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人对外来客的热诚简直是天性中的一部分，为平淡闲散的生活中突然发生一件他们能够帮上忙的小小意外而非常开心。他们一部分人帮我把车一直推到路口一座小教堂的院内，一部分人在后面跟着看。我正踌躇这么多人帮忙小费怎么个给法，他们却已经挥挥手，笑嘻嘻地走了。这令我印象至为深刻，我由此方知黑人对待小费，也有他们的社会潜规则。
小教堂内，做礼拜的人正陆续走出来，其中一位是陪老母前来的雅马哈公司东非代理，来自印度南部地区。他打开我的车前盖看了一下，二话不说就俯身用嘴吸汽油，车就这么给修好了，而我竞缘此滚雪球般地结识了一批新朋友。
说起教堂，不禁想起肯尼亚人做礼拜的情形。上述小教堂的教徒多是南亚裔。分社附近还有一个小教堂，我曾去过一两次，里面全是黑人，做礼拜时并无祈祷或布道，一上来就是唱歌，也没有人跪，大家都站着，边唱边摇摆身子。过不多久，许多人就泪流满面，一边唱一边流泪，唱完了，礼拜也结束了，他们的脸上，又重新堆满了笑容。
五、肯尼亚的白人
到肯尼亚大约一年以后，偶然看到一张报纸头版照片，深受震撼，终生不忘。
照片故事的前半段是桩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一个小流浪儿偷了在街上走的一个白人男子的钱包，被警察当场抓住。但后半段不同寻常：警察当街痛揍这个小流浪儿，被偷的白人劝阻不住，竞在警察飞脚猛踢之时，奋不顾身地扑在脏兮兮的小流浪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照片抓拍的，就是这一瞬间。
后来读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作者达尔的自传《独闯天下》，讲述他中学毕业后，如何受壳牌公司委派到坦桑去卖石油。他首先坐船从英伦往肯尼亚蒙巴萨，在船上遇见一位久住肯尼亚的英国老妇人，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在非洲呆久的白人，个个都“斑斑驳驳”（sPOTTY），脚还没踏上非洲的达尔听着难免有点糊涂。这个词不知如何才能译得确切，脑子有病、古怪、乖戾、怪僻，这些意思似乎都沾点边儿，总之不先在非洲生活上一段，不容易理解得准确到位。
在我想来，东非的烈日，会把那些西方人的细皮嫩肉晒出很多斑点，也会把他们的个性磨得不那么光滑柔顺。富有生气和冒险精神的另一面，是个性的更趋强硬、坚决、粗犷，同时也更加独立和不合群。
在非洲，懦弱恐怕是最负面的形容词。
美国空姐珍妮算得上一个保留温柔个性较多的女孩。她一头长发，长得很好看，对藏传佛教很感兴趣。她妈妈来探望她时，她租了一栋很漂亮的英式两层楼房子，楼后有一大片绿草地和几株蓝花楹大树。英国殖民的痕迹之一，就是肯尼亚的白人居民，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喜欢举办园会。珍妮办的园会除了下午茶，还有烧烤。
记得我在那里，消磨了很愉快的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园会上有个也是飞行员出身的人，讲起他在苏丹丛林里领悟人生真谛的经历，不知怎么给我一种仿佛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感觉。我的门牙上有个尖尖的小缺口，原本自己都不知道。他当众询问我是否是刻意而为，我一时没有听懂，以为牙上有食物残渣，窘了半天才会过意来。原来，东非许多部落的妇女有一习俗，即用工具故意将门牙弄出个小小的倒三角形缺口，以此为美。
在另一个园会上，碰到一位富有而多话的白人老妇人，很瘦，双手青筋暴露，一双眼睛给人“虎视眈眈”之感。她似乎不太受别的客人喜欢，抓住我猛讲八卦，特别强调要是在英国，这个园会的主人，以及很多园会的主人，不要说操办不起这样的园会，也请不起佣人，住不上有这么大绿地的房子。当然她说的是真的，但她的喋喋不休让我觉得她心里非常空虚寂寞。在肯尼亚，习惯且享受孤独的人很多，内心寂寞的人似乎也很多，人们因此似乎格外容易打开心扉，你甚至不必说任何话，只消坐下来安静地听。
忘了是否是她告诉我，因为肯尼亚人对艾滋病患者歧视得不那么厉害，一些欧美国家富有的艾滋病晚期病人不远万里跑到蒙巴萨，在海边买地置屋，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静静死去。当地人对这些大房子敬而远之，称为“鬼屋”。这事引起我的兴趣，可惜直到离开时也没有机缘去查证，不知确否。
一直相信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能吃苦，这个观念也是在肯尼亚时被打破的。肯尼亚北部靠近沙漠和苏丹边境的卡库马难民营是东非最大的难民营，许多联合国难民署和粮食署的人在那里工作。离难民营一两个小时车程的难民医院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在东非最大的一座难民医院。我是独自去采访的。因为道路不通，我先乘红十字会的飞机到难民医院采访，次日再坐难民医院的车去难民营，在难民营住一晚后，第三天早上再回难民医院，搭红十字会飞机返回内罗毕。
