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治疗师不需要做太多，只需要跟家庭一起打开家庭历史画卷，打开尘封的历史。每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叙述过程中，共同完成家谱图。
刘丹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副主席
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兼职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
家庭治疗学组副理事长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心理研究所访问学者
香港大学家庭研究院访问学者
1994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报名参加中德班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要在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或家庭治疗三个方向选择一个方向去学习的困境。很多人选择的时候，犹豫、挣扎了很久。当看到家庭治疗四个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立即选择了它。
我在中德班第一次的学习是在杭州，赵旭东老师是中方协调人，那一次的德方老师有我的偶像弗里茨·西蒙（Fritz B.Simon），我从那时开始接触家庭治疗。家庭治疗的理论、技术以及体验给我的生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那时到现在，我在家庭治疗这条路上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实践，从来没有犹豫、彷徨和后悔。
1996年，中德班举行连续培训项目，第一期在昆明举办，我依旧参加了家庭治疗组的学习。我还记得有些第一次参加中德班的人，他们在三个不同流派中间犹豫，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更好。他们在这个组听一会儿、在另一个组听一会儿，害得德国老师开会研究对策，最后严正申明，所有人不得串组！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心理咨询与治疗时，曾接触过精神动力学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当我看到中德班三个分组的时候，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家庭治疗，尽管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但对我却有致命的吸引力。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察到，这个吸引力来自“家庭”两个字，看到这两个字，我的眼睛就无法转到别处。
我为什么对家庭治疗情有独钟
我从小跟父母一起生活，7岁的时候多了一个弟弟。我小时候的生活经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妈妈的家庭，另一部分来自爸爸的家庭。
我妈妈家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姨、二姨、舅舅和妈妈，妈妈最小。他们四个兄妹亲密无间，虽然彼此离得比较远，但一直保持通信和走动。而且妈妈经常在我耳边提起他们，所以尽管都不在一个城市，但他们却时刻活跃在我的生活里。妈妈总会分享她跟原生家庭成员之间的经历和情感，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总是相互支持。我记得弟弟出生时，姥姥已经不在人世。我的大姨从很远的山沟里背着小米和鸡蛋来照顾妈妈。每当妈妈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二姨都会给她帮助。我们每年都会去舅舅家看望我的姥爷。虽然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安静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察不说话，但这样亲密的互动让我熟悉、亲切。
爸爸的家庭与此截然相反。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不知道爸爸从哪里来，不清楚爸爸的原生家庭在哪里，也不知道都有谁。那种感觉很奇怪，似乎是一个大秘密，虽然没有人拦着我，但我知道不能问。家里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访客，爸爸会告诉我，这是我的姑姑、叔叔。有一个看上去年轻、英俊、高大的军官，爸爸告诉我那是我的爷爷，虽然他的年龄完全不像我的爷爷。
