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真是一对天作的伴侣。他们看上去太般配了。
家世上，梁思成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林徽因的父亲是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林长民，两人是同僚，也是好友，两人鼓吹起五四运动，倡组讲学社，邀请泰戈尔来华……梁思成是长子，林徽因是长女，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个来自福建，一个来自广东，都是南方系统；年纪上，梁思成比林徽因大三岁，差距刚刚好，比那位长林徽因七岁的志摩先生，更算是“一代人”，他们相遇的时候，一个十一，一个十四，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俨然金童玉女，一对璧人，两家大人有意撮合，日后成婚，水到渠成；长相上，他们都是南方面孔，脸部轮廓都很紧实，林徽因自不必多说，出了名的美女，一度美到“男人见了都会晕倒”，梁思成则是高鼻浓眉，一张大嘴，年轻时候，顺大背头，颇有几分英气。他们的个子都不算高，属于娇小玲珑型，但站到一起，到底算是登对；知识背景上，他们受过私塾的训练，上过教会中学，然后，去美利坚的大学留学，他们都是搞建筑的，梁思成是标准学建筑出身，林徽因的专业是舞台美术，对建筑也是报以终身热情。他们的婚姻，是世俗人眼里标准的、门当户对的、非常让人羡慕的典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金童玉女，青梅竹马，一同求学，一同就业，跻身名流，同甘共苦，儿女双全。他们的婚姻，像一个精美的瓷瓶，外表看起来无懈可击。
有人说，没有林徽因，就没有梁思成。这话似乎有些太满。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林徽因，就没有如此精彩的梁思成。梁思成是一幢朴素的大房子，林徽因则是房子里精美的家私、典雅的装饰，她点缀了他，引导了他，提升了他。没有家私与装饰，房子只是一个住处，尽管它很好，但不免乏味，有了家私与装饰，房子里有了客厅，有了卧室，秩序井然，开门迎客，水到渠成。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比较“完整”。梁思成是家中长子，出生在日本东京，上过中文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钢琴、小提琴都会一点，还会钢笔画，体育尤其出色，可以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对他的培养，按部就班，巨细无遗，梁启超在天津的家里设立学校，每天九点到十二点用来讲课真。梁思成有一个和谐完全的家庭，只要梁启超在家，每天下午六点半，大家会坐在一个圆桌旁用餐，梁启超则谈论着他要写作的题目。孩子们匆匆吃完饭，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慢吞吞的。家庭氛围严肃又温暖。林徽因则不同，她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父亲常常不在家。母亲在家中不得志的地位影响了她，从小，她对父亲和母亲，都是又爱又怨，她性格中某些尖锐、急躁的部分，免不了与她童年的际遇有关联。林徽因的直率、敏感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力，都是梁思成所不及的。梁思成的人生原本是平静的、稳固的、合乎常理的，但林徽因的到来，像一道闪电，一下就把他的世界打破了。林徽因像跃出水面的鱼，梁思成则是一潭湖水。她让他的生活变得有趣了、精彩了、跌宕起伏了。
他们的相遇是美丽的。1918年，在两位父亲的安排下，林徽因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几年后，林徽因从伦敦回国，他们又处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林徽因这样回忆和梁思成的“美好往事”，口气舒缓俏皮：“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当年的梁思成，在父亲的安排下，能够遇到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似乎已经算是理想中“邂逅”。
我想最初，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于彼此，可能还谈不上爱，更多的只是喜欢，他们年龄相仿，爱好相似，很容易就玩到一块儿去了。他们是标标准准的青梅竹马。他们也约会，像所有情侣一样，但梁思成的约会似乎也总是传统的。不过，在梁思成心里，林徽因从一开始就有“分量”。原因很简单，她一直有人追。她总能给人一种“我很重要”的印象。年轻的梁思成，能够有这样一位女友，其实是很有面子的事。他需要捍卫他和林徽因相处的机会，经典的一幕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约会、读书，徐志摩常来探访，“梁不耐受到骚扰，遂于门上张贴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恋人不愿受干扰)”。得来不易，所以更加珍惜。
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女性。林徽因身上没有太多旧的牵绊，她受的教育更多的是西方式的。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自由。她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帮助梁思成。她比梁思成早熟，在很多事情上，她比梁思成要先行一步。梁思成之所以选择建筑这条路，也是经林徽因的“指点”。梁思成说：
