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再婚的事，传到身在美国的林徽因耳朵里，很具爆炸性。此前，她和徐志摩很可能保持着通信，而且徐志摩一直都是她忠实的追求者，现在，徐志摩结婚了，和一个叫陆小曼的女人，两人都是二婚。林徽因有些吃惊和诧然。恰巧胡适来美办事，林徽因为了得知徐陆结婚等事的具体细节，她想跟胡适见面一聊。1927年2月6日，林徽因提笔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明里是邀请胡适来教育会做演讲，实际是想听到她所“狂念的北京的声音和消息”。胡适欣然答应。他又做了一次传话筒。两人见面之后，胡适少不了一番说道和安慰，然后，两人告别。3月15日，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的林徽因，再度提笔写信给胡适，主要内容还是她与徐志摩的纠葛。
从现存的材料看，林徽因与胡适的通信一共留有八封，七封提及徐志摩，且多是在万分危急、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找胡适求助、评理。1927年的两次发信是因为想了解徐志摩结婚的具体情况；1932年几次集中发信，是为了找胡适评理，抱怨她与凌叔华之间由于徐志摩“八宝箱”一事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林徽因每次遇到自己摆不平的“公共危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胡适，找胡适帮忙。胡适在欧美派圈子里的地位可见一斑。1931年，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失事，消息传来，大家都不敢相信，齐聚胡适家，默默地等待消息核准。遇到大事，胡适是绝对的中心点。胡适很想当朋友们之间的桥梁，可是，有时候桥架多了，也免不了好心办坏事。
1927年，徐志摩在上海与胡适、闻一多创立新月书店，办《新月》月刊，但因经营不善，很快入不敷出。陆小曼生活开支巨大，徐家老爹那边又断了经济供应，徐志摩只好四处赚钱。关键时刻，胡适又给他出主意了。1930年冬，徐志摩在胡适的介绍下，北上北京女子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几个月不到，徐志摩就发现林徽因也从东北返回北平。胡适帮忙介绍工作，却无意中促成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重逢。1931年春，在徐志摩的说服下，身患肺病的林徽因留在北平，入香山疗养。徐志摩迅速向林徽因靠拢，在北平和上海之间，在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左摇右摆。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非常不喜欢徐志摩，不为别的，就因为徐太花心。江冬秀的想法可能很简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徐志摩这么一个招蜂引蝶的好友，胡先生能不惹出与曹姓女子的风流官司么吗？1931年元月，徐志摩北上，他住在胡适家里，过得很不愉快。衣食住行上，江冬秀听之任之，只派一个女佣帮他打理，弄得他经常找不到要穿的衣服。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信，请她帮着在上海做一件羽纱长衫，小曼总不回信，弄得他以为是胡太太私藏了信件。徐志摩大为郁闷。胡太太那里，他说不上话，胡先生又是最怕胡太太的一个人。胡太太爱好搓麻，三缺一的时候，胡先生还得奉命到处打电话找牌搭子。想起来好玩，那时节，胡适为江冬秀的麻将桌忙碌着，徐志摩又犹疑在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 他去山上看望林，还得巴巴地给陆写信，称自己并没有跟林聊太多，且并不十分愉快。
1931年，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撞山，噩耗传来，林徽因在胡适家中失声痛哭。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作为老大哥、挚友，少不了卷入几场纠纷。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前，曾把自己的书信和日记的手稿，放在一个箱子内，交与好友凌叔华保管。这个箱子就是著名的“八宝箱”。现在，志摩飞升，林徽因想把箱子从凌处讨回来，因为里面放着三本“康桥日记”，与她有关。林徽因抹不开面子，就托胡适去要。结果，胡适一共出面四次，才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可八宝箱的秘密，依旧是笔糊涂账，凌叔华与林徽因就此不来往，一直到晚年，凌叔华提起此事，仍觉得委屈。因为在这件事上，胡适明显有些偏向林徽因。实际上，胡适与凌叔华的关系并不差，他与凌叔华的往来，可能要比他与林徽因还要频繁。泰戈尔访华时，凌叔华曾设茶点招待，胡适在座。胡适还曾在凌家藏书里借去过一本《宋元学案抄本补遗》，看完之后，还为此书写跋寄示凌家，凌父读后予以盛赞。1925年7月，凌叔华作西湖风景扇面，赠与胡适，胡适作诗《题凌叔华女士画的雨后西湖》，两人关系十分热络。可到了八宝箱事件，胡适一派公事公办的口吻，大概令凌叔华有些心寒。
胡适替徐志摩善的“后”绝非这一件，又或许这就是他当年惹下来的是非。如果当初，他不介绍陆小曼给徐志摩，他不介绍徐志摩来北平任教，情形会是怎样？胡适做了太多“好事”，可这些“好事”，最终又都成为坏事。徐志摩去世，陆小曼悲痛恸欲绝，她写下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可更大的问题是，志摩一死，经济来源断绝，小曼这么个大手大脚惯了的女子，如何继续生活？陆小曼给胡适写信，倾诉自己的苦闷：
上帝好像只给我知道世上有痛苦，从没给我一些乐趣，可怜我十年来所受的刺激未免太残酷了，这一下我可真成半死的人了。若能真叫我离开这可怕的世界，倒是菩萨的慈悲，可是回头看看我的白发老娘，还是没有勇气跟着志摩飞去云外。
还真是，死去的已经死去，活着的还得活着。不久，翁瑞午进驻到陆小曼的生活里来。这引起了徐志摩一帮朋友的不满，他们以为，志摩尸骨未寒，小曼怎么可以这样？于是，大家又公推胡适来与小曼交涉。
胡适去上海，与陆小曼深谈。可是最终还是没结果。只能是各走各的路。半个月后，胡适来信，对小曼提出要求：一、希望戒除嗜好；二、远离翁瑞午；三、速来南京，由他安排新的生活。陆小曼不予理睬，信也未回，继续我行我素。其实，小曼何尝不明白，胡适哪里像志摩，为了爱，能不顾一切，退一步讲，就算胡适有意，他家中的胡太太也不会答应。与其那样，还不如安之若素，在上海与忠实的翁瑞午一起。自此，胡适与小曼渐行渐远。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带着一家老小，一路逃难，颠沛流离，磨砺了性格，增长了志气，但身体却被消耗、损毁。陆小曼居留上海，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只有胡适，一路高升。对比林徽因和陆小曼，则完全是别的路子。林徽因虽然迎来了解放，但身体的病痛，让她在共和国只生活了六年便仙去。陆小曼晚年则饱受病痛折磨。年轻时错综复杂的情感链，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破碎成一段一段，残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供各自怀念。林徽因一直忘不了徐志摩，陆小曼也一直忘不了他，她们都与胡适渐行渐远，直至不见。这几个人中，徐志摩活了三十四岁，林徽因享年五十一岁，陆小曼活了六十二岁，胡适最长寿，活了七十二个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