这个难民营的管理不差，规模虽大但很少出事。不过也曾发生过难民打群架甚至围攻工作人员办公区的情况。难民是不允许找工作的，也不允许随意外出（虽然涌到内罗毕的难民很多，分社厨房女佣埃斯塔就是索马里难民）。几万难民就这么终日无所事事地被圈在这么一个地方，谁也不知道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儿，精神上的苦闷烦躁可想而知，难民营里，因此总有一种躁动不安、备受压抑的苦闷气息，弄得人们精神紧张。
在难民营的这个晚上，我几乎是饿着肚子度过的，但这不是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难民营里有工作人员食堂，晚上提供自助餐，但那是些什么样的食物啊，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望着漂浮着烂菜叶子的颜色浑浊的汤和似乎一点盐都不曾放，更谈不上削皮切块的淡而无味的土豆发呆。回头望一张张餐桌上埋头吃饭的白人，我扪心自问，顿顿吃这些，我能做得到吗？我从此从内心深处承认，这些白人远比我想象的能吃苦。而工作人员伙食如此，难民的一日三餐就更加难以想象。
几乎没怎么吃，我就走出食堂，要了一壶红茶和牛奶，独自坐在露天的一张桌子旁，汽灯在桌前空地上打出惨白的光。也不知出神多久，桌边又坐上一个人，也不知谁开的头，聊得竟都忘记了时间，想起看表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两个人都大吃一惊，这才互道晚安，各自离去。
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是个大约四十出头的英国人，中等个子，脸色红润，双腮鼓鼓，长相平常。他长年为联合国粮食署工作，在非洲很多国家呆过，娶了一个埃塞俄比亚女人做妻子，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家安在内罗毕。
因为工作性质（难民营安全状况差，工作人员不允许带家属），他一年到头，多数时候离家在外。他告诉我，他很爱妻子，但妻子却总是疑神疑鬼，怀疑他有外遇，为此长期与他吵闹不休，弄得他十分烦恼。后来，在乌干达工作时，同事中有一个当地女孩对他很有好感。有天夜里，他终于和这个女孩发生了性关系。他告诉我，这之后，他觉得轻松多了。因为从前他的妻子总是无端怀疑他，他觉得十分冤枉，现在，“不冤枉了”。
后来，这个女孩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令他大惊失色。他立刻悄悄去做体检，结果呢？他把双手攥成拳头按在桌上，大张着两个眼睛低声说：“我没传染上，逃掉了。”口气里有极强的侥幸。
他在英格兰出生并长大，一直念到大学毕业，专业是经济学，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我们都能说出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毛孔都渗着鲜血……”最怪的是，我们几乎同时想到这句话，同时说出口，因此都倍感讶异。
他说，他无意返回英国定居。到非洲十年后，他回家探亲，站在超市奶酪货架前，奶酪竞有那么多个品种，令他眼花缭乱，茫然失措。在内罗毕最大的超市，奶酪也不过那么寥寥几种。他说，他想不通有何必要把物质生活搞得那么复杂，连买个奶酪也要选择良久。后来到英国，超市购物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常常想起他的这些感触。
六、谢谢你，肯尼亚
我在肯尼亚待了两年零一个月再加一个星期。很多人认为在非洲很艰苦，但我觉得对那里贫民窟里的人来讲，当然苦得让你甚至想谴责上帝。对我们公派的驻外人员来说，至少从物质生活上讲谈不上。我结婚前住的是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而分社一个人一间，还配了电视和收录机，一下子就感到很高兴。又有食堂解决一日三餐。最大的好处是分社车挂的都是使馆的红牌照，大可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我刚学会开车时，因路不熟曾在肯议会大门前逆行，开到交警面前才发现错误，急忙转弯，慌张中熄了火。可是交警笑嘻嘻地向我挥手，就连被我堵住去路的对面车上的司机也笑嘻嘻地要我take it easy（别紧张）。
肯尼亚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好的地方通讯社可以依赖，全靠报纸的话永远只能报隔日新闻，而且报纸的文章一般都是“近日”，“日前”，往往新闻要素不全，数据也不准确。这样，就逼得记者为了获得当日新闻，不得不“跑”，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采访上面。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因为在采访过程时，你可以获得很多经验，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同时也开辟了新的新闻源，写作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当然作新闻永远不可能真正原创，跑会议有论文和会议公关公司提供的新闻资料，跑记者招待会一般会有现成的新闻稿，采访人物关键还是被采访者说的话。但你必须自己去选择其中最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放在“金字塔”最上面一层，这至少和坐在办公室里编辑通讯社现成的新闻稿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增加了很多写独家新闻的机会。
