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一顶破旧的棉帽子，怀里抱着一把扫帚，一上一下，极细致地扫着文化局机关大院里各条甬路上的积雪。他6点不到就起来了，把警卫室外间的大泥炉捅开，将一个小水桶似的白铁皮水壶注满水，放在上面。壶底的水凝成滴，在红红的火苗上嗞嗞了几声，就归于平静了。泥炉旁放着十几把保温瓶，上班后，就会被它们的主人带回各自办公室。晚上下班时，又会被带回来，一来一去的男男女女们总忘不了说声：王大爷，麻烦你了。每逢此刻，王老头就想，到底是文化人，说话有礼貌呢。
这些文化人都对王老头很尊敬，开口大爷，闭口你老，和他开玩笑的仅有老赵一个人，只有老赵叫他，王老头。
每逢王老头手拿报纸，从头条看到报缝时，就会听到，“王老头……”
他知道是老赵来了。老赵现已退休，先前是这个局的副局长，再先前是教师。假如再往前推，王老头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不高的少年，斜挎着一个布袋，满街满巷地嚷：卖报啦，卖报啦，《晨报》《冀中快报》，快看啦，二郎岗盗墓奸尸案；看啦看啦，女伶殉情跳湖。皇帝在天津法租界失踪！
那时这条街上，配看报的不多。他每每把一个大子儿搁进小赵的手中，直到进屋，将一张《晨报》翻得哗哗响。有时，小赵也走进他的屋子暖暖身子，或讨杯水喝。那时，他就当门卫了，现在他与老赵都死了老婆，又都喜欢拿着一瓶沧州烧酒把细长的脖子灌得通红，然后把鼻涕同眼泪抹一个满脸。
这个机关原是解放前伪县长的私人公寓。县长长得极瘦，清秀的那种瘦。，唯一的爱好是女人。当然也爱好钱，但远不如女人。县长照相时，从大老婆到小老婆，一边各四个，个个妖冶漂亮。县长每个月都举办几次舞会，舞厅就是现在文化局会议室。室外有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那些名贵的与不名贵的花，四季常开。舞会上，县长围着几个请来的漂亮风骚的女人转，往往把某个女人踩得“哇”地叫一声，县长就乐。后来，不知道县长从哪里请来了一个雕塑家，在花园中央塑了一尊裸身女像，汉白玉的，很尊贵。“文革”时，被胳膊上缠着红袖章的学生娃给砸碎了。老赵一喝醉了，就与王老头说：“可惜了，那是件真正的艺术品，塑像的人现在是一个美术学院的院长，名气可大了，一个像要值几十万。”
他就吃惊地睁大眼睛，“哇，那么贵，比真女人还贵！”
老赵就苦笑，就喝酒，就不吭声。
解放后，老赵是先当老师，后到文化局当副局长的。当了副局长，他才知道老赵早在党了。他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就觉得老赵不够朋友，很气愤。老赵就拍他的肩，“老婆也不能告诉呢，这是纪律。”他还是不解，还是生老赵的气，不与老赵喝酒了。后来，凡是给敌伪干过事的都被审查，他也惴惴不安起来。给县长当了这么多年的门房，他知道逃不脱的。
“运动”过去了，没有人来找他。他就提心吊胆地去打听老赵。
老赵说本打算整他的，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就将功赎罪了。
看着他吃惊的样子，老赵接着说，“你忘了，解放县城的头天，我来你这里，你亲口告诉我县长要逃？”
他想起来了，抓住老赵的肩膀，眼泪就下来了。那天，县长的两辆黑色小车刚要出门，一阵枪声后就死在了车里，他一直以为是绑票的土匪呢。
县长公寓先是做了机关，最后成了既静又闹的文化局。无论怎么静怎么闹，都不会影响他。早上，他准时起来，就像今天一样，扫地，开门，烧水。他地扫得很细致，扫过道、扫花园的十字小径。任何人都会感到文化局清幽。他脚上穿的干层底是老伴临终前给他做的，做了一大箱子。
扫完雪，他掸了掸鞋上的雪，想上钟，抬头看，已停在了昨日。昨天，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上了钟，怎么就停了。他拿过发条的钥匙，没拧几下就满了弦，走了几下，又停了。他轻轻地晃晃头，这钟老了，他记得是与老赵认识的时候的新钟。
看到钟，他又想起了老赵，老赵好长时间没来了，也该来了。他从小橱里摸出一瓶沧州烧酒，等老赵。炉子上的水嗞地响了起来，小屋里很暖和。
这时，进来几个年轻的姑娘，穿着耀眼的太空服。她们是来排练的，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来得早点，会议室还没有开门就进门房来暖暖身子。几只白白的小手烙饼样在炉火上来回翻……有个背着吉它的姑娘就一边弹一边唱：
在人生的过程中
有无数的驿站
从起点说那是终点
从终点说那是短暂
姑娘的嗓音低沉圆润，像是自言自语。这时，窗口的小孔里塞进一张纸条。送纸条的小青年用冻得不灵便的嘴，僵硬地说：“赵局长去世了……”
他眼里流下的眼泪让天与地旋转了起来。姑娘们炸了窝，刚把王老头送到医院，就断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