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对于东亚古国，如高丽等，辽朝也采取了一如对于东北亚诸部的同样政策。据《辽史外记高丽》记载，辽太祖、太宗时期，双方已树立了友好的睦邻往来。至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1)，随着辽朝对东北亚诸部的征服，朝鲜半岛也随之成为辽朝进行扩张的重要方向。统和十一年(993)，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谢罪于契丹，契丹“诏取女真国鸭渌江东数百里地蜴之。”高丽因此岁岁入贡契丹，开始沦为辽圣宗时期契丹政权的附庸。史称，统和十二年(994)十二月戊子，高丽进妓乐（于辽），（诏）却之。
统和十三年(995)十一月辛酉，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戊辰，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契丹)语0统和十四年(996)三月，高丽王治表乞为婚，许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嫁之。庚戍，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契丹）语。
自此，高丽或遣使问契丹帝后起居，或吊慰越国公主（即恒德之妻）之丧；而岁时朝贡，更是依例而至，不敢漏缺。迄于辽亡，始终臣属于辽朝，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双方可谓“休戚与共”，为东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东亚的另一个重要古国日本，虽早在辽初就已与辽朝建立了“通贡”的关系，但远阻大洋，凡一切与契丹辽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经常仰需于高丽的支持，因此，高丽成为了契丹辽文化输入日本的重要中转站。史称，在辽道宗时，契丹与高丽的文化交流已突出地体现在宗教哲学的范畴中：
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
大康九年(1083)十一月甲寅，诏僧善知仇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
双方在这种相互往还的佛学着作的整理、赠送与校对的过程中，成功地创造出当时中国古代着名的《大藏经》。依据目前对佛学《大藏经》的研究结果可知，当时计出现了三套收集佛学着作较全面的《大藏经》，这三套经书的整理和刻印者，分别是辽朝、高丽和北宋。而就目前对这三套经书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是：契丹《大藏经》的质量最佳，高丽次之，北宋又次之。这些经书也无一遗漏地输人到了日本。史称，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九月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即明范）等二十八人来贡。
明范，为避辽帝讳，故《辽史》书“明”为“应”。明范和尚，大约也象其它居住于高丽、北宋的日本僧人一样，来到契丹并居住下来学习契丹的佛学着作和哲学思想。契丹，已经成为当时东亚地区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的枢纽。
契丹同北宋的经贸往来，在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经贸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首先，双方互遣的朝聘人员，既是庞大的外交使团，也是一个携带大宗物品的商队，在双方的经贸联系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所以，双方之间派遣的每一次聘问活动，都同时意味着一宗巨大的物质互换的过程。其次榷场贸易，为辽宋之间的经贸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双方分别在雄、霸、涿、易诸州，设立互市，进行榷场贸易。辽朝除了每年自北宋获得30万匹两（1044年增至50万）的岁输银绢外，榷场贸易也是辽朝获利很大的重要经济渠道。史称，北宋在和盟之后，于安肃军(今河北徐水）等置榷场，与辽人贸易；设官管理，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
辽以布、羊、马、蛇、皮毛及银钱来易取北宋的茶、绢、犀象、香药、丝织品、漆器和《九经》等书籍。仅在河北一道，辽朝每年向北宋输人羊即达数万只；大量的外输物品的行销，使辽宋贸易中的辽朝处于明显的“出超”状态，宋钱不断地流入辽境。贸易的优势，伴随政治战略的优胜地位，使辽宋对峙的过程中，北宋陷于无力自拔的颓势。
辽宋贸易，在官方贸易之外，民间交易（或走私)也成了双方交流的重要渠道。如北宋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书籍出境；禁止贩辽盐入境，以维护自身的食盐专卖制度，等等。但这些均难以禁绝，尤其是辽宋和盟之后，这些问题始终都是北宋坚持进行专项打击的重点目标。
此外，辽朝还在宁江州、渤海等边界互市，使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村，西夏（党项）以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和毛织品，高丽以纸、墨、米、铜、人参、粗布等与辽朝贸易。但辽朝在与西夏、阻卜诸部的贸易活动中，也严禁铜、铁物资出境，甚至，还限制西夏等与北宋贸易的物品种类，表现出了当时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帝国气象。
三、契丹辽朝与北亚和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契丹辽朝建立之后，随着对外(或周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关系的加强，契丹辽朝也先后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高昌回鹘等地设置了互市地点或互市机构，史称：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骊、棘鞴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肢鱼之皮、牛羊驼马、毳貭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舍强属。