后来，我从妈妈家人那里隐隐听到一些信息，然后把那些信息编织成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实在太复杂，有很多无法讲述的部分。我的亲爷爷是东北的一个军官，他跟大太太有四个女儿。可能是想要儿子，爷爷又娶了个年轻太太，也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与爷爷生下了我的爸爸、叔叔和姑姑。但当爸爸10岁时，我的亲爷爷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同年冬天，日子过不下去了，奶奶把三个孩子送给了亲属，她自己去参军了。在解放战争后期，奶奶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她有了新的家庭，那位年轻高大的军官是她第二任丈夫，也就是我的新爷爷。我奶奶在第二个家庭又有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我爸爸的家庭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还有两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妹妹。人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景太复杂。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些背景，因为在那个年代，其中很多事讲出去，家人是有可能受严重影响的。第一件不能说的事情，是我的亲爷爷去世前在东北伪满洲国做军官。第二件事情，我亲爷爷在乡下有几间房子和6亩地，当时爸爸的成分被认定为地主，因此后来被批斗。在我小的时候，他一直试图努力摘掉“地主”的帽子。第三件事情是，我的亲爷爷去世后，家里仰仗的一个亲戚是沈阳的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件事情，我爸爸在“反右”斗争中有一段时间被内定为“右派”，要下放劳动，接受批评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我爸爸的各种黑背景，组织上还亲切地做我妈妈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跟爸爸离婚。我妈妈迫于压力，曾经提出了离婚。后来形势变化，我爸爸幸运地被“解放”了，他们的婚姻才得以保全。
我爸爸有庞大的家族，但他基本不跟家族里任何人主动联系。小时候，我家里偶尔会收到一两封奇怪的信，那是来自做过解放军的奶奶和做高官的爷爷的信。家里偶尔也会收到一箱子衣服，我常常会穿着那些好看甚至奢华的衣服，但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这就像是一个巨大黑洞，爸爸的家庭深深地吸引我，而我却无法得知里面的信息，也不能公开谈论它。我幼小心灵中强烈的好奇被遏制了。
在我内心中，家庭，就意味着很多秘密，而这些秘密，就是我爸爸痛苦的来源。
1997年，参加中德班家庭治疗连续培训时，我的德国女老师叫因伯格（Ingeberg），她有着北欧人漂亮的金发碧眼。她亲自帮我画家谱图，询问我的家庭基础信息，然后给了我一些新奇的建构，这让30岁的我第一次对我的家庭有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从而拼凑出一个家庭的历史样貌。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幅家谱图。虽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全貌，但它却是吸引我一直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学习和实践的原动力。
作为一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力量做些什么来改变我的处境，甚至连充分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都做不到。但我的好奇心一直在滋生着。我爸爸在各种艰难处境下所产生的情绪和应对方式，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因此，我义无反顾地走进家庭治疗领域，学习、探索、应用，直到现在。
我所接受的家庭治疗学习
学习家庭治疗后，我如获至宝。我知道了如何使用一些新的理念和技术，以不同方法来探索家庭，理解自己的亲人，同时也用这些理论和技术帮助别人。中德班的经历让我搭建起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框架。在这之后，我开始不断地实践，从实践中学习不同的理论和技术，并且将这些理论和技术整合到我最初接触到的知识中。之后我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学习了萨瓦多·米纽秦（Salvador Minuchin）、李维榕老师的结构式家庭治疗和玛丽亚·葛莫利（Maria Gomori）的萨提亚心理治疗，这两部分的学习和实践拓展了我系统治疗的视野，使我掌握了更多的技术，增加了我对家庭治疗的信心。同时，我还花了6年的时间学习传统精神分析和现代精神分析（人际关系取向的精神分析），这两部分的训练帮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来访者及其家庭。另外，我还跟杰弗瑞·萨德（Jeffrey K.Zeig）学习了艾瑞克森式催眠，跟加拿大的格兰·亚历山大（Glenn Alexander）学习了以神经语言程序学（简称NLP）为基础的催眠。艾瑞克森式催眠帮助我掌握了更多影响人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基础来自于神经生理和神经心理的理论和研究，这些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所学的其他技术。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到后现代的理论和技术，其中对我影响较深的是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Gergen）的社会建构理论、贺琳·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的合作取向对话及焦点解决技术。这些理论都被我整合到系统治疗框架中，让我能够在系统家庭治疗框架下，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手法去理解和影响来访者，跟来访者一起促进改变的发生。
