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诗和远方，如果做研究，也是诗歌与地理的关系。近年来，关于诗歌地理学或地理诗学的讨论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一般认为，诗歌（诗人）与地理发生关联至少有四种方式：诗人所出生的地理，诗人成长过程中的地理，诗歌作品描写的地理，诗歌作品得以传播的地理条件。倘若将这四种方式综合起来，大概能够立体地构建一种真正的诗歌地理学。一个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因为进入诗歌变得具体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这些地名融入诗歌，存储着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记载着鲜活的时代生活内容，隐含着沧桑的中国历史变迁。有一些地方，虽然早已经地老天荒地存在着，但长时间里都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面貌，枯燥粗糙，只有在经过文人墨客的描绘后，才变得具有精神。比如，沈园原是绍兴的一处私家园林，在江南的众多园林中并不是最大最美的，却因为陆游与唐婉两首词《钗头凤》而变得与众不同。2015年国庆假期，我去游览沈园，园内石壁上刻有陆游、唐婉二人的《钗头凤》，虽字迹斑驳，但我似乎看到他们二人在园内相遇相逢又离去的情景，让人感慨又感叹。诗歌和地理有了联系，地理和情感也有了联系，诗词使此人、此地流传千古，这就是诗词的力量。
诗有远方，也应该有驿站。古代官方常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我觉得在诗歌地理上，诗歌也有驿站。驿站是什么？就是古人在觐省、应举、赴选、就任、戍边、游幕、流寓等时候，官方为其提供的一个歇脚、换马的地方。唐宋两代逐渐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并在沿途设置了大量为过往官员、使臣甚至普通行人提供饮食、住宿或交通工具的驿馆亭舍。我想，这些地方，既是旅人的驿站，也是诗与词的驿站。文人们在寄居憩息时，驿馆恰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他们或登高赋诗，或倚声填词，留下众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如果在驿馆亭舍附近还有历史古迹，那就更容易成为文人们抒发思古幽情的对象，唐代的陆畅、李商隐、殷潜之、杜牧、薛能、薛逢、罗隐，宋代的石延年、文同、文彦博、张方平、李新、陆游、孙应时等，就都曾留有感怀题咏的作品，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篇。驿站有时也会举办一些宴饮饯别，诗人词客为此提笔濡墨，同样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大量诗歌词曲的写本，如果没有畅达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些作品恐怕很难出现在如此偏远的地区。由此可见，在考察唐宋诗词的流传过程时，驿站也是一个重要源头。借用陆游的诗句来说，正可谓“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如果没有驿站，唐诗宋词会失色一半。
元朝的跨国之旅
元代，马可·波罗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4年，在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并担任了元朝官员。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访问过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马可·波罗出自意大利威尼斯城波罗氏，祖父名安得利亚·波罗，伯父马可，父亲尼柯罗，叔父马菲奥，俱以商贸为业。伯父马可相继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索尔得亚经商及设货栈，他的两个兄弟又继续向东经营发展。为纪念伯父，马可·波罗袭用了老马可的名字。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元世祖的喜爱，留元为官。他自称多次奉命出巡各地，大约是以随员身份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他的游记中提到了中国许多城市，如大都、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京兆（今西安）、成都等，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提到了元朝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事件等。1289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因其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来元朝请婚。此时，马可·波罗也想回国了。世祖下令选女子阔阔真下嫁阿鲁浑汗，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可随使臣取道波斯归国。马可·波罗一行约于1291年春天由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出发，先到达爪哇，从爪哇继续航行，渡过印度洋，抵达伊利汗国港口忽里模子(今天的阿巴斯港)，总共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当阔阔真1292年年底抵达伊利汗国时，阿鲁浑已经于1291年去世，阿鲁浑的弟弟乞合都在位，使者们将阔阔真送交乞合都，乞合都又命他们送给阿鲁浑之子合赞。1293年8月，使者奉乞合都之命，将阔阔真送到了阿八哈耳，与阿鲁浑之子合赞成婚。马可·波罗通过陆路开启了东方之旅，他在回程时大部分经由海路完成。
早在蒙古人进攻欧洲的时候，威尼斯与热那亚这对宿敌就在商业上展开对决并发生多次暴力冲突。1282年，热那亚人曾将比萨舰队全部摧毁，并拒绝交换俘虏，以此展现出击垮对手的决心，战败后的比萨从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鲁斯蒂谦，是一个文学家，他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与另一位在另一场海战中被抓的战俘关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一家1295年回到意大利，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时被俘。在狱中，鲁斯蒂谦和他成了朋友，并执笔为马可·波罗写下有关他在东方的生活和旅行的回忆，于1298年成书《马可·波罗游记》。虽然马可·波罗至少精通四种亚洲语言，但就其母语而言他基本上是文盲，如果不是遇到了鲁斯蒂谦，他恐怕永远都无法把那非凡的故事写出来。马可·波罗于1324年逝世。《马可·波罗游记》成书后，鲁斯蒂谦曾号召说：伟大的王子、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议员们，买下这本书，让人们给你们读读吧。
