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辉
这些年来，我们百花园杂：志社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全国性的小小说方面的活动，高海涛作为冀军的代表人物之一，多次应我们之邀请前来参加，一来二往就成了熟悉的明友。在会议之外，海涛君是个很助兴的人，但他与别的朋友相比，又有他的特殊的性格。他有时像一个喜欢搞点恶作剧的小男孩儿，常常想个什么法子给谁开个玩笑（这些玩笑大多比较雅致）；有时则像一个挺纯真又带着羞涩感的女孩子（请海涛君别介意）。总之他是一个很纯真的年轻人。我相信文如其人。像海涛君这样性格的人，在他的心理活动中，可能有较多柔软的、温婉的、细腻的和敏感的成分，而这些主观方面的成分必然会影响到他观察社会的眼光与角度，影响到他对人的命运的理解、判断，影响到他小小说创作中的叙述模式和叙述语态。阅读高海涛的作品可得出一个印象：这个人极善于写女孩儿，那些最打动人的形象都是多情而美丽的女孩儿，那些最好的作品都是写女孩儿的作品。
从取材的方位上看，高海涛写得较多、也写得最为出色的是当代背景中青年人的情感生活。这里的主要概念，一是“当代背景”，二是“情感生活”。一般地看，这没有惊人之处，很多作家都致力于此。重要的是，海涛这个作家是如何处理“当代背景”的，他写的又是怎样状态的“情感生活”。他笔下的当代背景是一种时代坐标，是一种社会历史属性，也是他思考的背景和条件。所谓当代，也即现在时，时空何其宽阔，诸如社会变革、官场倾轧、不正之风等等，他都涉及不多，他取材于男人女人的情感领域。这个领域成为海涛君创作的着力点或者说立足点。现实问题、社会问题同一性较大，在迅疾的历史变革中，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就不成其为问题，每天都会有大量新的现实问题、社会问题产生，小说创作不好把握这些问题。文艺作品表现情感生活（或爱情），古来有之，只要有两性存在，它就会永远表现下去。自古至今，长此以往，关于人性深处的问题是人类永叵的问题。有千千万万的人，就有千千万万种情感生活，有千千万万种关于爱情与人生、人生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置身于情感风尘中人的种种自我矛盾和自我冲突。从小小说的读者（受众）的阅读取向上看，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可以说：幸福的情感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情感则各有各的不幸。读者对相似的情感故事没有兴趣，他（她）们关注或者说寻找的是那种异于常人的发乎人性深处的新颖的情感生活状态。因为在那里，牵带着过去不曾意料到、不曾思考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启发人们在情感生活的认识方面更趋成熟、更趋深化。在这个意义上，《以声相许》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作品。如这篇作品所写，城市中大量声讯台之间在争取消费者的竞争、声讯台内部从业人员的业绩竞争激烈而残酷无情，这就是当代背景；这种当代背景既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负面上也扭曲、摧化着人性，使一些人失去了应有的品格、良知，不但成为金钱的奴仆，而且成为性欲的动物，因而就陷入情感方面危机四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更为险恶的黑色旋涡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中，真情何其难得，真爱又何其动人！《以声相许》中的罗霄与桅子的爱情就倾注着作家关于人们情感方面纯净的理想，也体现着读者的心理欲求。
高海涛的小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大体有两种类型，各具其新，各显其功。
一种是仅“露出冰山一角”的方式。这类作品往往一两个人物，情节线索单纯，截取人物命运转折点的一角，以现人物整体，而这个整体不由作者来提供，全由读者想象，如《小件寄存处》《白云朵》；一种是情节性较强的方式。高海涛的这类作品，一般都有复合式的情节、交叉着的人物关系，如《1991年3月25日》《以声相许》《小偷洗手》等。在小小说创作中，这两种结构方式都带有普遍性、规律性，为众多的小小说作家所通晓。然而同样的方式，做出来的“菜”却各具特色。
综观高海涛的整体创作，不管是“露出冰山一角”的结构方式，还是复合式情节结构方式，高海涛的创作重心都在于在作品中营造一种“情”
的氛围，这是真正的“情境”，人物之情、作家之情融为一体。“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境界是高海涛最为看重的。广义地说，所谓艺境也是一种诗境，一种诗意盎然的效果。高海涛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对诗性的格外倚重，他认为契诃夫、鲁迅、川端康成、博尔赫斯和汪曾祺的一些可称为小小说的著名作品最具诤性。情境也好，诗境也好，在高海涛的创作中是一体的。读《小件寄存处》《百分之百的女孩》与读《1991年3月25日》《以声相许》这几篇结构方式不同的作品，故事的来龙去脉、情节链条的扣合，这些方面总是居背景位置，给人的印象未免模糊，盎然涌入读者心中，令情感激荡久久不能释怀的正是人物对美好人生的挚爱之情，男女间的相怜之情、逝去爱情的伤痛之情，以及作家对人物命运的关爱之情、这是高海涛小小说两种结构方式的作品都着力体现的同一之处。
如果说“露出冰山一角”的结构方式更多地表现出高海涛在取材上尤其是在选取叙述的角度上的得心应手，那么在复合型的结构方式上，高海涛能够在复杂的情节铺陈中精心地塑造个性不同的人物。善写精彩故事的人很多，但在故事中又将人物：写得具有认识意义、丰满、生动的人不多（倾力于编织故事，将人物类型化、工具化的处理较为常见于个别批量生产“小小说”的作者）。可以《1991年3月25日》为例。宗白、飞杨草、白芷这三个人物之间之所以各具个性，就在于作家在写作前认真地逐一思考了人物的来龙去脉及其所携带的人生内涵，把握到人物间的经历不同、人生境遇不同、心理状态不同、追求不同、行为方式不同和命运不同。正是写出了这么多的不同，人物才立得住；也正是有这么多的不同，这篇作品才具有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声相许》的人物塑造也很值得称道。年轻一代代表着时代的走向，时代因他们而前行。高海涛写得较多的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并不意味着都单纯、幼稚，在那样惨烈的、随时都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年轻人在心灵上也未免有了“饱经沧桑”的一面。
高海涛在《以声相许》中写出了当代青年人性状态中复杂的状态，他们未必所有的行为都为“良知”所主宰，在情感上也未必信奉“一条路走到黑”。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因环境的变异，人性选择（它决定情感选择）可能也是多变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用某种单一的道德标准、价值尺度所能度量的。比如桅子这个人物就比较复杂，这是个不时就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的人物。可以想象，她今后的人生道路也潜伏着变数。能写出这样的人物可算是达到了认识与表现生活的深度。
由此，我就想到小小说创作上一个很现实、也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小小说作家一定不要“自视甚小”。小小说篇幅短小是由于对这一文体的阅读时限和阅读方式决定的，人们的阅读期待是在短暂的阅读时限内能够得到尽可能强的审美刺激、尽可能多的人生启迪、尽可能长的情绪感染、尽可能大的想象空间。这一点，前些年尚未被人们充分意识到，现在有不少小小说作家感触渐深，并开始付诸实践。高海涛也意识到了，他提出：
小小说作家不能为小所“囿”，“‘有’多了一个框，意思就相反了，成了没有。要想发展，要想拥有更多，就必须拆除‘囿’的边框。”这话讲得质朴而形象。因为高海涛对小小说的艺术创造有如此深入的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他追求的正是“发展”，正是“拥有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