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1.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分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A.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B.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C.战时苛酷的征收；
D.拉夫（运输军用品）；
E.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F.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2.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起初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3.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