在14世纪初期的欧洲，人们好像把《马可·波罗游记》当作小说来读的。那个时候，欧洲人怎么会相信地球上还有一个从未见识的伟大富饶而太平的帝国呢？就像让18世纪的乾隆皇帝相信在他的领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繁荣而文明的欧洲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到马可·波罗去世50周年的时候，他的发现也没有被收编到官方颁布的亚洲地图上。其实，在2000多年前，罗马人就与中国人相互倾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记载中，罗马几乎是汉朝人最看得起的国家，以至《后汉书·西域传》如此解释道：那儿（罗马）的人长得又高又大，长相端正，和中原人差不多，所以称之为“大秦”。马可·波罗走的是“一带一路”，来中国时，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回国时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成了超级的旅行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做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的冲动，就使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大开眼界。《马可·波罗游记》是比较早的外国人写中国的游记。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部书才渐为国人知晓，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其间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程。《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传入中国的。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学术界争议很大，不少人就曾对马可·波罗的描述表示过怀疑，甚至在马可·波罗临终弥留之际，一些亲友还要求他痛加忏悔，马可·波罗断然拒绝，声称所言尚不及见到的一半。通观国内外学界百余年来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与争论，肯定说与怀疑否定说论战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游记中若干漏记或误记，其基本记载真实与否？如游记中确实存在对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等漏记或误记，甚至有夸张吹嘘之处。二是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究竟为何？三是如何看待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他是否真正来过中国？至于马可·波罗在华17年间的身份问题，他大抵是色目商人，亦即斡脱商人，兼做奉使随员及宫廷随从。其难以进入中国文献，也合情合理。《马可·波罗游记》毕竟是旅行记而非史书，无须过度苛责，况且《马可·波罗游记》还提供了大量颇为翔实甚至是独家记录的可贵资料，故称得上记述基本属实。
我曾看到一篇评述《马可·波罗游记》的文章，甚至有的认定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但也有人力挺马氏游记的真实性。从游记内容看，也确实存在一些容易令人产生怀疑和误解的地方，比如说，蒙古军围攻襄阳城的那段历史，游记中记载，居留皇廷的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知道攻不下襄阳之后，立即觐见皇帝，奏请皇帝准许他们制造一种西方人用的机器，类似一种投石机。在这种机器的帮助下，元军终于攻破了襄阳，马可的父亲与叔叔因此得到领导层的赏识。实际上，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两年前，这场战争就结束了。2019年6月，我专门去了襄阳一趟，在襄阳博物馆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宋元战场的情景。我在整修过的现代化古街徜徉，还登上古城的城墙。这场战争的进攻和坚守，也是一个新朝代的诞生和一个旧朝代的谢幕。我想，马可·波罗可能想为书中不常出现的父亲和叔叔增添一些光彩，不料弄巧成拙，也可见马可·波罗的一点虚荣心。也可能是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因此在讲述时也有夸张不实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否定《马可·波罗游记》价值和贡献的依据，也并不影响这本游记的影响力。国人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初步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单士厘，她是清末最早走出国门的知识妇女之一，1908年、1909年间曾随出任清廷驻意大利公使的丈夫钱恂旅居罗马，著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归潜记》记载了她在意大利罗马等地游历的情况，其中有专文详细地介绍了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她还对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考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一是关于马可·波罗其人的问题。她通过查阅有关元史的资料，对西方学者认为元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之说表示质疑。二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载马可父子襄阳献炮一事的真实性问题。她据《元史》的记载揭示出史传所载“与马可言亦不合”。湖北襄阳我去过多次，襄阳一带在古时是军事要地，发生过几场著名的战役，例如三国时期关羽北伐曹魏的襄樊之战、明末农民起义时张献忠突袭襄阳城一战等。其中战争过程最为漫长、争夺最为激烈的，要数宋元襄樊战役。这一场断断续续将近40年的攻守战，宋朝军队最终失败，蒙古攻克襄阳。