家谱图到底有多大作用
在近十年的家庭治疗实践中，我一直在运用家谱图。因为家谱图是系统家庭治疗里面最经常使用的工具，有着非凡的意义。最近这两年，我们翻译了《家谱图：评估与干预》（Genograms: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一书，这本书是学习家庭治疗必读的基础入门书。我的治疗室中有一块白板，白板上面有一大张白纸，在跟来访者工作的时候，我会一边工作一边画家谱图。画完之后，有些来访者看到上面的信息会非常触动，就像我当年一样，会热泪盈眶，临走时小心翼翼地把家谱图折叠好带走。将自己的历史浓缩在一张纸上，它所带来的心灵震撼远远超出来访者的想象。
最有意思的一次治疗，是一家五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当我把主要信息——爸爸妈妈的结婚时间写在家谱图上后，儿子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我知道怎么画，你用方块表示男士，圆圈表示女士，让我来帮你一起画。”于是，这张家谱图是我跟这个8岁男孩一起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都有不同的感受。
画家谱图是一个打开历史的浪漫过程，治疗师跟家庭一起回溯家庭历史，一些重要的人或重要但不常常出现在生活里的人都会跃然纸上，家谱图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清晰。有的时候，来访者会突然想起一个长久没有联系的人，即使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但他对来访者的影响却依旧深远。我常把画家谱图的方式用在培训中，用家谱图给学员演示怎样做个案，并且让愿意做自我体验的学员分享他对家庭的理解。
在培训中，做个案的来访者跟我一起完成家谱图后，站在教室最远端，换一个视角看他自己的家庭，而我站在教室的前端，跟其他学员一起分享、观察和体会这幅家谱图，并且让学员给予反馈。有时候，站在远端的来访者会暗暗流泪，虽然站得远，但家庭中每个成员对自己的影响却变得如此清晰。
有些人问我，家庭治疗有什么魅力？我认为，家庭治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治疗师不需要做太多，只需要跟家庭一起打开家庭历史画卷，打开尘封的历史。每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叙述过程中，共同完成家谱图。在完成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感受。家谱图完成后，我会问每一个成员新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每一个人说出自己新的想法和感受后，又会激发其他成员新的想法和感受。这就像你在山谷里大喊一声，声音会不断地在山谷里回荡。这就是家谱图给家庭带来的持久变化。
有一个跟我学习了7年的学生，她针对每一个个案都会画家谱图，家谱图是她最主要的工具。2016年第三届亚洲家庭治疗学会年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她带领同道一起分享了家谱图的应用，她应用的方式比我更多、更灵活，她目前画的家谱图已经超过3000张。家谱图帮助她提升了家庭工作的能力和技巧。当我做培训的时候，我会跟来访者一起示范画家谱图，让我的学员可以看到整个过程，然后画出他们自己的家谱图，并且将家谱图应用在他们的临床工作中。咨询师每积累一张家谱图，对家庭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
我是怎么做家庭治疗的
家庭治疗理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一个家庭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治疗师一己之力帮助家庭去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家庭成员很多，跟其中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当我们利用家谱图来工作的时候，家庭成员会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在个人化的理解之外，从家庭、家族、历史、文化、经济各个方面来看对家庭成员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和决定的。
当家庭成员看到不能改变的部分时，就会对自己和别人放下过高的期待，接纳性和容忍性就会变高，彼此的紧张可能变成对彼此的接纳和包容。当家庭成员深入理解彼此以后，他们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就会随之变化，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改变就这样发生了。改变并不是来自于治疗师，而是来自于治疗师创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治疗师和家庭一起展开历史的画卷，让每个人的视野扩大，让每个人的容忍性增加，让每个人变得更有眼界和胸怀。
