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护士在打盹。当日的报纸摊在她们的桌面上，日子显得就像纸一样单薄。红色的指甲慵懒。一支圆珠笔掉在了地上，一面小圆镜镜面朝上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刻板的小光圈。
她在电梯门打开时，便感到了安静。她轻轻地走动，感到脚步同样地安静，仿佛地面铺着绵软的地毯。在这个医院，一切都是柔软的。她每一次来探望，总是把自己的双手合在一起，仿佛是在祈祷。
她推开了319病房。这是一个小间，窗户挡着铁栅栏。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床位正对门。病人的脸被一块黑布蒙着。白天，她用这块黑布蒙着她的脸；夜晚，她也用这块黑布蒙着脸。黑布的料子很好，是柔软的金丝绒，那些筋脉一样的金丝在黑布中点缀与布网，像夜空中的满天星。病人很容易发怒，尽管是间歇性的。一旦发怒她便会用力地踢门，用玻璃杯砸窗。她已踢坏了三扇门，砸坏了八块玻璃。她还会用自己的头撞墙壁，一共有六次。每一次都显得惊心动魄，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因为护士们及时地将那块掉在地上的黑布蒙在了她的脸上。黑布蒙上了脸，她才会安静，仿佛她是一条鱼，而那块黑布却是一张网，挣扎也多余。
护士们已不止一次地抱怨了。她们说，病人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这而言，她们对付的不仅仅是一个女病人了，而是一个相当野蛮的粗鲁人，她们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她们的叙述中，她们每个人都有胆战心惊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便会香消玉殒。不光如此，她们还必须团结协作。有的时候，她们三个人都按不住她，仿佛病人是一头发狂的非洲狮子。有的时候她会在她们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一口，如果不是那块黑布及时出现的话。那将给她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倘若她们其中一人的手臂被咬下一块来，到时完美的手臂破相了，没有男人会喜欢一个臂上有伤的女人。
病人有时偷了她们的针管，扎自己的手臂。不知病人到底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想寻死也不像。如果想求死，绝食是最简单的办法。病人只须静静地坐着，脸带微笑，甚至可以哼着小曲，就可以把生命一点点地送走。直到有一天，身体再也不动了，像坐禅的和尚一样。也许，病人只是狂躁。这种病没完没了地折磨病人，也折磨她们。这样古怪的病人她们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在她们有限的职业生涯里，这个病人是最令她们头痛的，也最令她们手足无措。她们只能使用更多镇静剂。这种液体进入病人的体内之后，她们才得以喘息。当然，她们也曾经建议把整个病房装扮成黑暗的世界，这样省得整天蒙一块黑布，像个邪教组织成员俱乐部。她们说时脸上呈现厌恶与幸灾乐祸并存的神情。
她明白护士们的年龄喜欢快乐，而不是长时间安静与错乱。她有时会捎给她们一些小玩意，譬如一串手链、一个挂件，一只品牌小坤包、一块围巾，却也都是价值不菲的。偶尔她也给她们每人发点“奖金”。有一回，一名护士将一张在酒店吃饭住宿的发票递给她。她有些不悦，但还是给报销了。她们这样才可以在她不来探望的日子里，多尽一点责，少一点抱怨。当然，也只有这样，她们会团结一心，然后絮絮叨叨地说着病人的所有情况。她们深谙此理。
现在，看到病人在安睡，她心里很踏实。她想起刚才在一楼看到一个病人不顾女护士的劝阻，在拼命撕拉自己的衣裳，然后又解开自己的裤裆，把玩自己的玩意。他的样子就像死亡路上的一个勇士。当时，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蒙上了眼睛。病人是紊乱的，完全失去理智的。他的整个后背都是一道道红色。那可能是他的血。他后来贴着墙根，转头与她对视了一下，那是一双可怕的眼睛，让她霎时感受到冰冻的冬天。“来看呀，来看呀。”那个人摆弄着自己的玩意说。她逃离了。到电梯的门口时，她转头发现两个男护理把那个人拉走了。
母亲与他相比之下好得多了，这让她放心。她甚至想吁出一口气，让紧张全部松弛。从心底里讲，她很不情愿来到这个特殊医院。因为当她一旦踏进医院时，她就成了病人的家属。仿佛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她可以想象当她走出这个建筑物的大门时，那些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都在猜测同一个问题。据她所知全市的精神病患者都会来这里治疗与恢复，但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只是治疗，他们将不再恢复了，他们中的一些将在这里死去。神经是敏感与脆弱的，好像头发上的跳蚤。他们无法逃出自己的心。她走了进去，适应了光线，才发现房间里很乱，还有一股莫名的类似硝酸的气息，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母亲像个战死沙场的战士一样躺在黑暗之中。她赶紧站在门口回头叫护士。
一个揉着眼的护士跑过来，看了她一眼后发牢骚：“她刚刚闹过，现在总算安静了，真是烦死了。”说完简单地收拾了凌乱的地面，把门重重一带，走了。
过堂风使得门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声响。她听着门的余音走到熟睡的母亲身边，听到平和的呼吸声。刚才护士摔门的声响一点都没有惊醒她。显然，这扇门是特制的。她想起了第一次送母亲来这个病房时的那扇门。一扇脆弱的门，被母亲一脚踹坏后，露了内里的纸。一扇纸糊的门。母亲当时哈哈大笑，好像踹破了世界一样。之后便换了门。先是实木门，那种摸上去有纹理的门，它们原来是一棵树，现在成了一扇门。实木门最后毁于一起事件。那天，母亲突然要求离开医院，她用头撞门，撞得血肉模糊。当她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母亲躺在了急救室，戴着氧气罩。抢救过来后，医生仔细地看着门，然后说，换门。之后换了这扇门。据说这扇门是一家厂特制的，从它安装上去的那一天起，母亲就没有再撞过门。因为门的外面包裹着一层黑色的海绵。
