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如功
柏杨先生曾经提出一种中国历史进程的规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再回到第一。这种规律可以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最完美诠释。是这种在治世与乱世间钟摆似的规律使中国人的文化中“英雄”这个概念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现在我们难以揣摩这一国民性的起源，是否它起源在个人难以自保的乱世，中国人陷入的梦境有七成充满了金戈铁马，例如各地传统戏剧中绝大多数以战争和政事为背景的剧目。战争和推动战争的人们在市井乡里的戏台上宛如一枚枚坚硬的桃木钉，钉在了国人心底一份农耕民族潜在的激情上，也把文明中明暗交融的那部分一点点地渗了进去。
留下的印记，是一种同情者的泪水，是一簇燎原后的余烬。
他们是战争的落败者，是不称职的敌人和无力的统帅，人们在羡慕得胜者的荣华时却总是把情感摆放在他们的祭台上，那些身成功就之前就含恨而终的忠臣义士，那些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江洋大盗，那些一个错误决断就使得多少人与之殉葬的身价模糊不清的人，这与我们传统观念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方向截然相反，这便是中国式精神的一种逆判读。有谁敢说太史公《史记》中的项羽列传和李广列传不是煌煌几十万言中最精彩的部分？又有谁敢在打麦场的野戏台下和农人讲述被真豪杰曹操追得抱头鼠窜的刘玄德是伪君子呢？只有败亡甚至身死，才让他们的言行涂上了一抹褪不去的鲜艳。这鲜艳是一针强心剂，打在有着反抗压迫制度的心理需求又掌握着最基础话语权的民众身上。例如官府对农民加征一成半成的赋税，地主强迫长工用一年的劳苦钱抵偿前年欠下的高利贷，甚至延伸到知识分子的屡试不第和中下层官吏的官场失意，这些对现实的不满充斥他们的灵魂，可生活的重担不允许他们揭竿而起，他们也无力揭竿而起。这时除了对悲剧英雄情景的不平怒吼与同情泪水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集体性的精神胜利法，他们苍白的理由掩盖不了他们不愿承受悲剧英雄命运的懦弱。
那么，就暂且把崇拜者和偶像的症结之一归结于“无奈”罢了。
经常有人迷惑于为何悲剧英雄们更富有人性化，不圆满的结局让他们背离了传统英雄的“高、大、全”而充满个性的锋芒，他们极端、唯我，有庸者的缺点也不失伟人的气势。例如项羽，这般盖世的豪杰，连中了张良的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最终在垓下部下四散，只余下美人虞姬和宝马乌骓。虞姬无言的死是对末路英雄的爱与忠诚；同样在乌江亭长要用小舟载项羽过江重整霸业时，项羽赠乌骓与他以保马逃生，同样是出于对伙伴的忠诚。当一切后事都已料理完毕时，项羽和最后的部下冲向汉军，最后骄傲地在敌军面前自刎。他怀着对天下和各种复杂情感的身躯缓缓倒下时，不会有人记得张良的绝代妙计，也不会有人记得刘邦的天下平定，而吕马童等人的分尸邀功此刻简直就是对英雄无耻的亵渎了。人们只会记得项羽无双的豪气和绝境前对所爱之人之物最后的温柔，而忘却他导致这一结局的刚愎自用与狂妄自大。
相比之下同样身为悲剧英雄的俄底修斯和源义经总使人感觉欠缺了什么，他们的命运同样充斥着无奈，那种面对众神降予他无可逆转的命运虽竭力终究失败的悲凉感，或被兄长与恩人家族步步紧逼却无力抗争的脆弱感并不比项羽的杀身成仁渺小，他们只是缺少与人民天然的联系，即使是山村匹夫一样具有杀身成仁以纾国难的可能性，但生来具有杀父娶母的诅咒或贵公子的家族宿命，却只可以被台下的人们欷歔。人们不会忘记自己仅仅是在千百年薪继火传的农耕文明中以安逸和土地为生的农人，正如一块被开垦的处女地，盲目无序地播种都难以让它生长出生命的养料，人们在规矩下的方圆制造着保守中的创新。退而求其次，“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白鹿原》）。树为偶像的英雄们打破了高高在上的神坛，最终还要尘埃落定——他们要与凡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也要为活在宿命中的凡人们指明方向：脚踏实地，你我便同样是人。只不过那种天降大任的宿命使你我不同。这便是坚韧的文化纽带——人性化和人性化升华后的命运感。
就是这种“升华的可能”让悲剧英雄扎根在最广大的民众中，而不是戏剧课本和长卷浮世绘里。
阅尽史书我们可以不无自嘲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们总结出一个定律：中国的英雄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中国的圣人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圣人们永无力量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英雄们永无力量拒绝圣人们的理论；于是历史车轮便在理想主义的进化（不如说是沦丧）中缓缓进入“太平盛世”，直到人们现实到“利己”甚至“唯己”时，新理想和新伟人出现，带来新的乱世。我们总爱把“时势造英雄”挂在嘴边作为否定英雄主义的托词，殊不知正是英雄书写了时代，或者英雄强烈的理想主义书写了时代。
