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观念意识随着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而拓宽，人们的心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宽容。
一、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
民族意识一般指人们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共同生活准则和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民族意志的集中体现，属于民族内群众共同的文化价值心理。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纳家户村由于是回族聚居区，民族意识历来较浓。居民的共同意识的变化是整个回族民族意识变化的一个窗口。该村回族居民的民族意识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共同的精神关注点。群体精神关注点的定位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关注点有所不同。该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人们共同的精神关注点集中在复兴宗教上，并曾出现过“宗教热”，其他事务都在其次。然而20年之后，这里的回族居民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已完全不同。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和社会分工分业的发展，人们共同的精神关注点已经或正在发生转移，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已成为多数人关注的问题。由于居民的精神意识放到了民族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其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大为增强，表现出对其他民族的开放心态。“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被许多人列入民族振兴的主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回族居民对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也表现出理解和尊重，不再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端。许多回族居民认为，在村里，汉族是“少数民族”，人家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这表明回族的民族精神意识已经开始以一种自觉的真正的平等意识来对待自己和其他民族。
新时期民族精神的内驱力。改革开放前，由于体制的束缚，人们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消极保守、狭隘、安于现状成为那一时期纳家户村人普遍的精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改革精神注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并成为民族意识发展的一种内驱力，推动着人们的心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宽容。“用改革的精神办事”已成为纳家户人一面精神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一方面，人们对于阻碍他们进取和发展的一些陈规陋习，敢于去打破，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宗教必须融入改革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伊斯兰精神就是一种改革的精神。另一方面，人们将宽容的理念注入到民族意识之中，表现了一种日趋宽广的博大胸怀。尽管民族与宗教信仰本质是两回事，但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来说，过去人们在概念上是统一的，即认为回族必须要信仰伊斯兰教。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纳家户人把改革精神与伊斯兰精神融为一体的观念代表了回族民族意识发展的一种新动向，是回族走向现代化的民族理性之光。
重视人生，勤劳务实的人生态度得到充分实践。回族的人生态度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认为，人的生死寿限、贫富贵贱、吉凶祸福皆由真主决定。但同时又认为，人并不被动地接受命运，无论命运如何，都不能忘记个人在现世的义务，都要努力劳动。穆罕默德说：“最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而得者。”但在改革开放前，纳家户人对这一人生观缺乏全面的理解，重视人生，勤劳务实的人生态度，被消极无为和听天由命的观念所代替。80年代以后，回族穆斯林重视人生，勤劳务实的人生态度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人们艰苦创业的一种精神底蕴。在这里，到处是行色勿勿的忙人，很少能看到有人闲坐在家中，即便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要找些力所能及的活干，人人都在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而奔忙，人人都活得充实而安详。正如一位乡干部所说：“别的村上的人一般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愿挣，纳家户村的人则是大钱小钱都愿挣。”这种不因小利而不为的行为取向，是村民勤劳务实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人生态度，使改革开放后的纳家户人很快走上勤劳致富之路。
宗教意识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宗教意识是指信仰者在一定宗教观念支配下的特定的心理，以及对事物和人生的独特认知和理解。宗教意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反映人们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会保持其基本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会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立即改变，但事实上它又不能不受到信仰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及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在不同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意识在同一中又表现出千差万别。正是这种变化推动着宗教自身的发展，并使之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而使宗教得以长期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纳家户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纳家户绝大多数穆斯林既坚守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同时又积极地以科学理性来指导生产和生活。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既信仰宗教也相信科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而科学（或科学理性）则是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指南；不信仰伊斯兰教就不能称为回族，不相信科学就会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在绝大多数居民的观念意识中，宗教信仰是最基本的前提；科学理性是现代生活必需，所以信仰也不排斥科学理性。这种二元的思维方法和观念意识统一了信仰与科学理性的矛盾，既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兼容精神，也更加符合现代观念。
