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的塾师生涯，日益冲淡他两次科举应试不第的伤感，培养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他曾在《杂感》诗中写道“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在戊戌变法期间，他由热心科举到绝意仕进，信奉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其代表作为《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继而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沉思和“自卫军”武汉起义失败后的激励，决心到海外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3年春赴日留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赴异邦而心怀中土。在10年的留学生涯中，其教育思想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1913年春他回忆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值世局大变，万国交通，国内人士，争倡变法自强之议，采用东西洋各国成法，创兴学校，以图教育之普及。余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当时，谭延闽罗致他出任湖南教育司长，但他婉言拒绝，而选择任湖南一师教员。他说：“教育者，寂寞之事业，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于此，有志者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因此，他在一师的5年半，始终“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实现改造社会、振兴祖国的理想和抱负。
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被读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1915年。杨昌济与蔡元培一个堪称经典的对话，蔡元培与杨昌济讨论教育救国时，蔡元培说教育救国就是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来拯救国家，甚至是通过全面教育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来救国兴国。当时杨昌济立即反驳他，说教育救国就是育一人而救国，因为当时杨昌济与杨度曾经就君主立宪救国进行过多次讨论和切磋。所以他培养的毛泽东就有君主思想。这个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得到充分证明。
历史告诉我们最后还是杨昌济的想法得到了实现，他培养的学生都是中国近代历史赫赫有名的人物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等。以及受他影响的徐特立、林伯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