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从7：00到24：00不间断地报道，不仅给驻外记者的报道工作提出了保证时效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记者的广播意识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记者能够发回口播报道，而且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记者必须冲到第一线，采录到最新、最权威的音响，将其及时发回。如果说以前的记者不注重发回“带响”的报道是因为没有平台，没有出口，那么新的频率的诞生就给记者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新频率开播以来，一些有丰富广播音响制作经验的记者已经在这一平台上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而他们的表现也是所有对外广播记者努力的方向。
新闻采访机会的少与多
在尼日利亚驻站期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新闻事件发生，我们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依靠通讯社稿、当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新闻渠道发稿，外出采访的机会比较少。这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由于当地经常发生外国人被抢被杀的情况，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冒险开车出去采访。另外，在当地常驻的外国新闻机构也很少，只有法新社、BBC、新华社和国际电台等几家，尼日利亚新闻部也从来没有组织过记者集体采访。
而在韩国期间，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其次在韩国举行的各种国际性会议等活动很多，提供了不少采访机会；而且外国记者俱乐部、韩国国政弘报处等机构也经常组织一些采访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采访到。我就有过几次采访遇阻的经历。
由于朝鲜半岛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论上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韩国的军事防御也是由美军所主导的。所有与军事有关的采访都归美军司令部审核，他们通常会把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记者排除在外。新华社一位记者在三八线军事警备区采访时，还曾被美军没收相机，几经交涉才得以取回。最令我们气愤的是一次前往美军基地的采访途中夭折的经历。
2003年3月，驻韩美军司令部新闻官室通过汉城外国记者俱乐部，邀请外国媒体组团采访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的美军先进武器系统及野战训练实况，其中包括F一117A夜鹰隐形战略轰炸机、F一15E及F一16战机等先进武器。于是几家中国媒体通过传真方式，向驻韩美军报了名并获准前去采访。然而14日，就在我和新华社、科技日报的两名记者一起驱车南下前往群山美军空军基地的途中，居然接到了美军司令部的电话，称不允许中国记者前往采访！
对于驻韩美军司令部出尔反尔，突然挡驾拒绝采访的这一荒唐举动，中国记者马上做出了激烈反应，并在14日下午联名签署了一份抗议信，分别送往驻韩美军司令部新闻官室、韩国总统府海外媒体秘书室、韩国海外弘报院外国媒体处和汉城外国记者俱乐部，对驻韩美军司令部对中国记者与其他外国记者采取差别待遇，并妨碍中国记者的采访一事，提出强烈严正抗议。抗议信同时强烈敦促美军当局，就保障中国记者今后的采访权利做出诚恳的承诺。
美军司令部后来给了一份非常勉强的解释，称中国记者不能采访、中国记者要去采访必须在三天前提出采访申请等。美军司令部同时还对中国记者无法适时采访表示了所谓的“道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朝鲜半岛局势得不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中国记者是不会得到平等的采访机会的。
除此之外，韩国其他的采访机会还是很多的，但也需要记者从大量的采访机会中甄别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从而写出符合需要的稿件。我曾经写过一篇《韩国节多烦恼多》的稿子，对韩国各地人造节日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烦恼进行了一番描述。实际上，我们也同样被这些节日困扰过。有一次，我们一批记者去参加清道的“斗牛节”活动。结果从汉城坐大巴6个多小时到达节日主会场，在会场坐了半个小时，看到了一场斗牛赛，然后吃了午饭就匆匆坐上大巴往回赶。这趟斗牛节之旅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活动。同行的一位老记者说，以后这种活动还是别参加了，太累了。还采不到东西。
