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
2001年3月，中国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先生在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时，曾为《梁思成全集》出版撰写长篇前言，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和一生功绩作了全面而公允的评价。本书作者征得吴良镛先生同意，特将此前言全文（略有删节）刊载于此。
历史上，中国建筑、村镇和城市在技术、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封建社会，匠人的社会地位很低，限于文化程度，难以将经验总结为可世代相传的文字，从而束缚了建筑的发展。差不多到了20世纪初期，从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提倡近代建筑艺术、留学生陆续回国、西方建筑师拥入沿海商埠开始，近代建筑才有所发展。此时，建筑界的先进人物如梁思成先生等继往开来，披荆斩棘，功不可没。
一、梁先生毕生为近代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梁先生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直到1923年苏州工专设立建筑科，1927年并入中央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止，建筑的传授都只靠师徒相袭。梁先生是近代教育事业的一位开拓者，1928年，他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南迁，在校学生毕业后停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先生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通过建筑教育，梁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梁先生常说“君子爱人以德”，他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爱戴。例如，他早期的学生、建筑大师张镈直至晚年仍尊称梁先生为恩师。梁先生很早就将西方建筑教育观念介绍到中国，其教育思想也不断随时代而发展，《梁思成全集》中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梁先生比较系统地阐述建筑思想的文章。1947年梁先生自美国讲学归国，将一般建筑概念扩展到“体形环境”（即“物质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并于建国前夕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设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并成立园林组、工艺美术组、清华文物馆等，以拓展建筑之外延。今天看来，当时这些主张与举措都是超前的，虽然梁先生的观点仍然较偏重美学，但已明确强调整体环境，透露出卓越的人文主义眼光，而在西方一般建筑教育中，“环境设计”观念之树立则是60年代的事了。
他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梁先生接受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在东北大学授课过程中，深感建筑史不能只讲西方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史。从沈阳清东陵调查开始，梁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梁先生的贡献在于，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他首先调查现存的清代古建筑，整理清代《清工部工程作法》，以不长的时间总结归纳成《清式营造则例》；继之顺藤摸瓜，逐步上溯，调查辽、金古建筑，对宋代《营造法式》进行研究注释，并发现当时中国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等。在基本弄清了中国建筑结构演变后，梁先生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图像中国建筑史》，堪称当时第一部高水平的中国建筑史。基于这些成就，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他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致力于建筑史研究的同时，梁先生还旁及中国雕塑史。基于其博古通今的学术素养和对造型艺术特有的敏感，对此梁先生有独到的心得与见解。在对一些文物建筑的调查报告中，他能对寺庙、岩洞中的古代雕塑娓娓道来，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1930年，梁先生写成《中国古代雕塑史》讲课提纲；1945年梁先生示我《图像中国建筑史》原稿，我知道他原计划撰写《中国美术史》，分为“建筑篇”和“雕塑篇”，说明他对中国雕塑史已成竹在胸了。抗战胜利迅速到来后，“雕塑篇”未能续笔，且梁先生当年目睹的雕塑亦已遭到大量破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他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
早在1930年，梁先生就与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这是继南京《首都规划》后，首次通过竞赛，由中国建筑师完成的规划设计。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先生不顾牙齿全部拔除的苦痛，孜孜不倦地阅读沙里宁新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发，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发表于《大公报》上，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室梁先生的赠书中，有亨利·丘吉尔的《都市即人民》等书，页边都写满了梁先生注的中文提要，足见其用功之勤。解放后，梁先生又与夫人林徽因写成《城市计划大纲》序，继续提倡现代规划理论。1950年，他与陈占祥合作，积极为首都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发展新区，保护旧城；《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提出保护北京城墙，可惜这些卓越见解未被采纳。如今，不但与旧城行政中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新形势下大体量的、与日俱增的商贸办公楼等充斥旧城，这势必要带来更为严重的破坏，“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将更为严峻。相反，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立足于以旧城为中心的发展，解决问题的途径则可以宽广得多。
他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
早在30年代，梁先生就拟定了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等。在抗战胜利前1944～1945年间，为了大反攻的需要，他负责“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古建筑遗产所在的位置，编写中国古建筑目录等，并把这份材料托人送给当时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1948年，梁思成先生答朱自清问，结合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与现实，写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建国后，梁先生更积极参与北京及其城市保护工作，著文、演讲、向中央写信、翻译《苏联卫国战争中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阐述体会，不遗余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建筑，北海团城即为一例。梁先生还深入浅出地提出文物保护的一些理论，如“整旧如旧”之类，他在审查西安小雁塔顶修缮方案时，有句隽语“但愿延年益寿，不希望返老还童”，至今流传久远。
他是建国初期几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与设计者。