我也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以这场战争为历史背景，塑造出郭靖这一人物形象，郭靖被很多人认为是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大侠”。在《射雕英雄传》里作为男主角的郭靖，少年快马，游历四方，学成一身本领，也收获了与黄蓉忠贞不渝的爱情。到了《神雕侠侣》中，人至中年的郭靖不再是主角，但他的“大侠”形象是在这部作品中真正被树立起来的，他数十年间驻守襄阳，率领军民抵抗外敌，保卫家国。“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八个字，也紧密地和金庸的武侠小说联系在了一起。到了《倚天屠龙记》，郭襄推荐张君宝去襄阳投奔郭靖与黄蓉，然而张君宝终究没有往襄阳去，在小说描述他潜心习武的短短几段文字中，故事里的时光在须臾间遽然流逝，少年张君宝成了90岁的张三丰；而宋朝，此时已灭亡50多年了。至二十七章，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襄阳城破之日，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虏同时殉难。”在金庸的小说里，也没有看到马可·波罗献炮的故事。
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成书时，当时的世界地图上，除欧洲、亚洲、非洲以外，世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14世纪至15世纪的欧洲，人们都在谈论着一个伊甸园般神奇的世界，黄金的屋顶，铺满金砖的地面，树枝缠满丝绸，还有那风情各异的香料群岛，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的景象。但在100年后，这本游记没有成为欧洲人的旅行指南，却意外地成了欧洲人新的商业指南。这本书在欧洲的广泛流传，激发了欧洲商人狂热追求香料和黄金白银的强烈冲动，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倾慕与贪婪，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这就是著名的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勇敢的航海者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冒险探索，去攻克人类对地球的未知。在16世纪，欧洲的气候一到冬天就寒冷难耐，牲畜很难生存过冬，于是，人们习惯在入冬前宰杀牲畜，用盐和香料把鲜肉腌制起来，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肉类了，腌肉用的香料主要产自印尼的马鲁古群岛。在当时，阿拉伯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香料贸易，葡萄牙人为了夺取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开始了对亚洲的殖民侵略。我认为，如果从地理大发现的角度来说，地理大发现也是香料之旅。
在西欧，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葡萄牙王子亨利率先开启征服大海的航程。说到航海，不能不提到被称为“航海王子”的亨利王子，亨利生于1394年，是当时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他本人并没有真正扬帆远航，只是在1415年参加他父亲若昂一世国王率领的庞大船队出征南下，渡海到了今天北非摩洛哥的休征要塞。他坚信葡萄牙发展的机会在海洋，他醉心于研究航海技术，为此放弃了宫廷生活、婚姻、家庭，选择到荒凉的葡萄牙西部萨格雷斯，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航海学校和一个天文台，为葡萄牙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他运用太阳星相测定航线，从国外招聘专家开设船坞造船，研制了新型帆船，将原来的两桅帆船改造成三桅帆船，使船能更好利用各个方向吹来的风。他派遣船队于1418年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葡萄牙的船队一直沿着靠近陆地的海岸线，向南方航行。1460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三艘帆船沿大西洋南下，航行半年后，船队突然遭遇了一次罕见的风暴，在被风暴裹挟、被动地向东南方漂泊了十三个昼夜之后，迪亚士命令船队掉头北上，这时他意外地发现，船队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葡萄牙国王郑重地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好望角”，这意味着葡萄牙人即将达到梦寐以求的东方，他们从葡萄牙本土即欧洲西南端，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绕过非洲最南端进入印度洋，然后向东一直到达世界的东方，就是现在的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把“东方”的许多产品直接运到欧洲。葡萄牙在去寻找和获取香料的新航线中发了大财，也成了海上强国。葡萄牙水手开辟了沿非洲海岸向南的航路，他们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探索通往东方的道路上。葡萄牙成就了大航海时代，实现了地理大发现，也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帝国。亨利王子于1460年去世后，大航海已势不可挡。
西班牙航海史中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哥伦布，他说向西走，也能到东方，他推论地球应该是圆的。哥伦布不是西班牙人，是意大利人。海上航行是需要钱的，西班牙国王支持哥伦布航行，目的还是去发财。哥伦布是个有经验的水手，也有很好的计算能力，但他在计算地球体积时，把地球直径少算了三分之一，后来人们发现哥伦布去的地方不是东方，是比西方更远的西方，是一个“新大陆”。当他们踏上美洲的土地时，仍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以为他们开发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这也是美洲的原住民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西班牙人一路向西，并没有到达东印度群岛，即使到达遥远的东印度群岛，那里也只有香料，它们对葡萄牙人来说价值连城，但是对西班牙人而言，却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轻视贸易活动，只想着掠夺黄金和白银。比如，1498年，哥伦布在探索帕里亚半岛时发现了珍珠，有些珍珠个头巨大，成了名珠，比如说“漫游者珍珠”，是人们发现的最大珍珠之一，成色也非其他珍珠可比，几个世纪以来它是欧洲皇家和帝国的宝物，被西班牙画家委拉兹开斯画成画，并成为现代收藏中最为耀眼的珍品，当然也是伊丽莎白·泰勒的珍品。西班牙人从美洲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其中还有一个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就是黑奴贸易。要不有人说，西班牙人不是真正的航海者，他到不到印度已经不重要了。在哥伦布1493年回到欧洲后不到七个星期的时间里，教皇就发布了敕令，承认地球是圆的，将西半球划归西班牙，将东半球划归葡萄牙，瓜分了世界，史称“教皇子午线”。在经历了财富、权力和机遇上的巨大转变后，西班牙从一个地中海尽头的闭塞之地摇身一变成了全球性的强国。