有的人觉得家庭治疗似乎很神奇，试图向我询问怎样把青少年工作转变为家庭治疗。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把青少年治疗转变为家庭治疗，而是邀请父母跟青少年共同工作。这些年来，大家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社会上有一句流传度很广的话：“一个孩子有了问题，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父母有问题；因为父母有问题，所以孩子才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就要给父母做治疗，或者做家庭的治疗。”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系统的家庭治疗视角中，家庭和孩子密切相关。孩子的成长来自家庭的努力，孩子出现问题虽然与家庭状况和父母的态度有关，但我们应从不归罪于父母的角度来看问题。当我邀请父母参与家庭治疗的时候，我会这样说：“你们（父亲或母亲）把孩子培养这么大，付出了很多努力，承受了很多辛苦。孩子出现问题，你们是最难过的人。如果你们来跟治疗师一起工作，对孩子的帮助将会是最大的，因为对孩子来讲，你们是最重要的人。”我的这种说法是问题解决取向的角度，它主张不追究责任，而是关注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资源。
当我们说“因为你们父母没做好，所以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父母就等于被放在审判台上。一个人被审判和批评的时候，内心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而不是发生改变。当一个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其实是在巩固自己的信念，远离改变的发生。当我把焦点放在“怎样帮助孩子”“谁对孩子最有帮助”的时候，焦点就会转移到如何促进改变的发生。
有很多人看起来是在做家庭治疗，其实不然，他们做的只是“父母批评大会”和“父母改造大会”。父母忙于为自己辩解，很难将精力集中在提出有效的改变方案上。这种家庭治疗必须打引号，这样的所谓“家庭治疗”会造成人人自危的状态。真正的家庭治疗，要调动起家庭所有人，包括父母及被定义为有问题的孩子，大家一起利用资源来摆脱当前的困难处境。
家庭治疗的重点，是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历史和关系，从中发现问题模式及整个家庭系统是如何维持问题的，家庭系统中有哪些非症状时间、哪些因素能够带来非症状的模式等。家庭治疗其实是一个评估家庭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发脾气、不写作业、不上学或出现其他问题，我们常见的问法是：“当孩子这样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干什么？”这样的提问提示了问题出现时每个人的反应，以及这个反应怎样维持了问题。请注意，这里的焦点，不是“造成问题”而是“维持问题”。接下来我们会问：“什么时候症状不明显，有没有例外的时候？”
比如，儿子总是跟爸爸吵架，治疗师会问爸爸：“有没有哪一次儿子没有跟你吵架，哪怕仅仅是一次，那次你们在谈什么样的问题，那一次妈妈在做什么？”这样的问话跟刚刚的问话一样，都是在探讨家庭问题出现的模式及非问题时间的模式。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时，让家长的注意力不仅关注问题出现时父母怎样对待孩子，也要关注孩子没有问题时父母在做些什么。在两者对比中，父母自己就会得到一些结论。无论是问题的出现还是消失，父母都可以做出一些贡献。也就是说，父母是问题影响因素，如果父母想做出改变，就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改变的可能性。
有些人在接受督导时说：“刘老师，爸爸妈妈虽然来到了咨询室，可是看起来他们互相并不配合。大部分时候都是妈妈配合，生拉硬拽把爸爸拽来，可是爸爸来了之后，他人在心不在，怎么办呢？”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想起我年轻刚入门的时候。新手咨询师在头脑中永远有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好像来访者来到治疗室都应该完美地配合，好像整个家庭来到治疗室，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完美地配合。当你有了一定经验，画了1000幅家谱图后，你就会知道，没有一个家庭是所有的成员都积极配合的，这样的家庭基本不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在家庭治疗室里，有的人看上去很积极，有的人看上去很消极，有的人开始积极后来消极，有的人开始消极又变得很积极。家庭如此复杂，常常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家庭治疗非常有挑战性。跟一个来访者工作时，会面临着前3分钟客气，之后开始对你进行挑战的情况。或者10次咨询很客气，然后开始面临挑战。又或者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很配合，但回去又不配合了。整个家庭来做治疗的时候，每个成员看起来是彼此独立的，但是他们之间又仿佛有根线连着，当丈夫想配合的时候，妻子说了一番话后，他就不想配合了；当儿子想改变的时候，看看父母的脸色，又不想改变了。所以，家庭治疗需要长时间、慢慢地学习和训练，还要不断地接受督导和自我体验，这样你才能够在家庭治疗室里活下来，才能去帮助别人，赚钱养活自己，在行业里安身立命。
