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隆
仇犹国是我国春秋末期北方的一个诸侯小国，诸多历史典籍对此均有载述。然而，所载史事，基本上都是关于仇犹国如何灭亡的，多则百字，少则数字。史料的稀缺，使我们对仇犹国历史的整体研究十分困难。下面，笔者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进行梳理，以使我们对仇犹古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难免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仇犹国的建立与灭亡
对仇犹国的建立，目前尚未找到有明确记载的史料。对此，我们只能进行逻辑分析和推断。
许多史料中均提到，仇犹国为“戎狄之国”。那么，我们要了解仇犹国的建立，就必须从戎狄族形成的历史说起。
狄是春秋时期居住在我国北方的部族。春秋前期，只有“狄”的记载。后来才出现了白狄、赤狄、长狄、瞒、潞氏、鲜虞等不同名称的狄。这段历史在《春秋》和《左传》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表述。
春秋时期的北狄，实为赤狄、白狄和长狄三支。
赤狄，又名赤翟，包括东山皋落氏等部落。赤狄主要分布于今山西长治地区，是春秋时期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狄族部落，据说是因穿赤色衣服而得名。公元前7世纪60年代，赤狄因受晋国逼迫，东下太行“伐邢”、“灭卫”；齐桓公率领郑、宋等华夏国抵御狄人，“救邢安卫”。此后，赤狄还攻打过郑、东周、齐等国。公元前594年，晋灭潞氏。前593年，甲氏、留吁氏、铎辰氏等部落相继为晋所灭。前588年，晋又与卫国联军攻打廧咎如氏，廧咎如氏溃散。从此，赤狄余众大多被晋分赏诸将及诸大夫中的大族，其土地亦并入晋国。
在晋灭赤狄的同时，长狄酋长焚如也被俘，以后长狄不再见于记载。
赤狄、长狄灭亡之后，白狄诸部和鲜虞依然存在，这说明白狄实力至少不弱于赤狄。
白狄，也叫白翟。春秋前期主要分布于古雍州北部，即今陕西延安、山西介休一带，据说因穿白色衣服而得名。据有的史料记载，春秋时白狄世居易水。后来，部分白狄才迁居雍州。
鲜虞的名称，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公元前774年，郑桓公问史伯何处才能得到安居，史伯说：“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就是说在洛阳王城以北除燕、卫等诸侯外，还有狄族的鲜虞、潞、洛、泉、徐、蒲等各部。这里所提到的诸狄部落，除鲜虞属白狄外，其余大体都属赤狄。史伯所说的鲜虞实际上是白狄的代表。
杜预《春秋释例》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春秋榖梁传集解》的作者范宁与杜预同属东晋人，他也说，“鲜虞，姬姓，白狄也”。
《史记·晋世家》明确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重耳在太子申生死后，被晋献公逼迫，“遂奔狄。狄，其母国也”。事实上应该是晋献公娶二女于白狄。这都可说明晋文公重耳是逃到他的舅族雍州的白狄部落，也说明春秋时已经有部分白狄迁居雍州了。
公元前601年，“白狄及晋平”，即与晋结好。白狄与晋结好之后，白狄亦曾与秦国联合进攻晋国。秦晋两国都想拉拢白狄，同时又在一步步蚕蚀白狄的土地。这样，雍州的白狄又被逼回迁易水流域本部。尤其在晋悼公“和戎”政策取得成功后，白狄已基本回到太行山以东。据有的专家推断，白狄就是于此际的公元前569年在今山西盂县建立了仇犹国。
鲁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55年，白狄可能东交鲁国，《左传》、《经》有“白狄始来”的记载。汪仲翰据此认为鲁襄公十八年太行山以东才出现白狄。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事实上，杜预《集解》：“白狄，狄之别种，未尝与鲁接，故曰始”，只是说明公元前555年以前白狄没有与鲁国交往。易水与鲁国又不搭界，不交往也可以理解。实际上，鲜虞早已存在了200多年。
时至春秋晚期，史籍中已不见白狄的名称，而鲜虞、肥、鼓、仇犹等白狄部落则常见于史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师围鼓，《春秋》也只记“伐鲜虞”；《吕氏春秋》也将仇犹国记为中山国属地。这说明，大概在春秋晚叶，白狄中的鲜虞、肥、鼓、仇犹等各部，虽有部名自立，实际上均受鲜虞的控制。
