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很快，我就知道了，不是别人，正是王有发的媳妇赵利英。后来，我仍清楚地记得，这个中午，赵利英是穿了一身带有小花的白连衣裙来的。脚上是一双黑得发亮的塑料凉鞋，光着一双雪白但脚底却有些泛红的嫩脚。
应该说，这样一身穿着打扮，不用说在我们当时的袁家坟村，就是在一百里外的永平市，那也是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
后来，我知道，还真让我说对了。赵利英果然就是一百里外的永平市人。她是随她在永平市一所大学当教授的父母，一起下放到我们袁家坟村参加劳动锻炼的。当过教授的父母本是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因为身体不好，就一直住在小学校里，看护学校。有时候，这对教授也为学生上上课，又都是校长偷偷安排的。当然，更多的时候，
“妈妈在家吗？”在我见到陌生人，总是红起一张脸，正呆呆地抬头望向她的时候，就听赵利英问。声音不高不低，却相当的好听，温柔。后来，我还知道了，她说得是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
懵懂中，我向她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应该说，我家里屋里还响着动静，是那种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听了，都很不自在地动静。
我知道，这种声音，赵利英也肯定听到了。我见她抬头冲屋子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以为她会朝屋子走去，心也再次紧张的差点蹦出来。可是，没有。
“你今年几岁了？”她仍是站在原地，低了头，声音不高也不低地问我。梳在脑后的一根乌黑长辫，也在她一扭头和一低头的过程中，从她肩头滑向了胸前。
“七岁！”应当说，我本想着大声一点回答来她，好让屋里的母亲也听到。可是，我真得一点都不争气，声音小得就连我自己都几乎听不到。
“七岁了，”我知道，赵利英听到了，她很友好地冲我点点头，然后说，“应该上学了，明天让妈妈带你到学校报名，好吗？”
我非常懂事地点点头。然后不知从哪儿鼓足的勇气，低了头，猛喊了一声：“妈！”
这声喊，我知道，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喊停了。不但院里的那只大公鸡不再追着母鸡闹了。就连我脚下的蚂蚁也都停止了搬家，抬了一颗颗比米粒还小的头看我。它们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其实，七岁时的我也不完全清楚。
反正是，母亲很快就从里屋出来了，站到了屋前的台阶上。她显然慌张的很，头发凌乱，脸红得如烧红的烙铁不说。上衣的扣子还扣错了一只，很不对称地斜在那里。尤其裤腰上那条用红布条做成的腰带，几乎都没有拴到应该栓的位置上。
“赵老师来了！”听上去，母亲完全一幅心虚的语气，且极慌张地说，“快屋里坐吧。”
我警觉地看着赵老师，应该说，此时此刻，我还并不知道，这样一位整洁漂亮的女人，竟是王有发的妻子。
这时，就见赵老师先是冲母亲意味深长地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紧接着，又见赵老师摇了摇头。这时，我又发现，赵老师笑时，比不笑更要好看。
“不了，”赵老师说，“我来，就是想告诉大嫂一声，孩子该上学了，哪天带孩子先到学校报个名吧。”
声音仍是那么好听，不急不慢。说完，赵老师甚至还朝母亲挥了一下手，然后这才扭头朝院门外起。
“去，去，明天我就带栓柱去。”母亲冲着赵老师的背影答道。
也就在这一年，我正式走进了我们袁家坟小学，成为了袁家坟小学学前班的一名学生。教我们读书识字的，也正是这位赵利英老师。
当然了，也是很快我又发现，不但赵老师的声音好听，书教得好，赵老师唱起歌跳起舞来，也好得不得了。引逗得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农村土孩子为她疯狂了好多年。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走进了学校，我仍是不喜欢交小朋友。一个叫赵自强的，还有一个叫赵胜利的倒对我有好感。经常主动跟我说话，但我对他们，从心底里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来，他们也懒得搭理我了。
所以，每天中午，其他同学都怕误了下午课，都很早就去了学校玩。而我呢，却不愿早去。仍喜欢在我家院子里，看我家那只鸡冠子格外肥大的公鸡爬到母鸡背上欺负母鸡，或蹲在院中的大榆树底下看蚂蚁搬家。不然，就蹲在墙根下，用铁铲挖泥玩。
不过，我也有我的办法，我很聪明地在我家院子的墙角地上插了一根小木棍，在小木棍不远处，又放了一颗石子。每当太阳照出的小木棍树影落到我放的那块石头上时，我也开始背上书包朝学校走。