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是家庭治疗中最重要的工作
有些人积极主动来寻求治疗，并表示愿意配合，跟这样的人工作看起来很容易，但也只是看起来。因为他也许有不愿意让你了解的部分，也许有相左的意见但不愿意跟你谈，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让另一个成员表达。有些家庭成员来到治疗室一声不吭，这个人可能是爸爸，也可能是儿子，这时你要想办法跟他建立联系。
20年前我在做家庭治疗时，面临一个困境，即家长愿意做治疗，而孩子不愿意。当时我蹲在走廊的长椅旁，跟那个孩子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那个孩子终于愿意跟我走进治疗室。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开心，因为我似乎完成了这个艰苦的工作。后来，我在接受督导的时候，督导师问我：“为什么你一定要让那个孩子进到咨询室？”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家庭治疗室中，你需要跟每个人配合，当你跟一个人过度工作时，可能就忽略了其他人，工作性质就变成了个体治疗，而不是家庭治疗。
在家庭治疗中，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叫中立。中立可以表现在很多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与不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保持中立，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做培训时发现，很多学员很容易站在母亲一边反对父亲，因为父亲总是看起来不积极参加家庭事务，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另外一些人很容易站在父亲一边，因为觉得母亲太唠叨，父亲没办法，所以才会对家庭不投入；还有很多咨询师很容易站在孩子一边反对父母，因为他只看到父母压迫、压榨、过度严格要求甚至暴力对待孩子，于是想替孩子打抱不平甚至替孩子出手。当你在治疗室里不中立的时候，治疗就很难开展，家庭成员也许会因为你的不中立不再来治疗室，那样的话，接下来的工作又要重新回到个体治疗中。
家庭治疗有时候看起来很神奇，但学习的道路漫长又充满挑战。
家庭治疗最主要的观察点：关系
有学员会问，跟其他治疗模式相比，家庭治疗比较适合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家庭治疗没有太多禁忌症，不同的问题在家庭治疗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当然，在家庭治疗中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一起努力参与的过程。比如，一个孩子有了非生理性问题（跟心理有关的问题），治疗时最重要的是家庭中所有人一起贡献解决思路，参与到治疗的过程中。只要有更多资源参与进来，那我们就欢迎家庭治疗这种形式。当然，做家庭治疗需要严格的训练，否则成员参与后受到批评责难，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跟个体治疗相比，家庭治疗入手角度不一样。个体治疗也会谈及家庭对你的影响，但入手的角度是强调个人对问题的反思、理解、想法、接受及处理方式的调整等。而家庭治疗则强调发现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一个人怎样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全身”怎样跟“一发”连在一起？想要动“全身”的话，要考虑怎样牵着“一发”？“一发”有不同动法时，“全身”可以做些什么？家庭治疗最主要的观察点是关系，我们要努力发现这个人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出现和消失时是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会增加痛苦、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减少痛苦。在父亲跟母亲、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儿子这样一对对关系中，它们怎样变化会增加问题出现的频率，怎样变化会降低问题出现的频率，这些是家庭治疗的视角和入手的角度。
比如，有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会面临一个困境，在三口之家这样的核心家庭里面，妈妈可能更早地想让孩子接受一些智力开发和大脑训练，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爸爸可能认为不需要那么早训练，让孩子开心地玩就好，这就是夫妻之间在教育领域的矛盾。