因为之前已有葡萄牙、西班牙在海外扩张，并且瓜分了世界，英国人只好另谋出路，一路向北，试图再找出一条到达东方的航线。他们想穿越北冰洋到达东方，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北方天气太冷了，零下几十摄氏度。1845年5月19日，富兰克林率领他的两只探险船“恐怖号”和“幽冥号”共计129人出发了。从7月下旬始，有些捕鲸者在北极海域看到了富兰克林的船队后，便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十多年后，富兰克林的妻子不惜一切代价购买船只，先后派出4艘船到不同的地方去搜索，最终发现富兰克林的船队冰冻在北极的海冰上。英国后来又向西南方向冲击，做海盗，挑战西班牙的垄断。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击溃，英国商业迅速扩张至海外，水手们环游地球，船长们征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了大西洋。他们又一次进军北美大陆，开启了英国的殖民时代。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已经控制了南美洲，英、法开始争夺北美殖民地。七年战争中，英国人打败了法国人，可是等英国人赶走了法国人后，殖民地人却要把英国人也赶走，本土的英国人和殖民地的英国人打起了仗，这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到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美国人的概念出现了，他们不再是英国人了。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是一个外交政策和游记类畅销书作者，他游历了近70个国家，对世界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深有体会，擅长运用游记的写作手法处理新闻和政治议题。他写有一本书叫《荒野帝国》，他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他说：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正如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在哥伦布首次探险和达·伽马从印度成功回国之后，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于美洲新大陆，哲学家还有更早的发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笔下它叫大西洲。人类首次认识大西洲是从柏拉图的对话集《蒂迈欧篇》和《克里提阿斯》开始的，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讲述过古老的大西洲的传说，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文明岛国，气候温和，森林茂密，花草繁盛，鲜果累累，河中有鱼，林中有大象等各种动物，还盛产金、银和古代人认为最宝贵的那种金光闪闪的山铜，是一片得天独厚的乐土。据他所言，大西洲在9000年前已被一场自然灾难毁灭，是一片沉入大西洋中的大陆。哲学家培根与另一些人认为，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就是昔日的大西洲，这片大陆其实并没有沉没，沉没了的是人们航海探险的勇气。柏拉图设想的一个新的大西洲，只有德雷克与麦哲伦航海到过那儿，因为它太远，人们无从了解，这就为他《理想国》的构思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我想，大西洲是不是美洲新大陆，对于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他们的描绘，能从中看到一个哲学家眼里“理想国”的影子。
我最近读《乌托邦》这本书，对世界地理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了新大陆，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乌托邦，也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是英国托马斯·莫尔创作的游记，首次出版于1516年，该书借一位旅人之口，讲他周游列国所见，由此而导入对英国当时情况的观察与批判，并对以“乌托邦”命名的一个想象的国家进行描述。直到17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16世纪与17世纪欧洲航海家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乌托邦本意是“没有的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乌托邦》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图景。我认为莫尔是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他采用文学形式描写他新发现的一个叫乌托邦的国家，那里财产公有，政治民主，共同劳动，按需分配，高效公平，没有剥削，没有贫困，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觉得，游记不仅是旅行指南，也是社会读本。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红楼梦》评论的文章说，《红楼梦》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大观园的世界，一个是大观园外的世界，前者是“乌托邦”，后者是“现实世界”。
