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藏蓝色呢子中山装、上衣兜里别着一枝钢笔的溥仪，首次走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台，千百双目光一齐射向他。
当人们认出，面前这位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列席代表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时，一阵猛然爆发的掌声表示了对他政治上获得新生的祝贺。
这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下旬的一天。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溥仪一口道地的京白，响彻在宽敞的大厅里。他结合周总理提出的“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兴奋地畅谈了自己的感想：
这个目标多么振奋人心！它符合我们以及子子孙孙的利益，也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理想。
“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我们遇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这在旧社会，意味着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卖儿鬻女，析骸而爨。例如，光绪年间的大灾荒，饿死的人数是无法统计的，可是皇帝、亲王、大臣，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西太后一顿饭，一百几十样菜，人民连草根、树皮都吃不着……”
他援引的清朝末年的几个例子，在原稿上是找不到的。为了说明问题，他以当事人身份临时增添的生动描述，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中国何以贫困落后？在这个曾引起无数历史学家为之苦思冥想的命题面前，溥仪这位末代封建统治阶级代表的思考和剖析，更有其独具的魅力。
“我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中国这样地广、人多、资源丰富的大国，怎么反成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这是由于三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以及百余年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缘故。”
以其曲折的经历和重生再造的过程，反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人心之处。
“回想自己的过去，正是危害中国人民、阻碍中国发展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统治者。我梦想复辟封建僵尸制度，以致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现在我和各位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岂是过去能梦想的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的。总而言之，过去的溥仪已经死去了，现在是属于人民的新生的溥仪。我一定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死，脉搏停止……”
后半生的路，他正是这么走的。
这里，不妨例举一笔“流水账”。在台湾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面前，个别人忘乎所以，而溥仪经受住了考验。六月二十三日，他列席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陈毅副总理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报告，董益三的日记就载有：“这些人的发言里，溥仪较好”的评论。年底，他出席了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当参观故宫明清档案馆时看到昔日尘土包裹的黄绢清理一新，残破的卷档已整治有序时，不由赞不绝口。
翌年，去模式口植树、植物园育兰、社会主义学院收玉米……劳动的汗水，成了他自觉改造的明证。工作的繁忙，使他的生活充满了生气；研究文史资料工作的改进，参与北洋组的组稿、审稿，出席各种座谈会，频繁的外事活动，投身增产节约……注目国内外大事，使他的生活愈加充实……
也许，这年的最后一天最能说明问题。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专员室的九位文史专员陆续回家过年。可是，他仍埋头工作，直至天黑才离开办公室。老董当天的日记上写得清清楚楚：“溥仪在食堂吃饭，饭后才回家。”
在溥仪短暂的后半生中，一九六四年颇不寻常。这一年他至少有三件喜事临门：《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携妻畅游祖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遗憾的是，次年，他几乎是在与病魔的搏斗中生活、工作的。然而，这也恰恰反衬出溥仪后半生的光彩。这里，无须以多余的笔墨描述他在医院逐日写的时事笔记和上万字的日记，也不必赘述他在手术前后还一天不漏地阅读文件、报刊。只举一个例子也就够了。