这期间，王有发又来过一次。那天中午，我本来快到学校了，竟忘记下午有劳动课，赵老师让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一把扫帚到学校。我正是急急忙忙回家拿扫帚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王有友和母亲的说话声。
……
“有发，咱们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就听母亲声音颤抖着说，“你是对我家有恩，嫂子在心里也一直感激着你呢。”
“没事的，嫂子。”
“怎么没事，上回就差点让赵老师撞上。”
“她，没事，别理她。”
“让外人撞上也不行呀？”
“大晌午的，谁来？”
“让栓柱见了，也不好。”
“我在墙外大田里等了半晌了，瞧见他出了门，才从墙头跳进来的。”
“那也不行。”
“求求你了，嫂子，你就快些上些心吧，你这身子好的，真让我忘不下的。”
……
这些话，每句都撞到了我的心上，只听得我两腿软得不行。我真想冲进去，把王有友轰出来，但最终我还是快步跑开了。
不过，此时，我还并不清楚，王有发和母亲的对话，对我将来的伤害有多大。
因为有了王有发和母亲的事情，这时候，在我心里，最盼望的，就是大姐能够早一天回到家来。二姐，我知道，是肯定指望不上的。她的整个心思都在书上，有时拉个风箱，她都会一手拉风箱，一手抱着一个书本看。有好几回，都把熬着的玉米糊糊熬糊了。只惹得母亲大发脾气。
你想想，这样一个二姐，你还能指望她干些什么呢？
大姐是在去公社当了接线员之后，整整过去一个月才回来的。因为二姐所在学校和大姐所在公社，都在陈庄。所以，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大姐与母亲的联系主要就是靠二姐来回传话。
其实，在大姐离开的这一个月时间里，家里还同样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公社放电影的东王庄老王家的七小子提出了退婚。
在那个时代，应该说，退婚也退不掉什么。无非就是一支英雄牌钢笔和一个封皮上有李铁梅举着红灯图片的笔记本。两样东西，是用一张红纸包裹着的。
当时，母亲找出这个红纸包的时候，我记得母亲满脸都是悲伤。因为她想不明白，自己的女儿都进了公社，成了公社的接线员。东王庄老王家的七小子应当巴结还来不及呢，为何就这么快提出了退婚呢？
这个答案，大姐当然清楚，不过，她并没有让二姐把答案告诉母亲，而是让二姐说给母亲，东王庄老王家的七小子要退婚，就只管把七小子送过来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和那个封皮上有李铁梅举着红灯图片的笔记本给了媒人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男方要退婚，作为女方家长的母亲当然无能为力。直到大姐从公社回来，母亲才知道，大姐已准备嫁给县革委会一个叫安志强的副主任了。
这个叫安志强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我们不认识。大姐其实也不认识。大姐只听说，这个安副主任，已三十五岁，妻子半年前上吊死了。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十岁，女儿八岁。
“这你也肯嫁？”母亲听后，无不气愤道。
大姐点头：“人家给出的条件很高！”
“啥条件？”
“胡主任说了，如果我同意，安副主任就立马安排我到县城百货大楼上班，户口也转出去，吃商品粮！”
“——这姓安的，长啥样，你可见过？”
大姐摇头。
“姓安的可见过你？”
“胡主任说，安副主任已来过公社，偷偷相看过了，——非常满意。”
“这可是在造孽呀！”
母亲有些拿不定主意，双手捂在一起，就仿佛捂着一只烫手的山芋，捂着烫手，扔了又可惜。
“人家说什么时候给你安排进县城百货大楼了没有？”沉默片刻，母亲又关心道。
“只要同意，明天就可进县城上班。”
“你住哪儿？”
“胡主任说，直接住安副主任家去。”
“眼下这个工作就不要了？”
大姐一笑：“有更好的工作，谁还稀罕一个破接线员的工作。”
又说：“没白日没黑夜，一天只挣六个工分。”
母亲叹气。
母亲和大姐这样说话的时候，也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二姐和我都在家。母亲和大姐在里屋说话，我与二姐趴在堂屋的饭桌写作业。当然，写作业的主要是二姐，我因为无奈，才拿出书来翻看。尽管她们的声音很低，可句句都听进了我的耳朵里。
七岁的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可也恰在此时，我的耳朵里也同时传进了另一个声音：“王家大嫂子在家吗？”
我循声望去，就见我院门口，正站了一个背着粪筐的人。再一细睢，这人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见了都会远远躲开——一个叫王大炮的精神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