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二十年前，读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有一段写毕业分配时候的趣事。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毕业分配是什么了，即便是我自己，也只是赶上看见师兄师姐们毕业分配的背影，并没有经历过。梁晓声在二十年前是最当红的作家，《京华闻见录》写的是在他还没变红之前的事情。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按照梁晓声的说法，“分配”之后，具体落实到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其实还是要自己去接洽的。接洽的过程中，他所凭借的材料只有学校的介绍信和个人档案两种。接洽得不顺利时，困坐围城的梁晓声顿时对自己的档案材料起了兴趣，内心斗争再三，决定要偷偷拆开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黑材料”。
所谓的“档案材料”，我也看见过，棕色牛皮纸袋，通常是封口的，厚厚的一沓，里面放着的是历年的评定资料，梁晓声称之为“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他拎起自己的“第二灵魂”，掂了掂感叹道：“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儿分量啊！”梁晓声胆大心细，用“洗脚水”泡开封口，用“大头针”挑开，打开一看，历年的评语还算不错，大多数都是赞美之词。但是他对于这么好的评语却没能早点入党耿耿于怀：“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在档案为王的时代，“政治上不成熟”的评语是很有杀伤力的，梁晓声极不服气，掏出钢笔，打算把“不”字改成“很”字，可这不像是康熙爷的诏命，“十”改“于”那么简单，笔画实在难改，只好“悻悻作罢”。
对于这样的评语，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记得在小学时，每个学期结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之后，成绩单上除了各科的分数，班主任通常还要写上一段简短的评语。那时候我是公认的好学生，考试成绩通常不在话下，每次领成绩单的时候我总是抱着扬扬自得的心情。有一年，我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地从老师手里拿过成绩单的时候，定睛一看，在通常都有的“该同学学习认真，成绩优良”的评语之后多了一句话：“有点小调皮。”
如今回头来看这样的评语，我大概只会嘿嘿一笑，然后就忘掉了。但是这样普通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从学校走回家，短短的一里路，我心情沉重，步履艰难，同学们从身旁嬉笑着奔跑而过也视而不见，十岁孩子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我哪里有点小调皮了？”我反复回忆整个学期的经历，想到了这样几件事情：
语文老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布置一篇作文题目，要求大家在课堂上完成。我的作文一向都不错，分数都很高。但偶然之间我发现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居然和一本参考书上的题目有100%的相似度，他几乎就是按照那本作文参考书的顺序在给我们布置作文题目。有了这个发现，我实在是太兴奋，每次写作文的时候都会“参考参考”，把某些我认为特别好的句子，比如“今天天气真好，晴空万里，万里无云”这样的话，大都套用到我的作文里去。有了这样的点缀，语文老师一般都会给出很高的分数。这件事本来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有一次我的胆子实在太大了，居然抄进了“我出门散步，看见一块工地正在施工，巨大的机器在轰鸣着”这样的句子，要知道，我当时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方圆几十里哪里来的“工地”，又何来“机器在轰鸣着”呢？语文老师恍然大悟，毫不留情地给我打了零分。
再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家种了一棵柿子树，种果树因为经济效益不明显，在我们家乡并不是普遍的，物以稀为贵，因此，每到金秋柿子树果实累累的时候，杏黄色晶莹剔透、甘之若饴的柿子就成了抢手货。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我当时已经非常有经济头脑，于是每天上学就在书包里带几枚熟柿子去学校里“卖”，两分钱一个，或者拿一本小人书给我看也行。我坐拥几枚柿子，实在是奇货可居，居然有那么几位同学每天都心甘情愿地带了硬币或者小人书来和我交易。这件事情本来做得极其隐秘，可是大概是因为柿子实在太诱人了，有一天某位同学嘴馋了，上课的时候居然忍不住拿出刚刚从我那里交换得来的柿子埋头偷吃。柿子的味道和咂巴嘴的声音自然没能逃过老师的鼻子和耳朵，当场就被抓了现行，还没等老师审问，那位同学就把我交代出来了。
我走在回家路上冥思苦想，最终想出来的可以交代的也只有这样两件事情。大多时候我是一个绝对的好学生，值日的时候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做作业的时候又快又好，和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也从不耍赖，打玻璃球的时候因为技术太好，很少会输，所以也不存在输了赖账的问题。课余我还帮助老师，当课代表收作业，作业总是在放学前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老师的书桌上；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每天早上一定要认认真真戴好红领巾才会蹦蹦跳跳上学去；有时天还没亮还会去喊隔壁小朋友准时起床准时到学校去早读，晚上无论多晚，都坚持在油灯下做完作业，有一次作业实在太多，一边打瞌睡一边做，恨不得头悬梁锥刺股。
那个冬天的下午，我游荡在田野里，很晚才回家，内心忐忑不安。虽然成绩单上的分数让父母没有特别在意最后这段评语，但是“有点小调皮”这句咒语却让我一个寒假都没过好，直到第二个学期结束拿到新的成绩单，上面的评语全是肯定的话，我终于长舒一口气，这才释然。
那件事情的八年后我读到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时，也是一个冬天，看到梁晓声打算改写档案那一节，我不禁会心一笑。当年我游荡在田野里的那种沮丧、无力的感觉仿佛又回来了。档案里的一行文字何以让一个十岁的小学生和一个新的大学毕业生如此耿耿于怀呢？这件事情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
四年前，因为打算在业余从事一点文学创作活动，我认真地读了很多名家的小说作品。看到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时候，觉得未免太夸张，何以一个喷嚏就会弄死一个活生生的人呢！文学作品怎么可以这么不靠谱。但是名著就是名著，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也是来源于生活，关于档案，关于评语，大概就可以算作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单一语境和单一评价体系之下，一件小事的确可以振动一只远在非洲的蝴蝶的翅膀，最后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个十岁孩子当时内心所产生的恐惧感，恐怕一点都不比那位打喷嚏的小公务员少。
我后来也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曾经看到过自己的档案袋，那时候我快要高中毕业，预备几个月后就要进入大学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竟然有足够的勇气，堂而皇之地打开（不是胶水粘的，是一根线缠绕简单扣上的，所以很容易就打开了）档案袋翻阅了一番。我对所有的文件毫无兴趣，而是直奔我小学时期的资料，可是翻了好几遍，我都没有找到那张写着“有点小调皮”评语的成绩单副件，我竟然有一丝丝失望。那个困扰我好几年的咒语竟然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