她凝视躺着的母亲，那块黑布在微微地颤动。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的唯一相同之处也许是在安睡的时候，呼吸没有错乱，脉搏那样平稳。或许梦境也是正常的，很难保证她现在是否在做梦。母亲像个远古的神婆，这样躺着是在作法。她想揭去母亲脸上的黑布。可是当她的手指触到那块黑布时，她犹豫了，她想母亲会不会突然醒来，然后狂呼大叫，又一次把地面弄得凌乱。在她发怒的时候，她不再是个女人了，她变成了一头野兽。而且母亲有警觉性。她已领教过许多回了。她记得有一回坐在母亲的床前，熟睡中的母亲突然跳了起来，高喊一声：“打倒白德贵。”然后重又睡去。如果那张床没有微微地摇晃着，她会认为是自己的幻觉。她害怕出现幻觉，在这个世上，她只能清醒，不能有任何一丝幻觉，更不能有一丁点儿幻想。母亲有时候也会梦游。她下了床，手拿黑布绕着床转，一圈接一圈，好像永不会疲倦。终于，她停了下来，然后爬上床，盖上黑布。她躺的姿势标准，双腿抻直，双手放平，就像一棵放倒后的水杉一样。她在那一刻想到了死亡。母亲的这个睡姿就像死亡。她闭上了眼睛。
他是三弄街上一个貌似潘安的男人。据说他的双手比他的脸更有魅力，温热、柔软但又不乏刚强。他的祖先是北方人，三代之后，他诞生在南方这座城市。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是中心，就是焦点。他是学校的公众人物，也是老师们的宠儿。总之，他注定是一个美男子。三弄街的女人们看到他便觉得自己像是顿时被吸住了。男人像一块磁场巨大的具有魔力的柱状磁石，她们是附身的铁屑。她们总是奋不顾身，像飞蛾扑火一样。
姣好面容与苗条身材的母亲第一天看到那个男人时，便把一颗心一厢情愿地挂在了男人轻巧的手指上。她撑着一把伞在那个男人的门口徘徊。母亲的打扮像戴望舒《雨巷》中丁香般的女子。油纸伞接纳细细微微的雨，舒开着一个姑娘的脉脉情意。江南的雨一直在母亲心里发芽。那是春心的初次萌动。可他的生活中离不开漂亮女人，一如离不开一日三餐。他喝着旧时的花酒，油头粉面，四处招摇。他的房子里，终日飘着香水味，常令过往的行人抽动鼻子。房子位于三弄街的拐角，二层楼房，屋顶是红瓦，窗框上漆着绿漆。在阳光下，窗玻璃的反射显得特别张扬，令三弄街的拐角特别明亮。
窗户就是巨大的镜子。
那些窗玻璃会在某个夜晚被石头击碎，装上去不过半天的工夫。碎了，装上。装上，碎了。很多时候，人们常常会看到那个戴着帽子的安装工人站在窗前装玻璃，他一丝不苟。他因此娶了一位漂亮姑娘。漂亮姑娘嫁给他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是这房子的常客。奇怪的是，安装工人娶了漂亮姑娘后，他就不再在窗户边出现了。他的徒弟，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成了他的接班人。少年有些害羞，他始终低着头，专心地装着玻璃。他偶尔会回望一下室内，然后，他又低下头。那会儿，少年就像一个间谍。后来，少年离开了三弄街，他去了很遥远的地方。
这是命运。
那个男人喜欢说这么一句话。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命运于他而言，就是这么松松垮垮。那时候，女人们心里只有浪漫，只有爱情，她们还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些年金钱的魅力将远超一切。她们目光短浅。不得不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感情专家。他对每个女人都有一套高明的理论与手段，甜言蜜语滔滔不绝。她们常常像受宠的鸟一样在他的怀里簌簌发抖，那都是一番钻入心中的甜言蜜语发酵后的反应——陶醉。他把她们轻而易举地征服，然后又随意抛弃。很多女人为他泪水长流，死去活来。种种传闻落入母亲的耳中，母亲并没有因此擦亮眼睛。披着羊皮的狼不可能会在城市出现，它只是在草原上游荡。况且，虚荣心强烈的母亲需要被征服者，她一旦征服了他，那么她就是众山之巅。在一颗跳动不安的春心驱动下，母亲明明知道那是一只甜美的裹着毒药的馅饼，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在一个雨夜，母亲把最初的身体奉献给了他。她甚至为他跪下来，亲吻他的脚趾。她以为这样也许可以拴住他的心。她憧憬着有一天他会娶了她，然后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她心想他就是一个远古的贵族，而她将是他生活中的仆人。她心甘情愿。那个晚上，她又一次听到了玻璃被击碎的响声，她走向窗户，用她少女般柔弱的手安装玻璃，仿佛是要捍卫她的领地。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手，鲜血流淌。那男人抽着烟，望着她，好像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母亲强自镇定，安装了一块玻璃。当她安装第二块玻璃时，传来了敲门声。他披着衣服去开门，一股香水味顿时弥漫在房子里，这股香水味特别浓郁，将所有的香水味覆盖了。母亲震惊了。灯光下，他们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他们热情接吻。母亲再也装不了这块玻璃了，她将玻璃丢了下去。砰的一声。夜晚的地面被重重地击打了。母亲知道她从此再也不能进这个房间了。因为那个接吻的女人向她竖起了中指。
那个男人最后娶了另一个女人，一个三弄街上的女人们都没有见过的女人。她从城市的深处而来。她会弹钢琴，每天晚上，三弄街的拐角处便响起悠扬的琴声。琴声就是最好的倾诉。无论是姑娘们，还是女人们，她们都知道琴声一响，她们就成了那消逝的音符。
母亲伤心透顶。在那个男人的洞房花烛夜，母亲像林黛玉一样痛哭，她的理想生活破灭了，她泪水涟涟大声地叫着那个男人的爱称——宝儿，宝儿。母亲曾想离开这个世界，从那个房子的二楼上跳下来，就像她扔玻璃一样。但是，那个男人很快就搬走了。那扇门加了一把大锁。母亲走不出这样的痛苦。一个清晨，她站在了火车站台上，准备结束自己。她像任何一个准备殉情的女子一样对自己不久的死充满着悲壮。她觉得这是一种伟大。如果当时响起一首悲壮的歌的话，她一定会踏准节奏。她穿上了他们初次见面的一身洁白衣裙，一双丁字皮鞋，一把油纸伞。在她胸口还贴着一封信，是写给那个男人的，是爱的遗书——这封信她保存了很多年，后来在小女儿失踪的那一年撕了。她想等她死后，那个男人会捧着这封信大哭一场，会跪在她的墓前磕头忏悔，会为她献上一束花，说不定他悲痛之余还会与她一样殉情，他们会像梁祝一样双双起舞。她被想象鼓舞着，想象怂恿着她。她似乎没有想到如果她真的殉情于滚滚车轮，整个人就将是血肉模糊了，那些忧伤的文字将毁于一旦谁也分辨不出。她没有那种涕泪俱下、痛不欲生的表情。她只是不安，像是有只跳蚤在她身上爬。她走来走去。她在等待那列快要进站的火车。她不停地踮脚眺望。
