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已成为不少人的处世格言。他们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圆得像皮球，滑得似泥鳅。明明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不敢或不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种人思想的深处是个人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事实上，仗义执言，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表现。按照正确的原则，凡是错误的东西，都应该反对和纠正。因为，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来干预和纠正，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你不反对，他不反对，大家都听之任之，错误的东西可能就会肆无忌惮，蔓延滋长，到头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身也会受害的。
唐代的御史中丞牛僧儒是个仗义执言之士。宿州刺史李直臣大肆贪污犯法，被收监治罪。这时，穆宗皇帝以李直臣有才干为理由，下令要把李直臣释放出去。牛僧儒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说：“如果说有才干就可以宽贷，那么叛逆朝廷、扰乱天下的安禄山、朱洮等人，比他的“才”不知要大多少倍，不是也该宽贷吗？”说得皇帝哑口无言，终于依了牛僧儒的判决。宋代著名宰相赵普，更能仗义执言。他推荐贤能之土，一而再、再而三，缠得宋太祖发了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他拣起来补缀好继续上送，直到太祖认可。这些人为了坚持他们认为的真理和正义，无私忘我地陈情辩论，都是很有一点“舍得一身剐”的气魄的。
在有些情况下，理直的确还要气壮，否则，你那理再“直”，即使是真理的声音，由于气不壮，反而说不明，传不出，也还是无用。气壮了，气势磅礴，气吞山河，你的“理”才能如雷贯耳，振聋发聩，使之充分发挥说服力、感染力和战斗力。
我国东汉时的洛阳县令董宣，刚正不可，执法严明。光武帝刘秀之姐湖阳公主的保镖叫赵彪，倚官仗势，伤人致命。董宣不顾湖阳公主的极力反对，当场将赵彪就地正法。因为此事，湖阳公主大为恼火，到皇帝跟前告了董宣御状。刘秀大怒之下，命武士将董宣用乱棍打死。此时，董宣义正辞严地发表了一通“最后的演说”：“陛下重建汉朝，出现‘中兴’局面，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施行符合百姓利益的政策和法令吗？现在陛下的近亲可以纵容从人杀害无辜 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有人想严肃法纪，却要因此而丧命。这样下去，怎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理直气壮一席话，竟使刘秀无言以对。说完后，董宣以头撞柱，要自己碰死。刘秀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很受震动，当即决定宽赦董宣。但为了照顾公主面子，又要董宣给湖阳公主赔罪，董宣表示“无罪可谢，虽帝令也不能从。”太监们摁着他给公主叩头，他仍不肯拜伏。连刘秀也不得不称赞他是“强项令”。
有时，虽然你的“理”很“直”，也足够的气势，但要注意“气”需要适当收敛一些，即和和气气地把道理讲明白。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气壮”反而有害，倒是“气和”比较有益。据基洛夫回忆，列宁讲道理的态度总是和气的，尽管“列宁是很严肃的，但是他对待人从来也不动气，从来也没有侮辱人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知道列宁是不会粗暴地加以制止的。”
有的人将仗义执言与江湖义气混为一谈，把仗义执言看做是重交情、讲义气。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沾染江湖义气的人，然而，江湖义气与仗义执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江湖义气多为私交，仗义执言则为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