梁先生没有把精力过多地用在建筑设计领域，但从20年代末设计吉林大学起，也从事了一些工程的设计，后听朱启钤之劝，集中精力从事古建史研究，暂时搁笔。建国后，他以充沛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重大建设，他是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与国徽设计清华小组的领导者，这两项设计的水平远在时代的前列，并得以批准实施。他在60年代所设计的鉴真纪念堂，“文革”后得以建成，如今已被视为文物建筑。
他是新中国一些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
对中国建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就是梁先生与同道汪季琦先生共同投入极大的精力，于1953年正式促成的。后来，中国建筑学会因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于1955年被邀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国际所承认的学术组织，率先在学术上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都给予关切和嘉许。
此外，梁思成、林徽因还热心倡导新中国工艺美术的振兴。例如，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北京“特种手工艺”，他们组织几位清华教师设计景泰蓝造型及装饰图案，取得了喜人的成就。1952年，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当时这是一项影响很大的人民外交活动，在梁、林二位先生的精心策划下，传统而新颖的大会礼品使人耳目一新，对世界认识新中国文化追求起到很好的效果。
以上只是对梁思成先生重大建树的初步梳理，难以概全，但仅上述所列，就足以说明他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建筑事业的发展。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有上述一、二项贡献，就足以称道难能可贵了，而他能对建筑及文化事业建立如此全方位的卓越贡献，不能不令人涌起发自内腑的钦敬之情。
特别要指出，在我们纪念梁先生的时候，必须道及他的妻子林徽因女士，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建筑师，感情充沛，才思敏捷，一直与梁先生并肩奋斗，共同奉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她都是在疾病缠绵中，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工作的，疾病的折磨影响着她，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们追思梁先生的同时，也表示对她的纪念。
二、梁先生博大的胸怀和不倦的敬业精神
梁先生的一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贡献，这与他的家学渊源、以及坚实的国内外基础教育分不开。为了更好地向他学习，我们还应从老一代学人身上发掘更深层的蕴藏。
梁先生多方位的宏大成就在于扎实的基本功和宏博的学术视野，这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本色，是由全面的基础教育、学贯中西的涵养所造就的，他们不仅是旧文化的批判继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推动者。
梁先生多方位的宏大成就与他严谨的态度、“守拙”的精神（他自己谦虚地称之为“笨功夫”）分不开。只要看到他的文稿，包括大学时代西方建筑史的作业以至野外调查手稿呈现的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践履笃实的精神，才能蔚为大成。不能忽略的是，抗战期间梁先生身体一直虚弱，多病缠身。1945年晚春，我初次见到他，他当时四十多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弱不禁风，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在四川时，这个用钢条敲打的、类似人的肋骨的框子，外面缠以纱布，套在胸间（赴美之后才换以轻型的、紧身的马甲），更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划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持头部的重量。1944年初春第三届全国美展在重庆开幕，为了借此机会在“大后方”宣传中国古代建筑成就，梁先生尽管身体如此孱弱，仍与中国营造学社当时仅有的几位成员一道奋力赶图，最终这项专题展览取得极大的成功。当时我是中大将毕业的学生，参观后激动的心情至今不忘。梁思成先生自患背疾后，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转到宋《营造法式》等文献的研究，50年代初林徽因先生曾和我谈起当时的情况，随手取出家中的一本古籍示我，上面圈点的有关中国古建筑的史料，虽片言只语却无不是劳动的结晶。前人治学艰辛，恐怕非当今的青年学子所能想象的。解放后，这种敬业精神未尝稍减，每当一项重要的工作完成后，他们总会轮流大病一场，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上建有大比例尺模型（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巨型石碑），眼见即将付诸实施时，他焦急万分，慷慨上书，写完后又病倒了。他们的道路步履维艰，但其心情总是乐观、坚定，例如赴宝坻调查广济寺，“在泥泞里开汽车……速度同蜗牛一样，但当到达目的地看到了《营造法式》所称的‘彻上露明造’……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丰。”“在发现蓟县独乐寺等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即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这种“先抑后扬的高兴”、“奢侈的幸福”，支撑着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拼命向前”。
梁先生多方位的宏大成就还在于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他们治学不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有一己的敏思和创意，其学术思想是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国际上对中国建筑研究，德国、日本学者起步较早，但营造学社所推行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是梁先生开创的。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实际调查，还有理论的探索。40年代在四川李庄时，梁先生曾把语言学与建筑学结合起来，称《清工部工程作法》和《营造法式》是中国古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意在总结其内在的规律；1953年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会上，他提出建筑的“可译性”、“翻译论”等，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进行对比，探索构图规律。当时，建筑界未必都能接受，在西方，也直到七八十年代才把建筑学与符号学、语言学联系起来。再如，1932年梁、林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提出了“建筑意”（architectursque）的概念，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建筑的“场所意境”，这要比西方的诺伯舒兹（Norberg-Schulz）提出“场所精神”（genius loci）要早几十年，可惜未有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更重要的是，梁先生多方位的宏大成就应该归结于其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激情，治学处世积极面向现实。1947年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他提倡“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把建筑的方向和我们人民生活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1948年初，在清华同方部讲演时，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国民党修筑四川广元公路时破坏一部分唐代石刻的愚蠢行为。1947年，在美国学术界做中国古代建筑讲演时，他批判西方盗卖中国古文物的行径，他说，幸亏中国的文物建筑体量太大，难以搬运，否则你们的博物馆中就装满了中国的佛寺和宝塔了！他铮铮铁骨，以一种历史使命感捍卫着民族自尊。
