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十五岁，登基时年龄最大。每朝皇帝登基之后，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派出得力的大臣和术士“总以地臻全美为重”寻求“龙、砂、穴、水”无处不美的万年吉地。只是由于各朝代所处情况不同，其选择万年吉地的时间才有先后之别。
顺治登基时，是个六岁的娃娃，一切政务都由他人摆布，当时所有的权利都控制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直至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暴死于喀喇河屯，顺治帝才得以亲自主持朝政。所以时至顺治八年，这位十四岁的少年天子才在赴京东蓟州和遵化狩猎的同时，沿着长城，在丰台岭一带为自己选定了万年吉地。
康熙登基时八岁，二十一岁的康熙皇帝不得不考虑万年吉地的大事，因为他的原配孝诚皇后病故，虽然已把皇后的梓宫停放到沙河巩华城暂安，终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派选了精通堪舆的臣工等人于孝陵附近去相度万年吉地。
雍正登基时已四十五岁，理应依昭穆之制在孝陵、景陵旁选建陵址，确切的位置应在孝陵的右侧选一块与康熙景陵相对应的吉地。雍正初年，尽管国事家事都十分繁忙，雍正四年已开始筹备万年吉地之事宜。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和硕怡亲王允祥谕旨，总兵官李楠、监正明圆等带领堪舆人员前往陵寝地方踏看龙脉，着行知马兰口总兵官特恒。雍正五年八月二十日工部奏：恭建万年吉地开采豆渣石料、烧造砖灰地方应派堂官前往看视一折，奉谕旨凡关系此事，一切事件著派出侍郎鄂尔奇往来办理，向日景陵建造之时，派出何等人监办，并曾否派出汉大人之处着查明具奏。可是一批精于堪舆的臣工居然认为主陵之旁无一处可营造陵寝之地。雍正帝又命堪舆术士们继续在孝陵景陵一带堪选吉地。当这些臣工又呈上九凤朝阳山风水说帖时，雍正无比欢欣。他十分称赞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景陵，实为一处吉壤。可是时隔不久，那些精通风水的臣工术士再次亲临九凤朝阳山相度后，又得出一个结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雍正只好舍弃另觅他处。
早在唐朝，九凤朝阳山迤东即建有禅林寺，尽管寺庙已荡然无存，而那些逾千年的银杏树，依然根深叶茂，本固枝荣。雍正帝放弃九凤朝阳山这块吉壤，真正的原因是听了怡亲王允祥和总督高其倬的话。在这些臣工的奏折中写道：“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天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看完奏折，觉得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又考虑到此处与孝陵、景陵相去数里，有些与心不忍，是否合乎古代帝王规制和典礼？他只好去请大学士、九卿等人去研究讨论，拿出一个结果来。这些人急忙引经据典，雍正帝看了大学士、九卿等人引证史册典礼的陈奏之后，才心安理得的应允了在易州兴建山陵。在施工之前他又动一番思索，才下达了一道指令：“一应需工料等项，俱着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象等件需用石工浩繁，亦劳人力，俱不必建设，著该部遵行。”
整个泰陵建筑布局依山就势，起伏参差与山水十分相宜。泰陵建筑群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主次分明、高低有差、错落有致。但在石象生设施上是一个败笔。雍正朝所规划的泰陵是遵照雍正皇帝的旨意：“石象等件需要用石工浩繁，亦费人力，俱不必建设。”所以在精通风水的大师们规划时即因地制宜，舍去了石象生。乾隆皇帝并不甘心，或出于孝心，在他登基后提出了石象生增建一事，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象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旋转之外，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与风水地势不宜安设。乾隆皇帝一而再地建议设立石象生，被精通风水的大臣们有理有据的一一否定，终于按原设计的方案建成了泰陵。
雍正皇帝葬入泰陵地宫之后，乾隆皇帝对泰陵不设石象生之事仍耿耿于怀。在乾隆皇帝执意坚持下，终于添建了石象生。泰陵置石象生共五对，其中文臣、武士、立马、立象、立狮各一对，又有望柱一对。这组石象生安置在一孔桥与龙凤门之间，显得十分拥挤，破坏了原来陵园建筑的布局。乾隆皇帝是出自孝心还是私心很难说，当时乾隆裕陵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如若依雍正帝的旨意，陵寝不设石象生，至乾隆朝再设石象生就超越祖制，被人们称作大不孝。乾隆执意为其父雍正帝泰陵添置石象生，又为其祖父康熙帝景陵添没石象生，是为他自己陵园设置石象生找到了依据。
雍正的个人爱好
雍正登极时已经四十五岁，可谓各方面都已成熟。但是雍正身为皇子时，康熙皇帝对他的印象却不太好。已五十五岁的康熙皇帝，对四阿哥早年的性格还记忆犹新。他说：“四阿哥年幼时喜怒不定。”雍正感到幼时落个喜怒不定的名声是件极不体面之事。他极力请求皇父，不要将“四阿哥年幼时喜怒不定”的评语写入谕旨之中。康熙思忖一番，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喜怒不定的表现，从而满足了四阿哥所请。
爱好书法文字皇子时代的雍正，曾仿学其父康熙帝的字迹。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逝于畅春园。雍正登极时，康熙的陵园早已修好，只是尚未定陵名，大臣们呈上已拟好的九个字让雍正选定。雍正从中选了一个满语“安巴灵武”，汉文意即“景”字，他亲自刺破手指，用指血圈定，从而康熙陵定名为“景陵”。在景陵的明楼上匾额及朱砂碑都要题字，这件事使雍正动了一番脑筋，借机在题字上也大显了身手。开初雍正说：“景陵碑匾，事关重大。”他让精通书法的亲王、翰林们书写，并从中选优录用。可是，到了八月初十日评选时，他把自己写的字也列入其中，还召集诚亲王、淳亲王及翰林等一并敬阅。同时雍正下了一道谕旨：“景陵碑匾，事关重大，诚亲王、淳亲王素工书法，朕亦令其恭写，翰林中善书者亦令其恭写。朕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非欲自耀其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心。”这道谕旨让君臣确实难以答对，即让工书法者写，从中择优录用，又自称仿学御书，常荷嘉奖，并非自耀其长。再来个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最终虽说不必定用朕书却又来个方惬朕心。众臣只好顺着雍正之意奏书：“御笔之妙，天矩自然，而仁孝敬诚之意，流溢于楮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于是明楼上题额景陵以及朱砂碑上圣祖仁皇帝之陵等字，均采用了雍正的笔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