暮春之际，首都连日举行九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多米尼加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时，溥仪正在病中。十四日，他上午去医院看病，仍出现了“间歇性血尿”。大夫给他开了五天假，要他安心静养。哪知，午饭后，他却瞒着医生和妻子，跟随政协机关的游行队伍出发了。队伍里，溥仪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从十里长街走向天安门广场……在象征着人民力量的口号声里，融进了他强撑病体的呐喊。当他归来十天后，由于肾病发作，不得不被迫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但是，他仍抱病参加了诸多的社会活动：会见外宾，与港澳侨胞交谈，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连“五一”和国庆之夜的焰火晚会也不放弃。这倒并非兴趣所至，而是他把这视作政治生命。染病在家，他仍拜托老戴经常带来学习文件。每逢溥仪吃饭，戴大嫂总是善意地劝阻老伴：“吃过饭再去吧，不然，他又会看起没完，搁下饭碗的。”
风云变幻的六十年代，在专员组每星期两次的学习会上，不仅能看到文史专员纵谈天下大事，也可洞窥溥仪那敞开的心扉和渐渐提高的思想境界。有一点或许容易被人忽视，然而这却是重要的，那就是：透过溥仪零零碎碎的发言（虽然不一定正确，囿于时代所限，也有些是错误的），不难看到他摆脱了那个可怜的傀儡形象。他不看人眼色行事，勇执己见，与抚顺战犯管理所那个唯唯诺诺而又耍小心计的溥仪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他的同事郑庭芨，曾笑忆道：“溥仪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学习积极，是没挑的，开会总抢着发言。他一口北京话，口齿清楚，嗓音响亮，遇到读文件、念报纸，人们常常举荐他。他很愿承担，大家也爱听他念，一板一眼的。”
甭看他态度认真，但要他组织学习却是“说项依刘”，难为了他。一位同事在一九六四年一月的日记里曾描述过这样的情形：开会不久，老宋被连老找去谈话，主持人改成老杜；接着老杜又有事去人事科，临走，指定溥仪继续主持。他推托不过，只好勉为其难。由于引导不利，讨论冷场，溥杰出了个主意——核对听报告的笔记。于是，会场上只有杰二弟干巴巴地念记录，其他人则看报的看报，自学的自学，总之讨论流了产。
他的理论水平不高，但往往观点鲜明。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以什么人为楷模的问题上，似有不同见解。争论是由宋希濂的发言引起的。
“周总理说，沈钧儒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旗帜……”他表示要向沈钧儒学习。沈醉当即反驳说：“我们学习，要向无产阶级学习，向雷锋学习。”他还颇有引证：“‘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可不能‘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溥仪认为老沈说得有道理，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大声地表示支持沈醉的意见。接着，老郑发言，赞成老宋的观点。宋希濂有些得意，又详述了一番道理。一直到六点半，这场讨论仍难解难分。老李和老董争着要求发言，因为时已晚，只好下次再议。
三天后，讨论一开始，老董便表示同意老沈和溥仪的看法。随后，老李和溥杰也纷陈己见。结果，老宋修正了观点，说是要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仍认为在专员内提出向雷锋学习，“悬得太高”，不如“取法乎中”切合实际。由于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畅所欲言，没人出来“打棍子”，溥仪在民主的气氛里，愈发敞开了心扉，居然能以他为首的观点形成一方。讨论原子弹是否可怕即是一例。
溥仪发言的具体内容，找遍有关档案及资料已无处可觅，所幸老董简略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老宋首先发言，他有准备，谈得很长……以后的发言，形成了老沈、二溥（杰）为一方的可怕与大溥和二杜不可怕为一方的对立……”
另外一例，也是老董的日记记载的：“九月十四日，讨论参观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是大杜提出的反修统一战线问题，主要对‘统一战线’的争论；二是老廖的认识先于立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老廖针锋相对，认为立场先于认识，开始老宋认为当然是认识先于立场，由于有了认识，才改变立场。辩论到后来，老杨和老郑站在我一边，宋、大溥、沈站在廖的一边……”
以一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他注视着世界风云。一九六五年，印巴发生武装冲突，专员组对其前景讨论得热火朝天。首先发言的是康泽，他说：“印度是侵略者，侵略者必败。”
“发动侵略必败，但不会马上失败。”范汉杰以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评述说，“克什米尔地区的四百万人，属巴基斯坦的有一百三十万人，问题很复杂。”
接着，郑庭芨提出了是否会形成停火的预想。沈醉则认为，战争是停不下来的。溥杰说：“印度是想借此缓和国内矛盾，而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溥仪接过杰二弟的话茬，分析说：
“印度国内混乱，贫富两极分化，它想凭借冲突捞一把。”他还指出，某大国在暗地支持印度。
九月十七日，凌晨一点，我国向印度递交照会，限其三天内拆除在我国的侵略工事，放还劫去的边民和牲畜。午后，专员室内一派激昂。沈醉大声地说：“这是对印度的最后通牒，先礼后兵，说到做到。”
“我们这样做，有理、有利、有节，胜过二十万大军援巴。”溥杰出言爽快。
“理直气壮的声明，大快人心的举动！”康泽为之叫好。
溥仪紧接着廖耀湘和范汉杰的发言，表示拥护我国政府声明：“这是英明、及时的措施，支援巴基斯坦最实际的行动。印度的两个拳头，其中一个被捆住了，对声援正义一方意义很大。”两天后，他又说：“过去的想法过于简单，如果谁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出兵惩罚他，怎样打，打到哪儿，要看具体情况。”他在思考着。几天后，他又提出：“如果巴基斯坦停火，是不是失败？印巴冲突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这自然引起了一场争论……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大战是个热门话题，仿佛打定了，只是早打晚打的问题。对此专员室内爆发了一场争论。老李一言以蔽之：“迟打早打各有利弊。”廖耀湘只是笼统讲：“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申老以肯定的语气说：“打总是要打的。是早打好还是晚打好？这要全面权衡。”