从小老师便教育我们要“立大志向，做‘大写’人”，而还未衰老的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人在沿着理想化的道路前行？那些叫我们立志的老师又有几个儿时便希冀日后教书育人的？现在我们的时代提倡做“平凡中见伟大”的英雄，事实上他们并非“英雄”，那些被设置在聚光灯下的人们可以被称做“义士”、“能吏”、“孝子”……但他们只是体制中杰出的螺丝钉，英雄则是跳出体制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他们是舵手，流动着唯理想化的力量控制时代的方向，而只知蝇营狗苟的人们只是桨下的波纹，散了便散了，无人记起。倘若是坚定的理想接触到了礁石，即使船毁人亡，依然不失得轰轰烈烈。例如切?格瓦拉，例如十二月党人，例如暗杀教派……让人无力自嘲的是，我们只能让异国英雄演绎唯理想化的传奇，因为在古老的中国，理想主义的悲剧英雄要么背负“愚蠢”的称号死不瞑目，要么用成功洗净了理想主义的尘埃，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等待圣人用“现实照进理想”，然后在歌颂中羽化成仙。
有的人说他们已经不再富有悲剧色彩，事实上他们圆满下的哀伤才刚刚开始。
终结乱世，安宁下来的人民和英雄的助手们把功成名就的英雄扶上宝座，向他山呼万岁，将自己的生命与前途交付于他，并竭力满足他的一切欲望。此时的英雄已浑然不再是“人”，臣民们也不再允许他做一个“人”，他只有被无限权力包围着，奢靡岁月消磨着，百废待兴的时代他只需要准奏盖印，他还能做什么？于是英雄们杀掉尽忠职守的助手，建宫殿，选美女，给庸碌的儿孙留下锦绣江山和一群奴才。然后他合上双眼，向着历史车轮的惯性宣告自己的皇图霸业归于尘土——并无英雄笑到最后，他们的悲剧都源自人民中对权威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服从，也是三分真七分假。
中国人在失败的伟大人物中选择了刚愎自用的武将和崇古的教育家扶上文武二圣的位置，并视之为神敬畏有加，可拜过关二爷的黑社会小弟照样在危难时打大哥的黑枪；敬了孔夫子的读书人亦想废了太学不让别人读书（见《资治通鉴》殷浩事）。不是关二爷的忠义和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出了问题，而是当悲剧英雄的悲剧被人们视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时，加以神化，这一象征便因过于完美失去了悲剧的色彩，从而十全十美，从而索然无味，从而不过是整个民族的心理安慰。人们只知道英雄的伟大忘却了他们的无奈，人性与理想，连磕头声的回音都是一片茫然，正如王小波所说：你知道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是谁吗？你知道他们受的都是什么苦吗？反之，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顶礼膜拜吗？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为他们的成败扼腕叹息吗？这是一个民族性格上的倒刺，指向了一个个时代隐形的伤口。
电子时代的落地窗下，新人类彩色的瞳孔中，我们竟然已经找不到这种隐形的伤口。
在一个大人们无法用美好的GDP数字为孩子们描述未来的时代；在一个年轻人否定英雄主义转而用短信投票塑造自己理想中偶像的时代；在一个现实的重量从未如此沉重以至于人们必须把理想化作最后一口氧气维持生存的时代，人们已经愈发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本身便已是一出哈姆莱特，当复仇之剑指向镜中自己时，我们发觉自己已俨然是华丽悲剧中的主角。成功英雄的团圆和悲剧英雄的残缺都已被忽略，忽略成老电影中指导员中枪后的遗言，还有选秀落败后选手挤出来的泪水。英雄最终被完美地消费了，消费得淋漓殆尽如同七折甩卖的过时唇膏，可没人知道它被涂在了哪个人的双唇上，淋漓殆尽成了五千年凝聚的一滴血。
与其如此，宁愿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敬畏的旋涡中打转，宁愿从未有过悲剧，亦从未有过英雄。
我父亲单位所在的办公楼内有一间为政府机关服务的激光印刷厂，他们印制公文、稿信纸、宣传广告或者本地小文人自费出版的诗集和小说。我常常在周末去父亲单位玩电脑时顺便看一眼工人工作，那些身穿遍布油污的蓝工作服的人们沉默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搬运纸张、排版、油印、裁纸……然后用胶塑出书页被整合好时的书脊，加以外套，准备外运。他们的完成品总是质量不佳的，因为劣质的玻璃胶总让书籍在几经翻阅后分崩离析。
那么，英雄们血与火的史诗假使缺少了坚强的书脊，分崩离析的将是这个民族的文明，还是凌强不欺弱的骨气呢？无论人们何般漠视英雄和他们天命不济的命运，它始终在某个角落和我们的血脉共存，毕竟在任何时代都有大大小小的悲剧以不同形式上演，毕竟任何时刻都有无助的人渴望一个竭力抗争的英雄，用以鼓起生活的勇气，毕竟任何时空都有群人曾经用阳光和鲜血书写历史背后的长诗，即使人们在心底焚烧让我们深觉渺小的英雄们的画像，再张狂地在空位摆上自己的照片——一页书会认为自己代替了整部史诗，事实上它仅仅是一个组成，而我们连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是，自大的眼睛目睹史诗接近尾声，伴随着合卷时一声轻响，悲剧英雄的神话不再，我们的人生随之始终，怀着景仰，怀着景仰后的叹息和一个情结面前手舞足蹈的流连。
然而，我们还是像胡吗个那样用方言唱一首歌吧，并且做一个流水线上的熟练工，把属于英雄和我们自己的史诗装订成册，为它塑造坚实的书脊和华丽的封面，最后关闭电闸，沉沉睡去。
然后在这时代荒凉的梦里做一个悲壮的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