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被围以及关外明军被截为两段的消息，使明朝君臣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敌军的大举进犯本来就在袁崇焕的意料之中，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然而使他震惊的是他的对手竟能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才二十天，又全师而出，动一场新的攻势。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这种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使这位胸有成竹的辽东巡抚也大吃一惊。皇太极这一猝不及防的战斗果然厉害，大、小凌河的工事毁于一旦，锦州正独自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
从锦州现有的城防工事及兵力来看，他完全能够经受住眼前的这种军事压力。关外驻军半数以上驻扎在此，而且这些士兵又都是袁崇焕一手训练出来的精锐之师，个个都能以一当十。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指挥训练有素的士兵，应该说是万无一失的了。但事情往往并不那样简单，袁崇焕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监军太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会节外生枝。太监监军始自明永乐年间，到后来愈演愈烈，而天启年间由于大太监魏忠贤大权独揽，太监监兵现象就更为严重，仅宁远这一弹丸之地，就有六位监军拥聚。姑且不论这些人品质之优劣，素不知兵就是他们一个最致命的弱点，有恃无恐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握有的生杀大权，就足以使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酿成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敌情不明则是袁崇焕所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后金包围锦州已经进入第六天，但敌军只是在合围之后的第二天，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此后便按兵不动围而不攻。眼下天气异常炎热，敌军的供应又极度匮乏，按说他们应该频频发起强大攻势，以求速战速决，为什么却偏偏要摆出长困久围的架势？是引诱明军援锦还是要声东击西？围困锦州很可能是皇太极设下的一个陷阱，皇太极在用兵布阵，着着凶狠，比努尔哈赤更难对付！
面对锦州方面的一份份战报，袁崇焕忧心忡忡，为解锦州之围，他已经从只有一万守军的宁远，抽出两千精锐插入敌后；在援军未到的情况下，再也派不出一兵一卒了。难道他真的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了？难道他果真无法打破敌军对锦州的长围久困？突然一个奇特的念头在他的心中一闪：把皇太极诱到宁远！既然皇太极可以利用围困锦州设一陷阱，他为什么不能以宁远为网张网以待呢？
1627年7月9日，皇太极果然率精兵三千从锦州城下移师宁远。十天之前，后金截获了袁崇焕写给锦州监军的一封密信，尽悉明军即将付诸实施的“种种部署”：蒙古援军已至台楼山、宣大、蓟门等处。援军已然出关，不日即至宁锦；另有水师六、七万已然开出、辽抚袁崇焕将于近期督师援锦。对于这封密信的真伪，皇太极再三揣摩。轻信则不免为人所赚，多疑却又会坐失良机，信与疑各自展示着自身的说服力。对《三国》了如指掌的皇太极，不禁想到官渡之战中的那个插曲：当年袁绍也曾截获到一封曹操的催粮急信，因多疑而做出“此书乃诱敌之计”的判断，不仅坐失破曹良机，反而被曹军劫烧屯粮，以致一败涂地。历史的回顾，使皇太极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宁可信其有。
明各路援军已然出关的消息，更加证实了皇太极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围困锦州，很可能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应该乘袁崇焕援锦之机，偷袭守备薄弱的宁远。攻下宁远，这盘棋就下活了，进可以威胁山海关，退可以吃掉锦州。明将满桂、祖大寿业已向锦州进发的最新情报，促使他最终作出兵发宁远的决定，宁锦大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移师宁远的决定，使皇太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他发现满桂、祖大寿又奇迹般地出现在宁远城的时候，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而产生的无名怒火勃然而起；当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代善第四子）这些身经百战的贝勒们，一个个身负重伤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而当他获悉被困在锦州的明军，竟然利用他移师宁远的机会，向后金军队发起进攻试图打破危局，以至他的两员虎将觉罗拜山、巴希双双阵亡时，更是火冒三丈，盛怒之下他又匆匆杀回锦州，仅四天时间就在宁锦之间杀了一个来回，行程二百里！