能文还要能武
作为一个驻外记者，需要关注的报道范围很广。除了要及时跟踪报道驻在国及周边地区的时事政治动态和科技进展等内容之外，还必须关注另一片硝烟弥漫、烽火四起的战场。那就是影响越来越大、牵动着万千体育爱好者心绪的各种体育赛事。而作为一名爱好体育的驻外记者，能够在任内赶上一两次体育盛会并参加报道工作，真可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2002年，全球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和亚运会都在韩国举行，在汉城驻站的我躬逢盛事，得以参加报道工作，收获颇多。
每一位记者都知道，要想搞好某一事件的报道，必须详细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否则以己之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体育报道同样如此。在参加体育赛事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情况，不打无准备之仗。了解得越多越详细，对于搞好报道越有帮助。
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我本人对于各种体育活动特别是足球有着初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参加过1998年世界杯和1998年曼谷亚运会的后方报道工作，并曾作为特派记者前往黎巴嫩采访过2000年亚洲杯足球赛，可以说对于体育报道并不陌生。这就为搞好世界杯和亚运会的报道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正是有了对足球的兴趣垫底，在韩国为主办世界杯慢慢预热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积极地参与各项世界杯准备工作的报道。从2001年韩国各大世界杯赛场竣工投入使用，到国际足联举行抽签仪式等活动，都进行了报道。在这些报道活动中，不仅结识了大批韩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足球记者，也使自己逐渐地进入了状况。
2001年12月在釜山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阶段小组抽签仪式是我们初试身手的机会。我们通过关系，住进了国际足联官员及各国教练人住的酒店，并且借着这个有利时机，如鱼得水地进行了多个专访。我们在电梯里逮住了韩国著名教练车范根，在酒店大堂里堵住了参加抽签的嘉宾、中国女足队员孙雯，在会场门口把话筒塞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副主席郑梦准的嘴边，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抽签活动前后持续了三天。在那三天中，记者身边可以说是挤满了世界足球名人，采访资源丰富到了泛滥的程度。不过也出现过尴尬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饭店大堂等人，看见一名高大的白人男子异常脸熟，可当时脑袋出现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最后在门口堵着他采访时，只好尴尬地告诉他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这位男士微笑着说，我是德国人克林斯曼。
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我有个可能会令国内球迷嫉妒的记录，那就是观看采访了十二场比赛。和普通球迷专心欣赏球赛的精彩和球星的表现不同的是，我还得时时注意不漏掉任何一条报道线索。
在比赛结束后得冲进混合区进行采访，拍照、录音，然后还得噼里啪啦地打出稿子发回国内。当然了，采访之外的副产品也有很多，比如中国队的签名足球、里瓦尔多等球星的亲笔签名等。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亚运会，我除了发稿之外，还得兼任“东道”角色。凭借自己对韩国当地情况的了解，将手里的住宿、吃饭、交通、翻译等各种资源介绍给国内派来临时采访的记者。在世界杯期间，韩国队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引起了国内一些媒体的议论。这些议论反馈回韩国国内后，又引发了韩国方面对中国媒体的不信任感。而国际台的采访团队在采访韩国队的比赛时，没有一篇稿件涉及这一问题，与韩国媒体朋友的关系也处得非常融洽。这都得益于记者对韩国国情的了解以及长期以来构建的良好关系。