年轻的父亲便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他从煤场回来，还来不及洗一把脸。师傅让父亲去火车站接一个人，是师傅的亲戚，她叫罗英。父亲高举着一块纸牌，在出站口张望。遗憾的是，他没有接到罗英。他好不容易说服火车站的管理员，走了进去。他挥舞着纸牌，心想或许罗英会看到。师傅只告诉了对方叫罗英，并没有说清楚罗英长什么样，多大年纪。父亲的纸牌被另一个管理员没收了，他训斥父亲这是存心要捣乱，如果不是看在他个人情况特殊的分上，会扭送他去车站派出所。没有了纸牌的父亲基本上就抓瞎了，他看到一个女人就上前去问——你是罗英吗？但是，她们都很厌恶地避开了。父亲后来才明白，她们是把他当成车站前乞讨的胖子侏儒了。那个胖子侏儒很多年前就在车站前乞讨，他还会化装。有时候在脸上画几道血痕，就跟真的一样。要不就在手背上插一把刀子。总之，他把裸露在外的部分身体当成了试验场。
罗英没有出现，这意味着父亲无法向师傅交代，这违反了三十条规矩中的其中一条：师傅让做的事，必须做到。他着急却无计可施。这时候，母亲进入了他的视线。他起初以为母亲就是罗英。但马上排除了这种想法。母亲看上去的样子绝对不是在找人，而是在寻找火车。这个年轻女人神色恍惚，艳阳天带一把厚厚的油纸伞，不伦不类。她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嘴巴一开一合念念有词。他怀疑这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女人。也许家人正在寻找她，贴了无数张寻人启事，也许广播正在播着。反正，他注意了她，样子有点像小偷盯上了目标。他们相距有十来步。他想上前跟她说一句话：“火车危险。”可是他还没有与女人说话的经验，除了师娘，一年之中，他跟师娘说的话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三十句。他看过许多女人，背面，侧面，乃至在夏天看到女人裸露的肩、腿，甚至肚脐眼。那种与生俱来的害羞感让他没有这个勇气。他没有任何经验。师傅没有教过他如何与漂亮女人搭讪。他是一个老实的人。在他的生活中，女人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的称呼，一个没有感性的物体，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东西。尽管师娘偶尔露笑脸，跟他说上几句话，但他心里明白，那是因为师傅的面子。师傅曾经骂过师娘，说她整天板着一张脸，不把德贵当徒弟看。进入锅炉房之后，他几乎就没有接触过女人，看到她们他只会脸红，只会逃。况且他平时说话就木讷，与这个女人说话肯定木讷一百倍。但他当时却有了一种预感。真的，她是一个危险的人。他在心里说。他没敢在邻近的水龙头下洗那张黑脸，怕她一不小心会消失在他的视线外。他用手臂简单地擦了一下脸，把湿在脸上的雾驱走，他发现她似乎有一个预谋，而这是一个危险的预谋。
他离她越来越近了。就在火车豪情万丈汹涌奔驶而来时，就在她擦了一把刚涌出的泪，像只蝴蝶一样准备纵身一跃把这个危险的预谋实施时，父亲一个箭步紧紧地抱住了她，父亲的整张脸贴在了母亲的背上，在母亲洁白的衣裙上印了一个黑色的印，正好一张脸那么大。他用足了气力，让她动弹不得。父亲说：“你干什么！好端端地干什么跟火车过不去？”
母亲挣扎着说：“你是谁？你放开我，我活着已没有了意思，让我死。”
父亲越加抱紧了母亲。他的猜想完全证实了。他说：“你不能死。”
“谁说我不能死？我就要死给他看！”
“你不能死，死了就没办法活过来了。”
“你放开我。让我死！”
“有什么想不开的，非得死呢？”
“你这个混蛋，无赖，你放开我，放开我。”
“我不会放开的。”
……
父亲在那个时候变得相当机智，他仿佛顷刻之间已换了一个人。他对自己能如此精彩对话惊讶不已，这个寻死的女人有一股令人迷醉的体香，她的背部更有一股天生的温暖，他觉得整张脸像被浇了一层热油，他心里涨潮了。他很想告诉这个女人，她要是死了，真的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了。他在这一刻忘掉了那个罗英。他眼里只有眼前的她。没有人对他们的这种纠缠感兴趣，奇怪的是那个管理员也是远远地站着，不肯走过来。此时的火车慢慢停了下来。旅客下来，上去，一片乱哄哄。父亲还是不敢松手，他怕母亲等下会用头去撞火车的头。只要一下就行了。
“喔！……”火车走了。轨道空了。
站台上的人变得稀疏。母亲渐渐平静下来。她对父亲说：“你放手。”
父亲坚决地说：“我不放手，一放手你就又那样了，下一列火车不久又来了。”
“我那样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一放手，我就成了一个罪人。”
“你放手，再不放手，我便咬舌自尽。”
父亲怕了，便放手了。
母亲看了父亲有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救我？”她看到父亲的脸的外圈是黑色的。她没等父亲回答便哭着扑入了父亲的怀里。事实上，母亲的身高远远地超过了父亲。她扑入父亲怀里，意味着父亲的脸正好对着她的胸部。父亲幸福得全身哆嗦。母亲在他怀里哭泣，后来哭声越来越低，当她止住哭泣抬起头时，发现那个管理员正抹着嘴巴上的口水。父亲傻傻地笑。父亲没有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不久前，师傅带着他去算了一命。那个瞎了一只眼的算命的人说：“你以后娶媳妇不用愁，有一天会自动送上门来的。”没有梧桐树，哪来凤凰栖？父亲当时不信，自己长没长相，家里又没老底，而且还是一个孤儿，幸好有个师傅照顾着他。有谁会这么心甘情愿嫁给一个矮子？他从来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侏儒，他喜欢“矮子”这个词。但是父亲在抱住母亲的那一刻，信了，完全信了。