肯尼亚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它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一般人都会讲英语。黑人似乎个个都是语言天才。我认识的黑人，一般至少会四种语言：他父亲部落的语言、他母亲部落的语言、东非通行的斯瓦希利语，以及英语。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多半除英语外，法语也不错。肯尼亚社会其实有三个圈子，掌握政治权力和占人口大多数的是黑人，经商的是印巴人，掌握旅游业、慈善机构等一些与西方有重要关系的机构的则是白色人种。加上西方外交和媒体机构、联合国机构及一些国际组织等多半以肯尼亚为根据地，白人比比皆是，但即便是白人，也是从世界各个角落来的白人，说起英语来口音大不相同。因为都来自天涯海角，谁也不见得是主流，肯尼亚因而既充满生活舒适安全的地方所少见的那种活泼生气和无畏的冒险精神，又没有对外来者的排斥。至少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很容易进入任何一个圈子而且很受欢迎，问任何幼稚的问题都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解释。倒是那里的一些中国人，常常一口一个黑鬼，自己封闭自己。
当然，和在热门分社相比，在非洲出成绩确实不容易。这也取决于你对“成绩”的想法，对驻外工作的期待和你个人的情况；换句话说，取决于你的个性和价值观及环境。我的体会是不论在什么分社，只要你肯动脑筋肯努力投入，你都能有独一无二的收获，都可以把它变成你一生中的华彩乐段。人生是一个不停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过程，而且能做事的时间其实没有多少年。不要等机会来了，才发现实力不够。也不要因为发现工作不合自己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就得过且过。实际上你做的每件事，都可能在今后为自己提供某个机会，都是你的一种资历。每个人的青春年华都会过去，如果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在人生任何阶段，都实实在在学到一点东西，做了一些事情，精神生活中有难忘的收获，就算没当官没挣着大钱，那也绝对不会是令你沮丧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第一次驻外就能当记者，虽然现在驻外女记者很多，但据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新华社很少有驻外女记者，只有驻总分社的女编辑。我属于第一批。
另一个幸运就是我第一次驻外，就去了一个很能激发自己的地方。肯尼亚最常见的水果之一是passion fmit，我们一直称为激情果，但真正激发人的感情的，却是被爱它的人称为“神奇之地”（magic land）的肯尼亚本身。我第二次驻外是被很多人欣羡的伦敦，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半左右。在伦敦，作为记者，我或者更加职业化，采访技巧更好，写的东西更多，但对驻在国那种激情，那种被幸福感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感觉，却很少有了。伦敦无疑丰富了我，但改变我的，却是肯尼亚。
孙闻1976年生于青岛，1999年自山东大学毕业后入新华社工作，2002年12月至2004年1月在新华社喀布尔分社任记者。
在喀布尔的激情岁月
新华社孙闻
2002年4月29日，26岁生日的当天，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生日礼物”——新华社人事局通知：“经过考核审批，同意你作为首批常驻人员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任务除日常报道外，还要重新组建喀布尔分社，任期一年。”
此后半年多时间，我一直为阿富汗之行作各种准备，翻阅新华社数据库内所有与阿富汗相关的稿件。渐渐地，随着笔记厚度的增加，我的思绪开始在这个版图形如鸭梨、遍地战争遗迹的国度里驰骋。开着越野车，身穿防弹背心，在落日余晖下飞奔，构成了我对战地记者的全部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