在采访亚运会这样大型的赛会时，比赛主要是在韩国南部城市釜山进行的。我除了在新闻中心审签其他记者采回的稿件之外，也抽出时间去采访了几场比赛。在采访射箭比赛时，正碰上中国女队意外负于中国台北队，被挡在了决赛之外。女队的主力队员自责不已，痛哭流涕，不接受采访。我们在采访台北队队员之后，便在一旁等着寻找采访中国队队员的机会。当时我的摄影背心前襟上别满了和各国记者及运动员交换而来的纪念章，没想到这些纪念章成了打开采访之门的钥匙。一名中国女队队员凑上来跟我交换中国台北代表团的纪念章。我就问她：为啥不向台北队队员要？她一扭头说：输给她们了，不高兴去要！就这样，我顺利地就女队失利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采访。我觉得，采访体育赛事和其他采访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要灵活机智，见缝插针。
网络两重天
驻外记者的发稿工作是一种繁琐复杂的劳动，生产工具的演进则会极大地提高这种劳动的效率，使记者的工作“如虎添翼”。我前后两次驻站，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
在前往非洲驻站前，国际广播电台的发稿系统早已抛弃了钢板刻印，使上了传真向语言部发送广播稿，后来还装备了“海豚牌”终端。于是大家不分老小，都苦学五笔字型输入法。包括一些行将退休的老编辑在内的一应人等都运指如飞，在键盘上纵横敲击。但是办公室里没有什么计算机，更没听说过什么Intemet（互联网）。
1995年，台里给当时的几个记者站配备了一台杂牌486笔记本电脑，在当时算是高级货，使用的是WIN3.2系统。初到站里的一年多，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用还算皮实的杂牌笔记本电脑发稿。
后来买到了康柏奔腾120多媒体台式机，取代了486，但打字传稿的日子仍然平淡。其间，从国内传去的报刊上和国内来人的口中，我们知道了国际国内互联网如火如茶的发展形势，心里直痒痒：直盼着时风西渐，西非一隅的尼日利亚乡村小路也与信息高速公路接上轨。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在报童送来的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INTERNET SERVICE IN NIGERIA！（尼日利亚互联网服务）驾车按着地址找到了这家名为uNKSERlVE（联结服务）的：[SPo当时的价钱是拨号上网，一个账号一年12.8万奈拉（相当于1.28万人民币）。就这样，我们在有1亿多人口的尼日利亚成了首批上网的用户，绝对称得上是引“风气先”了，从此一步跨进了互联网时代。
有了互联网的帮助，我的发稿工作便有了很大的起色。由于国际台每个记者站负责报道的地区范围都不仅仅局限在驻在国，而是包括了周围国家和地区，像尼日利亚站就得负责报道西非16个国家发生的大事。而我平时发稿依靠的是当地通讯社的稿件以及收听收看当地的广播电视，局限性非常大。有了网络之后，我找到了诸如雅虎、泛非通讯社、法新社、CNN等新闻网站。在新闻事件发生后，就可以马上去多渠道核实、寻找背景材料。发稿工作自然是如虎添翼。
当时的网络环境实在是差。当我在点击打开浏览窗口时，经常看到浏览器下方显示的传输速率在每秒13个字节。我所能做的就是开上十几个、20个窗口，然后从容地去开瓶可乐，上趟厕所，溜一眼电视新闻，或者去那8米长的大阳台上远眺一下大西洋上空的云卷云舒，不要着急，慢慢来。回来再坐到电脑旁边，如果运气很好，你会发现第一个窗口也许已经打开，可以看了，其他的也会轮番奉上，供你慢慢咀嚼。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下载微软的IE4浏览器时，我的电话在网上挂了25个小时，才将庞大的文件全部当下来。
2001年我再次出国驻站时，全球互联网形势早已经是一片大好了。而韩国则是引领网络技术的先锋。我在北京的家里装备的是ISDN网线，而此时更先进的ADS[。宽带网线已经铺进了韩国的大街小巷。我们的报道工作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的支持：从新闻资料的收集、新闻事件的核实、从联系采访到稿件及节目制作与发送、从与编辑部的交流到和其他站同事聊天，都在网上进行。
平常我们上网的方式有三种：一是ADSI。宽带，只限在办公室里使用。特点是速度快，稳定。我把办公室里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以局域网的方式联结起来。两台能够使用同一个账号上网，并且软硬件共享，方便工作；二是传统的拨号上网。这种方式虽然古老，但适用范围大，在一些偏远的、无法接通宽带或手机无法上网的地方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一直保留着没有放弃；三是手机+笔记本电脑上网。虽然速度有些慢，但完全可以保证工作。有时候乘坐火车出差或者在候机厅里，我都会打开电脑，用手机拨号上网，或者看看有什么新闻好发，或者与同事交流。这种方式把记者的流动性和电子设备的便携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我采访世界杯和亚运会的时候发挥了极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