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的严峻局势，指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无论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宣言》提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政治形势，指出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唯一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决议》提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倾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日本并吞华北的军事进攻引起英、美对日本的不满，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转变。1936年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陆海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在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也越来越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向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为了实施“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国工农红军积极做．好出征抗日的准备；把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引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目标下；大力争取各界爱国领袖和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把争取西北军和东北军作为逼蒋抗日的重要环节。1936年12月，在中共代表的斡旋下，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成功。
从此，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由“逼蒋抗日”转而采取“联蒋抗日”。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一致对外目标的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能实现以上各项，中国共产党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上述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深得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的态度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有了初步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①从1937年2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谈判，终于促成了两党合作，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队伍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再次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蒋介石，指出在日军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掠取华北的形势下，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红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请缨杀敌。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配合友军消灭人侵的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