师傅听了父亲的叙述，并没有痛骂他。师傅说，罗英已经走了。师傅说得轻描淡写。父亲的脸上依旧洋溢着春光。他忘不了在火车站的那次艳遇，简直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令他刻骨铭心。过了半个月，师傅带着他去相亲，他发现居然就是她。那一刻，他欣喜若狂，好像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一样。她对父亲的出现并不显得惊讶。师傅显得胸有成竹，他介绍父亲的情况时，特意说到了一件事。他说父亲还有一个亲戚在外地，那个亲戚无儿无女，但是却有一幢房子，以后亲戚死了，这幢房子就归父亲所有了。父亲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他吃惊地看着师傅，发现师傅的目光很清澈。回到锅炉房后，他与师傅都沉默不语。他心里有许多问题，但师傅却在抽烟。三十条规矩里有一条便是：不许问师傅许多问题。他把这些问题都咽了下去。他努力地想着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跟她在一起。他突然想到了火车站前的胖子侏儒。他也是有一个女人的。那个女人既高又瘦，就像一根竹竿似的。她很听胖子侏儒的话。有一回，她还背着胖子侏儒走过火车站前。既然胖子侏儒有这种待遇，那么他这个矮子理所当然会拥有这份感情。他很珍视这份感情。虽然那天相亲几乎全是师傅在说话，他一句话也插不上。师傅抽了一会儿烟后，站了起来。他拍拍双腿，然后走了。他望着师傅的背影，心想师傅以后会跟他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亲戚？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亲戚有着一种天然的好奇，总觉得这个亲戚跟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心想师傅有时候会带着他去火车站前，就那么站上一会儿，什么话也不说。他们寂寞地站着，看着出站与进站的人们。然后，他们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师傅似乎有许多秘密，但却从来没有透露半个字。
当父亲母亲在喜宴上各怀心事的时候，父亲还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次他们的拥抱是命中注定的。父亲以为从此他抱住了母亲的一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抱住的只是母亲的不完全的身体，近似于一个空壳，母亲的心根本就没有被他捧住过。母亲的心其实早就随着火车开走了。
母亲与父亲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也发生了许多事。师傅突然病了，这是一件大事。师傅那天告诉父亲，他病了，活不长了。他说话的时候，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父亲的肩膀。以前，师傅总是抚摸父亲的头，但自从父亲成家后，他就只抚摸他的肩膀了。关于父亲的那个亲戚，师傅说其实就是罗英。几年前，他让父亲去火车站接罗英，不是父亲没有接着，而是罗英不想与父亲见面。罗英随着人流出了火车站，她站着静静地看着举着纸牌的父亲。她不愿意跟他见面。她后来上了火车，又走了。师傅说到罗英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他的咳嗽在这会儿也变得富有节奏。
师娘突然骂人了。以前师娘无论如何是不会骂人的，哪怕有什么委屈的事，她都憋在心里。但是这几年她学会骂人了，而且见了什么人都骂。她纯粹是在骂这个世界。偶尔，她会来锅炉房，像个上门来寻仇的人。她狠狠地瞪着父亲。父亲以为是正月初一不去拜年的缘故。成家后，母亲对父亲每年正月初一去师傅家拜年感到不悦，这并非因为去拜年要带礼品的缘故，而是因为母亲不喜欢师娘。她们几乎不说话。师娘见了母亲，一脸厌恶，好像见了妖怪似的。母亲见了师娘，则是冷若冰霜。她们天生就是两类人。父亲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听母亲的话。师傅并没有为此而生气，相反，他喜欢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来到父亲家，独自坐在小桌子边喝酒，父亲的任务就是站在师傅身边，倒酒。师傅从上午喝到下午，他始终脸上挂着微笑。白丽出生的那一年，师傅在正月初一那天喝多了，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白丽的妹妹出生的那一年，师傅在正月初一这一天又喝醉了。他回去的时候，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并住了院。也就是这次住院，医生检查出了师傅的病，是绝症。
其实，生下白丽后，母亲的生活又开始滑入了原先的那条轨道。那条轨道一直没有生锈，它在母亲心里伸展着。十多年的平静生活只是一个假象，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心甘过，平静只是她对自己的一种制裁和惩罚。她强逼自己面对琐碎而又平常的一切，强逼自己承认有这么一个烧锅炉的男人，他是个矮子，她从他的身体上闻到煤和汗液的混合气息，那些在地底下埋了几千年的乌黑的东西散发出一股极为浓郁的气味，像某种药水。而汗液则有一股衰败，无穷无尽的衰败的气息。
她有一天走进了一家商店，闻到了香水味。她呆若木鸡，直至她的鼻子不再敏感。她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商店。她慢腾腾地走着，最后她捂着脸无声地哭了。那个晚上，她失眠了，耳边响着无数个陌生的声音。她打亮了灯，坐在窗前，用手抚摸着那块玻璃。她听着锅炉工熟睡中的呼噜，看到那双开裂的干燥的手搭在她光滑的腿上，再仔细些可以看到他粗粗长长的鼻孔毛黑乎乎的，至少沾了一两煤灰。她闭上了眼睛。她想对这一切认命，但却那么艰难。她对着窗玻璃无声地落泪。凌晨的天空总是那么单纯，好像处女的身体。她总是整夜无法入眠。小床上的女儿嘤嘤一声。这好像某种提醒。母亲擦干了泪水，摇摇晃晃地走到小床前，凝视着熟睡的女儿，一滴泪水滴在了女儿的小脸上。
那时，天亮了。
从那一天开始，母亲开始了再一次多愁善感，仿佛找到了另一条河流。在某天的中午，一声惊雷一场暴雨之后，仿佛有什么东西牵引着她。她大口呼吸，仿佛燕子河里的鱼。她恍惚不定地站在窗前，看着那遍地流淌的水，眼泪汩汩地涌出来。
她家所处的是第三宿舍区。第一宿舍区是厂领导的宿舍区，房子面积是最大的。第二宿舍区是中层干部和班组长居住的。第二宿舍区是最奇怪的宿舍区，中层干部，包括车间主任和各个科室的科长和主任，以及享受中层待遇的干事，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常常与班组长们保持一定距离。据说，他们在宿舍区里是从来不打招呼的，哪怕就是散步，中层干部们永远不会跟班组长走在一起。班组长心里憋着一股气，他们在单位里是搞不过中层干部的，但是在宿舍区他们才是老大。他们都是技术工。门窗坏了，管道堵塞了，换玻璃，上油漆，修自行车，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有时候，他们会捉弄这些高高在上的中层干部，自行车轮胎上扎个钉子，锁眼里塞根火柴等，这些都能让他们所痛恨的人手足无措。那时候，他们好像才捡回了尊严。但是一走进单位，他们就得经受中层干部们的指手画脚，就得服从命令。
