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与陈伯达的青少年时代，生长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陈布雷成长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兴起的环境里，陈伯达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起步。
一、陈布雷的早年与人生起步
2009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从宁波乘车去余姚，专程拜谒了陈布雷先生的故居。村子里，陈布雷少时读书的学校，变成了一个服装厂车间。村落里的陈布雷故居，破破烂烂，人踏在二楼的地板上，有一种要随时坍塌的感觉，几张尘封已久的照片，孤零零地挂在墙上。整个院落，剥落斜斜，荒烟蔓草，好不凄凉。看着夕阳西下，我忆念起了这位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坛上的第一才子。
1.县试第末，府试第一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字彦及，浙江省宁波地区慈溪县西乡官桥人（此地现已划归余姚市管辖），1890年农历11月15日生。陈布雷为其笔名。究其笔名来源，始于陈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期间，人长得面颊圆满，其同学戏称他为面包孩儿。英文“面包”一词，为“bread”后音译为“布雷”。浙高毕业后，陈训恩去上海办报，使用笔名“布雷”，并流传下来。
陈家世居西乡官桥，祖父陈克介始为茶商，后兴办钱庄、典当事业，家业日趋兴旺。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在旧日家业基础上，继续经营茶业，使陈家初具规模。
陈布雷5岁时，受教于其父，至年终，每日能识方块字30个。6岁时，遵从父命，在家跟他大哥陈屺怀[10]读书。每日，晨8时挟着书包进书房读书，午后四五点完毕。陈家书房门楣旁，悬挂着治家格言，室内并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牌位。陈布雷每入内，必行其礼。其兄陈屺怀，对陈布雷关怀备至，就读期间，未曾有过责备批评，怒于形色更未加过。是年，陈屺怀不常居家，其父授陈布雷《毛诗》、《尔雅》。陈布雷觉得《尔雅》难读，请求其父改授它书，陈父未听。是时，西乡官桥乡里乡外，关于自治公益教育慈善事业，族中长老，常来陈布雷家与其父交谈，每逢此时，陈依仁必命陈布雷辍读侍坐，并且教授进退应对之仪。
8岁那年，陈依仁请陈布雷一族父来家授学。时陈家兄弟姐妹六七人，全靠陈布雷母亲勤劳料理。其母对陈布雷关怀备至，并寄予厚望，每逢挑灯缝纫，必命陈布雷于其身旁坐下读书。
9岁时，陈布雷父亲聘请他的同学同邑南乡人徐二沆来陈家授学。徐执教甚严，陈布雷先后读《礼记》、《春秋左氏传》、《唐诗》、《龙文鞭影》、《廿四史弹词》、《周易》、《昭明文选》、《舆地歌括》、《公羊彀梁传》等书。时值维新运动时期，废八股，改以策论取士之声日益高涨，陈布雷大哥陈屺怀力劝陈依仁和徐二沆免授八股，徐逐渐接受。维新变法之声，使陈布雷十分有意练习作文。闻当地叶经伯之子虎儿，与陈布雷同岁，能做出成篇论说文，陈布雷甚羡慕，遂坚请老师教授作文。始作史论（论述历史的论文），文思拙滞，其兄陈屺怀读后，加授《增广古今人物论》一册，教以如何写议论文的写法，自此稍有进步。儿童时代，陈布雷虽身体瘦弱，但颇顽皮，经常惹弟弟妹妹哭，其母常责之。然陈布雷屡改屡犯，气得其母常哭着责备说：“训恩天资虽佳，可如此顽劣，真使父母大失所望。”陈布雷幼小的心灵受到震动。从此，努力求学，以博其母欢心。
从10岁开始，陈布雷接触并学习数学知识。始时，对数学兴趣很浓，课余练习甚勤，学会加减乘除后，学习代数，对计算原理不怎么领会，只能依例题练习。刚学完一元一次方程后，徐二沆即教几何，以《形学备旨》为课本，授以三角形、圆形诸原理。对这些毫无基础的陈布雷，此时茫然不解。然老师以为陈布雷懒惰。某日，值陈之族父懿炳伯生日，老师出一几何题命陈布雷作答，至傍晚尚未答出，遂受老师禁闭，说答不出不能走出教室一步，而老师则自顾自地赴宴去了。此事对陈布雷刺激很大，导致学业上甚为厌烦学数学。后来在数学上虽不落人后，然独对几何格格不入。究其原因，始于此事。
这期间，因课程时间太长，身体本来瘦弱的陈布雷，经常患头痛发热病，他不敢直告授课先生，因请假也无效。放学后又不敢告诉其母，因其母须照顾四弟一妹，已十分劳累，不可再劳。所以每次病发时，陈布雷悄悄登床自睡，次日早晨，发烧即退，又上学如常。
中国处在大变动的年代，义和团在北方兴起，陈布雷听其大哥陈屺怀回家与其父论说时事，始知中国政治形势之大概。此时期，陈亦常常从其兄处借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似懂非懂之间，但十分愿意读之。其兄于冬日，授陈布雷英文字母，望其弟早日成才，其切盼之心，陈布雷深知。
徐二沆因病请假时，其兄陈屺怀代课，命陈布雷学习做诗。某日，陈布雷写成《七绝·苦雨》：“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问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陈屺怀阅后，称赞其弟很有前途。
光阴似箭，岁月茌苒，不知不觉间，陈布雷在家学习已历6年，所读儒家经书，已奠定初步文化基础。
13岁时，陈布雷离家外出求学，学《四书》、《纲鉴辑览》、《唐宋文》、英文和数学，共八九名同学，相交甚好。寒假时，自学《万国历史》与《世界地理》等课程。此时，陈布雷仍坚持学习写作，但老师体弱多病，对同学作文批改不过来，其兄又忙于自己之事，故这期间，陈布雷的作文进步不大。是时其兄陈屺怀和几位同乡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购入新书及报刊杂志甚多。乡人董子咸家中这类书堆积盈架。一有空，陈布雷就往借《新民丛报》、《新小说》、《警世钟》、《浙江潮》等杂志。有时晚上上课时间向董家借读，第二日午前送还。董子咸常劝陈布雷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但陈布雷为求知欲所驱使，广泛涉猎，如饥似渴，未听其劝。
辛亥革命前夕，国家的政治形势，对陈布雷影响很大。有些事，陈虽不甚了解，但热诚地模仿之。他与董贞柯、董君夷和三弟陈训懋，组织了一个“覆满同志社”，找一密室，请画师画一幅黄帝像悬挂于室内，相率对其进行礼拜。闲暇时间，陈布雷努力练习演讲。他从报刊杂志上得知俄国革命有一女中豪杰苏菲亚，说慈溪也应当有一苏菲亚，遂竭力教其表妹董椿仙以文字，怂恿其姑父董纫佩送其表妹董椿仙去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并经手促成其就读上海事。某日，乡里冯德成来董家，陈布雷与其谈论在中国进行种族革命等国家大事，冯德成见此幼稚小孩，故作不解的问：“你虽有种族革命之志，但是你父亲要让你进清朝考场，你怎么办？岂有革命家参加举人考试的？”陈布雷听后顿时尴尬窘迫，无言以对。后罢读《四书》、《五经》一月，经其父陈依仁和老师督责，始复学。
14岁那年冬天，陈布雷受父亲之命，违心地随父亲去县城应付考试。公布成绩后，151名学生参加考试，他竟考第151名。其父大怒，命令陈布雷立即打点行装回家，并训斥陈布雷说：“让你读书，你却考全县第末，太给我陈家丢脸了！”此时的陈布雷，亦很懊丧后悔，要求再考第二场，其父不许，父子俩郁郁而归。其母过问此事，亦很不悦。陈布雷心中难受，乃在家中闭门思过，决心誓血此辱，以报答父母。时宁波府试考期已近，陈布雷请求一试，陈之父母虽知陈布雷已有悔改之意，但怕再考一个第末而归，孩子将无地自容，故不同意陈布雷去。陈布雷忧郁烦闷，其二姐看出弟弟态度很坚决，便私下问陈布雷：“你真知道悔改了，如果你去，你有多大把握？如你把握很大，爸妈的事我去做，你别一直不高兴好不好？”随后，陈布雷的二姐请求其母帮助，其母言于父亲，勉强获许。陈布雷遂乘船赶往宁波参加考试。笔试结果，《四书》试卷获第十一名，史论试卷获第1名，史论策问试卷为第4名，策问时务卷考第2名，《五经》试卷未及发榜，主考官江西萍乡俞兆蕃即召陈布雷面试策论题，完后并把陈布雷引见给俞夫人，又赠陈布雷湖北印书局刊刻的《古文辞类纂》一册，以做纪念。发总榜时，陈布雷名列第一。这时，陈父才转忧为喜。回家路过陈布雷父亲的朋友孙以文家时，孙以文用手抚爱地拍着陈布雷的肩膀说：“你这次之所以考这么好，乃是县试失败所激，人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你当永远记住这一道理。”陈布雷点头称是。
2.被逼退学
1904年秋，陈布雷和三弟同入慈溪县中学学习，学校开设修身、经学、史地、国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体操等课。在县中，陈布雷地理历史收获很大。陈布雷与三弟同居一室，生活俭朴，点青油灯，家中老仆邹成孝每半月携菜油一小罐及一些食物来校看望他们兄弟俩，每次亦带来600文钱供兄弟俩缴学费、剃头、洗衣、买零吃等用。半年中，因兄弟俩学习勤奋，得奖21元，暑假回家尽交其母。其母大喜，称赞自己的孩子会过日子，不乱花钱。
1905年春天，陈布雷16岁，仍在慈溪县中读书。一次外出归家，闻其母患病，欲上楼看望母亲。家中女仆传其母话不让上楼，并嘱他好好读书，自己留心冷暖。陈布雷心中凄然。回到学校后第三日，家中老仆来找，谓其母病危，陈布雷兄弟俩匆匆回返。半路过皇桥遇大雨，淋得透湿，陈布雷心中预感不祥，遂加快脚步。刚到家门，速问其母病情如何。入内后，见到其母遗容，兄弟俩扶柩大哭。陈布雷后来说：“我母为人诚挚贤淑，佐我父拮据持家20年，克勤克俭，遇事熟思而办事周到，生5男6女，逝世时年仅39岁。我父殊痛，我从此亦成为无母之人。”想到此，他心中更加痛楚万分。
