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叙述，三月三日节也是律令制国家的法定节日。作为节日行事，曲水宴可以说是三月三日节的重要标志。所谓的曲水宴，是指宴会在水边举行，水中浮杯，参加者依水而坐，赋诗咏歌。《怀风藻》是成书于751年的汉诗集，其中收录了若干首颂咏三月三日曲水宴的诗。例如调忌寸老人所作的一首五言诗“三月三日应诏”：
玄览动春节，宸驾出离宫。
胜境既寂绝，雅趣亦无穷。
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
神仙非存意，广济是攸同。
鼓腹太平日，共咏太平风。
调忌寸老人是参与大宝律令撰定的人员之一，大宝元年（701）左右故去。因此，该诗是7世纪末8世纪初之作，“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可以说映射出当时的曲水宴的画面。
三月三日曲水宴源自于中国。《荆楚岁时记》即载：
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
三月三日行事本是三月上巳日的修禊之俗，并未固定在三日。先秦时代，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人们于溱水、洧水“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故也”。汉代时，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涂，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曹魏之后，上巳行事固定在三日举行。西晋以后，三月三日曲水宴开始盛行。至唐代，三月三日成为重要的节日，各代皇帝或举行大射仪式，或赐群臣宴于曲江池，等等。值得留意的是，在唐代的三月三日行事中，依然保留着祓禊的性质。例如景龙四年（710）三月三日，唐中宗“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又如，白居易作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都佐证了这一点。
再看古代日本的三月三日节，在引入曲水宴的同时，上巳禊祓的意识也随之传入。在《怀风藻》收录的汉诗中，有一首背奈王行文所作的五言诗《上巳禊饮应诏》：
皇慈被万国，帝道沾群生。
竹叶禊庭满，桃花曲浦轻。
云浮天里丽，树茂苑中荣。
自顾试庸短，何能继睿情。
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不明，但推测可能是神龟年间（724-728）。诗作者在应诏诗中使用“禊饮”、“禊庭”等用语，表明上巳禊祓因素已经存在于当时的三月三日节宴会中。延历十一年（792）三月三日，桓武天皇“幸南园，禊饮，命群臣赋诗，赐绵有差”；翌年（793）三月三日，桓武天皇“禊于南园，令文人赋诗，五位以上及文人赐禄有差”。这两年的三月三日恰与三月上巳日重合，由此推测，桓武天皇的禊宴是基于上巳禊祓意识而举行的。
平安时代以后，大同三年（808），平城天皇以三月是桓武天皇及其皇后的登遐之月为由，下令停废三月三日节会。其后，虽然嵯峨天皇恢复了三月三日节，但是文献史料上重见曲水宴却是宽平二年（890）。此后，作为三月三日节行事的曲水宴再次盛行。《西宫记》记载了平安时代的曲水宴的仪式，概要如下：
a天皇出御。王卿参上。
b置纸笔于文台。敕令献诗题。博士书题，通过上卿进献天皇。天皇阅览。诗题定后，重新誊写一份，奏进天皇，同时抄题给参加曲水宴的文人。
c给酒肴，三献。奏乐。
d文人进文献序。
e展读文人所作诗文。
f适当之时，天皇给出自己所作的诗文（“御制”）。由讲师读御制。
g赐禄。
《日本纪略》中记载了若干三月三日曲水宴的具体诗题，例如宽平三年（891）的“花时天似醉”、应和元年（961）的“花水落桃源”、应和二年（962）的“仙桃夹岸开”、康保三年（966）的“春水桃花浪”等。又，在天德三年（959）的三月三日曲水宴上，村上天皇作诗“水映红桃色”。从这些诗题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曲水宴也兼有赏桃花的性质。《年中行事秘抄》所引的〈宇多天皇御记〉载：
宽平二年二月卅日丙戌，仰善曰：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面，十月初亥饼等，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弁调，宜供奉之。于时，善为后院别当，故有此仰。
即在民间有三月三日食桃花饼的习俗，而且宽平二年（890）以后，宫中也遵循此习俗。《年中行事秘抄》同时还记载了三月三日食草饼的行事。桃花饼与草饼是否是同一种食物不得而知。关于食草饼的习俗，《文徳天皇实录》有如下记载：
此间，田野有草，俗名母子草，二月始生，茎叶白脆。每属三月三日，妇女采之，蒸捣以为糕，传为岁事。
据此，草饼是使用俗名为母子草的植物做成的糕。关于食草饼习俗的渊源，《年中行事秘抄》追溯至周幽王时代：
昔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于时，设河上曲水宴，或人作草饼奉于王。王尝其味为美也。王曰：此饼珍物也，可献宗庙。周世大治遂致太平。后人相传以作草饼，三月三日进于祖灵，其心矣。心悦无咎，草饼之兴从此始。
即草饼原是祭祀祖先的食物。又，根据《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时，荆楚之地的习俗是“取黍麴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絆，以厌时气”。黍麴菜即鼠曲草，俗名茸母，也就是日本的母子草。因此，日本的草饼可能就是类似于荆楚的龙舌絆的食物。如若确是如此的话，日本的三月三日食草饼也是与“厌时气”（镇时节的恶气）有关的习俗。
摄关时代以后，三月三日时，不仅有宫廷的公的曲水宴，而且还有贵族家的私的曲水宴。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摄关家的曲水宴。宽弘四年（1007）三月三日，时任左大臣藤原道长在其私邸举行了盛大的曲水宴，参加者包括公卿、殿上人以及文人等，水边设座，辰时下大雨，无奈从水边撤座，但是申时天放晴，复又在水边设座，依照唐代之仪，酒杯浮水而流，人们取杯畅饮，作诗，诗题是“因流泛酒”；翌日（四日），诗文作成，开始讲诗，其后赐物。与宫廷的三月三日曲水宴相比，贵族家的曲水宴具有时间上的变通性，不仅藤原道长家的曲水宴持续两日，而且宽治五年（1091），时任内大臣的藤原师通家的曲水宴是在三月十六日举行的，显示出贵族家的曲水宴只是单纯的水边诗宴，并不具禊祓性质的因素。另外，贵族家的曲水宴也是遵循唐代之仪举行的，由此也可见唐文化对贵族社会的深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