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亮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抚教是和佛教大致同时创立的一种宗教。因其创立者为公元前600-前520年间的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故又称琐罗亚斯德教；因其崇拜火与光明，故俗称拜火教；因其实际上是经过改革的波斯地区的马兹达教，继承了马兹达教对Baga即胡天神的信仰崇拜，故在中国亦称为火抚教或祆教，因为胡天神崇拜也就是日月星辰崇拜，就是天崇拜，而祆也就是天，据说乃是天神二字的合成。
祆教创立之后将近100年，在一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被萨珊王朝尊为国教并藉萨珊王朝在欧亚大陆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之势而越过中亚传播到东方。其传人中国的时间，陈垣先生在《火祆教入中国考》0中认为是在南朝梁和北魏时期，其时始应闻名于中国而“晋宋以前无闻也”。陈氏之文乃是关于火抚教传人中国一事的开创性着作，甚有贡献。但限于条件，其结论并不确切。后来的研究者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较为可信的看法。王素先生在《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中指出，早在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建立之前，火祆教就在中亚一带盛行；随着丝绸之路上佛教僧人和世俗商旅之往来，有可能经过他们的介绍而为中国所知。因此，在慧皎的《髙僧传》中就有维祗难信奉“火祠”的记载，还有维祗难与沙门斗法，佛教降服火法，维祗难遂皈依沙门的记载；此事发生于黄武三年(224年)或之前，可见三国时期火祆教已为我国所知。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祆教已在北方流行开来且受到北魏灵太后、北齐后主和北周之尊崇。柳存仁先生在王素先生之前也曾指出，南齐(479-501年)时学者严东的着作证明，严东时代的道士已经知道火祆教；又据《魏书》，《北史》等有关灵太后的记载，指出当时华北地区火祆教的存在。祆教之传人中国，无疑也是经由丝绸之路由西而东的。因此，敦煌地区也就可能很早就与祆教有过接触。只是，史料记载缺如，现已难以追踪其迹。然而，推想起来却确实可能曾经兴盛过。《晋书张实传》云：
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实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
沙、仰信之，密与实左右十余人谋杀实，奉弘为王。实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实。
这是前凉史上的一起借教起事的重要政治事件，发生于320年。从《晋书》称刘弘“挟左道”且“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眩惑百姓”来看，刘弘并不太像是道教中人，而很可能就是祆教或至少祆教色彩极浓的人物。刘弘起事，不在敦煌地区，但起事之地离敦煌地区并不远。故可推想，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地区可能也有祆教之流行。
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地区有祆教之流行，当更是事实。姜伯勤先生在论及“萨薄”或“萨甫”、“萨保”、“萨宝”一词时，曾引用陈国灿先生《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一文中“是北魏时凉州的已有固定的萨保官职”一语，谓其“当为确论”；还指出“隋唐时有雍州萨保、凉州萨保、高昌萨保、敦煌萨保等”，而萨保“作为职官是管理胡户的首长”且开府理事，其职能之一即为派出官员管理祆寺，“萨宝府置祆正、祆祝等官主祠祆神”。姜伯勤先生在同书中还指出：
……敦煌8世纪末吐蕃人占领前夜也存在过“萨保”，如S.0542号《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中，第172行有大乘寺寺户“安萨保”，其执役记录为“守囚五日，营田夫五曰”。安萨保一名提供了两种解释的可能，一种可能是“萨保”是安氏的名字，如宇文护之名萨保一样。另一种可能则是沙州城东的“安城”是粟特安氏主持的粟特人聚落，其中有由安氏担任的“萨保”，在敦煌被占领后沦为寺户。由此意味着沙州萨保在8世纪末的没落。总之，不管两种解释中的那一种能够成立，都说明8世纪末以前“萨保”一词已在沙州“粟特人”中流行。
这就是说，沃教在唐前期的敦煌地区一直存在。在吐蕃统治时期，祆教情况因无资料可证而不明，很可能已经衰落。又，姜伯勤先生对S.542《戊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中“安萨保”的两种解释中，后一种解释如果能够成立，那么也可作为吐蕃时期祆教衰落之一证，而这后一种解释在笔者看来能够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萨保”既为一种职官，那么一般人似乎很难用作人名，至于宇文护之以之为名则因宇文护乃是北周大臣，其家庭地位颇显赫。
