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一时期蕃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宣和三十二年(西夏天盛十四年)“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乾佑二年任用文臣番汉教授斡道冲为中书令。斡道冲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在文化事业上也是兼蕃、汉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才思敏捷，通晓五经，曾用西夏文撰述着作，史籍中记载他曾“译《论语注》别作解义20卷，曰《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随着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西夏的刻书事业也兴盛起来，政府设置刻字司，主持刻印事业。这一时期，刻印的西夏文典籍有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文韵书《同音》、西夏文字典《文海》、百科词书《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西夏文同义词典《义同一类》、西夏文一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译自汉文的《论语》、《孝经》、《盂子》、《尔雅》、《类林》等等。
就在蕃、汉礼交替争先，互相斗争的过程中，佛教却不声不响地迅速进人西夏社会的各个阶层，元昊及其父亲德明两人都通晓佛学，并先后向宋朝求取大藏经。此后，西夏又多次向宋朝购买佛经。同时，西夏统治者为了扩大佛经的影响，在国境内大建寺庙。如当时着名的承天寺、高台寺、护国寺、卧佛寺等，许多重要的佛教寺院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
蒙古灭亡西夏以后，一部分西夏上层人士仍被蒙元政府所用。仅《元史氏族表》就列有26个唐兀世系，《元史》列传中为30多位唐兀人立了传，这还不算子孙的附传。据统计，出仕元代有史料可证的西夏人物多达370余人，这些西夏后裔在蒙元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为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对于西夏灭亡以后的党项人来说，对其民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族的同化与消亡了。在消灭西夏的残酷战争中，由于蒙古军队的大肆杀戮，迫使党项人及其子孙不得不更姓改名，不敢承认自己是党项人，这就从客观上加速了民族的融合过程。党项人在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善于吸收和学习各民族的文化，这种美好的愿望也间接导致了党项民族的异化。元代建立之初，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并不重视儒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深受儒学影响的唐兀人高智耀，曾大力为元朝统治者鼓吹并推行以儒治国的道理。移居河南濮阳的唐兀杨氏，“自闾马移居濮阳开始，子孙三代相继筹建义学，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义学终于落成，并置学田近五百亩，聘请唐兀彦国先生任教，学生逾五十人，闾马尝言：宁得子孙贤，莫求家道富。常厚礼学师以教子孙，乡人家贫好学者，悉为代其束修礼”
从被迫更姓改名到主动崇奉儒学，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最终导致了党项人与其它民族的同化。虽然在河北省保定曾发现过明代西夏文经幢石刻，表明西夏文字仍为西夏遗民所传用，但这如同回光返照的一抹晚霞一样，已经无法阻挡党项族被同化乃至消亡的历史命运了。
四
综上所述，西夏党项民族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指西夏建国以前，这一时期早晚又有所不同。早期，党项族生活于川、甘、藏交界的松潘草原一带。其文化习俗如同其他西南民族一样，那时尚处于原始文化阶段。晚期，即发展到唐五代，党项人几乎整个民族向北迁徙，从南部的川甘青藏草原到北方的宁、陕黄土高原，随着环境的变迁，时间的推移，原有的民族文化与迁居地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建国前的党项民族文化，已明显地染上浓厚的汉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点。
第二阶段，即西夏时期。随着民族政权的建立，西垔迎来了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党项民族化的加强，即所谓的“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等推行蕃礼的举动。这种文化上的标新立异，或者亦可称之为文化复归，其实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关联的。不如此，党项人怎么能够摆脱原来所处的羁縻、附庸地位，从而形成“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的独立政治力量呢所以，建国后，西夏党项民族文化的留存和发展当在情理之中，这也就是我们发现或翻译西夏文献时，总是能够体察到西夏文化仍保留了相当多的民族特色的原因。其次，倕学与佛教文化因素的强烈渗透，使得西夏文化的本质越来越接近于汉文化。将其复杂的过程进行简单的概括，便是旷日持久的蕃汉礼之争与佛教文化的大力推广，最终汉礼深人人心，西夏社会注重“仁孝”等侨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佛教几乎成为西夏的国教，在境内长久不衰。
第三阶段，指西夏灭亡以后。虽然，西夏亡国后，其主体民族党项人仍被蒙古政权视为比较尊贵的二等“色目人”。但是，这时已今非昔比，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国家政权已经消亡，党项人被遣散到全国各地，致使党项人逐渐融合于杂居各地的民族之中，随着民族的散居，民族感倩的淡化，西夏文化也自然而然随之异化。
追根拥源，其实党项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并不是十分明显。如《隋书党项传》所载其早期社会的特征，似与吐蕃等古代西南民族无多少异样。在其后来迁徙和与宋、辽、金、蒙古等政权纷争的数百年间，又广泛地吸收了汉族、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使得党项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西夏灭亡以后，民族凝聚力的遽减，相同族人的分散，被杂居民族的同化等等因素，使得党项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更强，同时，自身的特色也就不自觉地被自己丢弃了。
总之，党项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外因的作用非常明显，如与党项文化共生的汉文化、吐蕃等民族文化的发达与强大，包括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各主面的影响，导致了党项文化的异化。但是，内因的作用应该是最为主要的。早期党项文化的原始、单一，使得她必然在迁徙途中大量吮吸比之更富营养的汉族、吐蕃等文化的因素，借以发展和壮大自己，与此同时，自身也在不知不觉地被异化着；西夏建国后的蕃汉礼斗争以及佛教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在本质上改变了原本就没有多少个性的西夏文化的面貌，这时西夏文化的民族性虽然时有强化的要求，但是每一次斗争之后，民族文化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一步步在加深；发展到蒙古人消灭西夏以后，随着党项人在更为广阔的汉文化氛围中求生存的时候，党项民族的彻底消亡和民族文化的完全异化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旧唐书》卷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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