办完丧事，复回学校，除正规课程外，又跟随国文教师冯君木学作文。冯君木评价陈布雷作文，“行文流畅有余而凝涩不足”。遂教陈布雷之以选字修辞练句之要，解释为“文从字顺各率职”。课外，冯又加之循循善诱，使陈布雷大受教益。
1907年，17岁的陈布雷转入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府中学科完备，师资力量也较县中强。所学课程大多与县中同。府中凌公锐老师，对陈布雷颇为青睐，经常教导陈布雷学习史地，“泽以文字”，有希望深造。凌公锐擅长辩论，故又鼓励陈布雷练习演说，以后每逢同学开会，陈布雷必然登台练习。刚开始觉发言艰涩，长而久之，大有长进。
当时，宁波府中新旧学生约各30余人，学校为管理方便起见，新旧学生分两厢居住。旧生住西楼，新生住东楼。府中老学生，精神风纪很差，新旧两类学生分而居之，互相歧视。旧生年纪偏大，均在20岁以上。就学习而论，旧生经学、英文比新生好。新生年龄均在16岁上下，大多出于新学校，所学课程较旧生全面。旧生常蔑视新生为黄毛孺子，新生则以旧生知识面狭窄以相攻击。就生活而论，旧生臭毛病殊多，常群聚谈论拈花惹草、风花雪月之事，而夜间私出赌博，夜游鬼混者亦有之。学长婉言劝导，反遭其辱。于是新生更加不平。老学生常念旧日学长，且又常拨弄是非，离间教员。新生同学中有好事的发起图书展览会，邀请西楼老学生来参观，说东楼书架上有世界历史、地理、代数、几何、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社会学、音乐等各种书籍，以此讥讽西楼旧生知识之贫乏。一日，府中同学开大会，新生约好以学生新道德为题，抨击老学生之生活腐化。陈布雷因演讲小有名气，被推为发言者之一。其言词尖锐激烈，遂成为旧同学众矢之的。旧生欲置陈布雷于“死地”，经常对他进行窥伺猜忌，寻找下手机会。恰逢陈布雷给复旦公学一朋友写回信，信中写了对旧同学的风貌、老师讲课的情况、学校前景等的看法。同舍同学要过信阅读，陈布雷有事要出去，嘱咐同学勿让旧生看信。陈走后，一位旧生来宿舍找人，凑过来看信。陈布雷的同舍同学是一位大近视眼，旧生从他后面把信的内容基本上都看到了，回去后告诉了西楼的同学有关陈布雷写信的内容。下午，西楼同学私开信箱，取出陈布雷的信而诉诸学校监督，要求将陈布雷斥退，否则旧生全体退学。新生为此抱不平，联名20余人上书监督，声言如果斥退陈布雷，则新生全体退学。学校监督关来卿召集全校学生，以陈布雷轻动笔墨，破坏同学名誉，出黄牌记大过两次。老师之中也有为处分陈布雷过重而愤愤不平者。然旧生坚持己见，非要校方斥退陈布雷不可，个别老师又从旁助威。陈布雷无奈，去外校回避了几天。双方相持数日，后宁波府教育会会长出面召见陈布雷，劝其自动退学，以保全学校。一些人不服，而旧生之威日盛。最后，陈布雷退学。旧生各记大过二次了事。
3.浙高的五年
退学后的陈布雷，既无所归，又甚寂寞痛苦，在宁波育德小学、师范学校度日，沉溺于浏览恋爱、侦探冒险、历史等新出版或新译本的小说，其兄陈屺怀力劝几次均未能改。空闲时间焦虑于转学问题，县中不能回，师范程度又不合适，终日心烦意乱。
夏天某日，陈布雷在宁波与浙江高等学堂预科生范秉林邂逅相遇，成为好友。谈吐间，觉两人文化程度大体相宜，范遂力劝陈布雷去浙江高等学堂求学。但浙高不招插班生，无特殊关系无法入内。值此时，同乡张葆灵自愿帮忙，致函三封给浙高的教务长王伟人及教员韩强士、寿昌田三位师长，恳求破例插班，“愿接受考试。”此后，陈布雷返回老家，请示父亲。经许可，随族父安甫伯前往杭州。临行，一家老小送陈布雷到大门外，乡中父老亦有询问：“孩子要去何处读书？”陈父苦笑着回答众人：“我儿此次外出，如游僧托钵，贫人求佣，何方栖止，很难确定。”陈布雷闻此言，触动愁肠别绪，心中难过，不觉流下两行清泪。
船抵杭州，陈布雷暂时住在同乡执业的下城张同泰药铺。通过范秉林，去浙江高等学堂拜访王教务长和韩、寿两位教师。王教务长面见陈布雷时，诚恳相告说：“浙高现在不招生，破例插班事实上也不允许。”陈布雷恳请再三，说：“愿意接受严格考试。如程度不够，不敢强求。想我远道而来，求学无门，先生主持省校，也不忍使一无告青年流离失所。”王教务长见陈布雷求学之真诚，告诉他再与监督商议一下，明日给答复。第二天，陈布雷再来，学校监督吴雷川亲自面见，询问所学课程及在宁波府中退学原因，陈布雷直言无隐。吴监督听后颇为感动，回答陈布雷先考一下国文、英文，看看学习程度如何，再做处理，当下命题授纸，历两小时交卷。午饭后，吴监督又传话过来，告诉明天来考数学、理科及史地。陈布雷至此始觉有一线希望。回到投宿的地方，张同泰药铺同仁邀陈布雷同游西湖，并问陈布雷：“干啥来了？读书来了？”
陈布雷回答：“是求学来了，但能否在杭州读书还没有定，要看今天和明天的考试结果如何而定。”
药铺伙计徐某发问：“既然读书之处未定，那你带这么多书籍衣物来干啥？要是不录取，你怎么办？都带回去？”
对于此间，陈布雷甚是窘迫，几不知所答。
第二天，陈布雷又去考试。午后，浙江高等学堂挂出通知牌示，准许陈布雷插入预科二年级乙组学习。回到住地，陈布雷急忙修家书告诉父亲这个消息。半年来漂泊不定的生活，至此得有归宿。陈布雷深深感谢张葆灵和王吴两位学长的帮助。
陈布雷1906年秋转入浙江高等学堂[11]读书，1911年夏天毕业，历时五个春秋。
1906年秋天，17岁的陈布雷进入浙江高等学堂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浙高开设的课程大略有：数学、几何、西洋历史、西洋地理、博物、音乐、体育、英文、经学、国文、历史、理化等。浙高的老师以勤学教导学生，学生勤奋向上，执著于学业，陈布雷亦勤奋读书。是时，浙高同学常以民族革命之大义互相勉励，陈群哲其人尤为激进，不时以鼓吹种族革命的刊物在同学间传阅。有些思想激进的老师，也常常与激进的同学接近，邀请学生去宿舍谈话，并拿出《复报》、《民报》、《新世纪报》等刊物与学生阅读。在教师沈士远的国文课上，同学们经常提倡光复汉族，驰逐胡虏，毫无顾忌，只是有时以XX字样代替胡虏而已。
此时的浙高，在培养学生方面，重在陶冶情操而不注重形式，学校管理不甚严格，而考试特勤。学校学习气氛融洽，学生不爱学的课程，常常课外阅读以补充。校学生会常举办课外活动，注重培养与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浙高当时史地博课由日籍教师教授，没有教材，各年级均由学生听完课后，自编讲义，公举2—3人为编辑，抄写装订分发均为同学自理。陈布雷常被推为编辑生理学讲义后半部，这对陈布雷日后的报人生涯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1908年秋，浙江发生浙江铁路拒款运动，陈布雷愤然参加，充任浙路拒款会学生代表。两个月之间，经常开会，或结队请愿，虽然数学成绩退步很大，学业上有些损失，但陈布雷所受锻炼也很大，抵补了学业上的损失。
1908年，陈布雷仍在浙高学习，课程无多大变化。但他的数学、理化成绩因参加学生运动和老师讲课难懂等问题每每向下滑坡。于是，他逐渐转重心于涉猎文集书报，尤其喜读上海出的《神州日报》和《国粹学报》等刊物。这年4月，杭州各学校于梅东高桥运动场举行联合运动会，300人围观参加，十分壮观热闹。陈布雷在会上任运动会新闻编辑，出油印宣传品送观众，图画老师配以插图，并指导版面，陈布雷的新闻事业，此为萌芽。
当时浙江高等学堂，属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中等学校，论其学科，粗分为三个专业，即文哲法政专业、理工专业、医学生物博物专业。中学时，陈布雷想将来学农业，浙江高等学校预科快毕业时，他很想继续他的初衷，希望去日本札幌农业大学读书，请示他的父亲，奈陈父不愿其儿出国，且校内老师同学均劝告陈布雷，理科非他所特长，出国也许无多大前途，莫如在浙高读文哲法政专业。于是陈布雷预科毕业后，升入浙江高等学校正科。从此，陈布雷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浙高正科文哲法政专业亦开设外文、历史、地理、国文、经学等课，同级十五六人，课程简单集中，练习机会很多。初时，学生皆笃实好学，孜孜不倦，因此获益良多。朋友之间，友谊更渐深厚。
是年冬，陈布雷三弟在家病亡。陈之三弟勉甫，小陈布雷两岁，为人厚重笃实，老成持重，资性敏慧，善处事理，其遗传性格，酷似陈布雷的父亲，故深得陈之父母宠爱。因家务繁重，怜悯其父之辛劳，于上年辍学协助其父料理家族事务。陈布雷父亲常与乡人念叨：“恩儿（陈布雷）调疏而好外务，日后继承我志者，非甫儿莫属。”两个月后，陈布雷始知三弟亡故之事，思念中，作诗寄情：
朔风生道路，吾弟近如何？
为寄数行泪，相怜一尺书。
意将依汝老，迹渐与人疏。
无限穷居况，萧条逼岁除。
年复一年，不觉已是1909年。此时，浙高宁波籍教师人数增加，学生亦占浙高同学总数的五分之一，形成一股宁波力量。陈布雷大哥陈屺怀此时亦在浙江省咨议局任议员。星期天假日，陈布雷过往游玩吃饭，一时甚为痛快。9月，陈布雷与杨宏农在慈溪结婚。寒假过后，陈布雷回校途经上海，到其大哥陈屺怀与洪佛矢、胡飘瓦两人主办的《天铎报》社小住数日，观其记者生涯，十分羡慕。
学校的学生生活如旧，史地课程构成1910年春夏学期的中心。陈布雷得心应手，学业大有长进。为铁路问题，写了《致杨度》一书，寄《天铎报》编辑洪佛矢[12]校改。洪校正后复函陈布雷，告之此文准备载在《天铎报》上，又勉励陈布雷课余时间写文章投寄。陈布雷从此更加心重于新闻事业。
夏天，浙江省议选公费留学生10名赴欧美留学，陈布雷与同学孙士燮、施少明、志尚、贞柯等人一同报名参加考试。当考完国文、英文、数学三场后，陈布雷收到家书，其父言：“你三弟夭折，家中弟妹众多而幼小，我不愿你出国远行。”陈布雷细思其父话语，甚有道理，乃停止考试。中秋某日，陈布雷与朋友相游西湖，时德文课兼课教师张某已截发去辫改穿西装，同游之人十分羡慕。张说：“胡运将终，君等为何还留此可耻之纪念物于脑后？”遂由志尚提议，返校时到理发店一块儿剪掉了辫子。但怕家人指责，全都相瞒不告，且嘱咐理发店制假辫以备应急之用。