就在他疲于奔命之际，明关内援军已抵达宁、锦，而他却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在极不冷静的情况下向锦州再次发起进攻。时值酷暑，天气炎热，军士疲惫不堪，难以取胜。面对此情此景，皇太极忧愤满腔，叹道：“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皇太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悻悻从锦州班师。皇太极对自己的轻信好不懊恼！
为了庆祝宁锦大捷，明廷对内外文武诸臣大行封赏，大权独揽的魏忠贤，一门之内就有三人晋封公、伯、侯，甚至其家中三尺之童也得显爵，真可谓一人得势，鸡犬升天。
然而宁锦防线的缔造者、宁锦大战的指挥者却在皇太极撤军还不到一个月，即因“援锦不力，暮气难鼓”等罪名去职回籍。袁崇焕怀着报国无门的一腔孤愤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将士，怀着“愧我边尘尚未收”的深深遗憾离开了浴血奋战的疆场，回到岭南故居。
袁崇焕在去职百日之后，终于迎来政局转折的契机。1627年9月30日（天启七年），被魏忠贤视为掌中玩物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溺水受惊，一命呜呼，享年二十二岁，庙号熹宗。平心而论这位熹宗，既不像其祖父神宗那样一味聚敛，也不像其父亲光宗那样沉溺酒色，只是由于对斧锯锥凿之事的嗜好，酿下了魏忠贤当权乱政的祸根。不知是玩物丧志，还是本来就胸无大志，熹宗直至十六岁即位时依然无意于治国安邦，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本使其厌倦，那些争论不休的廷议令其茫然，魏忠贤遂乘虚而入，代批本章、矫旨横行，为所欲为。熹宗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术匠活上，可谓无师自通。明王室却把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素质的人推上权力的顶峰，也许他本该生在一个木匠家里。
熹宗无子嗣，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崇祯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治罪阉党，该年12月8日把野心勃勃的魏忠贤发配凤阳，此后四天又谕令罢免各边镇守太监，不许太监随便出入宫门。12月13日，恶贯满盈的魏忠贤行至阜城自缢身亡，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对魏氏满门抄斩，朝野上下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人们从这位十七岁的新君身上又着到整顿朝纲希望。
崇祯元年（1628）八月，袁崇焕东山再起，又一次出关赴任，这是他第三次出关，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想当年他第一次出关时，仅仅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兵部主事，单人匹马，独往独来，在阵阵狼烟、累累白骨中遍巡要塞，思索着扭转广宁溃败之局的方略。一个月后他作为关外监军，奉朝命再次出关。他一抵任即全力经营宁远，使之坚如磐石，固若金汤，他所指挥的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极大地坚定了明军扼守关外，克敌制胜的信心。如今是他第三次出关，此时他的声望、地位远非昔日可比，他是作为总理辽东战事的督师满怀“五年复辽”的壮志而走马上任。在上任之前，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他，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及便宜行事之权。
3 明将苦恼——带镣铐跳舞
想大展手脚的袁崇焕走马上任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接下来的事情更让这位指挥者难施手脚。他该怎么办？
等待袁崇焕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头一个就是宁远兵变。1628年9月，驻扎在宁远的川楚等省援军因连续数月不发饷银，聚众索饷，酿成事变。袁崇焕一抵任就平定了兵变，但他也深知如果不尽快发放欠饷，还会有新的兵变发生。他请朝廷筹措饷银，以安军心，不料军饷没有凑到，还挨了一顿骂。出关以前，崇祯与袁崇焕君臣所达成的保证钱粮供应的协议，竟是一纸空文！
然而崇祯也自有难处。十年来，为了应付辽战，明王朝不得不加派辽饷，广大自耕农不堪苛派，纷纷破产，沦为流民；面对税额剧增与税源锐减，各级政府严行追逼，其结果只能使更多的小农破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户部难为无米之炊，九边各镇无处不欠饷，兵变此伏彼起，防不胜防。朝廷养兵本为御敌防乱，结果却适得其反，外患未已，内乱又起，明帝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猛烈冲击。面对这将倾大厦，谁也无此回天之力。