第三宿舍区是这个厂的“贫下中农”。母亲知道这三个宿舍区，只有第三宿舍区里是最热闹的，吵吵闹闹那是家常便饭。第一宿舍区内绿树成荫，第二宿舍区内道路整洁，只有第三宿舍区最脏也最乱，而且几乎每隔一阵子，都会听到自行车被偷走的消息。在这个厂里工作的人，很少有人会向往第一宿舍区的生活，他们羡慕第二宿舍区的人们。中层干部不用说了，他们手里或多或少有点儿权力。而班组长们基本上都有徒弟。第三宿舍区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当然，锅炉工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一无所有。母亲很想让父亲收一个徒弟，至少她也可以被人叫师娘，她也可以享受正月初一这一天。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下过结论。父亲不吭声。哪怕母亲逼着他，他也不说话。他想他毕竟不是师傅，师傅收了他做徒弟，那是因为师傅有一颗爱心，师傅怜悯他。而他没有资格去怜悯别人，因为他是个矮子。
母亲像个从记忆中走出来的人，时常面对着寂寞的单调的门发呆。那是一扇孤独的门。陈旧与衰败遍布门的里里外外。在这幢楼里，全是这样的门。它们开始慢慢衰老，风总会从门缝里钻进来，然后发出呜咽声。这扇门关不住任何秘密。有时候，她走在楼道里，便听到了议论声，窃窃私语。一般都是女人们躲在门背后嚼舌头。她们嗑瓜子的嘴在门背后窃窃私语是最合适的。她像个木偶一样上楼，下楼。来自陌生地方传来的呼喊声像勇敢的士兵们一样占领了她的双耳。在她的脸上，那一双耳朵失去了活力。曾经，她可以听到楼下某个房间里的男人的喘息声，也可以听到楼后的燕子河里的鱼跃声。她沾沾自喜，觉得这是上天赋予她的能力。现在她突然丧失了这个本领，她一点儿也不沮丧。
傍晚，残阳掉下来的一抹红涂在她的脸上，她的整个身体被网在了这红色之中。像一条无法再自由游动的鱼。下雨的时候，她像个落魄的人，站在雨中长时间地不动。许多个脑袋从各个窗口探出，他们大张着嘴，感觉到丝丝寒意。他们对着他们的女人或者男人说：“白师傅的女人有病。”雨把她从头到脚淋得浑身湿透。头发长长地搭下来，蒙住了她的脸，脸上全是水，也不知全是雨水还是混杂着泪水。
赵眉毛有一回走到了母亲身边，她打听到了一个惊天秘密。这个秘密似乎跟父亲有关。她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不知真假的秘密告诉母亲。但后来她终于还是走了。她觉得如果这个秘密是假的，那么母亲会非常痛恨她。痛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仅痛恨者痛苦，就是被痛恨者也会感到痛苦。赵眉毛后来并没有机会跟母亲说这个秘密，因为不久以后，她被汽车撞死了。
母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在一个雨天离开了家，她什么也没带，像个轻装上阵的战士，她的两只手一前一后地摆动，显得轻快与生动。她甚至连门也没带上，让年幼的白丽发呆地坐着。然后在两天后的又一个傍晚她回来了。天已晴了。最后一缕阳光一路跟着她，越来越泄气。她回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像是轻盈许多。走路的时候，她简直是在跳。她的膝盖一顿一顿的，身子像一只鸟一样准备展翅。她的脸显出从来没有过的红润。她的身体奇迹般地丰润起来。到了房子前，她所有的欢喜不翼而飞。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垂头丧气地进来。那时候房子里空荡荡的。父亲带着白丽去了锅炉房。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是无法离开锅炉房的。母亲坐在窗前，重新梳着头发。她发现这个宿舍区里的人们好像一下子变得衰老了。
师傅上门来，这是令母亲没有想到的，至少她感到了意外。很显然，师傅知道了母亲的短暂失踪。他不再是以前一脸精神的师傅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病人。他瘦得有些可怕，那张曾经红光满面的脸变成了一块暗淡的皮，这块皮无可奈何地粘在头骨上。他说他轻了30斤。他说话的时候，咳嗽声不断，偶尔还有血痰。他说他活不长了。母亲平静地坐着，一副懒得说话的样子。师傅又说到了父亲的亲戚，他说以后亲戚死了，这房子就归德贵了。母亲突然变脸了。她讨厌师傅旧话重提。师傅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便又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和师娘都死了，他的房子也归德贵了。母亲心动了一下，她并不像市侩的女人一样，眼里只有财产。师傅看上去离死不远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而师娘长年都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说不定会赶在师傅之前死去。死，总是出乎意料的。母亲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一个酒瓶，她以为父亲睡着了，结果却是死了。师傅后来就不说话了。他沉默无语地抽烟，医生的话在他看来都是废话，他不想在死之前还戒烟。
师娘上门来的时候，依旧板着脸。师娘的理由是来搀扶师傅回家的，但母亲知道她是来看笑话的。师娘一直对母亲耿耿于怀，她痛恨母亲把正月初一这个日子生生地抹去了，好像一年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天。心有触动的母亲被师娘给激怒了。因为师娘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得寸进尺。”师娘这句话的本意是告诫母亲别欺侮父亲了。虽然师娘并不喜欢白德贵，但是她更不喜欢母亲。之前师傅所有的意味深长在这会儿被师娘的一句话全部颠覆。师傅连声咳嗽，脸涨得通红，好像再咳几声他就要倒下了。母亲瞪着师娘，她很想咬师娘一口。师娘在师傅的背上拍了几下，搀扶着师傅走了。
