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们的朋友要去的那座城市由一个年轻的省长管辖着，这人是个思想激进的专制官僚，这样的人在俄国到处屡见不鲜。他上任还不到一年，和本省的首席贵族——一个退伍的近卫军骑兵上尉、养马场主、热情好客的人闹别扭，并且还和自己的属下争吵。最后以至于彼得堡的部里也认为必须派个人下来调查一下。当局选派了马特维·伊里奇·科里亚津，基尔萨诺夫两兄弟以往在彼得堡时，他父亲曾受托关照过这哥俩。马特维还算是“年轻有为之人”，也就是说他刚刚40岁，不过已想做大政治家了，胸前两边各挂一颗星，事实上其中的一颗是拙劣的外国货。和那个被调查的省长一样，他也称得上是进步人士，尽管他已是个大人物了，却和大部分达官显贵有所区别。他自视甚高；虚荣心大得没边，但从表面看去他举止朴实，总是以一种赞许的目光打量人，以宽容的姿态聆听别人讲话，并且笑起来那么和蔼可亲，使得初见面的人都会以为他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但是每每在重要场合他也如俗话说的那样吹个天花乱坠。“精力是必不可少的，”他那时常说，“I’6nergie est Iapremière qualit d′un hommed’6tat”；但即使这样，他还老是被人愚弄，略有阅历的官员就可以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马特维·伊里奇充满敬意地提起吉佐；他竭力向所有人表明他不是个因循守旧的落后官僚，并且社会生活中的每一重要现象他都十分留意……这类话他说得滚瓜烂熟。甚至他还关心现代文学发展，只不过带着一种心不在焉的傲慢，就好比一个成年人在街上遇到一群小孩，有时也会加入其中一样。事实上，马特维·伊里奇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政客也差不了多少，那些人在出席斯韦钦娜（当时她住在彼得堡）的晚会之前，一早先念熟一页孔季利亚克的书；不过同他们的手段不同，马特维·伊里奇更现代。他是个圆滑机智的朝臣，特别狡猾，除此之外，别无长处；他对事务既不在行，又缺乏才智，但他能把自己的事儿办得顺顺溜溜，在这一点上没人能出其右，而这恰恰是最主要的。
马特维·伊里奇招待阿尔卡季时，带着开明的高官显贵所独有的和善，更确切地说，带了点插科打诨。不过当他得知被邀请的两位表兄没来时，有些惊讶。“你爸爸一向很怪，”他说着，一边抖动着他那华贵的天鹅绒睡衣上的流苏，突然又转向一个穿文官制服扣得严严整整的年轻下属，关心地大声说：“什么？”因为一直没开口，那个年轻人双唇都粘在一起了，他欠起身，疑惑不解地望着长官。马特维·伊里奇把他的下属嘲弄了一下以后，就不再理会他了。我们的高官都喜欢让下属难堪，其方法多种多样。下面这种方法是他们常常用的，照英国人的说法——“isquite a favorite”：一位高官突然会变得甚至最简单的话都听不懂，他佯装耳聋。比如，他会问：“今天礼拜几？”
下属恭恭敬敬地回禀：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啊？什么？你说什么呀？”高官神情专注地又问。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怎么？什么？星期五是什么？什么星期五？”
“礼拜五，大……大……大人，一周中的一天。”
“哼，怎么，你想来教训我吗？”
马特维·伊里奇终究是位大人物，虽然自诩为自由主义者。
“我提议你去拜访拜访省长，朋友，”他对阿尔卡季说，“你知道，我让你去并非因为我持有要奉承当权者的旧思想，只是因为省长是个正派人；而且你可能也乐意结识结识这儿的社交界吧……我想，你不是只熊吧？他后天要举行一个盛大舞会。”
“您也参加吗？”阿尔卡季问。
“那是为我办的，”马特维·伊里奇近乎怜惜地说，“会跳舞吗？”
“会，但跳得不十分好。”
“那多可惜！这儿有漂亮女人，而且一个年轻人不会跳舞是十分惭愧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持有旧观念；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必须展现在脚上，不过拜伦主义也有点可笑，il a fait sontemps。”
“可我，舅舅，并不是因为拜伦主义才……”
“我会将你介绍给这儿的名嫒淑女的，我会把你藏在自己的羽翼下，”马特维·伊里奇抢断话头说道，他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会感到温暖，嗯？”
听差进来禀报说省税务局局长到了，这个老人目光和煦，嘴边堆满皱纹，他热爱大自然，特别是夏日的大自然，依他的话说“每只小蜜蜂从每朵花蕊里收取一点小小的贿赂”……阿尔卡季便告辞了。