在大航海时代，东方也有海上壮举，那就是郑和下西洋，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代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探险，都是壮举，都很伟大。2017年2月，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放纪录片《南宋》，片中讲到，南宋130多年偏安一隅，我们总以为南宋是一个孱弱的朝代，其实，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就在南宋。我们知道，中国航海史上，创造多个奇迹的郑和下西洋是一种以炫耀朝政为目的的航行，随之而来的是海禁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与海洋文明亲近的机会。在宋朝，向北、向西、向大漠、向草原，已经被辽、金、西夏隔断，陆上丝绸之路走不通，宋要立国，只有向海洋发展，走海上丝绸之路。南宋时期，每年有上万艘商船出海贸易。如果说，汉唐使用马匹和骆驼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神秘的东方，那么，宋人则是用风帆和海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华夏文明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在大航海时代，中国有一个词不能不提，就是“下南洋”。当年，南洋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历史上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地域，推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据有学者的估算，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已高达四五百万之众，其中约九成聚居在南洋各地，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洋华人已在700万以上；有学者更是认为在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高达1600万，其中三分之二的移民集中于南洋各地。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边地区，甚至偏僻的乡村地区，在早期华人移民社区的基础上，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聚居区，数量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近代中国与南洋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提起“南洋”，通常多指东南亚一带，实际上，在狭义“南洋”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义的“南洋”，指向更加遥远的南半球，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最早成批抵达澳洲的华人多为前往澳大利亚的福建籍牧场劳工，在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发现储量丰富的金矿后，华人主体便陡变为广东籍。2012年1月，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新金山”游览，来这里淘金的多为广东人。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是大规模和全方位的，传统的说法包括东洋、西洋和南洋，东洋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洋指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位于北太平洋，西洋则指印度洋及其以西，包括被叫作东大食海的波斯湾，被叫作西大食海的地中海，还有东非和西北非。这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全部列出相关国家的名字将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早期航海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陆海洋，并且只在海洋的边缘区域沿海岸航行，当时最重要的海洋是被陆地包围着的地中海。由于知识的限制，直到14世纪人们才知道另一片大陆和其他外海的存在。
海洋价值的发现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东方在很多方面超过西方，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东方都比西方发达；但地理大发现以后，情况反过来了，西方的优势开始形成。地理大发现对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千万不可把地理大发现看成地理的“发现”，以为只是找到几条海上通道，或是一块新的大陆，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讲世界政治，学者们认为，世界政治是工业化把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产物，因此一般把世界政治的起点视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公元1500年，此前的“世界”都是地区性的，分别有东亚文明秩序、欧洲宗教秩序、印度文明秩序和阿拉伯商业秩序。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的起点是什么样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只有认识到起点、过程、结果这几个关键词，才能深刻地把握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才能避免犯浪漫主义幼稚病，也才能理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马可·波罗游记》里有一句话：“暂且不要去管这个城市，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我们为什么酷爱旅行，为什么一次次跨越万水千山？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理由。到了17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交流已经非常频繁，那时的欧洲，每一位绅士的图书馆都会炫耀一个抢眼的书架，上面满满地堆放着奢华的对开本的东方游记。我觉得，欧洲了解东方，了解中国，首先应该是从读东方游记开始的。
经过15世纪至17世纪那样的地理大发现，今天地球上似乎已无秘密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