1911年春，陈布雷开学过上海，住《天铎报》馆。逢戴季陶结婚向报馆请假，乃嘱陈布雷代替几天工作。于是陈布雷在报馆每天撰写短评两则，间或代撰论说。报馆人员与陈布雷日渐熟悉，空闲时常邀陈布雷一块出游。一报社同人说陈在短评中喜用《水浒传》等小说中语言，称陈为小说迷。
临毕业这半年，学校加重加紧了课程。美籍教师洪培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尽心教授。一日，洪培克对陈布雷和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说：“你等之程度，完全可以加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以此为止境，必须以所学报效你们祖国。你们要知道你们中国正在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期。”是时，陈布雷外舅亦在浙高教学，课余，常召陈布雷前往交谈，询问学习心得，指导做学问门径，期望陈布雷成为文士，希望陈布雷以顾亭林为榜样，所学要经世致用。
夏7月，学校举行毕业考试。陈布雷身体不支，结果以请假列第四名。毕业那天，前三名均有学校特颁之奖，第四名以后皆无。同学中间有些人为陈布雷鸣不平，学校监督即教务长亲自找陈布雷谈话：“学问大小，不在于考试成绩之高低，而在于是否有真实造诣。你天资不居人下，而沉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期望。”陈布雷对学长之殷切希望，终身感激而不能忘怀。
1911年夏，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这样，陈布雷6岁开始在家塾读书，22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前后16年，其基础之扎实，文笔之流畅，政治之向往，为日后的生涯奠定了基础。
4.锋芒外露的《天铎报》记者
1911年夏，陈布雷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时年22岁。毕业后，应上海《天铎报》之聘，往任撰述记者。从此，开始了他步入社会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前夕，《天铎报》开办时，汤寿潜为董事长（晚清立宪派领袖，当时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陈屺怀为社长。汤寿潜不怎么过问报社诸事，报社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当年年底，报社资金来源日趋枯竭，因亏款欠账很多无法再运行，不得已转让给汉冶萍公司驻沪经理陈芷兰。陈芷兰靠着公司的支持，承办了《天铎报》，并聘了粤人李怀霜为总编辑。报社交接易手时，陈布雷被聘为编辑。陈布雷写信请命于父，得允许。
陈布雷就职《天铎报》，工作量为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3篇。所得报酬为月薪40元。因报馆没有宿舍，陈布雷于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租一间房子居住。旅社主人俞鸿奎，因与改组前的《天铎报》职员相交好，故对陈布雷也很优待，把邻近马路、面对闹市的一间好房子让给他做宿舍，每月仅要他食宿费12元。不时还招呼陈布雷往其账房共进饭菜，陈布雷对此十分满意。
刚刚踏入社会的陈布雷，对一切都感觉新鲜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宿舍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买两角钱酱牛肉，以待宾客。虽然月薪甚少，且常常欠发，但因不向家里交钱，故不怎么感觉太拮据。生活也很有规律，每晚9时入馆撰文，夜12点归，路过望平街口的食品店时，每每买些食物果品，带回宿舍，边食边饮，怡然自得。
在《天铎报》撰文，署名“布雷”。一个月后，社会渐有知其名者，朋友中不解“布雷”其意，常有询问笔名之意义何在。陈布雷向其友人解释：“此名为在浙江高等学校时，同学汪德光为我所拟，那时我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称呼。英文面包为‘bread’，再由音译为‘布雷’。”后来，竟以此陈布雷而闻名于世，其原名陈训恩反倒鲜为人知了。
在上海居住三个月，为新闻事业常去宋教仁、于右任等主办的《民立报》馆请教宋教仁[13]。宋教仁对陈布雷宽仁厚待。第一次往访《民立报》编辑部时，宋教仁先问陈布雷什么学历，后问陈布雷为何来报界做事。陈布雷当下回答：“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完此话后，转过头向邻座吕某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岂不是海上奇闻乎？”从此，宋教仁与陈布雷两人过从甚密。宋教仁擅长史地，尤善于评论国际大势。当时上海各家报纸以国际时事为论题的仅有《民立报》，陈布雷与此报相呼应，每逢国际政治形势有变时，必争先撰文评论，第二天《民立报》也必定有一篇文章，相互印证以为乐。报事暇时，与胡寄尘、柳亚子、洪苓西等人相交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天铎报》此时在编辑方针上颇倾向于革命，但是总编辑李怀霜力主谨慎，不要称起义军为义军，当时上海各报多称义军为逆军。《天铎报》讨论认为不能附和别人，应用革命军称呼，嘱陈布雷撰文论说。于是陈布雷连日做长文《谈鄂》十篇，按日刊行。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先后响应，纷纷独立，宣布脱离清政府。腐朽的清王朝，顷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上海、浙江独立后，宁波亦建立军政府。中国的乡村，同样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陈布雷担心他父亲一个人在乡下照顾不过来全家老小，遂请假从上海返回故里，移家于宁波城内，借住朋友家中；但他父亲和他继母几人未前往。在宁波，陈布雷之大哥陈屺怀，有意挽留陈布雷在宁波政府做文书，陈布雷不愿从事这份工作，遂谢绝，返回上海。至报馆，三五位排字工人迎接他到门外，说陈布雷迟迟不来，大家很是盼望。今天《天铎报》已发行4000份，如再努力的话，必能超过《神州日报》、《民立报》的发行数量，《时事新闻报》则更不是对手。当辛亥革命发动时，中国大地民气旺盛，人人盼望起义军早日胜利，士农工商都有同感。
这一时期，陈布雷在上海几次参加张园民众大会，得以结识何海鸣、江亢虎等人。农历10月中旬，戴季陶[14]来到陈布雷宿舍，力劝陈赴东北辅佐蓝天蔚参加革命，陈布雷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天铎报》而它去，于是借口父亲不允许，婉言谢绝了戴季陶的邀请。戴季陶则批评陈布雷，说陈布雷胸无大志。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表了对外宣言，即《告友邦人士书》，其初稿用英文写成，此时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来上海发表。发表之前，需要找人把它译成中文，此事为《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王宠惠来报馆，告诉他《天铎报》社有一陈某，可为翻译。王宠惠初时不信，让陈布雷试译一段，看不失原意，遂让陈译出全文，王宠惠校定。《天铎报》首先发表了孙中山的“对外宣言”。第二天，《民立报》知道此事后，为《天铎报》抢先而感可惜。
陈布雷在《天铎报》任事，兴致甚浓，至于报酬多少毫不计较。但是他年少锋芒外露，才华横溢，不谙韬光养晦，渐渐地为总编辑李怀霜妒忌。李怀霜其人名利之心太强，武昌起义后，奔走于黄兴处甚勤，追逐酒肉官场交际，荒于夙志，陈布雷对此也逐渐产生了厌恶之心。于是，李怀霜先卡去陈布雷每月薪水10元，陈没有在意；继之，消去陈布雷撰写政论一栏权利，仅留给他写短评的版面。至此，陈布雷才知道报馆已不能再留，旋收拾行李，辞归故里。近半年的《天铎报》报人生涯，暂告结束。
陈布雷辞《天铎报》任事，将离开上海时，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均前来邀陈布雷往《民权报》、《太平洋》、《申报》、《民国新闻》等报馆任事。陈布雷此时认为，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报刊应宣传国家建设，不能再宣传摧毁满清、煽动民众，故仅答应为《申报》担任西报翻译一邀，但仍然请命于其父给予决定。此时陈布雷故乡的人们多有认为上海乃花花世界，不适合少年独自居住，劝陈父和陈之外舅不要让陈布雷在报馆做事。陈父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走歪门邪道，而陈之外舅不愿意陈布雷以记者为职业。适逢家乡筹办效实中学，遂父子双方均决定就效实之聘，往任教师。陈布雷致函《申报》，说明不去就任的理由，并请求担任义务译述记者，按期交稿给《申报》。《申报》应允，每月寄外文杂志报纸五六种以赠陈布雷，作为稿酬。
5.历尽磨难的七年
1912年，陈布雷23岁，在家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同时兼任《申报》特约译述员。