当时，在北方大漠迄至西伯利亚、高加索一带，居住着数目众多的游牧部落，尤其是西迄阿尔泰山，东至贝加尔湖流域，当时广泛地分布着室韦一达恒系统诸部，它们不相总一，过着逐水草畜牧的游牧生活。所以，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将打击的方向时不时地指向室韦一达恒诸部，使得当时的中央亚细亚地区成为刚刚兴起的契丹政权势在必争的战略重点。史称：
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伐越兀及乌古、六奚、比沙狨诸部。
室韦、于厥、乌古、突厥、党项、沙陀等蕃部，成为辽初致力征服的主要目标。天赞三年(924)：
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曰于林。丙申，遣骑攻阻卜……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回鹘霸里遣使来贡。
此次战役，辽太祖的兵锋直指阿尔泰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基本上征服了漠南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及辽太宗时，漠北的土拉河、鄂尔浑河、色愣格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已尽在契丹势力的控制之下。会同三年(似0)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种。
胪朐河，又作胪朐儿河，即克鲁伦河。而今外蒙境内的色愣河等三河流域则已成为辽朝的公主封地了。史称：
天显十一年(936)秋七月辛卯，乌古来贡。壬辰，蒲割宁公主率三河乌古来朝说明蒲割宁公主是以三河乌古部落的宗主身份朝觐太宗的。辽太宗会同三年(940)二月，“乌古遣使献伏鹿国俘，赐其部夷离堇旗鼓，以旌其功”。证明了乌古诸部已经臣属于契丹。会同九年(946)七月，太宗诏令“以阻卜酋长曷剌为本部夷离堇”。辽朝的政令，在辽太宗时已推行到了漠北。所以，到辽圣宗统和年间，漠北诸部已经顺理成章的接受契丹政权的“条制”约束了：
统和六年（988)闰五月甲寅，乌隈于厥部以岁贡貂鼠、表青鼠皮非土产，皆千他处贸易以献，乞改贡。诏自今止进牛马。开泰八年（1019)七月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
随着漠北区域被一步步地划人契丹版图，双方严重对立的状态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统和二十二年（1004)八月庚申，阻卜酋铁剌里来朝。戊辰，铁剌里求婚，不许。
而此事，在《辽史属国表》中则记载许其婚：
统和二十九年（1011)六月，置阻卜诸部节度使不久，象阻卜、乌古、敌烈等漠北部落，便正式设置契丹官员进行管理了，还经常遣使出巡岭表（即外兴安岭)。在辽朝对漠北的严密控制之下，辽朝的声教也已远播中央亚的北部及其迤北区域：
天显六年(931)春正月甲子，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
天禄二年(948)春正月，（王子）天德、萧翰、刘哥、盆都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迁刘哥于边，罚盆都使辖戛斯国。从此，辖戛斯与辽朝经常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史称，辽太祖初元三年(909)十月，“西北娘改部族进挽车人。”娘改，后亦写作“斡朗改国”。应历十三年(963)五月壬戌，视斡朗改国所进花鹿生。
迄至辽天祚帝时，斡朗改国仍与辽保持通贡的关系，天庆三年（1113)六月“干朗改国遣使来贡良犬”。在这种局面的影响和带动之下，在11世纪时，吐蕃及蒙古(即蒙古)也与辽朝很快地确立了“通贡”关系：
开泰七年（1018)闰四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诏）从之。
大康十年（1084)二月庚午朔，蒙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蒙古国遣使来聘。
此外，契丹与当时中亚地区的回鹘、西域诸国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有着不断遣使回鹘等地的记载流传下来。《辽史》称：
天显八年(993)六月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即阿萨兰回鹘，在西域）。
天显十二年(937)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贺。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回鹘）。
胡末里，《辽史》又写作“鹘末里”。此次奉使，大约经历了甘州、沙州回鹘部落，最后达西域地区，终至阿萨兰回鹘，故胡末里往返近三年，方完成了使命，《辽史》称：会同三年(940)二月辛亥“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赐对衣劳之。”这大约也是辽朝对阿萨兰回鹘的第一次遣使。此后，辽朝对甘、沙诸州回鹘推行了羁縻统治，会同二年(939)“回鹘单于使人乞授官，诏第加刺史、县令。”及辽景宗时，又有如下联络：
保宁三年(971)二月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统和八年（990)二月丁未朔，于阗、回鹘各遣使来贡c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刺干各遣使来贡。统和十四年(996)十一月，回鹘阿萨兰遣使为子求婚，不许。
重熙二十二年（1053)二月丙子，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同时，甘州、沙州回鹘及归义军政权也纷纷奉辽为宗主，与辽保持密切地往来：
会同三年(940)正月，回鹘使乞观诸国使朝见礼，从之。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统和十九年（1001)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
开泰八年（1019)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
册封曹顺(即曹贤顺，《辽史》避讳“贤”，故去之)的使人，就是辽朝的汉人望族，韩氏因在官犯罪，“遂以笞刑断之，仍不削夺在身官告，念勋旧也。明年奉使沙州，册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恭，亦是贤字避讳的转写。此后，开泰九年(120)辽朝所遣使人还自沙州，史称：十月，郎君老使沙州还，诏释宿累。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