在肥国、鼓国相继被晋国所灭的同时，鲜虞也屡遭晋国攻击。后来，鲜虞国为生存而战，于公元前507年向晋国反攻，败晋师于平中，俘获晋大夫观虎。第二年，鲜虞即以中山的名称出现于史册。据有的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为了庆祝胜利之果，将鲜虞改建为中山国。中山国初建都于中人，立中山城为都。中山城在今河北省唐县粟山，“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县一直是鲜虞的故地，现在还有白狄族建都之前固守的山寨——白狄寨。2002年底，河北唐县发现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城市遗址，可能就是中山国的祖先鲜虞族的居住地“左人邑”。
对仇犹国灭亡的原因，史籍记载是比较清楚的。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载：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其他史籍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如：
《战国策》曰：
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载以广车。
《正义括地志》云：
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韩子云“智伯欲伐仇犹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塗内之。赤章曼支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
《吕氏春秋》对此记叙得最为详尽：
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这里，不但描述了仇犹灭亡的经过，而且分析了仇犹灭亡的原因是仇犹国君纳钟心情太迫切了，致使有关仇犹国安全的主张就听不进去。这段文字还告诫后人，遇事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对自己太过分的想法要审慎，要战胜自己过强的欲望。
所有这些记载，都肯定地说明仇犹国是被晋国智伯施以献钟之计而偷袭灭亡的。那么，仇犹国于战国时周定王十二年被晋国所灭的史实是可信的。
二、仇犹国的疆域与都城
遍查史料，未能找到一处关于仇犹国疆域的明确记载。现在，我们只能从现存遗迹及地名和传说来加以分析。
盂县现存有关仇犹的遗迹有这样几处。
一是位于盂县东部的牛村镇教场村，相传为仇犹国演兵之地，故名教场。
二是位于盂县东南部的清城村北五里将军岭上有将军墓，相传为仇犹将军殉难后葬于此地。
三是位于盂县县城北部的秀水镇北庄村一带为仇犹国君同晋国智伯军队激战并壮烈牺牲的古战场。现在还有因战事传说留下来的地名，如“折将坪”，为仇犹国君损兵折将的地方；“披头崖”，为仇犹国君战败后披头散发之地；“围巷”，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团团围困之巷道；“天灵盖”，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砍掉脑袋的高地。仇犹国君的坐骑被杀后，其掩埋处称为马王庙。后来，人们在种田时还发现过当年的兵器残物和人、马尸骨残骸。
此外，盂县城周的香河之名，亦因仇犹国君的妃子殉节于此而得名。
四是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清代《盂县志》记载有关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有四处。一处在盂县城东，遗址不详。所遗铁钟款识为“唐贞观元年”，后人将此钟移至高神山天子庙。一处在盂县城北的高城山有“元至正十六年立仇犹君庙醮台记”。还有一处在盂县北部的御枣口村，名仇犹观。
所有这些遗存，均充分证实了仇犹国的客观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仇犹国的疆域大致为：北至今盂县滹沱河沿岸，东至今盂县同河北接壤处，南至今盂县路家村、南娄边界，西至今盂县管头山王村一带。至于盂县西部地区，盂县人习惯称其为“西盂县”，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个地区于春秋战国时期便属于位于今阳曲县大盂镇的盂县管辖，它曾与仇犹国并存过若干年。汉以后，始将盂县和仇犹合到一起，故而今王村以东称东盂县，西部称西盂县。
至于仇犹国的都城遗址，明清《盂县志》载，“县治东里许有仇犹城，周围九里。”《括地志》、《九州志》也有记载。明《永乐大典》也有“仇犹城九里六十步”的文字。根据1988年对仇犹国都遗址的试掘，大致可以确定，仇犹城应该在今县城东北的北村、水泉之间的古城坪。现在，国都遗址尚存城墙残骸约数十米，夯上墙残高0.5—3米、宽10米，夯层厚4—6厘米，局部达10—12厘米，夯窝直径3—3.5厘米。据考古专家认定，“仇犹古城是由两个不很规整的长方形组成”，与明朝《永乐大典》“仇犹城九里六十步”的记载是一致的。
三、仇犹国与盂县的关系
夏、商时代，传说分天下为九州。按地域区划，盂属冀州。
西周初年，州治变更，盂属并州。实行分封制后，盂属晋国。春秋时期，盂仍属晋国。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孟丙为盂大夫，治在今太原市东北45公里的大盂镇。盂县之名，实自此始。