效实中学乃陈布雷故乡教育界自办之学校，聘同乡一些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担任教师。辛亥革命之初，北京大学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一些宁波籍的北大教师回乡闲居无事，亦前来效实任教。陈布雷负责全校的外国史和一个班的英语课，每周18节。因课程简易，故除任课外，陈布雷勤于阅览英法文报纸，每3日译一篇稿，寄登《申报》。
1912年春，陈布雷参加宁波同盟会支部，成为同盟会会员。宁波同盟会成立之日，陈布雷与徐家光、林斗南等人为选举事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致使大会主席都无法进行调节。事后，同盟会会员赵林士说陈布雷辩论术很好，并有发展前途。可乡中父老都认为陈布雷倔强太过。时陈布雷年少气盛，自以为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就登坛讲演；好评议人之是非短长，并加力诋毁当时学法政者志趣特别卑下，面对当时浙江遍地的“律师”招牌，说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因此乡中父老对陈布雷特别反感。陈布雷昔日之老师冯君木闻此事，邀陈布雷到其家，亲自教诲：“一个人少年时显露才华，只是浅薄的表现，你自己觉得你的身体精神与法政署领袖范贤方相比如何？他一顿饭能吃一个猪肘子，还能喝几大碗酒，你能吗？你岂能步他的后尘而从事政治活动呢？以你的身体，如奔走政治，不需数载必身心交瘁，夭折中年。[15]你应当学会韬晦，努力学问，别直劲诋毁别人，到处树敌。”陈布雷深感师意，自此不在大庭广众之中轻易发言。
陈布雷在家乡县城任教，离家较近，每月回家一次，全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教过一段课之后，学校加任陈布雷世界地理及法制经济课，陈不敢忽视，遂认真备课，与以前所学相印证，教学相长，颇有心得。陈之外舅在师范学校任国文课，春天患病，陈布雷为之代课。每天从效实出门，循西城，登城墙而往，下课后沿旧道复归，不时携书相随，每逢夕阳西下，风景无限美好之时，独坐城墙读书，生活倒是别有一番情趣。三个月，代课结束。
陈布雷浙高旧日同学有多人执教于宁波，每逢松闲之时，常互相过从，谈论教学方面的心得体会，互相磋砺，堪称乐事。1913年夏，北京大学招生，效实中学学生亦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有三人被录取。自此，效实中学在宁波小有名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陈布雷在效实执教已近三年。1914年夏季某日，陈布雷忽然思虑，长此任教，学无一长，终非久计。于是，想报考北大哲学系，与其兄陈屺怀商议，获许。商之其父，未准，乃罢此欲念。
陈布雷父亲陈依仁，打从1910年以来精神日渐衰弱，常常独自忧虑怕不能长寿。1913年的旧历除夕之夜，陈依仁招陈布雷兄弟姐妹过往落座，旋愉快地告诉满堂儿女说：“过去我算命，先生说我40岁时，你妈将去世，又说我48岁甚不吉利，甚是灵验，所以我近几年来常常担心某日将丢下你们而去，今已除夕，当无他患，故我与你等言之。”众兄弟姐妹闻言，甚是欣喜。不想除夕过后，夏日陈依仁病染伤寒，日益加剧。农历6月17日夜，陈布雷于朦胧中梦见一人拿草绳捆缚自己，遂大呼而醒，从此心中惴惴不安，不敢复睡。至19日晚，其父陈依仁病危，召陈布雷到病床前，握住陈布雷的手，瞠目直视，发音不清，舌已僵木，陈布雷观其双目，已泪迹莹然。见此状，陈布雷痛苦至极，几至大哭出声。陈父握陈布雷手，再三捏其拇指及食指。陈布雷反复揣度，不解其父之意。最后，大声向其父说道：“爹！你指的是家事及家族事！儿必放弃一切事业，全力承担家务。爹，你放心吧！”陈布雷刚说完，其父陈依仁微微颔首而死，呜呼哀哉！陈布雷年方25岁，成为无父无母之人，一堂弟妹，待其抚养，日子举步维艰，甚为难哉！
陈依仁去世时，陈家兄弟姐妹众多。是时，陈布雷尚有：四弟14岁，五弟10岁，六弟8岁，七弟5岁，八弟4岁，六妹20岁，七妹18岁，八妹16岁（均未出嫁），九妹刚刚满月。且宗族诸事乡里之公益事业，均无人继理。陈布雷念其父临终遗意，遂摆脱一切，专心料理家务。
陈依仁过世“五七”之日时，陈布雷为其父设奠，亲戚邻里都来祭悼。众人念陈父在世时慈仁好义，现扔下寡昧孱弱的大儿子来承担这繁重之家事，不觉均为之纷纷流泪。陈布雷外舅来祭悼，陈布雷庶母要以家政内务尽归陈布雷之妻杨宏农管理。杨宏农胆怯不敢接受，其外舅以大义相责，始流涕受命。陈布雷幼时在家接受文化教育，后学习在外，居家之日不多，更未干过多少家务。陈父以陈布雷不懂家务为由，即使放假归家，亦督其独处书室读书，不让他料理家务琐事，故账目往来，米盐出纳，童仆管理等事，陈布雷根本不懂。时陈布雷遭此突变，几如千钧之重任，突然加于肩上。忧思无计，累月失眠。日思夜想如何继承父志，光大家业，让其父含笑九泉。全家老少，皆深忧陈布雷忧戚过度，将自损其身心。陈布雷偶然致书朋友，深谈自己内心深处的体会：现在乃至今后，我认为书生无用。过去我在学校所学之东西，于乡村里之家族事，一无所用。而乡间人所认为的治家之条件，我一个也不具备，非得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我实在太无用了。
当时的家族诸事，时时萦回于陈布雷脑中，忧伤抑郁，不能解脱。而其妻杨宏农骤然承担全部家务重事，其柔弱之躯，亦不能承担此重大压力。夫妻俩终日长吁短叹，无可慰藉。
陈布雷如此过重地思虑家事，乃陈之家风所致。陈布雷祖父晚年居家，开创义田，整顿族规，扩大义塾，开垦水利，兢兢业业，使陈家初具规模。临终，嘱陈布雷父亲要善守家业，勿注重功名，入学读书仅为明白事理而已。于是，陈依仁家居一生，笃守家业。临终，捏陈布雷两指，暗示要陈布雷抚养弟妹和管理家族诸事。陈布雷决心继承父志，居家十年，不再有求学进取之意。
当一个人决心要过农家小日子的时候，诸事也会慢慢的迎刃而解。陈布雷居家，经过一段痛苦的折磨，其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开始练习珠算、丈量，整理册籍账目，分类管理，聘用族人来助理家务。如是半年，家务始有头绪。但陈布雷内心深处，偶然异常痛苦。笔墨书籍之事，几乎一概放弃，无暇顾此，无心顾此。
1915年春天，宁波诸朋友常来函来人于陈布雷处，虑陈布雷枯守家园，将成心疾，劝其去宁波小住。然陈布雷看同学数人，皆安心任课，群居讲学，日有进益；及看自己，家务缠身，学业无成，徒增无限愁绪。
陈依仁去世后，陈布雷居家2年，家务渐能支开局面。1916年，乃往效实中学兼课，每周只去两日。夏季，提升效实中学名义校长，时年27岁。陈布雷恐居家日久学习荒废日甚，自己将与时代隔绝，于是渐渐地又开始购买新出版的图书杂志，一来学习，二来藉以稍解其沉寂无聊之情绪。
陈布雷30岁那年仍居家，冯君木老师劝陈布雷学诗。感师勉之情，陈乃搜罗《诗总集》若干种，做好计划，按计划进行。但多年未作诗，此时写出来的东西，甚是粗率而不成诗体。陈布雷朋友看后，坦诚相告：“作诗非得幼年读书就开始作，那时放手大胆，久而久之，必有所成。你现在这么大年纪，是眼高手低，这些年龄智力关系，就是强学也很难有所成就，你不如停下来不学算了。”朋友之言，切中陈布雷要害，陈布雷遂放弃作诗的活动。时年亦赴江西处理一下先祖父遗留下来的产业。
1919年，陈布雷30岁。当年秋天，妻子杨宏农产后逝世，陈甚悲。一个星期，昏昏茫茫。全家人都担心陈布雷得不想活之心疾。葬完其妻杨宏农后，陈把二女儿怜儿托付给孩子的外婆家，把宗族公益诸事交乡里一宗老代管，决定明年离家远去，寻找工作，以减悲忧。
1920年，陈布雷把长女细儿留在老家托人照料，把泉儿、臬儿、皓儿三个儿子寄养于他与同人所办的宁波儿童公育社中，安排一下家事，后离家去了宁波。先赴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兼《四明日报》撰述。这样，陈布雷居家近六年的生活基本结束。
陈布雷来宁波，上午在效实上课，下午给报馆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几年的磨难，使陈布雷学业几至荒废，但坎坷的经历使他此时的行文更加凝重深沉，雄浑有力。其师冯君木评价此时陈的随感录，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字里行间，浸透着摄人心魄的真情实意。半年之中，为了忘掉痛苦，陈布雷拼命地干事，偶返乡里，见长女细儿襁褓之中，麻衣如雪，旋引起陈布雷万般悲忧思绪，久久不能自制。
6.上海滩岁月
1920年6月，陈布雷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辞去宁波的工作，赴上海参加编译《韦氏大字典》。每日工作七个小时，工作之余，读哲学及时事等书籍以自遣，并时常与友人通信商榷学问。至此时，陈布雷的生活开始向知识分子生活转变。1921年元旦，陈布雷应邀到《商报》馆工作，正式开始了第二次报人生涯。
1921年7月，陈布雷辞去商务印馆职务，应朋友之邀，入上海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参与经营证券交易，陈布雷不喜欢从事商业，碍亲戚朋友情面，勉强为之，但心里很矛盾。第二年，中易公司破产，清盘账目，陈布雷所认购中易信托公司的二百数十股股票，全成一堆废纸。他所购的神洲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也是一文不值。两处股票合起来实际亏负达千元。此次亏本几使陈布雷的个人经济濒于破产，拿出全部家私偿还，欠外债尚在8000元左右。陈布雷诸弟尚小，所负债务，全由陈布雷负担。陈布雷通过朋友，借了5000元，另出售宁波老家田产40亩，得2600元，才把债务还清。陈布雷原想购买股票获些利益，以此为诸弟及子女教养婚嫁之资，因为不懂商业，不赚反赔，花掉长辈留下的很多遗资，陈布雷觉得实在不好向诸弟交待。