进入归义军时期以后，和佛、道二教一样，祆教在敦煌地区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归义军政权建立前夕，唐武宗刚刚制造了有名的法难，祆教也受到株连。然而，在敦煌地区，祆教之在吐蕃时期衰落，与此并无直接的联系，因为武宗法难并未波及敦煌地区，而且时间已是在吐蕃对敦煌地区的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实际上，祆教在吐蕃时期的衰落，是同粟特人聚落之亡有关的。粟特人之到达敦煌地区，时间当相当早。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地区发现过五件至迟属于西晋末(3世纪末，4世纪初)的粟特文书信，即可证明这一点。后来，在敦煌地区又形成了粟特的聚落，即唐前期行政编制为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地点在州城东500米处的安城。8世纪末，这一聚落已经消失姜伯勤先生指出，粟特人是以祆教来维持队商及聚落的团结的，抚教“主要是粟特商胡及移民信仰的宗教”。粟特人聚落既已消失，那么祆教自然也就会衰落然而，到了归义军时期，已经衰落的祆教，在敦煌地区却逐渐地兴盛了起来。其表现是：
有神庙，即祆庙。S.367唐光启元年(885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伊州伊吾县有祆庙，因不在敦煌地区，姑不置论。P.2005等卷《沙州都督府图经》则载沙州祆庙如下：
祆神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
据此，则沙州确有祆庙且当在安城。不过，应当说明的是，P.2005等卷《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唐前期的写本，则所记为唐前期之事。再具体点说，沙州祆庙之建，当为初唐之事。既然如此，那么《沙州都督府图经》就只能证明唐前期敦煌地区祆教之流行，而不能证明归义军时期祆教在敦煌地区之兴盛。然而，当粟特人聚落消失时，初唐所建祆庙虽已零落残败而恐未完全消失。归义军时期，当被重修并又成为当时为祆教活动甚至其他一些活动的中心。《敦煌廿咏安城祆咏》云广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敦煌廿咏》见P.2748等卷，其创作时间大约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到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间，正当归义军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京生《诸杂字一本》中载有“祆庙”，S.2241《公主君者者状上北宅夫人》内有“切嘱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歌，祆寺燃灯”语，S.214卷背癸未年，甲申年后《社司转拈）中有“右缘少事商量，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廿日卯时于祆门前取齐”语。上述诸写本俱为归义军时期写本，有的还很晚，以至晚至曹元忠之世。可见，整个归义军时期，祆庙确实存在，而且它不仅是祆教活动的一个据点，还是其他一些活动如社区活动——可能主要是粟特人的社邑活动的一处场所。
有赛祆活动。“赛祆是一种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装游行等盛大场面，是粟特商胡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的庙会式的娱乐活动。”归义军时期的一些文书中均有记载。可见如下的例证：
(一)P.4640己未年至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中的己未年(899年)记有：七月廿五日“又同支赛祆画纸参拾张”；十月五日“又支祆画纸参拾张”。庚申年(900年)记有：
正月十三日“支与赛祆画纸卷拾张”；四月八日“赛祆支画纸卷拾张”；四月十六日“又赛抚画纸卷拾张”。
辛酉年(901年)记有：
正月十一0“赛祆支画纸畚拾张”；二月廿一3“同日，赛狄支画纸卷拾张三月三g“东水地及诸处赛祆，用粗纸一贴”；四月十三曰“赛祆用画纸卷拾张”。
(二)P.2569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粉堆牒》中记有：
四月十四曰夏季赛祆用酒肆瓮四月十四曰夏季赛祆用。
(三)敦煌研究院藏《酒帐》中载：
四月廿曰“城东祆神酒壹瓮。
(四)前件《酒帐）续卷P.2629《酒帐）载：
十曰，城东祆赛神酒两瓮。
(五)S.U66《归义军使衙内破用历》载：
十七曰，准旧城东祆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炒面二斗，灌脎九升。
(六)S.2474《归义军衙内油粮破除历》中记有：城东祆，灯油二升。
由这些例证看来，赛祆活动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是很繁盛的。不仅如此，而且所用纸张酒食油等，还由归义军衙供应；其场所，则主要在“城东祆”，即安城祆庙，此外还有东水池等处。
渗入敦煌地区的民俗活动。P.2569《儿郎伟驱傩文）云：
驱傩圣法，自古有之。今夜扫除，荡尽不吉，万庆新年。长史千秋万岁，百姓猛富足钱。长作大唐节剑，无心恋慕腥膻。司马敦煌太守，能使父子团圏。今岁加官受爵，入夏便是貊蝉。
太夫人表入之后，即殊五色华秋。正是南杨（阳）号国，封邑并在新年。自是神人冗愿，雄干下娌(里)之言，今夜驵傩仪仗，部领安城火祆。但次三危圣者，搜芕内外戈祆趁却旧年精魅，迎取蓬莱七贤。屏(并)及南山四皓，金秋五色弘（红)莲。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