又据《地括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按此，这个时期，盂县西部地区连同阳曲大盂一带为孟丙邑，东部地区为仇犹，治设今城东里许之古城坪。
可见，春秋时期的“盂”与“仇犹”曾经是相邻非属的关系。
周定王十二年，智伯灭仇犹后，仇犹属赵。
秦置郡县。秦始皇十九年。
汉分天下为30郡，郡上设州，郡下隶县，盂县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汉以前，盂县、仇犹仍然分治，汉时，始将盂县和仇犹相合，名为盂县。
三国时期，盂县属并州新兴郡。西晋，盂仍属并州新兴郡。晋以后，盂县为汉、赵、后赵、燕、魏、后燕等国所属。
北魏、隋唐时期，辖治屡有变更。北魏建义元年。兴道以北一带北魏时曾为定襄郡属地，至唐初始统为盂县。
四、仇犹国与鲜虞中山国的关系
过去，当我们谈到仇犹国的建立时，总是把它与鲜虞、肥、鼓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白狄东迁过程中相继建立的国家。近来，笔者在查找史料时发现，至迟在公元前774年，鲜虞的名字就已见诸史册。如《国语·郑语》中西周史伯答郑桓公问语时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吕苏生在《鲜虞中山国事年表疆域图说补释》一书中对这段文字加了按语，他说：
考史伯所言，在郑桓公为周司徒时，当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七七四年。鲜虞之建国，当更早。《山海经·北山经》云：“石山，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注于虖沱。”古时，“于”、“虞”二字可互通假。故鲜虞之得名，盖即本于鲜虞水，所谓因地而氏者也。据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考证，“鲜虞水以地望推之，当即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之清水河。”此地恰与春秋战国之鲜虞中山毗邻，估计很可能是鲜虞人最早之发祥地。
由此说来，鲜虞国的建立可能还要早于公元前774年。若此，仇犹国与鲜虞同时建立之说便不能成立。然而，史籍中“仇犹国为中山国之附属国”又作何解释呢？这里，有必要将鲜虞和中山的关系介绍清楚。
吕苏生在《鲜虞中山国事年表疆域图说补释》一书中对此作了一番解释。他说：
高诱注“中山，狄国也，一名鲜虞。”陈氏《校释》云：“《国语·齐语》‘翟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翟人攻卫，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此言‘亡’言‘灭’者，乃攻陷其都之谓，非谓灭亡其国也。”二说皆是。《春秋·僖元年》《经》云：“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管子·大匡篇》：“狄人攻邢，邢君出，桓公筑夷仪，予车百乘，卒千人。”所言皆“中山亡邢，桓公更立邢于夷仪”事。鲁僖公元年，当公元前六五九年，时鲜虞犹未改称中山。中山见诸史乘，始于《左传·定四年》，时当公元前五〇六年。考战国著作，多有指鲜虞中山为狄者；此言“中山亡邢”，则系视狄为中山者也。由此可证，鲜虞属狄族，中山为鲜虞之后，当为战国时人所习知之事实。
这里，吕苏生确认中山为鲜虞之后。那么，鲜虞为何要改“鲜虞”为“中山”呢？这要从鲜虞与晋国的关系说起。
公元前530年夏六月，晋国荀吴假借与齐国会师之名，借道鲜虞，灭掉肥国，并把肥国的君主绵皋也俘了去。当时，肥国与鼓国均为鲜虞的属国，肥国的灭亡，就意味着是晋国对鲜虞的挑战。对此，《春秋》也以“晋伐鲜虞”表述其事。其实，晋灭肥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想灭掉鲜虞，“灭肥灭鼓，则为攻伐鲜虞之步骤也”。
在灭掉肥国之后，晋国又于公元前527年围鼓，以鼓子鸢鞮归晋。到了公元前521年，“鼓叛晋，晋将伐鲜虞”。第二年，即公元前520年，晋国灭掉了鼓国。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与局面，作为盟主的鲜虞国已深深感到唇亡齿寒的严重性，再不能坐以待毙了。公元前507年秋九月，乘晋国忙于筹备盟会及部署伐楚之际，“鲜虞败晋师于平中，获其勇士观虎”。这一战对晋国来说，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鲜虞来说，则是一次扭转乾坤的重大胜利，由此，增加了其扩大势力与晋国对抗的信心和决心。可能就是在这次战争之后，鲜虞重新联合仇犹和一部分肥氏鼓氏遗民兴建了中山国联盟。我分析，说仇犹乃中山国之附属国，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自此，仇犹国同中山国结盟近五十年之久，仇犹国成为中山联盟与晋国对抗的前沿阵地，故史书有“攻中山，取穷鱼之丘”的记载。