中易公司结束后，为维持家庭生活和还债计，陈布雷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事，担任第二股股长，负责文告编辑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事，月薪120元。历一年，辞去商务印书馆交通科工作，改就秦润卿创办的修能学社为国文教员，月薪91元，此项收入亦为家庭生活计。陈布雷夫人王允默节约支出，家庭生活刚够用。陈在《商报》的收入，是为了还债和准备特殊支出。
这期间，陈布雷仍在《商报》任事。陈布雷与潘公展在《商报》馆，兢兢业业，逐渐奠定了《商报》的基础，报纸销路日广。陈布雷在报馆，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经过以前的挫折，陈布雷此时深知学识不足，遂韬光养晦，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就是同业之间，也很少过从，致使上海报界对《商报》编辑部为何人主持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1923年《商报》评论改用署名制后，陈布雷在报上署名“畏垒”。同年，北洋军阀头领曹锟进行贿选，《商报》公开揭起反对的旗帜。陈布雷与报社其他同仁不避艰危，力主正义，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称赞和重视。当《商报》出版满三年（1924年）的时候，社会上之称誉日盛。陈布雷与报社上下人等奋发自爱，事繁酬菲，勤勤恳恳，同仁相处甚为融洽，精神都非常愉快。此时，陈布雷撰写的社论日臻纯熟，自信心也不断加强，于政治问题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来函慰勉并寄文稿给他的，他每次都认真对待和慎重处理。所以他为《商报》赢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拥护者。每逢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
1924年6月，陈布雷辞去修能学社的教职，应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之邀，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70两白银。是年，齐卢战争爆发，《商报》因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的关系，支持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而反对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然卢永祥败北，直系军阀孙传芳从福建进浙江，于是《商报》又开始反对孙传芳。此时，《商报》的政治立场，与广东的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基本上相一致。
陈布雷在《商报》新闻栏的激烈评论，导致上海租界工部局控告陈布雷。陈布雷被审于法庭，差点锒铛入狱。幸亏英人律师克威尔尽力为之辩护，乃罚款了事。一起受审的，还有新《申报》和《民国日报》两家。
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曹锟被赶下台，段祺瑞入主北京为执政当权者。《商报》是力主去曹的，看到此时曹锟真的下台的结局，整个报馆人员都很兴奋。对段祺瑞政府的措施，也时有著论，给予善意而严正的批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商报》著论哀悼。当时《时事新报》3月中旬发表论评，竟说孙中山的精神早已经在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现在，不过是形骸死去而已。陈布雷读完此评论后，第二天即撰文《精神的死与形体的死》，以驳斥《时事新报》的评论。
5月底，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随之爆发了五卅运动。《商报》每日撰专论，配合工商学各界的行动，主张以惩办凶手和保障人权为第一目标。在整个“五卅运动”中，陈布雷、潘公展每日都密切地注视事态之发展，时常亲自去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因此《商报》在五卅运动中很有影响。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曾争取过陈布雷。《向导周报》转载过《商报》社论并加以评论，萧楚女曾致函陈布雷，赞扬他的战斗精神，希望他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但陈布雷此时对共产主义毫无所知，认为共产党人的主张是十分激进的主张，没有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仅主张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打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其思想仅停在民权主义范畴之内。中国共产党看其思想已经定型，便停止了争取陈布雷的工作。
1926年，陈布雷36岁，仍在《商报》馆和通商银行两处工作。时值《商报》出版五周年，报馆发行纪念特刊，陈布雷大哥陈屺怀撰写《五周年宣言》，陈布雷撰写《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纪念特刊一出，很快销售一空。当时《商报》销路很广，销数已达1.2万份。但当时的《商报》，已处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阶段。报馆经济困难一直未摆脱，欠报馆人员薪水常在三个月以上，有时连纸张都买不上，虽馆中人等上下振奋团结，同甘共苦，经常集资筹款，勉强维持，但终非长久之计。就在这一年，报馆经理辞职，继任者对报刊事业并不熟悉，报馆同事心情不安。陈布雷苦心经营，前途仍然暗淡。夏末，陈布雷患病被诊断为伤寒，休养两个月。陈布雷养病期间，正是北伐军攻克武汉时期，《商报》以大字标题记载详情。这种得罪吴佩孚的举动，引起了董事会成员的惊恐，于是上告倾向于北洋军阀的傅筱庵。傅派人到《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陈布雷抱病承担了这个责任。《申报》利用这一机会，挖走了《商报》台柱子潘公展[16]。病愈后的陈布雷，在《商报》勉支残局。
1927年初，蒋介石的秘书邵力子奉蒋之命从广州来上海，为开展联络工作而举行上海报界招待会。会上，邵力子向上海报人讲解国民革命形势，并单独面见陈布雷，面交蒋介石赠送的亲笔签名照片。邵力子告诉陈布雷：“蒋公对你极其慕重。”其实是蒋介石想在浙江同乡中，寻找一位嫡系文职大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南昌方面，陈布雷的朋友捎过话来，希望陈布雷与潘公展以记者身份前往军中考察，并可往访国民党要人。甚至传来蒋介石盼着与陈布雷一见的消息。当北伐军矛头指向长江下游时，《商报》之编辑立场与广东的国民党立场相一致。而《商报》董事会的成员与孙传芳关系太深，双方已互不相容。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流向广东，天下人才，心所向之。陈布雷考虑到新的出路问题，遂决意西行一次，考察完后，定自己的出路。春节前后，陈布雷约潘公展同游南昌。临行之前，陈布雷与傅筱庵告别，撒谎说去江西办家务事。傅筱庵已知陈布雷此行的目的，却未进行拦阻，并请陈布雷临行赠言。陈布雷对傅筱庵直言相赠：“目前时局变化殊快，君宜谨守商业要位，勿贪图虚荣权势，勿趋炎附势于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最好是以虞洽卿的意见为标准，则以后必能诸事顺利。”但后来，傅筱庵并未听陈布雷的劝告。
1927年春，陈布雷与潘公展到达南昌。从1911年秋到1927年春，历时16年，陈布雷已37岁。人到中年，陈布雷结束了以前的报人与执教生涯，投进了蒋介石国民党阵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
二、陈伯达的早年与人生起步
2003年的夏日，我用了四天时间，从厦门专程去惠安县，往访了陈伯达的故居。在雨天，我看到了陈伯达的骨灰盒仍放在故居的水缸里，至今没有下葬。此情此景，令人不胜悲凉。回味中国共产党的沧桑历程，又十分耐人寻味。
1.出身寒门