在楼道口，他们遇见了父亲。父亲背着睡着了的白丽，她的一条手臂在空中荡来荡去。师傅流泪了。在昏暗的楼道灯下，父亲看到了一个虚弱至极的师傅，他全身上下失去了师傅的威严，失去了往日的气场。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人。他们没有说一句话。父亲听着师傅下楼的脚步声，就像踩在云端一样。他知道师傅失败了。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师傅才是亲人，师傅所说的那个叫罗英的亲戚他至今没有见过，他不知道在哪一天才会见到罗英。父亲把母亲失踪跟师傅如实地说了，他记得师傅当时很愤怒，好像要把母亲活活掐死似的，但后来师傅就变得软弱了，他说他会想办法说服母亲的。父亲认为师傅总是有办法的，这么多年来，师傅就是他的庇护神，他的人生轨迹是师傅规划的，也是师傅决定的。包括他女儿的名字也是师傅取的。师傅说是个女孩，那就叫白丽吧。但是，师傅却出人意料地败了。
师傅的失败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安顿好女儿后，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母亲顾自睡了。她的呼吸有重有轻，显示她并没有睡着。父亲有些紧张地坐在了床沿。他的臀部正在慢慢地下滑，仿佛要离开这张床。母亲坐了起来，怒火还在脸上。她诘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父亲竟然哑口无言。母亲发现父亲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她心里对他的那种轻蔑快速上升，瞬间到达顶峰。父亲依旧沉浸在师傅的失败之中，失败是会传染的，师傅失败了，他这个徒弟的下场肯定只有失败。母亲惩罚父亲的手段就是让父亲睡在这个房间外面。至于外面具体是指哪儿，母亲并没有说。父亲选择睡在了房间门口。他头朝着房门，脚朝着燕子河。他以为母亲这样惩罚了他，便会结束这场事故。他认为这是一场事故，就像锅炉房里的锅炉上那只显示温度的表坏掉了，然后修一下就好了。父亲太天真了。后来，父亲一直埋怨自己，他应该在母亲第一次短暂失踪之后，就彻底封死这条路的。其实他有办法，换句话说，他有高人指点。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朋友，那就是火车站前的胖子侏儒。
胖子侏儒成为父亲的朋友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胖子侏儒的女人居然逃到了第三宿舍区，躲在了小胖父亲家。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小胖父亲自从小胖死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独自生活，有时候总嚷嚷说要去外地，说小胖十有八九逃跑了。他有点儿精神错乱。傍晚，他就在火车站闲逛，一副准备随时离开这座城市的样子。胖子侏儒的女人那天跟随小胖父亲到了第三宿舍区，她央求小胖父亲收留他。小胖父亲居然答应了。他们坐在桌边喝酒。胖子侏儒的女人趴在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小胖父亲觉得女人打扰了他的生活，使得他的梦变得很复杂，于是就要赶她走。女人苦苦央求。小胖父亲终归是个善良的男人。女人又住了一个晚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很快传遍了第三宿舍区。人们对这个女人的好奇超过了对小胖父亲的谴责。尽管女人整天躲在房子里，可她却逃不过门缝和窗缝里的偷窥，那扇门被小胖踢过无数遍，那扇窗被小胖父亲拍打过无数遍，那些缝隙足以看到室内的一切。有人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火车站前的那个高个子女人。
很快，胖子侏儒找上门来了。他走得慢腾腾，全身上下的肉抖动得很缓慢。女人躲在小胖父亲的身后，簌簌发抖。小胖父亲的英雄气概完全爆发了。他完全轻视了眼前的这个肥胖的侏儒。结果，胖子侏儒让小胖父亲吃了大亏。他向小胖父亲泼了辣椒水，小胖父亲捂着眼睛，躺在地上来回打滚与惨叫。那个时候，父亲刚刚回家，他听到了三楼的动静。他认出了胖子侏儒，他现在正在训斥女人。女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父亲听了一会儿后，发现胖子侏儒正是个天才，他说话的声音不响，但调子很高。他说女人的这次私自外出损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作为她的男人，他必须要让她长长记性。他让她跪了下来。他扇了她两个巴掌。女人服服帖帖跟着他走了。父亲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胖子侏儒转过身来，跟父亲握了手，然后说了一句话：“有困难找我，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父亲认为胖子侏儒说的是真话，他可以统治高个子女人，也可以打败小胖父亲。他的确有本事。
从此，母亲每隔几天便消失一回，然后又奇迹般出现。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地方装满秘密。她的短暂消失只是证明她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她有第二个家的传言在这幢楼里蔓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尤其是那些女人空闲、无聊的时候，她们的神经像是突然被一只大黄蜂蜇了一下，令她们手舞足蹈。她们三五成群，不停地描述着母亲的不间断失踪。终于有人开始尾随母亲。母亲到了三弄街拐角处的房子前，开了那把锁，把门关上了。尾随者将耳朵贴在门上倾听。一阵凌乱的钢琴声，好像有人胡乱地按着琴键。尾随者的倾听没有结果。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尾随者。她们成群结队，仿佛是去赶集。母亲知道她们就在身后，她不会回头，她昂头挺胸走过街头。尾随者们聚集在门前，用她们的耳朵倾听。照例是凌乱的琴声。她们猜测房子里有一个男人，他手把手地教她弹钢琴。她们甚至不太明白那么昂贵的钢琴有什么用，不如换成存折上的数字更好，或者换成天天红烧肉、老鸭煲。她们离去的时候，个个愤愤不平。这样，在这幢宿舍楼里每天都会有新故事的版本在流传，从母亲到钢琴，到那幢房子、那个男人，最后又回到钢琴。
不久，母亲生下了妹妹。但是她并不因为妹妹的诞生而失去她的那份自由，她让妹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妹妹脖子上系一只盛满牛奶的奶瓶，妹妹饿了便会自己摸索着吞咽与吮吸。而母亲却耸动着鼓胀的乳房离开了家。她回来的时候，妹妹的咿呀声像一首轻微的歌谣在房间里悄悄扩散。她有时静静地凝视着这个弱小的身体在草席上爬行。稀而黄的头发杂乱地搭着。她想起来了，她几乎没有给她梳过一回头。她走近这个小东西时，一股混合着汗液的酸臭味扑面而来，这是妹妹声嘶力竭之后的产物。她把妹妹放进那只红色的洗澡盆时，发现自己的手是麻木的。她加着热水，丰富的水汽如同无数烟齐齐升起而又消逝。后来，她听到了妹妹的尖叫声，她把手伸入水中同样发出了尖叫。滚烫的水。
