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以“捉拿佛罗里达法院通缉的大毒贩诺列加”为由，美国出动南方司令部所属部队和从美国本土空运的陆军第7步兵师、空降师、海军陆战队，并首次出动8架F-117A隐形战斗机，2.7万名美国士兵，兵分五路大举向一个只有220万人口的小国——巴拿马发动突然袭击，并予以占领。惊惶失措的诺列加被迫躲进了梵蒂冈驻巴国的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希望获得罗马天主教会的保护。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梵蒂冈只好交出诺列加，1990年1月3日，诺列加投降，被押送到美国受审。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为此作出裁决，美国政府有权在国外抓捕外国人，对那个国家的抗议可以不予理睬，直接在美国提出起诉。美国之所以要大举入侵巴拿马，将诺列加捉拿到美国审判，主要是因为巴拿马运河区战略地位重要，而这位诺列加将军又与美国对立，不愿继续服从美国的指挥棒。此役美军死27人，伤330人。巴拿马死3000多人，另有2000~5000人受伤。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干预手段，把拉美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打造后方基地。但近年来，拉美地区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反美声音越来越强。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已达八个，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和巴拉圭，占南美十二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组成了“反美阵营”，反对美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
由此，美国千方百计在拉丁美洲孤立古巴卡斯特罗，排挤查韦斯这样的反美“旗手”，在巴西、阿根廷等大国之间不断打入楔子以使其相互制衡，但结果却是在拉美这一美国“后院”出现了加速联合自强的趋势和空前的反美脱美的左翼化浪潮，拉美地区国家间加强区域合作，组成了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了南方银行，积极推动建立地区性防务组织“南方防务委员会”。巴西和阿根廷开始在双边贸易中逐步弃用美元，厄瓜多尔等国则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拉美国家自主处理地区事务能力的加强，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针对拉美地区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组织反击，明显加大了对拉美事务的干预力度。对一些反美色彩并不十分浓厚，立场相对温和的国家，美恩威并施，竭力拉拢。而对被称为“邪恶轴心”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美国的态度则十分强硬，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恐吓、支持政变、组织暗杀等手段，无所不用。
2.墨西哥掉进“陷阱”
拉古拉迈·拉詹，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在《断层线》一书中认为，社会体制的失误与金融危机之间密不可分。美国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和疯狂的货币、超前的消费紧密相连，而这一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与分配体制的不公密切相连。
三大经济与社会断裂线，存在于各个经济体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最糟糕的方式弥补裂缝，最后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济大陆撕扯成碎片，分隔得更远。拉詹勾勒出三根断层线，一是日渐扩大的贫富不均，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忽略内需，三是经济衰退后所需要的复苏期拉长，使低息政策成为复苏的法宝，是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而贫富差距是一切的根源。
美国在1976年到2007年间，实际收入每增长1美元，最富裕的1%家庭能得到58美分，上述数据说明了内需动力彻底丧失。但发展经济，政府必须鼓励内需，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对家庭放贷，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放贷。于是，放松信贷门槛、发展虚拟经济、对金融道德风险眼开眼闭成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当美国到处推销其自由经济模式时，人们看到同样的现象流毒全球，普遍的贫困，暴富的族群，宽松的货币，以及可怕的贫困代际传递。可以想象，法制健全的美国因为贫富差距而陷入金融危机泥潭，法治不彰、利益群体横行的社会，结果到底会如何？拉美经济危机早就提供了答案。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在拉丁美洲推销“新自由主义”政策，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开发银行、美洲银行、WTO等国际组织，以美元汇率为武器，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了新一轮的拉丁美洲经济运动。
经过20年的包括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等内容的完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拉美在经济上逐渐形成对美国为主的外国的依赖，支柱产业得不到发展，无休止的外债压力，经济根本呆滞，无休止地被要求调整，被要求私有化。拉美成为一个被剥削、贫穷、急速的财富两极化、社会边缘化、社会分化所毁坏的次大陆。
墨西哥是与美国接壤的近邻，又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经历了近20年经济快速发展期，创造了又一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奇迹”。墨西哥、阿根廷及巴西等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世界经济的“新兴市场”。
按197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绝对值1960年为124亿美元，1980年达到1670亿美元，经济整体规模接近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11位，在拉美地区居第2位。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拉美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得十分突出，1960~197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5％，1970~1977年继续保持增长。人均GDP方面，1970年为893美元，1975年为999美元，1978年则达到了1220美元。
墨西哥最大出口市场美国，由于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13.77美元涨到37.29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触发了美国持续3年的经济危机，美元实行了紧缩政策。由于长期依赖美国消费市场和美元的持续流入，受美国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撤回国内，于是墨西哥对美元实行了管制政策。
1982年，由于萧条的恶化和对利率及美元的监管使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墨西哥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出现了第一次墨西哥债务危机。
到1983年，墨西哥总共800亿美元债务中的140亿美元属于拖欠美国9家银行的欠款，其中最高债务相当于有关银行资产的50％。巨额外债使得1982年还本付息高达158亿美元，墨西哥出现了外汇枯竭、清偿拮据的严峻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请求国际金融机构准许延期偿还到期贷款，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由于通货膨胀加剧，比索严重高估，特别是墨西哥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距的扩大，使墨西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内实行了3次比索大贬值，并采取了双重汇率。
正是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操纵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国际反危机的中心角色。它的战略思路主要是通过危机介入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让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美国很快组织了80亿美元的经济贷款，其中20亿来自美国各州的紧急贷款，10亿为美国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50亿为国际清算银行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贷款，化解了这次比索危机。而墨西哥使用这些贷款的条件是按美国开出的药方进行市场化改革。
IMF的这项稳定计划名为控制通货膨胀，主要政策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管理制和资本市场，放开国家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IMF要通过危机把拉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而实施这些改革是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条件。
显然，这项名为“稳定计划”的政策目的是如何提高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保证拉美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1985年10月，世界银行和IMF又提出了以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贝克命名的“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核心还是IMF的计划，不同的是他的计划包含由私人银行向拉美提供贷款，但是作为获得贷款的条件是，拉美国家必须推行IMF开出的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由于许多银行拒绝参与这项计划，拒绝提供贷款。而拉美国家则反复强调，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难以推动这类改革。
于是198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布拉德宣布，只要拉美国家愿意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债务可以重新组合。重组后的债务将低于原有的债务额。
这些计划显然是不成功的，因为拉美地区不仅没有解决各自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虽然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相对低位，但是失业率大幅度高升，贫富悬殊扩大。
按照1960年的数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1%的居民，也就是1.1亿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70年代这一数据曾降到40%。据拉美经济委员会报告：“贫穷人口的数量从1980年的1.359亿（其中包括6240万赤贫人口）增加到1994年的2.093亿（其中包括9830万的赤贫人口）。在这一时期，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7340万。”
结果是，1983年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造成比索高估，人为削弱墨西哥的出口竞争力，导致大量的经常账赤字，墨西哥必须依靠吸引美国资本流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1992年墨西哥债务高达104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7％，利息支出超过100亿美元。外国投资自1989年以来，大量涌入墨西哥，1993年外国资本流入达到308亿美元，其中投资证券和投机性的货币市场基金占一半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尤其是流入的短期投机资金，增加了墨西哥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任何改变都可能导致资本外逃，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这时，美国的利率上调成了墨西哥投机泡沫“釜底抽薪”的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