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赛”两先生的体用分离
“五四”否定的是传统的“孔先生”，肯定的则是西方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发现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的阙如之后，具体化为请“赛先生”与“德先生”来补充，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无论我们怎样替孔夫子辩护都难以否认，孔夫子的体系毕竟是伦理学体系。他老人家只教我们如何做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认知世界的办法。另外，他教我们要知礼知忠知孝，但没有说明每一个体生而平等。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每一个体都拥有灵魂的主权与生命的主权，都可以自我确立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五四”推出“科学”与“民主”这两位大先生，是永远抹不掉的丰功伟绩。
只可惜，“五四”讲科学、民主，重在“用”的层面，未能注意“体”的层面。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都有体、用两面。“体”（精神方向）对了，科学技术可用于造福人类；“体”错了，科学技术则会变成杀人武器以至于毁灭人类。民主也是如此，有健康文化的支撑，民主便是光明；没有健康文化支撑，民主则会产生种种病态丑态。对于“五四”体用的分离，已故的哲学家贺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些中肯的批评文章，可惜未被注意。他在《文化的体与用》一文中说：“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须见其集大成之处。必定对于一部门文化能见其全体，能得其整套，才算得对那种文化有深刻彻底的了解。此条实针对中国人研究西洋学问的根本缺点而发。
因为过去国人研究西洋学术，总是偏于求用而不求体，注重表面，忽视本质，只知留情形下事务，而不知寄意于形上的理则。或则只知分而不知全，提倡此便反对彼。老是狭隘自封，而不能体用兼赅，使各部门的文化皆各得其所，并进发展。假使以这种狭隘的实用的态度去研究科学，便难免不限于下列两个缺点。一因治科学缺乏哲学的见解与哲学的批评，故科学的根基欠坚实深厚，支离琐屑，而乏独创的学派，贯通的系统。一因西洋科学家每承中古修道院僧侣之遗风，多有超世俗形骸的精神寄托于宗教修养，认研究科学之目的亦在于见道知天，非徒以有实用价值的技术见长。此种高洁的纯科学探求的境界，自非求用而不求体者所可领会。
”又说：“回看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也走上西洋近代争自由的大道……须注意的是政治自由须有道德自由的基础，而道德自由又须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为道德自由建立形而上的基础以充实政治自由的根本，使争政治自由不致流入藐视法律纲纪的无政府主义和浅薄的理智主义和狭义的个人主义；使争道德自由不致成为反科学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同时争近代西人所共争的自由，但又不要忘了我们特殊的文化背景，抛弃中国几千年间传下来的中心伦理思想。”以上引自《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贺麟先生针对的五四新文化理念变动中的偏颇而强调体用兼备，很有见地。尽管“五四”有偏颇，但民主与科学总是人类的光明。今天，中国及海外华人世界重新尊崇“孔先生”，这是好事，但是，有一些尊崇者则想用“孔先生”来冲击“赛先生”与“德先生”，用儒家道统来掩盖当今中国科学与民主的阙如，这不是对孔子真正的尊重，弄不好，会把孔子再次当做敲门砖和让他扮演令人厌恶的角色。
（四）文学革命的概念错位
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一直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主将陈独秀，发表的宣言性文章是《文学革命论》，而第二主将胡适，发表的纲领性文章是《文学改良刍议》，至于周氏兄弟，更是反映“五四”新文学创作实绩的大作家。因此，我们在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时，回避不了新文学革命。
新文学运动在形式上的革命功不可没。如果说，日本明治维新讲的是“版籍奉还”，那么，中国的“五四”讲的则是“文字奉还”，即把文字还给社会的大多数——被称为“平民”的广大阶层，从而打破少数人对文字的垄断。这一大文化目标，派生出文学形式上的一场革命：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于是，在1918年的前前后后，中国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便进行了一场新的语言写作试验。鲁迅、胡适等，都是“第一个吃螃蟹”（鲁迅语）的人。打破文言的束缚，确实有益于激发作家诗人创作的活力。也许你永远只喜欢古诗词，永远不会喜欢新诗，但你不能不承认，新诗能够帮助你冲破思想的牢笼。
“五四”之后，因为“言”与“文”由二元变成一元，文学便更广泛地走进社会，尤其是走进社会的底层。这一点，人民大众一定会铭记五四文学革命者的贡献。但是文学形式的变化，特别是后来在反对“欧化”的名义下进一步提倡大众语、工农兵语，却使文学逐步失去典雅之美，“下里巴人”完全消灭了“阳春白雪”。