她在一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喝了许多酒。她坐在陈旧的沙发上，把一条修长的腿搁上沙发边沿的扶手。她打扮得有些妖艳，红色的裙子像一块地毯。她有点语无伦次。但在一个接一个酒嗝后，她又显得相当清醒。她甚至说起了她少女时代的梦想，姑娘的憧憬。这一切对父亲而言都是陌生的。她忠心耿耿地守卫着自己的秘密。
父亲容忍了她的沉默，父亲从来不问她的过去。父亲以为她的过去只是过去了。父亲以为每个人都有过去，在过去里每个人都会犯一些错误。他没有吭声，甚至装作不知，他想她的过去已经死亡了，不再复活。父亲在她神秘失踪的那些天里一声不吭。他对着锅炉一动不动，他的头发霎时白了一半。父亲只是低着头。
终于，她所有的秘密从她自己的口中滔滔流出……她清醒的时候看到父亲像个雕像一样坐着。她的两个女儿正惊恐无比地看着她，眼睛里流露出惊人的可怕与非常的不信任。她们已经能简单地分辨正确与错误。她们童真的心学会了颤抖。她是她们的母亲，尽管她并不称职与合格，甚至可以说是耻辱，但她们的心跳她能感觉到。她明白她无法再继续守着这个秘密，她也不想再守着这个秘密了。她说她还爱着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也同样爱着她，并不因为她生育了两个女儿而觉得她容颜已衰。他居然还记得她的生日、腰围，她最爱穿的是红色露膝短裙。他们在一起很快活，她根本离不开那个男人，无论怎样。父亲像被电击了一样摇动了一下身子，连一句愤怒与反击的话都没有。他的头低得要碰到地面。父亲觉得全身的骨架正在跳动与吟唱，它们非常努力地撞击他身体上所有坚强的地方。父亲在那个晚上去了锅炉房。他宁愿睡在那个弥漫烟与水的地方，也不愿看到这个没有羞耻之心的女人，或者听到她的半点声响。
母亲对父亲的这种无声的抗议显得很不以为然。她不再是锅炉工的妻子了，她不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是一个纯粹的女人，仿佛是完全独立的，包括精神上的放荡与肉体上的纯粹。在她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个只会勉强养家的木讷的男人，一个不能让她感受一点爱的男人，一个永远不会有出息的人。她甘愿使用自己的身体，用它去做她想做的事。她显得极端个人主义。没有人能对她说什么了，或者指手画脚了。即使她的父母活着，也不能这样。
师傅和师娘他们再一次来家，此时的师傅好像灯油燃尽，他每说一句话都会极其痛苦地咳一阵。至于师娘，她除了板着一张脸，没有别的办法。他看着父亲。他们用目光交流，静默无声，只有房间里母亲的喘气声隐约传来。这好像是三十条规矩中的一条：都不说话的时候，就不要说话。师傅走的时候，将一封信递给了父亲。那是罗英写给父亲的信。父亲并没有看信，他像是什么都明白了。他当着师傅的面将信撕了，撕得粉碎。他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撕完信后，他一屁股坐地，垂头无语。师傅犹豫地伸出了手，他的手在父亲的头顶上方停留，他终于将手收了回去。师娘俯下身子，利索地将这些碎纸片拢到了一起，一点不剩地装进了口袋。她做得极其自然，她好像早就在等着这个结果。她仿佛不愿意在这个房子里留下一片碎纸。他们离开的时候，父亲并没有送他们。他垂头坐在地上。
师傅离开后不久，就去世了。
有一天，一个更大的新闻爆发了。其实跟母亲私通的并非那个叫阿宝的男人，而是那名少年。阿宝早就搬离了那儿，他将这房子留给了一个少年，一个叫小木头的少年。据说小木头是阿宝的远房表弟，也有说是他的亲弟弟。总之，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父亲是第一个知情者。在母亲的心里，父亲从来不会去寻找这些证据，也不会去查证这些事。然而，父亲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去了那幢房子。湿淋淋的他静静地站在门前，看着那把锁。他摸出钥匙，开了门。这个钥匙是他从母亲身上拿来的，母亲喝得烂醉如泥。父亲推开门的那一刻，他胆怯了。他害怕见到叫阿宝的男人，他永远不是阿宝的对手。他们根本就像两个世界的人。房子中央放着一架钢琴。父亲慢腾腾地走到钢琴前，他的双手在颤抖，好几次他想把手放在钢琴上，令自己镇定下来。父亲最终选择了将双手放进裤兜，这样令他更显得男人一些。
终于，小木头下楼来了。他的嘴唇上有浅浅的唇毛，他的脸还显得稚嫩。两人沉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小木头把双手也插进了裤兜，然后说：“你找谁？”
“阿宝。”父亲说，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他早走了。”小木头轻笑一声，“有四年了。”
父亲看着小木头，发现眼前的少年并非少年了，他长大了。他的脖子有些长，喉结特别显眼。人总有长大的一天，也总有衰老的一天。当小木头点着一根烟的时候，父亲知道原来眼前的人才是他要找的人。他自惭形秽。他低了头，那一缕香烟飘了过来，他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小木头无声地笑了。
父亲黯然地离开了那幢房子。他之前所有想说的话都没有了，消失得干干净净。他站在门外号啕大哭。雨越下越大，好像排山倒海似的。他踏进雨幕里……他回到家站在门前，像一个上岸的水鬼。他把表情收了起来，开了门，关了门。门外的世界一下子消失了。他望着这房子里的一切，每一样家具都是他从商店扛回来的。他记得师傅说过，一个家，就是由简单的家具营造的。他特别喜欢吃饭的小方桌，当他背着这张小方桌回来的时候，他心想他一生都将在这张桌边度过，现在他感到这张小方桌就要完成使命了，它迟早会消失。
他站着，水滴滴答答。
此时母亲醒来了。她醉眼蒙眬的样子。她嘴里嚷着：“水，我要喝水。”他像往常一样倒了一杯水，送到她的手里。
母亲一饮而尽，咂了咂嘴，又说：“你见鬼了？”
他沉默不语地将空杯子放在桌上，转身想要离开。
母亲大声地训斥他：“你耳聋了？！我问你，你见鬼了？”
那会儿，父亲心里的一股怒火像一条蛇一样弯弯扭扭地爬了上来，他摇晃着身体。怒火却被堵在了某个地方。父亲抓了一下头皮。
母亲爬了起来，身体还在摇摇晃晃。她手指着父亲：“你哑巴了？！”