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西南30多公里处，有一个四周山峰环抱、树木葱绿的小村庄，叫岭头村。从村口走过桥头向左走60米，便是陈伯达的故居。陈伯达故居的老屋显得太过破旧，零落与枯寂地坐落在村子南边，不太合群。陈伯达比陈布雷小14岁，1904年出生在这里。陈伯达的家庭，没有陈布雷家庭那么阔绰。两个家庭，属于两种不同类型。陈布雷的家庭，属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其祖父与其父对官宦之家不感兴趣，只要自家殷实富庶就行了。陈伯达的家庭与其正相反。在陈伯达的高祖父时，读些经书，有所追求，但未取得功名。陈伯达曾祖父陈金城，因受其高祖父的熏陶教育，考取了清朝举人。嘉庆年间，又考取了进士。按照清朝官制，陈金城考取进士后被清朝当局录用，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七品。几年后，升迁为六品官。在云南供职十余年后，奉调回福州地区任事，在福建巡抚下面管司法。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卷进了这场划时代的，然而又是不大不小的战事。陈金城当时与林则徐、魏源颇有交往，受爱国士大夫和人民群众抗英斗争的影响，积极参加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抗英斗争。在鸦片战争史上，陈金城与林则徐、魏源为同一时期的“名士”。年老后，告老还乡，落叶于故土。陈伯达祖父继承家业，继承父志。从云南到福州，一直努力攻读经书，最后考取了清朝末年的举人。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科举入仕制度，因战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侵入，到咸丰皇帝以后，就逐渐瓦解了。陈伯达祖父陈玉书生不逢时，一辈子想当官，可一辈子也未如人愿。人到中年以后，仅仅在惠安县文峰书院做个院长，终生执教。但在当地名气很大，是个有名的先生。清朝光绪年间，陈伯达父亲陈其潜，遵从父嘱，但任凭如何努力攻读诗书，也未能考取举人。一生守着其父那点家业，在文峰书院执教，经常为不得志而长吁短叹。家境也越来越差，一天天走下坡路。陈伯达母亲没有文化。陈伯达父母唯一高兴的是膝下三个儿女，小时候挺着人喜爱。执教之余，陈其潜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三个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父志，恢复家业，取得功名，耀祖光宗。陈伯达母亲，对三个孩子也十分疼爱。每当其夫唉声叹气之时，便劝慰丈夫，劝想开点，养着三个孩子，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不也是十分合意？陈其潜经其妻劝告，日久天长，也就转移了自己的志向，安心在书院教书过日子。
文化，也有个积累的过程。陈家三代读书，到陈伯达已是第四代，按理说，应当有所成就了。
陈家在当时仅属中下等人家，陈其潜没有一房二妾三房小，故也没有陈布雷家庭那样的众多人口。陈伯达兄妹三人，他排行第二，另有一个妹妹。三兄妹之间，只有陈伯达是读书人。陈伯达大哥脑子有点儿迟钝，不是读书的材料，跟着其父读了几年私塾，几如白读，陈其潜看其长子无可造就，不便勉强让自己儿子受苦，便由他去，开始让他务农。
陈伯达原名陈建湘，字尚友。20世纪30年代初，陈伯达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一次偶看电影《斯巴达克思》，对其主人公崇敬备至。后从其名字中取“巴达”两个字作笔名，中文音译为“伯达”。20世纪30年代中期，用陈伯达这一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这一笔名用得最多，影响最广，反使人们忘记了他的真名陈建湘。
陈伯达的启蒙老师是其父陈其潜。在陈伯达的大哥跟随父亲读书时，他也跟随练习认字。陈伯达8岁那年，其父因患鼠疫去世。陈伯达母亲于其夫病逝时，哭得死去活来，后带着两儿一女，艰难度日。每当夜深人静时，其母便长吁短叹，暗自伤心落泪。陈伯达姑母心地善良，看到其兄病逝后，其嫂和三个孩子无人照料，便接其遗嫂和三个孩子来惠安县城家中度日。老家岭头村的几亩薄田和几间房子，雇人看守和耕种。陈伯达在父亲死后，便到他堂兄所办的私塾去读书，三年后，转梅山小学读书。因陈伯达开始读的是私塾，未学过数学课，转到梅山小学后，数学怎么也跟不上，努力学习亦捉襟见肘，所获甚少。陈伯达从小学开始，数学就没有学好，长大之后，对数学仍是一知半解。弗兰西斯·培根说过：“数学使人周密，自然科学使人深刻。”陈伯达少年时期，乃至后来的青年时期，未学好数学和自然科学，其定型的世界观，仅是中国传统经学培养铸造出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缺乏科学性，遇事凭自己主观臆断，空言义理，于近代很不协调。父亲去世后，陈伯达在学校读书觉得很孤单，没有长辈做坚强的后盾。转学后，数学又那么差，别的学生一度很看不起他，陈伯达很自卑，经常独自一人来往，与人不合群。久而久之，养成了孤僻的个性。同时，于自卑中又很傲慢。
2.集美师范的文科高材生
私塾加小学，前后历时八年左右，陈伯达国文很有进步，数学却仍落后。15岁时，报考中学，因家庭贫困，只能报考免费就读的师范类学校。充满幻想和天真的陈伯达，报考了泉州师范学校。学校发榜之时，陈伯达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前去看榜。从头到尾，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含着眼泪离开了人群。回家的路上，落选的痛苦，在无情鞭挞着他少年孤独的心。他恨不得马上见到母亲，哭诉自己的不幸。路上的过往行人，见陈伯达如此惨像，都投过来疑惑不解的眼光。此刻，陈伯达最怕见人，见人们如此看他，心中更是难过。回到村子，推开家门，嘶哑地喊一声“妈”！哇地哭出声来。母亲从房内走出，见状，知其儿不如意，抱着孩子的头，掉下两行清泪。但其母毕竟是从痛苦中走过来的人，对生活也比较坚定，于是安慰他，不要过于难过，这次不行，还有下次。陈伯达哭了一阵子，也就躺在床上，休息去了。一天，也确实够累的了。
不几天，外边传来厦门招生的消息。晚上，于昏暗的油灯下，陈伯达与母亲商量再度报考。其母有了上次陈伯达哭的经验，这次未考之前，就反复安慰陈伯达，努力去考，就是考不好，也不要过于难过，今年考不好，还有明年，明年考不好，还有后年，只要有志气，努力学习，总能考上。陈伯达听着母亲的教诲，心中宽慰很多。7月，陈伯达在母亲的打点下，奔厦门赶考。此刻的陈伯达前途未卜，命运未知，再加上上次的失败，心中好生难过。陈母送子到村外，望着渐渐远去的儿子，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到了厦门，经过选择，陈伯达报考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国文考得很好，数学考砸，落榜而归，相当伤心难过。但是他名次却排上了候补生最后一名的名次。陈伯达母亲极力安慰他，候补生尚有再考的机会。陈之姑母亦对他好生安慰。陈伯达鼓起勇气，又一次参加集美师范学校的考试，国文试卷十分顺利，数学试卷再度使陈伯达横竖为难。看看如此陌生的试卷，陈伯达绝望了。考试结束，陈伯达交了试卷，连老师都不敢看一眼，心茫茫，不知如何走出了考场。回到旅店，陈伯达终日等待着命运的判决。同来参加考试的同学和同乡人，约陈伯达同游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他拒绝了。同学们劝他，他也听不进去。天无绝人之路，集美师范学校校长看到了他的作文，觉得陈伯达很有发展前途，看其算术仍是如前的“零蛋”，但他不忍心把一个将来在文章方面有所建树的学生弃于校门之外，其爱才之心驱使集美师范学校校长特批陈伯达入学。这样，陈伯达得以步入厦门集美师范就读。
美丽而静谧的厦门，陈伯达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的学习时光，所学为经学、历史、地理、英语、数学、体育等课。陈伯达经学、历史、地理成绩很好，数学极差，体育更是常不及格。
陈伯达刚入学那半年，十分想家，想念母亲。有多次至深夜，不能入睡，暗自落泪。好在自己国文尚好，深得国文教师青睐。国文教师不时召陈伯达去，给予耐心指导。陈伯达在国文老师帮助下，进步很快，半年便崭露头角。时间过得很慢，头半年，可谓度日如年。寒假到时，陈伯达归心似箭，约集同乡，向故里归去。
陈伯达入学后，其母虽日夜思念儿子，但陈伯达外出读书，无疑给她带来莫大的安慰。再者，大儿子在家劳动，每日必见，膝下有一儿子照顾自己，不觉怎么孤单。陈伯达常有家书寄来，其母收到后，虽不识字，经大儿粗读几句，更感欣慰。过去多年的愁苦生活，此时此刻，似有所转变。
陈伯达腊月十八抵家，母亲观其精神身体十分安好，与夏日迥然不同，心中不胜高兴。晚上，一家四口，坐在灯前，听陈伯达讲述半年来于厦门所见所闻的一切，其兄听得入迷，其妹也坐在旁边凑热闹。其母觉得儿子有出息多了，懂得多了。在家一月，母子四人十分愉快。正月十五一过，陈伯达从家动身返抵厦门。
心情愉快，学习更有长足进步。16岁的陈伯达于1920年的学年中，国文、历史、经学有了长足的进步。1920秋，陈伯达的上述三科，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中，已是佼佼者了。文科老师十分喜欢陈伯达，学校校长和图书馆上下人等，也都对陈伯达另眼相看。陈伯达学习也十分刻苦，图书馆经常留下他努力读书的身影。在厦门，陈伯达努力学习了数学，虽收获甚微，但也有一定进步。英语，是陈伯达接触的一门新东西，因他国文好，记忆力好，故英语在一年中，很有进步。物理，因他数学不好，学起来显得十分吃力。化学勉强凑合，因初级化学只要用点功，差不了多少。寒假前期末考试，国文、历史、经学三门课程，全年级考第一，英语考中等，数学、物理两科倒数第一、第二，化学勉强及格，总的成绩不错，陈伯达愉快地回家过年。