对宗教派别的认识趋于宽容。伊斯兰教有不同的宗教派别，不同宗教派别的信仰者过去相互之间持排他态度，即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教派最正确。这种宗教意识有时往往会导致不同教派之间的摩擦。现在这种观念在纳家户回族居民中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上更加注重信仰的实质和内涵。这种开放的宗教意识，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宗教与社会主义事业相协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事业相协调，使自己的观念意识符合社会的要求，已成为纳家户回族特别是一些宗教职业者的自觉认识。寺管会和阿訇在履行宗教事务的同时，注意运用自己的宗教文化知识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通过信教群众所熟悉和习惯的某些宗教活动形式，协助党和政府进行道德、法制和政策宣传。寺管会和阿訇在讲“卧尔兹”时，把讲经和讲时事形势结合起来，教育信教群众要遵守国家法律、遵守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如经商要诚实，要施舍济贫、孝敬父母、勤劳致富，反对欺骗、贩毒、卖淫等丑恶行为。这些教育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深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配合政府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在经学上有造诣的阿訇从《古兰经》等经典上找到先哲有关节育和避孕的训导，然后利用“主麻日”聚礼讲经的机会，向信教群众反复讲解计划生育不违反教规，不失“依玛尼”的道理，从而消除了回族群众对计划生育的顾虑，使该村计划生育工作由难以推行转变到比较好做，近几年已基本上杜绝了超生现象。
二、道德情感与意识
由于伊斯兰教对人们的行为举止、立身处世的态度都以戒律和劝导的形式加以规范，因此，纳家户村回族居民在把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把伊斯兰教的戒律作为一种立身处世的道德原则加以遵守。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什么是应当做的（使得），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使不得），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有明确的规范。每到星期五大礼拜进行聚礼时，阿訇念“卧尔兹”亦要反复地宣传这些宗教戒律，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民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行。该村一向有着较良好的道德氛围，凡是虔诚的教民都能自觉地以这些戒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对善恶亦能作出统一的价值判断，自觉地抵制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偷盗、赌博、吸毒、性乱以及经营中的坑蒙拐骗等丑恶行为为人们所不容；勤劳节俭、吃苦耐劳、诚实善良、济贫扶困、尊老爱幼等优良品德则为人们所崇尚。穆斯林都有一个道德理想境界：即通过现世的道德修行，以便后世能进入“真主”设定的“天堂”。在他们看来，行善祛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义务，而且是与个人幸福、人生的终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三、法制观念
法制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律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包括对遵守国家法律、依法办事和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意识等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重人治、轻法治，在该村又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过去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律，因此居民的法制观念淡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感受到了法律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法制观念逐渐增强。
知法的自觉意识较强大多数村民对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有自觉的认识，渴望学习和了解法律知识的意识较为强烈。有的人深有感触地说：“在当今社会，没有文化不行，没有法律知识更不行；不懂法，就有可能因为无知而犯法，或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不知道怎样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由于人们对法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对法律知识的重视程度与以往相比有较大提高。
守法用法意识较强该村居民具有较强的守法意识，在生产和生活中因各种矛盾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极为少见，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都表现出冷静、清醒的态度。同时也出现了依靠法律手段解决冲突、捍卫人身正当权益的法治意识。人们在发生冲突和捍卫自身权益时已开始寻求更公正、更有效的解决方式和途径，这无疑是人们法制观念强化的表现。
此外，村民法制观念的强化还表现在绝大多数居民对政府依法管理宗教所表示出的赞同态度。绝大多数居民对法律的地位以及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四、婚姻与生育观念
婚姻观念村民的婚姻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两次深刻的变化。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50年代初，新婚姻法的颁布，提倡自主平等的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使恋爱自由、结婚自主、离婚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一些前所未闻的现代观念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然而这一观念变革的实际进程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发展比较缓慢。因为树立起这些观念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这20年中，大集体的生产体制制约了人们广泛的社交，男女青年恋爱结婚程度不同地受到限制。在这一时期成婚的人中，多半还是包办的婚姻，婚姻自由仍然阻力重重，“爱情”更被认为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字眼。自由、自主的婚姻观在物质匮乏的社会条件下只能是一种奢望。
上述观念只有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实现的基础。随着纳家户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交往的扩大，大多数人对婚姻家庭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以往人们通常把“传宗接代”当做婚姻择偶的根本目的，乃至唯一目的，如今一些年轻人已开始懂得把婚姻与个人的幸福联系起来。因此择偶的自主性大大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完全自主婚姻已占50%。年轻人的观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父母长辈。不少父母在谈及儿女的婚事时认为找对象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做父母的顶多只能当个参谋。有家人的儿子自己做主找了个汉族姑娘，父母起先不太同意，而当得知他们真心相爱时，也欣然同意。有些上年纪的人很羡慕今天的年轻人能够自由恋爱，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过去人们一般都羞言“爱情”，如今这已成为许多年轻人婚姻恋爱中的一个经常话题。年轻人坦言自己最喜欢有关爱情故事的电视文艺节目和文艺书籍。就连许多中老年人对电视节目中的爱情故事也由过去的看不惯，到如今的习以为常。至于爱情流行曲，大多数年轻人一般都爱听爱唱，中老年人也不反对。至于早婚，老一辈人中较为普遍，它是与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观联系在一起的习俗（早婚是为了早生贵子早得福）。然而在新一代纳家户人中，这种现象已得到根除。如今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较理想的婚姻和使婚后生活更加幸福，大多数主张先立业后成家。晚婚观念得到自觉提倡，婚姻质量也随之得到提高。