“晚打，这样我们有更充分的准备，比早打好。”溥仪明确地说道。而郑庭芨不同意，他认为迟打不如早打。溥杰觉得：“迟打早打都一样。”
溥仪望了望其他人：“迟打我们准备得更好，所以迟打更好。”
“我们有团结的人民和民兵的汪洋大海，还是早打有利。”郑庭芨再次发言。
“问题的提法不合适，我们的态度是积极防御，他不来，你怎么早打……”老宋刚说完，老杜就表示同意。老廖主张越早越好：“不是敌之不来，是我有以待之……越早越有利。”专员们无不纷呈己见，但仍争执不下。
过了些日子，溥仪与这些战场上厮杀过来的将军，又谈起了如何对待未来战争，那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下旬。开始，杜建时谈了心灵深处的顾虑：“我还是不愿意打仗。但如果真打起来，充其量杀脑袋牺牲，也没有什么牵挂。”
沈醉慷慨激昂：“打起仗来，我们怕什么？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过去没有怕死现在为什么怕死呢？可以给当护士的妻子多做做工作。我还不服老，总可以做点事。”
“战争分两个阶段，”老廖甚至设想了战争的具体步骤，“一是积极防御，被迫应战，二是主动地把前来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老郑开诚布公地提起过去在战争年代三次负伤，对打仗有些怕的想法，但表示现在要高举反侵略的旗帜。
当杨伯涛以“逆流不能淹灭主流，消灭主流”的结论结束发言时，溥仪胸有成竹地开了腔：“侵略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走侵略的道路，必将得到同一的结果。”
随后，他引证蒙哥马利元帅对中国民兵的高度评价，说明了国防力量的强大。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出现的牺牲，他慷慨陈辞：“我对老沈说的有共鸣之感，那就是人之死，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重于泰山。”
还有一句话，是他在天安门观礼台看着浩浩荡荡的民兵队伍经过时，对身边的嵯峨浩曾经大声说过的：“如果侵略者对我国发动战争，我也要重当民兵，亲自拿起枪！”在说这番话时，他的脸上现出了一副庄严的神色。
其实，展现他热爱祖国、关心民族统一大业的情怀，远非限于讨论会上。
……
公安部礼堂。几张惊恐的面孔望着大步走进的溥仪和李文达，不禁以军人特有的姿势站立起来。他们是在“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中，潜往广东从事破坏活动，一上岸即向我当地驻军投诚的台湾武装特务。当被领入礼堂时，他们的心情仍是惶遽不安。
“这位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先生。”
当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了溥仪的身份后，几名投诚人员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来前，他们被告知说旧时代的头面人物，早已被大陆统统处死，何况赫赫有名的封建皇帝、伪满战犯？
“溥先生今天是和你们座谈来的，现在请他讲话。”
“过去的溥仪已经死掉了。现在我是新中国的一名公民、全国政协委员。”
果然是溥仪！他们确信，坐在面前的就是溥仪，也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已不复在世的“皇帝”！灌输在他们头脑里的关于大陆的宣传动摇了。恰中其弊，溥仪又介绍自己起初的认识，以及在狱中改造的一步步，使他们仿佛身临其境，听得入了神。
面对着这些充满惊诧的眼神，溥仪轻摇纸扇，神态自若地谈起新中国发生的巨变，又由海峡两岸的分裂谈到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
“我们中华民族自从清朝末年以来，饱经忧患……新中国建立后，台湾经常派遣特务来大陆破坏捣乱，遭到了世人的斥责。如今，你们弃暗投明，回到祖国怀抱，是受到人民欢迎的。虽然台湾还没有回归，但是，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几名投诚人员在座谈时，不约而同说起的不只是祖国的变化，也不仅是大陆的欢迎，而是中国末代皇帝的“死而复生”！
溥仪还以新生者的身份，与弃暗投明的台湾人士亲切会面。一九六三年七月初的一天，毅然驾机起义的台湾空军驾驶员徐廷泽参加了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近午时分，溥仪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陪同郭沫若、徐冰、张执一设宴款待。杯盏交错中，他起身向徐廷泽举杯祝酒：“我以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身份，衷心地祝你赢得了新生！”
“谢谢。新的生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祝你幸福，让我们共同进步……”徐廷泽欣喜地与溥仪碰了杯。
溥仪的确在政治生活中复生了。当他手执烫金请柬步入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大厅，被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摄影机的镜头纷纷推向他的面前。这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他首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走上政协礼堂的讲台。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生存，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
经久不息的掌声，像旋风刮遍整个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