日子过得很快，陈伯达在家和母亲生活一个月后，1921年春，再次回到学校。17岁的陈伯达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努力一搏，向更好的成绩迈进。集美师范学校校长和文科教师，都认为陈伯达将来很有发展前途。同时，也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好学生而高兴。他的国文教师，常教导陈伯达，要改变孤独的性格，要和同学很好相处，勿以自己学习好而骄傲。每次谈话，陈伯达都十分感动。1921年冬，学校举行毕业会考，陈伯达十分轻松愉快地参加了考试。毕业之时，同学之间，近三年的同窗，自是手足之情，一时分手，难免痛哭流涕。老师鼓励他们毕业后，努力进取，校长鼓励他们，毕业后，以天下为己任。同学之间，也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3.奔波于上海厦门之间
毕业后，陈伯达回到老家惠安县任小学教师，只教了一个学期。经集美师范学校老师介绍，辞去故乡教职，来到厦门教小学，在三四所小学同时兼课，十分忙碌。所教课程为国文、英文、美术、算术等课。闲暇时，去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英文。就在这一年，陈伯达的“处女作”《兵？痞？》一文发表在1922年出版的《学生》杂志第九卷第四期上。从此，陈伯达便与文坛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伯达始以文字起家，终以文字陨落，其起点为1922年，终点为1970年，历时48年。
1923年陈伯达在厦门对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着将来成为大作家，他再次开始了大量的文学名著阅读。无课时，他跑回他的母校，借阅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仔细分析比较时下文章的写法。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上颇有名气的作家，十分崇拜，并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1923年春至1924年春，陈伯达几乎翻遍了集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文学名著和流行的报刊杂志。集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陈伯达也十分偏爱，每次他来，都给提供借阅方便。每当课后，陈伯达便回到自己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对一些极有用处的段落和句子，还认真地背诵。小学教员的工作是很累的，但此时的陈伯达，正值精力旺盛时期，顾不上一天的疲劳，就钻到书堆里去了。夏日学生暑假，冬日学生寒假，陈伯达回故乡度假。陈母见儿子精神尚好，比刚毕业时还胖了一点，十分高兴。陈伯达也把一年的积蓄，奉给了母亲。陈母见儿子能挣钱供养家庭了，更是打心里喜欢。
就在这一年（1923年），陈伯达在集美图书馆阅读了郭沫若先生的新诗集《女神》，其拜读之情状似饮琼浆玉液，其崇敬之心，实虔诚备至。一遍一遍地阅读后，他写信给郭沫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郭沫若亦给他写了回信。从此，在笔墨上结识了郭沫若。那时，陈伯达与几个朋友创办《厦门通俗教育半月刊》，其一卷二期的“卷头语”，为陈伯达写的一首诗。
朵朵黑云，遍布天空。
滔滔洪水，溢汜人间。
我们看不到一些光明，
我们望不到一片埃岸。
那怕黑云不散，洪水不干？
朋友哟？我们奋力前进！
我们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前进！
“希望”之正神，正在向我们招呼，
“挫折”便是至幸福之门的途径。
天下无有患以解脱不了，
惟有心人谁终莫之何。
朋友哟！我们毋庸畏怯，
我们是已备尝痛苦。
朋友哟！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揭起（我们前进）的大旗！
尚友，1924年3月31日题于厦门客寓
20岁的陈伯达，思想很为激进，与时代潮流并行，高呼着前进。
1924年，经《厦声报》编辑张觉觉（中共早期党员，陈伯达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后叛变）推荐，陈伯达辞去厦门职务，任职《厦声报》驻上海记者，前往上海工作。陈伯达踌躇满志，来到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陈伯达不觉心里黯然。上海与厦门不是一个语言区，陈伯达的闽南话，在上海到处碰壁，上海的沪语，他也学的十分吃力，且他又不善于采访，两者加一块儿，使他颇感费劲，渐觉不该来这儿。在上海，他一边当记者，一边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学者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沈雁冰、郑振铎、丰子恺、陈望道、蒋光赤等均在上海大学任教。在这里，陈伯达第一次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但他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之间，没有弄清这门学问的真谛。陈伯达在上海，感到十分孤寂，一方面由于工作上甚为吃力，另一方面由于人情世故方面十分不熟悉，交友甚少，到处陌生。1924年11月15日，他写的短篇小说《寒天》，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
上海，对于我来说，本是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况且又是进的S学校，越觉得寂寞孤冷，相识的人，虽不能说是没有，但总是和不相识一般。我一天到晚，像哑子一般，甚至于不曾说过一句话。我如那每次都打了败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我觉得我这回不安分的挣扎来沪进学，也已完全告失败了。我明春是无望再来的，在我的前方，只横着一片迷蒙的云雾。[17]
1924年冬，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次来上海大学演讲，与郭沫若有着笔墨之交的陈伯达，乘机与郭沫若见了面，并去他家拜访。谈话中，郭沫若告诉陈伯达，郁达夫[18]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编刊物，你若有什么文章可寄给郁达夫。之后，陈伯达把自己写的《寒天》寄给郁达夫，后登在1925年2月7日出版的《时代评论》上。
1925年春，陈伯达从上海回到厦门。是年，经过朋友黄振家介绍，陈伯达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此时，中国处于激烈的动荡与分化之中，1925年9月16日《洪水》杂志一卷一期上刊登的陈伯达《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大略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面貌。他在该文中写道：
我的确相信现在的中国，要谈主义，还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道救急的良符，足为我们努力国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标。
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青年学生与工农，尤其是青年学生，其地位尤其重要，因为工农的知识大多比他们低下，要赖他们的提携与指挥，其它各阶级的直接间接受他们的影响也最大。
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内部决难和谐，步骤决要紊乱。这个共同的信仰，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从陈伯达的文章摘录中，可以看出陈伯达对信仰和国民革命领导权两个问题的基本认识。陈伯达的认识是有错误的，其一为：他想把三民主义做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信仰，对三民主义问题缺乏认真探究。其二为：他把知识分子列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这期间，陈伯达仍在《厦声报》任事，经常往来于厦门上海之间。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写出《中国的言论界》一文，批评上海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舆论界。他认为上海舆论界，没有几家报纸支持工商学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的，大多是帝国主义的喉舌，为资本帝国主义卖命。
4.参加北伐战争
陈伯达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时，认识了该校图书馆主任吴康，陈伯达多次去他家中拜访求教。吴康对陈伯达的文章也颇为赞赏，并多次指点其不足。后来吴康从厦门到北京大学执教，“五卅”运动时期，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在广州，吴康写信约陈伯达来中山大学就读，并介绍说中山大学中文系不错，可来此深造。于是，陈伯达前往广州求学。