他在下榻的小旅馆遇到巴扎罗夫，劝了半天，劝服朋友答应和他一起去见省长。“只好这样了！”巴扎罗夫最后道，“既来之则安之，就不要打退堂鼓了，我们就是想来见识见识这儿的地主老爷，去就去。”省长十分和蔼殷勤地招待了这两位年轻人，只是没请他们落座，自己也站着。他一直忙忙碌碌的；一大早就穿上了又瘦又紧的文官制服，领结系得相当紧，老是一副没时间吃饱喝足的样子，一直在张罗吩咐个不停。省里都叫他“布尔达卢”，这个绰号并不是来自那个着名的法国传教士，而是来自“布尔达”这个词。他邀请这两位年轻人来参加舞会，没过两分钟他又邀了一遍，这回误以为他们是兄弟俩，错称他们为凯萨罗夫。
他们从省长那儿回住处，突然从身边经过的轻便马车上跳下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子，他身着斯拉夫派喜爱的仿匈牙利骠骑兵制服式样的上衣，叫道，“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便直奔巴扎罗夫。
“啊，原来是您，西特尼科夫先生，”巴扎罗夫说着，顾自顺着人行道朝前走，“什么风儿把您吹来了？”
“说来也是偶然，”他答道，转向马车，摇了五六下手，喊道：“跟上，跟着我们！”他跨过一条小沟，对巴扎罗夫继续说：“我父亲在此地有点生意，这么着他让我来……我今天听说您来了，已经到过您那儿了……（果然，当这两个朋友回到旅馆后，看见一张折了角的名片，一边是法文，另一边是斯拉夫花体字，署名西特尼科夫）希望您不是打省长那儿出来！”
“别希望了，我们正是从那儿回来的。”
“哦！那么我也要去拜访拜访他……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我介绍给您……您这位……”
“西特尼科夫，基尔萨诺夫。”巴扎罗夫含糊地边说，边向前走。
“十分荣幸，”西特尼科夫先说道，他大大咧咧侧着身走着，一脸微笑，赶忙将自己那双过于精致的手套摘了下来。“久仰您的大名……我是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的老相识，也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学生。靠了他我才完全改观……”
阿尔卡季望着巴扎罗夫的这位学生。那张小而可爱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显出一种惶恐不安而又迟钝的表情；他那双小眼睛似乎给压得凹了进去，老是全神贯注而且不安地看着别人，就连笑起来也惴惴不安——笑声短促且木讷。
“您信不信，”他继续说，“当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起不应当承认权威时，我真是欣喜若狂——犹如盲人重见光明一般！我觉得我终于找对人了！顺便说说，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您必须得去见见这儿的一位女士，她一定能理解您，您的拜访对她来说肯定像过节一样，我想，您听说过她吧？”
“是谁？”巴扎罗夫问得很牵强。
“库克申娜，Eudoxie，叶夫多克西娅·库克申娜。她可是非同一般，真正称得上是émancip6e，一个先进女性。您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们现在一起上她那儿吧。她住得离这儿就两步远。我们上她那儿吃早点。我想你们还没吃早餐吧？”
“还没。”
“那很好了。您知道吗，她和丈夫分居了，谁也不靠。”
“长得漂亮吗？”巴扎罗夫插了一句。
“嗯……不，还说不上。”
“那您为什么让我们去？”
“嗯，您真幽默……她会请我们喝瓶香槟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才看出您特别实际。哦，令尊还在包税？”
“对，对，”西特尼科夫忙不迭地答道，尖声笑了起来，“怎么样？去吧？”
“我确实拿不定主意。”
“你计划来观察人，还是去吧。”阿尔卡季低声劝说。
“您呢，基尔萨诺夫先生？”西特尼科夫随即说，“一块去吧，缺您可不成。”
“我们三个都忽然跑到她那儿算怎么回事呢？”
“没什么的，库克申娜妙不可言。”
“会有一瓶香槟？”巴扎罗夫问。
“三瓶！”西特尼科夫叫道，“我保证！”
“凭什么？”
“我的脑袋。”
“是你爸的钱袋吧，那我们走。”
十三
阿夫多季娅（或叶夫多克西娅）·尼基季什娜·库克申娜住在一桩莫斯科式的公馆里，这橦不大的房子座落于该城的一条新近遭火灾的街上，大伙都知道，我们那些省城每五年就遭遇一次火灾。公馆门上斜斜地钉着一张名片，上头有个拉铃的把手，在前厅客人们见到一位既不像仆人，又不像清客的女人，她头戴一顶包发帽——这些都显示着女主人的进步倾向。西特尼科夫问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否在家。