五、仇犹国与晋国的关系
晋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名，出自周成王之弟唐叔虞，其疆域约为今山西省南部。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徙居晋水，至晋孝侯时，国都名翼。公元前403年，晋国卿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三家自立为诸侯，分裂晋国。周威烈王赐三家为诸侯，于是韩国、赵国、魏国三国分晋，晋国灭亡。
春秋初期，晋国疆域尚小。晋献公时、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东部和山东的西部，纵横跨越今五省之境，国土面积仅位于楚国之后，居列国第二。
相对于强大的晋国来说，仇犹国乃弹丸之地。好在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今山西南部，故而对远离晋国国都的仇犹国来说，虽说与晋国交界，但还是免却了许多麻烦和压力。再加上仇犹国境内森林茂密，道路险难，形成了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因而，在立国一百多年时间里，仇犹国能与晋国安然相处，至今未见史料中有关仇犹国与晋国战争的记录。后来，晋国消灭仇犹国，也是为攻伐中山国而瓦解其联盟之故。
六、仇犹国的社会经济
仇犹国的立国时间，正好处于奴隶社会衰亡的最后阶段。因而，仇犹国的社会经济也充分显现出它的时代印记。
1.仇犹国的皇权制度
仇犹国虽是小国，但它的皇权统治同其他大国基本相同，其最高统治者为国君。国君的配偶，正室称王母，后娶则为妃子，而且可能为多人。传说，盂县牛村镇有王母墓；城北的香河，因仇犹国君的妃子在国家灭亡时跳河殉节而名为“腥河”，这些皆可佐证。
当时，朝中亦设文臣武将。赤章蔓枝是文臣的代表；将军墓所葬为国捐躯的仇犹无名氏将军即是武将的代表。这些均能说明仇犹国的皇权制度是完善的。
2.仇犹国的生产方式
仇犹国建立以前，这个部落的成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在国家建立后，他们开始由游牧向定居生活转变。且受社会文明进步的影响，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据考古发现，仇犹都城遗址内挖掘出内含大量夹砂泥质灰陶及饰绳纹的泥质灰陶残片；地面采集有绳纹砖，内素面或篮纹、外饰粗绳纹或细绳纹的板瓦，素面、云纹半瓦当，敛口折沿深腹绳纹鬲，宽折沿绳纹盆，卷沿鼓腹圜底小口罐等器物。这些均说明了当时仇犹国的手工业已经得到了较快发展。
2003年，盂县在修建金龙大街时，从战国古墓中也出土了陶器、青铜器和车马器等器物。陶器组合为典型的战国随葬品组合，主要有鼎、豆、壶。车马器有马镳、马軎、马辖。此外，墓中还出土了8把依旧锋利的青铜宝剑和多枚箭镞，这也是仇犹国手工业发展的有力证据和标志。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仇犹国于战国时已经灭亡，何以用战国器物来佐证春秋事件？须知，金龙大街战国古墓的发掘，是整个墓地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在墓地的下端，墓地的上端并未发掘。况且，仇犹国灭亡时正处于春秋和战国的临界期，战国器物正可证明仇犹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至于农业生产，我们虽无资料引证，但从“斩岸堙溪”迎大钟的记载分析，他们已经掌握了砍树的工具和劈崖填沟用的农具。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仇犹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历史性的发展。
据韩万德先生讲，施工队在盂县秀水镇红崖头村曾挖出约1000枚白狄人铸行的尖首刀币，其中就有仇犹国铸造的“九”、“斿”二字刀币，当时被卖到废品收购站，后多数被知情者购走，又转卖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据说，这种刀币很珍贵。仅此，足可告诉我们，仇犹国的商业贸易也很发达。
综上所述，仇犹国作为春秋后期的一个诸侯狄国，能够立国一百多年，且基本上保持了国泰民安的局面，这对那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实属不易。囿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对仇犹国史的研究有许多局限性。尽管如此，仇犹古国为我们留传下来的这些珍贵遗产，对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和启迪后人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