须再穿过一段狭窄的通道才能到达他们的办公室。
我知道那个大屏障必须得撤除。我和联合国大楼的管理人员合作，绘制了一张全新的新闻发言人办公室设计图。负责管理的副秘书长和我关系不错（———在行政管理部门有朋友是件好事），他为该工程筹集到钱。
我可怜的员工们在满是尘土的建筑现场工作数周；墙被推倒，新办公室渐渐成型。不过当一切都弄好之后，这里成了整个联合国大楼中最令人惬意的工作地方之一。
现在记者们从大走廊过来，穿过一个大双页门便可直接进入发言人办公室。里面是一片很大的开放空间———从前的“牛栏”———我的六个辅助人员在里面坐着。我称他们是前线职员，因为是他们最先接待来访者，而且要接听电话。他们的办公桌是钻石形状的，接待桌在中央———形状像个楔子。所有人的眼睛都可以看到入口处，因此他们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其他人接电话或者忙碌的时候接待来访者。这样，到来的记者无须等候就可以得到接待了。
大走廊和外面的办公室之间的墙是玻璃的。外面的办公室和我自己的办公室之间的墙也是玻璃的。阳光轻松地透过我的办公室洒在外间办公室，使得这片天地既明亮而又令人愉悦。
每一个发言人办公室都有分发的印刷品，例如报告单或者新闻稿之类。在我们的发言人办公室，这些材料铺放在我私人办公室外面的横向摆的矮文件柜上。记者们会一天数次来这里查阅那些新闻资料；他们也可以透过我办公室的玻璃墙看看我正在做什么。
如果我不是正在接待什么人或者正在接听电话，他们会走进来和我聊聊。
我想要达到最随时可接受探访的程度。
另外五个专业人士也都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相连接成一长行排开。我副手的办公室的墙也是玻璃做的。其他的几位员工则经我要求总是把门敞开着。这样每个人都容易接受探访。
我和副手共用一个秘书，她坐在我们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地方。但事实上，她还有其他五个前线职员都是高级的新闻信息工作人员。六个前线职员自己协调，每两个人一班，三班轮换。第一个轮班上午8∶30开始，第二个在9∶30，第三个在10∶30.理论上，他们应该分别在下午4∶30，5∶30，6∶30回家；但事实上，如果工作需要，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在办公室呆很长的时间，而且最晚的一班几乎从来没有准时下班过。
理想的团队有一个理想的办公室，这有助于每个人更好地工作。（事实上，当总共700人的信息部门进行一个关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时，发言人办公室的得分高居榜首。）
令人满意的、睿智的团队会使记者工作起来容易一些。如果记者高兴，发言人也会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