生育观念生育观念上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的转变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由于长期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生多生少是“命运前定”等等旧的生育观念，过去在居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大集体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下（多一人可以多分得一份口粮）和“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引导下，传统的生育观念得到强化，以致少生优育、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提倡，但直至70年代末在纳家户村仍未得到推广。直到1984年，仍然有许多群众在计划生育上思想不通，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干部与群众常常因此发生冲突。乡上的干部也感慨地说：“回族村计划生育工作最难做。”然而，到1997年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转变了，少生优育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符合政策的规定（即每对回族农村夫妇可生二胎）。其中在青年及初中以上文化者之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就更为明显。
尽管多生多育的观念在极少数人当中还依然存在，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愿意多生。且“只生一个”的观念在青年和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中已占有一定比例，对生育中的重男轻女的现象也较之过去大为弱化。不过，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几乎每个家庭都希望在计划生育的指标内，至少有一个男孩。有了男孩后，第二胎才能做到“生男生女无所谓”。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要想方设法确保第二胎是男孩。如若两胎都是女孩，往往要冒超生受罚的风险，寄希望于第三胎是男孩。因为人们的观念大多数还没有脱离这样一种传统意识：只有男性后嗣才能继承家产，才能保证家庭“香火”的延续；养儿才能防老，才不至于失去面子。可见，改变这种重男轻女的生育观比改变“多生多育”的观念更难，更需要时日，有赖于农村整体的现代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五、商品经济意识
在伊斯兰教教义中，经商是光荣、高尚的事业。所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居民对经商行为有着天然的认同。善于经商、乐于经商成为回族的一种民族精神和传统习惯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回族的经济行为。纳家户村居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突出，即便是在商品经济活动几乎被完全禁止的年代，他们也没有停止经商、做买卖。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市场观念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活动的成功，依赖于对市场需求的准确而又及时的把握。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活动中，不仅注意发挥个人和家庭的特长与传统，而且十分重视市场行情，当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时，能够及时改变经营方向和经营策略。20世纪80年代后应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农具修造业、运输业、清真饮食业、屠宰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养殖业等至今已成为该村的主要行业。但在经营过程中，这些行业在经营人员、项目和规模上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许多经营者都能够及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调整经营方向和策略，如一些从事农具修造业和运输业的农户在市场需求一度趋于饱和时，及时把资金和劳动力转向其他非农产业；村里一家最早办起养鸡场的农户，在禽蛋市场需求尚未达到顶峰时，果断地转向其他行业，成为村上第一家饲养狐狸的专业户。那些没有改变经营方向的农户，则不断地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产品规模和产品结构。这种积极主动地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经营活动方向的观念，反映出纳家户人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
竞争意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竞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比发展、比收入的意识日益强烈。家庭之间比谁家日子过得红火，谁家新房子盖得漂亮，谁家购回了大彩电、电冰箱，谁家买回了汽车、装上了电话、谁有手机等等。由于竞争，家族内部联合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行业及行业内部的经营方式和策略日趋成熟。在纳家户村，这种横向比较和竞争的思维方式深入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这种横向的比较和竞争使纳家户各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也正是这种竞争意识，使纳家户村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商业道德意识村民有着较强的商业道德意识，这一方面来自于村民对国家法律、政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知，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对商业道德的影响。伊斯兰教不仅鼓励穆斯林积极从事经商活动，而且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在伊斯兰教义中，是否遵守商业道德同交易结果的好坏直接相联系；对于遵守商业道德的人主张给予奖励，反之，则主张予以惩罚。由于商业道德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每个虔诚的穆斯林在遵守商业道德上有着较强的自觉意识。诚实经商、买卖公平和凭约守信已成了纳家户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所奉行的原则和经营之道。
分工协作意识重视分工协作是回族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纳家户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他们在经营活动中不搞小而全的模式，往往是一个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带动和影响了一系列相关行业和生产环节的发展。各人和家庭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施展才能，生意越做越精，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该行业的发展，也使更多的人在行业发展的带动下走上富裕之路。该村人“发羊财”“发牛财”便是其中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