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56个字，其内容之丰富，恐怕是千字散文也难以做到的。聂翁划右派到北大荒劳改之后，又因不慎将居住的茅草房点燃，被公安局当做纵火犯抓了起了。这件事闹到北京，当时文艺界领导、也是绀弩的老相识夏衍对周总理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远在千里之外的绀弩，烧了一间价值不到三十元的草房，这等细事竟然上达到总理那里，老伴周颖经过了多少艰难的周旋，可以想见。周肯定在北京已经知道绀弩会被释放的结局，所以才在北大荒最冷时候，千里跋涉，去看望老头。
周颖也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冬日之阳，冰冷如水，而水割肌肤，锋利如刀，在一片凄凉惨淡之中，老妻又肩挑行李离去了，真如孟姜女一样……这是一幕多么辛酸的场景，然而聂翁好像没心没肺一样，还在开玩笑。你看，我这精明到家、号称九头鸟的湖北佬，一到北大荒的土地上，居然成了什么也不会的三脚猫了。这一联写得好，既搞笑，又痛楚，但它不单是想逗老妻一乐，也是一种解释，向她说明我为什么如此不幸。“此后定难窗再铁”，这已经近于发誓了，保证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会“二进宫”了（参照后来所发生之事，也是“一语成谶”，不过是“反谶”）。她走了，带走的不是安慰，更非欢乐，甚至也不是希望，而是“冰雪”，难怪“老了十年为探牢”。一首规则严格律体诗，聂翁不仅写得中规中矩，而且把诗人的感激和内心痛楚、歉疚、心疼而又无奈复杂的感情用表面诙谐的诗句表达得淋漓尽致，就是用约束少的新诗也未必能传达得如此细腻。
我们从聂诗中能够读出许多东西，不仅那些名言隽语使我们齿颊留香，而且使我们看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是需要专文来谈的。
高楼风雨感斯文
——追念陈乐民先生
我是从《南方周末》2009年1月11日何方先生的《送别陈乐民》一文中得知乐民先生去世的，虽然早知道陈先生多年来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做两次痛苦的血液透析，才得以支撑，但最近两三年来，几乎月月在《万象》上都有他一篇谈启蒙和法国启蒙思想史的文章，每篇数千字，都是自出杼机之作。大学者写小文章，可以说是篇篇精彩。谁能想到这些都是年过古稀、身患重病、随时可能弃世而去的老人写的呢？去年11月初，在中关村参加一个教育会，碰到资中筠先生。我说：“陈老身体还不错，每月在《万象》有一篇，我几乎每篇都读。”资先生说：“他高兴写作思考，做这些事，他快乐。”我听了也很高兴，古有美文可以愈头风之说，现今则是思考可以养身心。过去听到尿毒症有多可怕，富贵如袁世凯，仅仅数十天，便一命呜呼。而陈先生肾衰之后能坚持十多年，而且不废读书工作，真是医学奇迹，除了医学的进步外，我想就是患者的精神力量。
陈先生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做学问特别细致，写文章也又注重文采。八十年代，常在《读书》杂志上读他的文章，像评宗璞《南渡记》的《细哉文心》；评潘光旦自印旧体诗集的《茶烟香袅逗高歌》；评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坐视世界如恒沙》以及《罗章龙与康德》等，都是纵论中西文化的，不仅可见先生的学养深厚，也很有文采，读来使人忘倦。知道陈先生虽然很早，但认识却很晚，大约也是隔行如隔山吧。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饭局上。参加的人大多是前辈学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孙长江、吴江等，我等小辈（还有葛剑雄等）是敬陪末座，陈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边。北京的饭局主要是闲聊，李慎之先生高谈阔论，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剑雄，陈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浅浅地笑，和蔼可亲，除了李先生问他几个有关法国和英国的问题，陈先生细心作答外，很少说话。
然而不是应该有陈先生出现的会或饭局上都能见到他的，但资先生常去。有一次，曾问资先生：“陈先生怎么没有来啊？”她总是这样回答：“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很吃力，还不如在家里看书。”陈先生专业性的研究，像我这样外行无由得睹，当然即使“睹”了也不一定明白大义。我读的多是先生的学术随笔，读之不仅增加知识、开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榄覃覃有余味焉。
陈先生的著作中最使我受益和感动的是自2006年以来，在《万象》连续发表的《启蒙精神·市民社会》对话三篇以及后两年的一二十篇《启蒙札记》。
启蒙本是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火把，在世界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我国自五四以来，启蒙作为一种思潮几涨几落。粉碎“四人帮”之后再度高涨。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犬儒化，知识界某些人打起反“精英”的大旗，挟民粹以自重，“启蒙”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被他们反复讥嘲。这些人或认为知识分子“没资格启蒙”，或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亮光，人们照样走出黑暗。这股风气在青年一代人中也有影响，他们涉世未深，却已经玩世不恭了。
正像徐贲在一篇谈“犬儒主义”的文章中所感慨地说“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启蒙的必要。当知识界纷纷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理想，本着学术良知，坚持五四传统、坚持启蒙工作。这部分人也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带有领军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王元化……还有一些人在启蒙思想的园地默默开垦，传播启蒙知识，辨析对启蒙思想家误读，如前两年去世的何家栋和刚刚离去的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就是他最后的努力。
陈先生自述他研究西方文明时说：“我在思考西方文明时，无法不联想到中国。这两种文明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一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万象》2006年8月）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进步”在他内心引起的焦虑。这种心态是上个世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人的典型心态。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的，都不免想到我们“贵国”。其实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个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进步”，但的确是走三步退两步的，因为它不仅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更少动力，也就是说没有“进步”的需求，而且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千方百计抑制这种需求的。