看来，辽朝对于沙州（敦煌)的重视程度，不亚于阿萨兰回鹘。双方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于经济文化的交流，重要的还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互补关系。
咸雍三年（1067)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契丹与诸国的联系主要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契丹与西亚的联系，主要地是通过当时立国中亚和西亚的萨曼王朝与伽色尼王朝来实现的。史言天赞二年（923)，“波斯国来贡（于契丹)”，次年“大食国来贡(于契丹)”。所谓波斯国，即伊朗古代的萨曼王朝；大食，即阿拉伯古代的伽色尼王朝。史称：
统和二十四年（1006)八月，沙州敦煌王曹寿（即曹贤寿）遣使进大食囯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o
自此，大食国逐渐沟通了与契丹的联系：
开泰九年（1020)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
太平元年（1021)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此时，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使契丹辽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地区。加之后来的西辽在中亚地区的历史活动，使契丹辽文化在中亚、西亚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即使在辽朝灭亡之后，阿拉伯及欧洲史籍中也都一直以“契丹”来称呼中国。
契丹辽朝在同中亚、西亚、东亚各地区及各个民族政权和部落社会的经济文化交往之中，采取以“近则治(制)之，远则羁属”的办法，不断地扩大版图。即使在圣宗以后进人了封建化的过程中，也仍然保持着契丹和其它诸族的部落组织的基本形态，使部落社会的畜牧业经济在辽朝的社会发展中不绝如缕地保持下来，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农牧兼济的新样板。这种形式不但更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也有利于古代诸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调整和改善，有利于打破南北方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塑造一个更大范围更大幅度的南北方人口融合发展的趋势。畜牧经济的突出特征在于重视商业和商品的流通，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自给自足，这既形象地描绘了公元10-12世纪中国南北方社会的发展现象，也突出地体现了契丹辽朝在推进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独到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南北兼济体制的实行。因此，契丹辽朝在“近则治之，远则羁縻”的策略下，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威望，扩大了自身在国际间的影响，使得契丹辽朝统治的腹地(即契丹本土)成为当时东亚与中亚、西亚及欧洲非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枢纽。
谨以此文纪念素所景仰的孙修身先生。
《辽史》卷3《太宗纪》。
《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天福二年。
《辽史》卷3《太宗纪》。
《资治通鉴》卷282C后晋纪》天福四年。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天福十二年。
《五代史补》卷3。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
C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贡献四。
《旧五代史》卷38《唐明宗纪四》。
0日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辽史》卷3《太宗纪上》。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K《旧五代史》卷42《唐明宗纪八》。
《全唐文》卷854，许敬迁撰《请禁断契丹样装服奏》。《辽史》卷3《太宗纪上》。
《辽史》卷4《太宗纪下》。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
《辽史》卷4《太宗纪下》。
《辽史》卷1《太祖纪上》。
《辽史》卷3《太宗纪上》。
《辽史》卷4《太宗纪下》。
《辽史》卷12《圣宗纪三》。
《辽史》卷13《圣宗纪四》。
《辽史》卷15《圣宗纪六》。
《辽史》卷15《圣宗纪六》。
《辽史》卷16《圣宗纪七》。
《辽史》卷23《道宗纪三》。”
《辽史》卷24《道宗纪四》。
忽)《宋史道宗纪》。
《宋史食货志》。
《辽史食货志》。
《辽史食货志》。
《辽史》卷1《太祖纪上》。
辽史》卷1《太祖纪上》。
《辽史》卷59《食货志上》。
辽史》卷3《太宗纪上》。
《辽史》卷〖2《太宗纪三》。
《辽史》卷16《圣宗纪七》。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辽史）卷15《圣宗纪六》。
(辽史》卷17《圣宗纪八》太平四年四月有马世弘出使岭表事。
《辽史》卷3《太宗纪上》。
《辽史》卷5《世宗纪》。
m辽史}卷铋穆宗纪六》。
(辽史）卷16《圣宗纪七》。
《辽史）卷24《道宗纪四》。
辽史》卷：K太宗纪上》。
(辽史）卷8《景宗纪上》。
《辽史）卷13《圣宗纪四》。
《辽史》卷20《兴宗纪三》。
辽史》卷4{太宗纪下》。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辽史》卷16《圣宗纪七》。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兴宗编《韩栉墓志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3辽史》卷16《圣宗纪七》。
《辽史》卷22《道宗纪上》。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