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原始人类与虎的长期搏斗中，认识到虎是难以征服的力量，起初只是幻想自己也能变成虎，能够猎获各种兽类，即使活着变不成，幻想死后也能变成虎。他们将虎尊为祖先，一来希望得到虎祖的保佑，二来与虎连上亲缘，死后再生投胎就有了变虎的保证。
大概经过很长的时期，人类渐渐认识到虎祖的神威可以为己所用，用虎的图形就可以使人畏惧，于是便与战争结合到一起。老虎的形象出现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竟然成为战神的象征。
虎与战争的联系，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便是虎符，春秋战国时期，用铜铸成，秦始皇时改用玉石雕成。《说文》解释：“琥，发兵瑞玉，为虎文……”《春秋左氏传》曰：“‘赐子家子双琥’”。发兵的虎符做成两半，国王授予将帅领兵出征的权力时，只赋予他一半，战斗结束国王收回兵权时，将帅便将这一半虎符退还，两半虎符要正好合拢。若是榫槽不对，便证明有假。
部队行军时，左翼部队打青龙旗，右翼打白虎旗，前头部队打朱雀旗，殿后打玄武旗。有人形容：“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
在战场上，给皇帝传达诏令的车上，要插绘有白虎的幡旗。唐朝讳虎字，称白虎幡为“白兽幡”。晋朝的礼制，以白虎象征威猛，主杀，故督战用白虎幡。驺虞（白虎黑文）为仁兽，故解兵罢战用驺虎幡。后来亦作为传布政令之用。
最早的传说，远古黄帝族和炎帝族在涿鹿阪泉之野进行大决战时，黄帝率领熊、罴、狼、豹、貔、虎为前驱，用雕、？、鹰、鸢为旗帜，向炎帝族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战斗十分惨烈，地上淌的血都可以把木杵漂起来。最后，炎帝族被打败，被迫率残部向南方撤退。
大战中的“熊、罴”属于熊类，“豹、貔、虎”都属猫科类，豹、貔也近虎。但黄帝所率领的大军并非真的野兽，而是以熊、虎命名的部族分支，或是部队军事组织。如黄帝族是“有熊氏”，西方古羌人部落以虎为图腾，西方和北方有的部族以狼为图腾。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虎贲3000人，及八国的联军，于癸亥日渡过黄河渡口孟津，北进到商朝首都朝歌以南70里的牧野。武王左手拿黄色的斧钺，右手挥动着白牦牛尾进行指挥。他向虎贲的首领和联军的国君们发誓：我们从很远的西土来到商都郊外，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牌，我来宣布打仗的纪律。我要求你们威武雄壮，像虎、貔、熊、罴一样，向商纣王的都城挺进。
甲子日，纣王率领如林的大军，在牧野摆开阵势，与周军进行决战。然而商军不愿同周军为敌，前军临阵倒戈，攻击后面的军队，因而商军溃败，又是“血流漂杵”。最后周军攻入朝歌，商纣王自焚而死。
这次周武王灭商的战役，精锐主力是3000虎贲。西周宫廷卫戍部队的官员名“虎贲氏”，虎贲氏下辖虎士800人，就是勇猛像虎的人。
远古的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政有两件大事，一是祭祀天地四方神？和祖先，二是出兵打仗。祭祀时有“执？”之礼，即祭祀完毕将祭肉分给有关的人员。打仗前有“受胀”，就是授受祭肉的礼，这是供奉神灵并与神交往的大节。
认真地观察商周青铜器上的虎头纹、兽面纹、夔龙纹，便会发现有的纹饰的结构，是用刀矛的造型组成的。如兽面纹的眉，是用刀形的龙组成的。又如虎头纹的鼻子两旁，是用两把刀合成的“卯”字组成的刀，“卯”是戎事的象征。
青铜礼器上的龙、虎、兽、鸟，既为商周民族所崇拜，又是他们军事威力的昭示。春秋时期，曾有过蒙着虎皮作战取胜的战例：鲁庄公十年（前687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军大败后，又联合宋国，采取南北夹击的办法，发兵再攻鲁国。鲁国大夫公子偃说，宋军的军容不整，可先袭击他，宋军败，齐军便会不战而退。他要求率兵出击，庄公不允许。而后，鲁国从南面的雩门偷偷派出小部队，蒙着皋比（皋比即虎皮，可能还戴着虎头面具）首先突进宋营，大概宋军以为鲁国有猛虎出战，吓得斗志殆尽，庄公也率大军跟进，大败宋军于乘丘，齐军也只得撤军回国。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与楚人战于城濮。楚国联合了陈国和蔡国的军队，声势浩大。晋军主将胥臣以虎皮蒙马。先攻薄弱的陈、蔡联军。陈、蔡的军队见身蒙虎皮的战马突至，惊恐万状，纷纷奔往楚军的驻地，致使楚军的右师溃败，并造成楚军全局的败绩。
南北朝时期也有扮虎作战的战例。
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游牧民族各部落南下，其中的拓跋氏连续攻占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于420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都，史称北魏。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时（471-499年），迁都洛阳，继续向南扩展实力。但受到南阳太守房伯玉的顽强抵抗而失败。孝文帝为此大怒，亲自“引兵向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如沸地”，将南阳城团团围住。