怒火在父亲的身上乱窜，令他痛苦不堪。他再次抓了头皮。他全身开始打摆子。他弯了腰，之后他突然跪了下来。母亲愣住了。她的酒全醒了。她盯着湿淋淋的父亲，发现父亲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她走了过来，强硬地扳开父亲的手。一个烟蒂。母亲拿着这个烟蒂，脸色惨白。她比谁都明白小木头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况且这个烟蒂仍然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气味，气味无情地穿透煤块的气味。她无语地坐了下来。
“不要再去了。”父亲说，“求你了，不要再去了。”
母亲快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将烟蒂丢向了空中。大雨哗啦啦。母亲转过身来，看着跪着的父亲。她突然狂笑起来。她笑得歇斯底里。她将那只空杯子抓在手里摇晃，就像摇晃着父亲的身体一样。她将空杯子丢出了窗外。
那个晚上，父亲喝了酒。他第一次醉了，像一团烂泥似的瘫软在桌子下。他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上。他的嘴叽里咕噜。可笑的是他的双腿，右腿抻直，左腿弯曲，一副随时准备进攻的样子。他的双手却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双手紧紧抱着身体，身体在持续颤抖。
母亲却离家出走了。那个晚上，大雨滂沱之中，母亲迷路了。她差点掉进了河里。她湿淋淋地走来走去，直到天亮。她精疲力竭坐在河边，喘着气。雨停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母亲，她在河边喃喃自语，像个疯子。
小木头离开那幢房子是因为父亲。
显然，父亲一直在酝酿，他的计划进行得悄无声息。没有人想到一个锅炉工居然可以将计划设计得如此精心。父亲迈出了第一步。他在那扇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告示内容如下：此房子的主人是个败类，必定会殃及左邻右舍的名声，请大家监督此人。父亲抓住了众人的心理。这些年，三弄街上的人早就想毁灭这幢房子了，用石头击碎玻璃只是一种警告罢了，之后也曾有人泼油漆在门上。众人围着这张告示，心里阳光灿烂。在父亲的计划里，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他比谁都明白，他独自无法毁灭这个地方，只有依靠众人的力量。
那张告示一夜之间成了三弄街上最大的话题。人们开始声讨小木头，以及曾经的阿宝。他们唾沫横飞，群情激昂。仿佛无数干柴堆在了一起，就差那么一颗火星了。曾经的一些受害者也开始对着这幢房子指指点点，她们明白，梦早就碎了，现在只剩下一地狼藉。所有的舆论呈现一边倒。
接着出现了第二张告示，同样贴在门上。这不是父亲的杰作。告示的内容如下：道德败坏的人必将受到惩罚，青春可以远去，但仇恨永远长在这里。
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三张告示，只有一句话：我恨这一切。
第四张告示简化成了一个字：恨。
第五张告示变成了一幅图，一个赤身祼体的男人搂着赤身祼体的女人。
那扇门成了一堵墙。人们往上贴着各种纸，涂着各种画。还有唾沫。有一天，居然钉着一条女人的内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至少在那些曾经的受害者心里，她们觉得自己突然长了牙齿，而这扇门成了她们最好的试验场。毫无疑问，个人的恩仇在此时完全成了一起公共事件。很快，戴着大盖帽的人来了，他们找小木头去谈话，做笔录，口头警告……奇怪的是，任何事情的热度好像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超过了这个时间，也就平淡下来了。父亲曾经偷偷地看着那扇门，他心里估算着众人的这份热度到了什么程度，他本以为一张告示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看来，他必须实施计划的第二步了。他严格地按照计划分步实施，就像他专一地对付锅炉一样。
有一天晚上，那扇门前放着一只柴油桶。这只柴油桶里盛着水。天亮的时候，人们对突然出现的柴油桶十分吃惊。他们想到了火。或者只需往这只柴油桶里扔进一根火柴，这扇门将荡然无存。这毕竟涉及犯罪。人们紧张而兴奋地等待着这只柴油桶燃起火星，之后，星星之火可以蔓延一样，变成熊熊大火。柴油桶在门前放了三天。这三天里，据说小木头被派出所叫走了。现在他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他们像玩一只猴子一样玩弄他。传唤。做笔录。传唤。不停地做笔录。第四天，这只柴油桶燃起了火。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它突然熊熊燃烧了。没人知道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也没人知道这桶里的水怎么就变成了汽油。父亲没有往桶里倒汽油。或许是某个男人路过的时候往桶里丢了一个烟头，或许是某个心怀仇恨的人在晚上将水换成了油。总之，这扇门着火了。
傍晚，小木头站在冒着余烟的门前，一声不吭。他想到了那个找上门来的男人。他沿着河走着。他站在父亲的楼下，仰望。父亲站在窗口，俯视着楼下的小木头。母亲摇摇晃晃地走来了，她刚从菜场回来，手里拎着一块肉和芹菜，还有一瓶酒。现在，她每次都会买一瓶酒回来，然后在晚上喝尽。母亲看到小木头的那一刻，她手里的酒瓶掉了下来。她慌里慌张的样子令父亲心里疼痛。他离开了窗口。
仰望着父亲的小木头走了。
母亲开门的那会儿，流淌着泪水。她把门轻轻地关上，然后走到小厨房。她把手里的肉和芹菜放下。她擦了一下脸，然后慢腾腾地走到父亲面前。她一句话也不说。她楚楚可怜。父亲在那时有了强大的犹豫。他的双手有一种不知往哪里摆放的不安。
母亲流了一会儿的泪后，走了。
敞开的门就像一个扩音器，把母亲下楼的声音放大得很是响亮。父亲双手抱头地蹲了下来，计划的第三步还要不要实施了？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扇门已经烧掉了，小木头也臭大街了。他甚至相信母亲再也不会去那儿了。她应该知道去那儿的风险，她分得清从地下到地上的危险。
没有人知道父亲在那个晚上想了一夜，这一夜比他的一生都长。他用锅炉工的脑袋反复地想了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他要保证最后一步毫无破绽，天衣无缝。他的眼睛红通通的。他不得不像精心谋划的凶手一样，下了最后的决心。他下楼的时候，不时地回头，好像他将不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