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林徽因无意中，把梁思成推上了一条轨道，他们像两条小船，肩并肩，手挽手，扬帆起航，朝大海行进。1923年5月，梁思成骑摩托车出车祸，股骨复合性骨折，一个月动了三次手术，痛苦不堪，林徽因一直陪在他身边，天天探望，日日到访，跟他说话，聊天，帮他擦汗、翻身，照顾细致。什么大家闺秀的矜持，全部抛诸脑后，在她心里，最重要的，是眼前的那个活的人，而不是死的礼法教条。
年轻的时候，林徽因是梁思成身边傲人的风景。他们一起出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林徽因一反外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她有着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机灵，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善于交际，因此得到大家的喜爱。有这样一位女友，梁思成或许会担心，但他更多的是感到自豪。学成后，他们在渥太华结婚，林徽因设计东方式带头套的婚纱，一下子就吸引了新闻记者。回国后，他们一起入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而后回北平。林徽因始终是梁思成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们一起设计了吉林大学的校舍、沈阳郊区的肖何园，林徽因还为东北大学设计了“白山黑水”的校徽，获得400元奖金。
他们总是一起外出考察古建筑，路途艰辛，比如有一次，他们外出调研，从北平坐车到太原，再坐车到东治。从东治改乘骡车，走很少有人走的土路进五台山，完全摸石头过河，沿路也不知有没有他们要找的建筑，终于，在南台外圈，大约过豆村三英里，他们找到了佛光寺的大门。他们还要应对寺庙阁楼里千百只蝙蝠和臭虫！蜿蜒、曲折、艰苦，每一次野外考察，都像是一次探险，而有林徽因的陪同，梁思成精神上振奋许多。实际作业中，少了林徽因，梁思成也会觉得不适。他在给林徽因的信中写：“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愉快地回忆和你共处工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他习惯身边有她，一转身的距离，就能看到。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定海神针”。有她在，他总能被激发出无限勇气和精力。
林徽因对梁思成是包容的，这包容里当然有爱。有人说，一个女人，对待自己丈夫，常常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男人都是孩子。林徽因和梁思成，年轻的时候，偶尔免不了要吵吵嘴，林徽因又是那样一个急脾气。不过，吵嘴的，大多是小事，大事一般还是由林徽因做主。但遇到真吵的时候，往往又是林徽因先让步。20世纪30年代，他们只有一台照相机，胶卷也有限，得省着用。两人出去调查古建筑，梁思成要拍斗栱，林徽因要拍民居，两人争起来，但最后还是林徽因先让步。林徽因对梁思成，有种隐匿的爱。这种爱不用说，不用讲，藏在每一天、每个抉择里，她支持梁思成的事业，全情投入，从头到尾。
林徽因对梁思成，常常很维护，她懂得他的艰辛，知道他的不容易。1933年，冰心给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暗讽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据李健吾说，暗里林徽因送了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陈醋，而明里，她则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附梁思成君通讯四则）》，表面上看，这篇文章写的是梁思成去山西考察辽代木构建筑，实际上，是塑造了一个对事业充满热情、不辞辛劳、可爱又善良的梁思成形象。别人写小说暗讽自己，不打紧，林徽因最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是小说中对于太太丈夫形象的塑造——太太的丈夫完全成了一个用金钱取悦太太的无聊者。而且，文章中，林徽因还小秀了一下恩爱，梁思成几次提到对她挂念，蜜意浓情。稿子登出来后，不知冰心看到没有，但在她连载小说的最后，那位丈夫出现了，是个绅士，而且还“温蔼清癯”。
梁思成的著作里，总是少不了林徽因的影子。在用英文写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里，梁思成说：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这当真不是谀辞。《清式营造则例》的序里也写：
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结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的一半著者才对。
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工作时，通常是梁思成写出初稿，拿给林看，林不满意，在上面勾勾画画，甚至改到看不清原稿，梁再拿回去抄写。梁思成家学渊源，又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写起文章来，不至于词不达意，但跟林徽因比，他多了沉稳，少了灵动。林徽因的文艺气质，让她无论写起什么文章来，都飘逸又浓情，仿佛花香扑面，是另一境界。梁思成自己也承认，他几乎所有文章的“眼”，都是林徽因给点上去的。所谓“眼”，大抵就是，他画龙，林徽因点睛，他造出泥人，林徽因朝它们吹一口气——一口能让泥人活过来的仙气。梁思成的事业伙伴莫宗江也说：“梁先生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在与林先生争论中写成的。林先生逝世后，梁先生的文章就平淡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