孝文帝认为区区的南阳小城，在大军的围攻下，破城将易如反掌，由此过于傲慢轻敌。“宛城（南阳）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伯玉（南阳太守房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召善射者原灵度射之，应弦而毙，乃得免。”
这次战斗是用很少的人，打扮成老虎的样子，在魏孝文帝必经的桥旁设伏，突然发起攻击，使魏孝文帝和他率领的兵马惊恐后退，急召人射箭才逃出险境。这是以虎的凶猛形象，在战场上震慑敌军的战例。
南阳城坚守了近三年，由于城内久困绝粮，房伯玉才被迫出降。
198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4区11号墓葬中，考古发现兽面型铜牌，由青铜铸成，长圆形，中部是弧状束腰，近似鞋底的形状，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可以系绳。正面微鼓，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镶嵌成兽面……出土时，铜牌置于死者的胸部。死者起码是位军事将领，死后仍以战场上的威仪进行装殓。
二里头出土的兽面铜牌，属于夏代遗物，在当时是一件罕见的工艺品杰作，披在胸上既可显示将领的身份，战场上又可防箭矢的伤害。
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仅发现夏代军事装备的胸甲、剑、戈、矛、钺，还有战盔、盾牌，上面的纹样装饰，便是虎头纹和兽纹。有的青铜钺和戈上，铸有虎头和兽面。
安阳殷墟西北冈M1004墓中，发现数十具头盔，样式很多，大多是圆帽形，前额铸有虎头纹，后有护顶，两边有护腮，顶上有直立的圆管可插丝缨或羽毛。发掘殷墟宫殿基址时，在房基门旁发现有持盾的殉人。
战场上的将军和兵士，不但身披青铜兽面胸甲，手持虎纹的盾牌，头戴虎头铜盔，兵器和战车上也有虎头兽面的装饰。在马的前额还戴着铜兽面的马冠。在陕西长安张家坡便发现周代早期车马的墓葬。在文物考古中，各地都曾发掘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坑”。这些车马既是帝王、诸侯、贵族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也曾驰骋在战场上，最后成为帝王、诸侯的陪葬品。历经数千年，木质的车具已经朽坏，车上漆绘的猛虎和夔龙也混入泥土，战马也变成一排排骸骨。但是马头上的虎头马冠和车上青铜构件还依然保留着。
秦朝，有“辟恶车”，车上载有“桃弓苇矢，所以祓除不祥”。所谓“桃弓苇矢”，正是神荼、郁垒在度朔山桃树下捉恶鬼的工具，后来便以桃木和苇索挂到门上辟邪。文中没有说，“辟恶车”上必然绘有神虎的形象。
汉代有“重毂”车，就是在车轮的车毂处再加一毂。还要“左画青龙，右画白虎，系轴头”。这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和贵族所乘的车辆，大概也用于作战。
可以想见，在当年鏖战的疆场上，尘烟蔽日，虎旗飞扬，战鼓声震天，绘着虎形的战车滚滚奔过，身披虎皮衣的战马驰骋，军士们头戴虎头盔，一手执虎头盾牌，一手持长矛相互厮杀，顿时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尸骨狼藉，血流成渠。神虎在战场上，是多么威风！
在我国的历史上，都对勇猛的战将冠以虎贲、虎士、虎臣、虎将的职位和称号。曹操曾赞许褚为“虎侯”，别号又称“虎？”。唐王曾赞薛仁贵为“骁将”，将他喻为勇猛的虎将。
在作战时，军中帐饰虎为虎帐，虎幄。装弓的弓袋称“虎？”。作战的武器有虎头刀、虎头钺、虎蹲弩、虎蹲炮、虎囊弹。
诗人们也以虎的威猛歌颂威武的军士，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七》：“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赠张相镐之一》：“虎将如雷霆，总戎向东进。”李商隐诗云：“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如虎貔。”
还有很多的关隘冠以虎的名号，如河南荥阳成皋，现称汜水镇，由于此地北临黄河，绝岸峻崖，自古为戍守的要地，取名“虎牢关”。河北冀东长城重要关口古北口，五代时称为“虎北口”。湖北麻城东北有“虎头关”。
在解放战争中，对能攻善守的部队赞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授予“猛虎团”、“猛虎连”的称号。
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由陈纳德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曾使侵华日军闻风丧胆。这个飞行大队便是著名的“飞虎队”。
虎旗还成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起义军旗帜。1894年9月，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台湾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纷纷组织起来，高举独立的黄虎旗，在黑旗将军刘永福和义军统领丘逢甲的指挥下，在台南顽强抗击，曾擒获日督桦山，并将他斩首示众。虽然台湾抗日起义军最后惨遭失败，但战旗上烈火中的飞虎形象，将永远激励着台湾人民的心。
神虎出现在战场上，是人们以它的威名和可怖的形象，以及勇于搏击的气概来威慑对方，战胜对方，所以神虎是赫赫的战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