以此为背景的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正像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不能走出循环；而欧洲自中世纪末、在工商文明的推动下日新月异，因为不进步就要被竞争出局。中国自一百年前确定了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哪个统治者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要“进步”了，而是在外部推动下搞起来的。洋人的船坚炮利使颟顸的中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不“现代化”就要挨打，当时追逐的“现代化”就是十八世纪以来欧美的工商社会化。然而由于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得太久，制度和文化，互相掣肘，积重难返，直至今日，大楼有了，高速路有了，电脑有了……物质层面远异于二十世纪初了，但思想层面、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李莲英、小德张、大师兄的面孔仍然在若隐若现。是不是又有“绕圈子”的感觉？
“现代化”（当今的现代化的指标要比一百年前高了许多）在徘徊，启蒙就更加蹒跚。陈先生在《启蒙在苏格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规律。”（《万象》2008年7月）虽然“历史规律”之说，近些年也颇受质疑，但一事有因有果，大约还是事实。“启蒙”和“现代化”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头脑局限在小农圈子里，如何接受现代知识？没有现代知识如何现代化？启蒙不仅要有知识，更应该有思想。陈先生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的《谈掌玺大臣培根》一文中论及历史人物说起，伏尔泰认为英国的牛顿是十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远远超过“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牛顿就是一位知识思想兼具的学者，是把人们引出黑暗和愚昧伟大先行者。“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万象》2008年8月）这是伏尔泰的想法，我想也代表了陈先生的意见。
《启蒙札记》比较深入地介绍了法英两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多，其次是卢梭、狄德罗，也谈英国，谈休谟、洛克。我们这代读者一提到启蒙，人们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出过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集中出现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出现过攻陷象征中世纪黑暗的巴士底狱（据说当时狱中并无犯人）法国大革命。因此谈到法国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总有一种挟风带雨之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带有浪漫气质，当时又处于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时期，因此谈到社会变革和进步、谈到思想启蒙自然非法国而莫属，后来又加上苏俄。而悄悄进步的英国太没有英雄气了，然而“英雄”都是以“万骨枯”为铺垫的，社会进展到今天，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进步更有意义，那怕它慢一点，但扎实一点。
一百多年前，国人就看到和领略了英国的强大，后来一些访问过英国官员和文人也感到英国社会建制的文明。恩格斯在1844年就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在国人眼中“法会盛于巴力门”，英国好像自古如此，是胎里带来的。陈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史多以法国为例，但谈及社会史时，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只有英国有“社会史”。
这说明英国的自生社会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它的思想上的变革（包括启蒙）、制度上的变迁就不显得突兀，就自然而然。经历的血腥相对较少，民众付出较少，受惠较多。陈先生也指出英国先有“大宪章”开启了对君权的限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在中国则是闻所未闻），继而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国教和议会，几经波折又有“光荣革命”，自由贸易和人权观念得以先于欧洲大陆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共同的民族信念。再拥有法治的传统，英国1688年之后社会细胞逐渐活跃起来，官方发布了如《权利法案》、《兵变法》、《宗教宽容法》、议会《三年法》、《叛国法》、王位《继承法》等，其要点及目的都是限制君王、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性，使得社会的进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英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
第二，人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在于言论、出版自由。
第三，法治，是rule of law,而不是人用法来审判。
陈先生说：“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传到北美西欧，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它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看看世界大势便可明了，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英国启蒙的近代意义》《万象》2008年12月）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