新文学运动最值得反省的则是内容上的革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项内涵：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影响最大的是第一项。但是，这里发生了两个重大的概念错位，其一是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贵族精神的界限；其二是没有认识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和流氓痞子精神。
贵族特权可以打倒，但贵族文学、贵族文化、贵族精神不可以打倒。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倒了国王与贵族阶层、贵族特权，但法国至今仍维护贵族文化与贵族文学，也从未有过对贵族精神的大批判。理由其实简单，因为法国以至欧洲最优秀的文学都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创造的文学与文化，欧洲文化还剩下什么？至于贵族精神，更是以贵族为主体创造的、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具有特殊内涵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尼采所概括的“自尊”精神，还有相应的低调、遵守游戏规则、淡泊名利等精神，这更不可以随意推倒。中国的氏族贵族制度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时瓦解了，到了两晋南北朝又出现了门第贵族，但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也瓦解了，直到清代，才又出现满洲部落贵族统治。因此，中国并没有形成欧洲那种长期延续的贵族传统和骑士传统，也没有欧洲式的贵族道德谱系。
尽管如此，中国贵族文学还是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周代的贵族诗歌。《诗经》便是当时贵族礼仪、交往、外事的道德文本，也可说是文化通行证。诗写得“不类”（与身份、场合、氛围不合）会导致诸侯国的紧张甚至战争。第二次高潮是六朝的“玩贵族”，即玩声律、玩对仗、玩技巧、玩辞采，形式主义之风大盛一时。虽然朝代性的贵族文学业绩不够理想，但有三个个案却形成贵族文学的高峰，这就是屈原、李煜和曹雪芹，这是不可打倒也永远打不倒的高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贵族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这三个高峰是中华民族文化永远的骄傲，而《红楼梦》又恰恰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先声。陈独秀在匆促上阵时，想到的贵族文学只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些骈文散文，这实际上是汉族乡村士绅文学，并非满清贵族文学，尽管它带有“气清体洁”（曾国藩语）的贵族性。这种文学可以商议批评，也不可打倒。
五四启蒙者还有另一个概念错位，就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界定为平民精神，把贵族文学的对立项界定为平民文学（或国民文学）。其实，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和痞子精神，贵族文学的对立项则是奴才文学和痞子文学。平民可以蕴含贵族精神，正如《红楼梦》中的丫鬟晴雯、鸳鸯这些最“平民”的小女子，“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而贾赦、贾蓉等贵族老爷少爷则身为权贵而高贵精神丧失殆尽。
192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率先反省“五四”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加以对立的错误，认为平民文学也需要贵族文学的洗礼方能成其优秀文学，并认为平民文学的“求生”精神（生存层面的精神），和贵族文学的“求胜”精神（超越生存层面的存在精神）并非势不两立。可惜，他的反省只是自言自语，并未引起注意。他的文章之后，是象牙塔（精神贵族的存身之所）的逐步毁灭，是一切“自己的园地”的彻底扫荡。
鲁迅在世时，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他去世之后的数十年中，则连躲都没有地方躲，连放任山水的逍遥自由都没有。在大革命的潮流中，清朝贵族和汉族乡村士绅同归于尽，贵族的精神和它的阳春白雪文化没有立足之所，而奴才文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向极致，充斥人间的所谓“革命颂歌”，实际上是俗到极点的“奴才文学”。一两代的诗歌，实际上是明代台阁体的现代版。以“三杨”（杨荣、杨溥、杨光先）为代表的台阁体是典型的御用文学（御用文学也是奴才文学），它除了颂扬权威之外，什么也没有。
“五四”除了对贵族文学的认知发生错误之外，对山林文学也采取极为偏激的推倒态度，这态度直接导致隐逸精神丧失存身之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也竭力嘲讽“隐士”，抨击隐逸文学，不容庄子、伯夷、叔齐式的存在方式和抽离是非的边缘思维方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丧失逍遥的自由，放任山水的自由，鲁迅负有责任。
（五）现代人文经典创造意识的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