三、梁先生的困惑和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梁先生热爱专业，有专业思想和抱负，一直希望能在和平的环境投身祖国建设。解放北平前，解放军派人向他征求在战争条件下解放北平如何保护建筑，他大受感动。新中国的创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创举，一切志士仁人平生理想的实现也寄托于此，加上当时梁先生的学术界好友吴晗、周培源、金岳霖等人的影响，梁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党，献给了新中国，希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能重视建筑艺术，保护民族文化（包括不拆城墙）等等，但这些近乎单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复古主义”的批判。梁先生的困惑在于，他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这与热爱专业、提倡专业、以己专业所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者本来是绝对统一、毫无疑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尽管他还是以炽热的心情，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发表己见，但与血脉相连的专业仿佛渐渐地疏远，以至“噤若寒蝉”了。不幸的是，与他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夫人也在彷徨中离他而去。
从1949年起，梁先生潜心地投入建国后的专业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时，不过48岁，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充满激情地放手工作的时间还不足5年！在他百年之后，我们整理其著述时，不能不感慨系之。特别要指出的是，从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开始，“文革”暴风雨中他更累遭批判，但我们从未听到过梁先生有半点怨言，他绝对信任党的领导，绝对爱国，绝对爱自己的专业，总在苦苦思索自己的“错误”。现在看来，必须指出，被批判者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至多是学术见解上的不一致，这本来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当时的批判及其对建筑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对学风的破坏，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的。
应该说明，对于梁先生的批判，政治上的“平反”早已在1972年的追悼会上澄清，学术上的“平反”在他诞辰85周年纪念会上也已得到说明，上世纪末，又以梁思成之名设立建筑最高奖，足见政府对梁先生的重视。今天，我们来纪念梁思成先生，是因为建筑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还要研究发展我们的传统，要研究先贤，学习先贤，研究梁先生等人的贡献。当然，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难免有其缺陷，不能苛求古人，但像梁先生这样的学者，近代建筑史上是不多的，对于什么是“复古主义”，怎么看待梁先生，这里无须赘言，有《梁思成全集》宏文九卷在此，请科学地、深入地予以研究，相信今后还必须会有众多的中外学术著作问世。只有掸掉“大批判”落在建筑学上的灰尘，切切实实地去发掘建筑学宝库，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各自的结论和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四、向学术巨人学习，迎接新世纪中国建筑科学艺术的伟大复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文艺复兴时曾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只要把中国建筑发展放到世界建筑史的背景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梁先生等人身上有类似巨人的品质，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巨人。由于近代中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没有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加之战乱频仍，一直贫穷落后。只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梁先生等建筑界的仁人志士，力挽狂澜，继往开来，兴办建筑教育，发掘建筑遗产，弘扬建筑文化，在有限的时间里，艰难跋涉，可以说做到了可能做的一切。他们是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启蒙者，是中国经历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难后能量的集聚者、释放者。在此历史意义上说，梁先生等人和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启蒙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
当前，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社会上又似乎存在一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我们对城市化建设高潮的学术准备不足，人们都在遭受建筑学术未能大发展、建设水平不高、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之苦；另一方面，社会却对建筑学缺少应有的关心和重视，甚至不把建筑当作科学和艺术，无知无畏，为所欲为，肆意破坏生态和人文环境，对此建设领导和管理部门屡禁不止，疲于应付。这种现象对我们建设宜人的居住环境极为有害，与新世纪前沿建筑学术思想背道而驰。这个问题如果不很好解决，就难以发展符合中国道路的新的建筑学术，后人也将因为我们学术上的保守、停滞不前和决策的失误等等，而背上沉重的重新整治的包袱，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向梁先生等学术巨人学习，不断地根据现实需要寻找出路，发展建筑学，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交付给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
1932年，梁先生在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信中曾说：“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如社会破除（对建筑的）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在祖国奔赴实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新时期，我们要对70多年前梁思成先生的上述讲话予以新的理解，即破除对建筑的误解，发扬对新事物的敏感精神，投身改革，立志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对建筑事业进行更加伟大的开拓。
在完成建筑学伟大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学习前贤爱祖国、爱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个人认为，爱国和为人民是最基本的。世界全球化，无论怎样，立志为吾土吾民服务，乃是中国建筑师最根本的职责。因此，我们要呼吁发展全社会的建筑学，发展人居环境科学。对此，仍然用梁先生引用过的话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谋不成”，学习梁先生的伟大而现实的意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