“是您吗？Victor？”一个尖细的声音从隔壁传来，“请进。”
戴帽的女人立即消失了。
“不单是我一个，”西特尼科夫说，他利索地脱下那件短上衣，里面露出一件不伦不类的上衣，他还迅速地望了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一眼。
“没关系，”那个声音说道，“Entrez。”
几个年轻人走了进去，那间房不像客厅，倒更像工作室。文件、书信和许多页码还没裁过的俄文厚杂志杂乱无章地堆在那些落满灰尘的桌上；到处都是抽剩的白色烟蒂。皮沙发上半躺着一位年轻的太太，淡黄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不很整洁的绸连衣裙，短短的胳膊上戴着大手镯，头上系着一条钩花三角头巾。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顺便朝肩上披了件旧得泛黄的银鼠皮里子天鹅绒短大衣，懒散地说，“您好，Victor。”便和西特尼科夫握了握手。
“巴扎罗夫，基尔萨诺夫。”他简单地介绍道，模仿巴扎罗夫。
“欢迎，”库克申娜回答，圆圆的眼睛瞧着巴扎罗夫，她两眼之间那孤单单的小翘鼻子红红的，她又加了一句：“我听说过您。”也和他握了握手。
巴扎罗夫皱了皱眉。这个拥有自由思想、身材瘦小、不漂亮的女人并不是十分不像样；但她脸上的神情叫人感到不舒服。情不自禁地想问她，“怎么了，您饿了吗？还是厌倦？抑或害羞？干吗这么用劲儿？”她和西特尼科夫一样，总是魂不守舍，说话、行动都特别随便，但不敏捷；她显然自以为是个和善、质朴的人，但是她不管干啥，都会让人觉得做作；她所做的一切，都如孩子们说的——是有意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既不质朴，也不自然。
“是，是，我知道您，巴扎罗夫，”她又重复了一遍（她也有很多外省和莫斯科的女士们所特有的这个习惯——和男士初次见面就以姓相称），“抽支雪茄吗？”
“雪茄就雪茄吧，”西特尼科夫接茬道，他已懒散地摊坐在圈椅里，脚向上跷着，“给我们弄点早餐吧，我们很饿的；请再吩咐开一小瓶香槟。”
“真会享受，”叶夫多克西娅说着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上牙床都露了出来）。“对吗，巴扎罗夫，他是个贪图享乐的人？”
“我喜欢安逸的生活，”西特尼科夫傲慢地说道，“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这当然妨碍！”叶夫多克西娅大声嚷道，不过还是吩咐女仆去准备早饭和香槟。“您觉得呢？”她又转而问巴扎罗夫，“我相信您会赞同我的观点。”
“啊，不，”巴扎罗夫反驳道，“就是从化学角度看，一块肉也比一块面包好些。”
“您着手化学吗？这可是我的癖好。我还发明了一种胶粘剂。”
“胶粘剂？您自己？”
“是我自己。您知道干吗用么？可以用来做洋娃娃，它的头就不易折断。我也是个务实的人，但还没彻底弄好。还需要读利比希。顺便问问，您看过《莫斯科新闻》上基斯利亚科夫写的论妇女劳动的文章吗？读读吧。您或许对妇女问题感兴趣吧？对学校也感兴趣吧？您的朋友从事什么？他叫什么？”
库克申娜女士故作懒散，不等别人回答就满不在乎地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仿佛宠坏了的孩子和奶妈说话似的。
“我叫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基尔萨诺夫，”阿尔卡季说，“我什么也不做。”
叶夫多克西娅哈哈笑了起来。
“真是奇怪！怎么，您不抽烟？维克多，您知道吗？我正生您的气呢！”
“为什么？”
“听说您又在吹乔治·桑了。她只不过是个落后之人。怎能跟爱默生相提并论呢！她没有教育思想，没有生理学观念，什么思想也没有。我确信，她从来就没听说过胚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没胚胎学怎么行呢？（叶夫多克西娅摊开双手）啊，对于这个问题，叶利谢维奇写了一篇多好的文章啊！这个先生实在是天才！（叶夫多克西娅总是用‘先生’来代替‘人’这个字眼）巴扎罗夫，坐到我身旁吧，可能您不知道吧，我可怕您呢。”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
“您是位可怕的先生；多严肃的批评家！啊，上帝！我多可笑，说话就如个穷乡僻壤的女地主。实际上我还确实是个女地主。我自己管理田产，我的总管叶罗费属于那种叫人奇怪的类型，就和库珀尔的拓荒者一样：他太直率了！我最后搬到这儿来了，真是个令人厌烦的城市，对不对？但有什么法子呢？”
“城市终究是城市。”巴扎罗夫冷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