当时的广州，正处在北伐战争的前夜。同时，国民党右派向革命派进攻，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十分激烈。陈伯达来到广州后投奔吴康。吴康是福建人，这期间同来广州求学的一些福建籍青年，经常聚在吴康家里讨论时事，切磋学习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对福建的影响都很弱，来吴康家的一些青年，几乎都是信仰三民主义并日益向右转的一些青年。此时，陈伯达也深受影响。1926年初，是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前夜。错综复杂的形势中，陈伯达思想十分消沉，苦无出路。1926年《洪水》杂志第2卷第16期刊登的陈伯达《绝句四首》，反映了他这时的心境：
在人生的旅途之间，我是极感倦怠；
但停不了进行之曲，为了我母亲还在。
沧海流水何时竭，人生悲哀何时灭！
回答这短问，且等着地球飞裂。
说着“如此而已”，乃人生最失意的悲语，
正象薄暮的秋虫，隐在败叶之中微嘶。
来时多么高兴，去时却多么无聊；
任你怎样的追寻，希望总去我们迢迢。
1924年到1926年，广州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四面八方的革命志士，都投奔于此。但是，广州的形势很复杂。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左派倾向革命，倾向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力主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和苏联，竭力破坏统一战线。两广的地方军阀、广州的英法势力、地方反革命势力，错综复杂。投奔广东的革命志士，一般都投奔黄埔军校，投奔军队，投奔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投奔广州高校。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投奔对了，会觉得朝气蓬勃，如果投错了，投入到不是革命的那一方面，就会大为失望。陈伯达1925年冬至1926年春的心情，就是因为抱着一颗火热的心来投奔广州，结果遇到一帮思想极右的老乡，弄来弄去，他心境很是失望。他想投奔大革命的洪流，可耳边听到眼睛见到的都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猖狂活动。无奈，他只得潜下心来认真读书。
1926年，郁达夫来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与郁达夫有过书信往来的陈伯达遂前往拜访结识，郁达夫对陈伯达的文章亦曾有过指教。
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年，陈伯达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几年的记者和办报生涯，陈伯达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知识，明白了自己应在什么地方下功夫，中大中文系一年的系统学习，使他的知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他在广州对国共两党各自的学说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比较。1926年暑假，陈伯达准备回福建泉州老家度假，但没有路费。恰逢国民革命蓬勃发展，各地急需人才，中山大学国民党组织决定派陈伯达到潮汕地区去工作。陈伯达与驻防汕头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结识，受聘为诏安军官学校教员。不久，入张贞幕，为张贞的秘书，负责起草各种文告。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北伐军分为三路，西路军，指向两湖战场，是北伐的重心；中路军，指向江西战场；东路军，指向福建战场。待两湖战场打败吴佩孚后，三路军队再攻江浙孙传芳部队，而后过江北上，消灭张作霖部队。
北伐时期，张贞隶属北伐军东路军，归何应钦指挥。张贞从闽南带队随大军向北挺进。1926年冬攻克福州，张贞的军队得到扩充。由独立团变成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陈伯达亦变成了师长秘书。何应钦去福州创办“军事干部学校”，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政治教官，获少校军衔。此时陈伯达年方23岁。
陈伯达的初衷是将来成为一个大文学家，半年戎马生涯，使他对兵戎很不感兴趣。政治上，他倾向革命，去广州读书，一半的心意是深造，另一半的心意是投奔革命，可在广州的一年，他的思想很是矛盾，离开广州，去汕头，去部队。半年中，他看到国民党官场中充满勾心斗角的矛盾和斗争，看到没有几个人真干革命的。他看到国民党的军队，名为革命军队，实则“兵匪一家”，阴暗面太多了。似这种革法，什么时候革命才能成功？陈伯达思考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基础，在写作上也打开了局面，与其这样跟着队伍混，不如离开部队自己闯天下。陈伯达担任军校政治教官，与军校具体负责人产生了点矛盾，这更使陈伯达坚定了去志。在福州，当张贞奉命率队北伐进攻浙江时，陈伯达向张贞辞去了职务。张贞对陈伯达很好，不愿陈伯达离他而去，挚意挽留，但见陈伯达坚辞其职，知道他去意已定，于是与陈伯达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互相道别，并嘱咐陈伯达以后有事尽管来找他。昔日张贞与陈伯达的一场友谊，因人各有志，而各奔东西。但日后张贞对陈伯达帮助颇大。
留在福州，陈伯达应朋友陈少薇（中共党员）之邀来《福建评论》杂志社，协助他编辑撰稿。在办杂志的过程中，陈少薇发现陈伯达的文笔很好，思想也不很落后，于是在过从交往中，不断向陈伯达灌输一些进步思想。时值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来福州工作，陈少薇便把陈伯达介绍给王荷波，王荷波与陈伯达交往几次，商量要陈伯达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陈欣然接受。
此时的陈伯达，因文笔好，当过记者和张贞的秘书这两个特点，在福州已小有名气，故离开北伐军之后的一举一动，颇受人们注意。陈伯达在军队干过一段，他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俨然一个部队指挥官。他对于干这一行，也很积极，在工人纠察队中十分活跃。陈伯达的种种举动，使国民党右翼人士不断向上面汇报他此时极左。1927年3月下旬，张贞收到何应钦密电，要他就地处决陈伯达。张贞感念昔日与陈伯达的友谊，于是密告陈伯达这件事，并提供给陈伯达200块大洋路费，还派林学渊护送，让他逃走。
陈伯达迅速从福州逃到老家厦门，躲在厦门大学里。追捕的人跟踪而至，陈伯达见在厦门也待不住，遂登船北上，潜逃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滩血雨腥风。陈伯达到达上海后，与已在上海的张觉觉和先期到达的陈少薇接上了关系，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下旬，经张觉觉、陈少薇两人介绍，陈伯达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21年底中专毕业到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的另一个收获是初露了写作的才华。从1922年到1927年5月，陈伯达一共发表了12篇诗文：《兵？痞？》，1922年4月《学生》杂志9卷4期；《卷头语》，1924年4月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第1卷2期；《原意志》，1924年5月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1卷3期；《朱妇毙婢案发生后的期望》，1924年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第1卷5期；《别读者》，1924年7月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1卷8期；《我所希望于本社的》，1924年7月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第1卷8期；《寒天》1925年2月《现代评论》1卷9期；
《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1926年6月《洪水》第1卷1期；《中国的言论界》，1926年6月《洪水》1卷1期；《寄》（诗），1926年6月《洪水》1卷2期；《绝句四首》，1926年《洪水》2卷16期；《我社的过去与将来》，1927年1月厦门通俗教育社年鉴。
五年的历练，陈伯达在人生阅历和文笔写作两方面，确立了初出茅庐后的第一个里程碑。人生奋斗进入了一个新起点。1927年，是革命与反革命白刃格斗的转折点，在这严峻的岁月里，37岁的陈布雷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而23岁的陈伯达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