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留马重僖守卫清远，做出向三水攻击的架势，也等待李过、高一功和王文耀赶上来。他自己则和田虎一起弃舟登岸，走陆路前往广州。白常灿也派了一批自己的族人作为向导给闯军带路，既然已经投降了，那就得拉着其他广东军官一起投降才好。
广东明军的怠惰程度令人发指，闯军穿过山区直逼广州，一路上竟然没有遭遇明军探骑。气得田虎直骂娘，虽然敌人弱是好事，可弱成这样实在是太气人了。
王瑾和田虎各带两千人，来到了广州城的大北门和小北门外。等在大北门的是社兵首领林伯岳，等在小北门的是王兴的副手萧国龙。他们利用羽凤麒借给他们的令牌还有他们私下制造的仿制品，成功袭取了守城门的民壮。
说来也搞笑，闯军在粤北大破陈谦，广州却还是一派宁静祥和，甚至没有让军队防御城墙，守城门的还是本地的壮班。如此懈怠的状态，对于久历生死考验，时刻紧绷着弦的闯军来说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社兵还有王兴的部下早已分批混入城内，广州的关防十分松懈，他们都是广东本地人，官府丝毫没有察觉。林伯岳在城头望见闯军已经和城内的明军交战了，立刻点燃号炮，王兴、刘保便带人突袭各处衙署，在一些不紧要的地方放起火来。
广州的营兵主要是广州海防参将黎延庆、练兵游击陈鹏所部。以往两广总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镇压粤西的瑶人，所以都在肇庆办公，只有熊文灿，因为将重点放在镇压海贼刘香上，所以把两广总督衙门设在广州，他的督标也驻扎在广州。
练兵游击陈鹏所部大多跟着陈谦去了粤北，现在已经损失惨重，连陈鹏本人都死了，留在广州的俱是老弱病残，还有那些只存在于花名册上的空额军队。海防参将黎延庆的部下驻扎在广州以南的虎门等地，并不在城内，而且都是水师，就算来了也是送死。
熊文灿的督标被陈谦带走了一半，剩下的部分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只是他们的反应速度太慢，直接被田虎堵在了营房之内。在睡梦中爬起来仓皇迎战，又怎么敌得过闯军，迅速便被制服了。
熊文灿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便急忙起身，现在他能指望的只有广州的卫所兵了，只要这些人团结一心保卫桑梓，还有将入城的流寇击退的可能。打巷战对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军队来说都是强人所难，但这些广州子弟兵却有这么做的条件。
然而，今天晚上余庆为了和英国人贸易的分红大排宴席，除了参与的商贾之外，羽凤麒、冯耀、梁与台、马承祖、撒之浮、张启贤、郭瑶、罗定材、崔应龙、施炯然、施炜然、施焜然、施煇然、施惚然、施灿然、施焕然、蒙倣祖等等在职和离职的本地军官，还有锦衣卫的钟国宝、陶壮猷、陶天球等人，全都被他请来了。一众官商杯来盏去，大多喝得烂醉如泥。只有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一众信奉回教的军官不吃酒，还有年纪最大的冯耀喝酒有节制，郭瑶等少数人酒量宏大，并未醉倒。
熊文灿派来的亲兵急急忙忙赶到余庆新购的宅子报讯，但刚一进门就被余庆的部下捆了。不过这样也瞒不了多久，街上很快就乱了起来。
羽凤麒吩咐自己的亲兵出去看看，亲兵正要出门，呼啦啦涌出了一群执刀武士，都是从王兴手下借来的精干兄弟，为首的一个是王兴的侄子萧茂公，一个是王兴的部将李玉。
郭瑶被这么一吓，酒醒了大半。在座众人只有他知道余庆的真实来历，看到这个架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虽然闯军已经打到了粤北，但郭瑶从来没觉得他们会攻打广州这样的巨城。陈谦对广州方面报喜不报忧，就连熊文灿也刚刚才知道他撤到了三水，都不知道他在韶州大败的事情，郭瑶就更无从知晓了。他原本以为王瑾也就是和之前一样，来韶州抢些钱粮就回湖广，怎想得到他会直捣广州。
这也是为什么广州的防御会如此松懈的原因之一，广州的明军自熊文灿以下都从未见识过流寇的强悍行军能力，都按照自己的行军速度去估计闯军，根本没想到广州会受到攻击。
郭瑶早就感觉余庆的存在可能带来危险了，但出于对王瑾的义气，一直没有举报。再说一旦举报了，这么多广州卫军官参与的走私生意也就曝光了，大家都得担责任，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没想到他还真的是闯军攻城的内应。
郭瑶急忙道：“余老弟，有话好商量，何必动刀动枪。大家都是自己人。”同时还悄悄在桌子底下踩身旁正在掰椅子腿当武器的撒之浮的脚，大家身上都没有兵刃，就算他们都是习武之人，其中还有不少人武功高强，和这么多持刀悍匪打起来也绝无胜算，多根木棍顶什么用。
余庆说：“如今我奉天倡义营的数万大军开入广州，熊文灿已被生擒。我等起兵，只为替天行道，不害好官，不害良民，对各位自无加害之意。各位将军都是广州人，想必不希望桑梓家乡遭遇战祸，还望各位配合，共弥兵火。”
冯耀怒道：“蕞尔流贼，也敢妄言天道！我等世受国恩，岂肯附逆！”余庆毫不着恼：“老先生勿怒，在下也不指望三言两语便劝得诸位倒戈，只是现在，还请稍安勿躁。好汉不吃眼前亏，诸位就算死在这里，也于大明无益。”
羽凤麒说话了：“冯叔父且坐，现在一拼，徒死而已。今日之事已不可挽回，且留有用之身，静观其变。”说着伸筷夹起一块羊肉放进嘴里，“接着吃啊，就算要打仗，也得吃饱了再说。”
另一时空的羽凤麒有“凡我羽族不许食清禄”的骨气，但羽氏家族也并非不能投降。他的祖先是南京回兵，就是最早向朱元璋投降的那一批元朝色目军人。那时，明朝对他们也有类似剃发易服的要求，所有归降明朝的蒙古人、色目人，都必须改用汉名，束发戴网巾，但是他们接受了。
原因有二。其一，自灭金以来，蒙古人入主中原百余年，无论是蒙古人用汉人服饰，还是汉人用蒙古服饰，都已经是很寻常的事情，并不被视为侮辱。其二，由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人和色目人在这片土地上始终都被视为外来者，经过了元末大起义的滔天巨浪，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如果不改变姓名服饰，继续保留独特的民族特性，将难容于中原，很可能遭到报复。
如果不这么做，还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中原，回到西域老家去。然而，他们的祖先自从在西辽灭亡时被铁木真掳入军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年了，他们生于中原，长于中原，故乡在他们心中连一点模糊的影子都没有，又怎么回得去。融入中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可是在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面前，他们却选择了宁死不从。他们在广州和平而平等地居住了近二百年，广州的回人和汉人已经成为了有着共同记忆的乡亲，都是这里的主人，焉有剃发易服以示屈从的道理。
不过现在，并不涉及这么复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