按，P.2569在缩徵胶卷中已抽归吐蕃文书（编号113)；又，P.3552有其异本，文字大同小异。P.2569有《儿郎伟》多篇，从上引一篇及另外几篇行文中有“正是南阳号国”、“能使南阳重霸”等语句来看，似为张氏归义军时期作品。其中“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祆“中的“安城火祆”，原卷实为“安城大祆”。但究竟是“安城大祆”还是“安城火祆”，无关紧要，因为是“大祆”也罢，是“火祆”也罢，无非是“祆”；而“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祆”正表明在除夕驱傩的群众性民俗活动中，驱傩者们是以安城祆和“三危圣者”、“蓬莱七贤”等祆教神主和道教神仙共同的名义进行的。笔者甚至猜想，当时居住在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很可能也参预了此项活动。而无论这一猜想是否能够成立，祆教渗入敦煌地区居民汉人驱傩这种民俗活动，都是瑰凿无疑的。
有诗歌赞颂。这就是上已述及之P.2748等卷的《敦煌廿咏）中的《安城祆咏）。诗云：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
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煺。
笔者曾经推测，《敦煌廿咏）可能是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有名的文士张球的作品。无论这个推测是否正确，而《敦煌廿咏）之成于张氏归义军时期当无疑问。其中的这首《安城祆咏），则是敦堪遗书中唯一的一篇咏赞安城祆的作品；虽只短短八句40个字，其重要性仍是可想而知的。诗作者当是汉人。对于信仰者在教煌地区主要为粟特人以及别的胡人的祆教来说，汉人而咏抚庙，本身已可见到祆教之影响已越出祆教信仰者之范围而到达敦煌地区的主体居民汉人；再看其中的“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等诗句，虽有诗人夸大之嫌，而祆教之受敦煌地区居民广泛注意，更是无可怀疑的了。
有壁画表现。烧宗颐先生的《敦煌白画）中有一樯二女神像。饶氏云广P.4518(24)绘二女相向坐，带间略施浅绛，顔微着赭色，颊涂两晕，余皆白播。一女手持蛇竭，侧有一犬伸舌，舌设殊色。一女奉杯盘，盘中有犬。纸本已污损，悬挂之带尚存。”在赛抚活动中，每次都要领取画纸畚拾张，用以素绘祆教神主，饶氏书中所收此二女神像“即留下了悬挂以供赛祆的痕迹”，“悬挂之带尚存则表明此种纸上素画系用于赛抚”。此犹为纸画oP.2005等卷《沙州都督府图经》载祆庙”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参以S.367《沙州伊州地志）卷中所记“抚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一语，则敦煌祆庙“画神主”自为素画祆神壁画。至于祆神神主之形象，姜伯勤先生云部分祆神神主的形象有时与佛和菩萨的形象有某种相似”，因为S.2729吐蕃统治时期的庚辰年五月廿日沙州所书《太史杂占历）中有“岁在丑年，将佛似抚”的记载，而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中亚粟特祆祠中神像在肖像学上颇受印度影响”。当然，扶教神主形象未必都像佛和菩萨，有的“形象严猛，有威摄感”，如祆神摩醯首罗的形象，故S.3553《儿郎伟驱傩文》中才有“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当作“大”)祆。但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祆。趁却旧年精魅，逐取蓬莱七贤”等语句。既如此，则敦煌祆寺中的抚神壁画形象当不限于温文尔雅，肃穆慈祥一类，而是也有威武好战一类的形象的，而无论其形象如何，祆教神像以壁画和纸画形式为敦煌地区广泛所知，则是可以肯定的。
归义军时期祆教在敦煌地区的存在和兴盛，当然是有其原因的。归义军政权对佛、道二教固然容许以至尊崇，对其他宗教应当也是宽容的。特别是祆教，由于主要是粟特居民和商人的宗教，而粟特人在张议潮逐蕃归唐的过程中是持支持态度并因此而在归义军政权中控制了某些高级官职和重要部门，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也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恢复和推行自己民族本来所信奉的宗教。当然，粟特人也信奉佛教。然而，相比较而言，他们对袄教更要亲切一些。郑炳林先生曾指出：“粟特人信仰佛教注重形式，投机取巧”，是“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佛教的信仰；对于祆教，则在条件许可时必然地要使之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壮大”；“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但安城的赛袄活动得到官府认可，变成官赛诸神的惯例，另外其余敦煌诸村落像百尺下、东水池等处赛祆也变作官赛诸神惯例”。姜伯勤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归义军时期祆教之兴盛加以说明。姜氏在引录前述S.2241《公主君者者状上北宅夫人》全文之后写道：
……此君者者公主，可能是于阗国王或回鹘国王之女，在归宁于阗或甘州时寄与曹家北宅夫人的一封信。据《宋史于阗传》谓其地“俗事祆神”，大抵沙州往西至于阒，沿途多有祆寺，如自播仙镇往西，经“祆井”，直至于阗。故此公主得到北宅夫人为她“沿路作福，祆寺燃灯”。
曹氏与于阗的友好关系，也影响到沿途祆寺的兴盛，且使祆教风习向敦煌地方民俗中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