另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比较常见的三代同堂。家里有孩子的时候，夫妻一方的父母会过来照看孩子，这样既有便利的地方，又有不便的地方。便利的是，父母过来会尽心尽力帮忙做一些家务，分担年轻夫妻工作劳累后回家照顾孩子的辛苦。不便利的是，隔代抚养的育儿理念不同。比如，年轻夫妻对西方生活方式比较熟悉，用尿不湿、罐头产品、大品牌的儿童食品；但对老人来说，不用尿不湿更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亲手做的饭比罐头食品更新鲜。不同代人之间的育儿理念产生冲突，有些人很难适应这样的冲突，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争吵。这种状况很适合做家庭治疗，把整个家庭一起邀请进咨询室，家庭治疗师协助家庭展开生活画卷，让大家放慢节奏细细看彼此间有什么共同追求。比如，婆婆与儿媳虽然有冲突，但他们的共同追求就是照顾好孩子，让孩子的爸爸、婆婆的儿子、妻子的老公不再那么有压力，可以轻松赚钱养家。
生活不仅有共同点，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很多事情都会产生分歧，分歧只是实现方法和路径不同，但最终去的地方都一样。如果他们有共同的追求，那么哪一方愿意改变，改变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冲突怎样解决等，这些都是在治疗室中家庭成员需要小心、仔细、有策略地解决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部分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讲但对我们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比如，前面介绍自己家庭的时候，我对爸爸的家庭有强大的好奇心但没办法解决，直到我做家谱图时才慢慢地探索和认真地梳理。很多家庭也是这样，比如，婆婆跟儿媳之间有冲突，虽然他们有共同追求，但也有很多难以言明的烦恼，如儿媳不满意婆婆过于节省，婆婆不满意儿媳浪费等不能明说的话。大家压抑久了就会变形，并在生活的其他部分以变形的方式发泄出来，并形成彼此无意识的沟通，表达了怨气却不知道根源在哪里，因此难以解决。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家庭治疗师可以帮大家把影响生活的愉快的、不愉快的、积极的、消极的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合作解决。有时很简单，只要在治疗室中给每个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表达，很多怨气自然就能化解。
在一次家庭治疗中，有一个婆婆和儿媳之间有冲突，治疗师让他们轮流表述自己对对方的不满，儿媳刚开始表达的是不满意婆婆过于节俭，但说到后来却认为自己是心疼婆婆，年纪大了却没有好好对待自己。这时候，落泪的不仅是儿媳，还有年迈的婆婆。请注意，治疗师在这里并没有做过多的干预，当家庭成员开始有时间和空间表达的时候，就有很多积极的力量显现出来，彼此间也从互相敌意变成理解、接纳和关爱。生活中有很多这样被无意识压抑的想法，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表达，最后成为误会，甚至激化成矛盾。
有时候，家庭成员中的一个人会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在治疗中途离开，或者在约好的时间缺席，这些情况很常见。家庭治疗可以应对很多情况，即便有家庭成员不来也能开展工作。比如，有一个丈夫因为忙没时间来，我跟家庭商议把每次的谈话录音，这样即使丈夫不来也可以听到每次的录音，听到治疗中我跟妻子、爷爷及奶奶谈及有关丈夫的话题。
在治疗室中，在场的某一个家庭成员可能会很生气，拍案而起或沉默不语，这时跟他的联结就变得很重要。“我注意到你情绪很激动，好像有什么话要讲？”这样问就可以给他打开一个空间。“你一直不讲话似乎在传递一种信息，你不同意刚才讲的话？”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是一种联结。有时，他会摔门而去甚至干脆不再来，这时就要在治疗室里放一把空椅子或者玩偶来代替，然后问其他人：“今天爸爸不来，你猜他为什么不来，如果他来了坐在这里会说些什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依赖这个人一定要在现场，因为即使这个人不在现场，他也在别人心里，对别人产生诸多重要的影响。
记得中德班一期结束的时候，我对西蒙老师说：“我学到了很多很新鲜的东西，还想跟你们学习更多。”西蒙老师笑着对我说：“其实你不需要跟我学更多，你可以回到自己的文化里，因为系统家庭治疗主要的思想来自于东方文化。”这些年，当我回到自己的文化里，跟中国不同地区的家庭工作时，我发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中，的确有很多系统式的思想，也有很多系统家庭治疗里面介绍的专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文化中的这些做法跟西方的理念和技术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西方系统式家庭治疗理论把很多人互动的心理现象说得很清楚，有意的训练会让你更熟练操作。而中国人活在关系里，每天在关系中如鱼得水，但这种关系不能让我们清楚地把心理现象讲出来，不能在治疗室里有意识地使用。
当我们反观自身文化的时候，可以了解很多系统家庭治疗的思想，学到很多技术。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然后从西方学习怎样分解这些文化和技术。这就像游泳、体操和打太极拳一样，学习分解动作后经过不断实践，就会越来越熟练，发展出我们自己特色的家庭治疗，进而帮助自己和别人。就像我在家庭治疗的学习和实践中，理解了自己的成长、家庭及父母亲。当我跟家庭重新建立亲密关系以后，我对其他人的理解会更容易，对他人也会更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