粮饷没解决，新的分歧又出现了。袁高崇焕与明朝政府在对待蒙古喀喇沁部的政策上双方又产生严重分歧。喀喇沁部自明中叶以来就驻牧于滦河流域，与明京师重地只隔一长城。多年来同明廷倒也彼此相安。至天启年，明政府为了对付后金的勃起，极力笼络驻牧于西喇木伦河流域的蒙古察哈尔部，以期诱之东进，遏制后金。喀喇沁因经常受到察哈尔的袭扰，颇为不安，为了对抗察哈尔则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严峻的现实促使该部在明与后金这两大敌势力之间权衡，以便决定舍取。
1628年，喀喇沁遭遇特大旱灾，水草奇缺，牲畜锐减。为不防止该部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投向后金，袁崇焕特在近边与喀喇沁互市，提供米、布等必需品，以期巩固藩篱。在明政府不可能增兵蓟门的前提下，与喀喇沁关系变得极为重要，一旦他们与皇太极结盟，昔日的藩篱就会变成敌军通道。
然而崇祯却因把牵制后金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察哈尔部，对于喀喇沁的战略地位视而不见，对于该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摇摆于明与后金之间的种种迹象，不仅未能予以谅解，反而意气用事，明谕袁崇焕不得与喀喇沁互市，如有疏违，则以通敌论处。这就使得袁崇焕从抗金全局出发所采取的争取喀喇沁的种种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还有更过分的事情发生了：袁崇焕为辽战全局，对东江毛文龙所实行的断然措施，不仅未能得到崇祯的支持，反而使君臣之间的关系蒙上种种阴云。
东江指椴岛，该岛位于朝鲜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域（现属朝鲜），岛上方圆八十余里，寸草不生、荒无人烟。椴岛处于辽东的背后，又易守难攻，足以对后金形成牵制之势，这块地方被明都司毛文龙袭取。毛文龙本浙江仁和（杭州）人，早年官居都司，万历年间曾随明军来到朝鲜抗倭，朝鲜战事结束后即浪迹辽东。在辽东被后金占领后，这位走投无路的乱世英雄即招集流亡明兵，乘后金守备空虚袭取镇江（今辽宁丹东），成为风云一时的抗金人物。毛文龙在起兵之初，曾相继偷袭萨尔浒、海州、铁山等地，对后金的统治造成一定的骚扰。
在后金军队的追剿下，毛文龙在辽东很难立足，逃至朝鲜，又从朝鲜亡命海上，落脚在东江。毛文龙为了保存个人实力，他占据东江后，很少再入辽东与后金接战，却以抗金为名向明朝屡屡虚报战功，而且干着烧杀抢劫的勾当，致使东江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毛文龙每年向明朝要军饷百万以上，除大饱私囊外，其余全都用于结交京城内达官贵人，不仅加剧了明王朝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加速了整个官僚体系腐败没落的进程。
东江已经成为毛文龙向明廷讨价还价，割据一方的资本。在袁崇焕就任督师之始，整顿东江就列入他的议事日程。东江北部汛口距宁远四、五百里，往返一次不过十天左右。5年复辽，首先要从东江做起，他要化海上之游魂为抗金之精锐，使东江与宁锦防线互为犄角，以便从东西两翼、海陆上向后金发起进攻。但整顿东江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毛文龙的既得利益，毛文龙盘踞东江已逾八载，他拥兵自重，作威作福，俨然以海上天子自居。
袁崇焕考虑到东江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极力寻求一种温和的、一种可能被毛文龙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崇祯二年三月（1629年），袁崇焕上疏朝廷，奏请在宁远设东江饷司，试图从查核粮饷入手，堵住毛文龙大饱私囊、贿赂官员的漏洞。知道这个情况，毛文龙多次上奏，说此事多有不便，又有朝中的大臣极力作梗，此事未得实施。
五月十二日袁崇焕登舟出海，二十九日抵双岛，致信毛文龙约他到双岛一会。六月初一，毛文龙耀武扬威拥兵三千来到双岛，从初一到初四，袁崇焕就设饷宁远，更定营制，增设监司等问题与毛文龙一议再议，然而视东江为囊中私物，视岛兵为家丁的毛文龙，断不允许他人染指岛中事物。袁崇焕看让他的气势实在嚣张，只得一举将其捉获。尽管毛文龙带有三千亲随，但慑于军威无一抗命。袁崇焕历数毛文龙十二大罪状，然后“取其银，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袁崇焕举起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于军前。
尽管崇祯对于毛文龙的种种不法早有所闻，尽管毛文龙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毛文龙住皇帝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筹码。大敌当前，崇祯不能不委袁崇焕以重任，然而大权旁落又是皇帝时时刻刻都得加意防范的，毛文龙恰恰就是崇祯为牵制袁崇焕所物色的一名不可多得的人选。衰崇焕却在无意之中打破了朝廷分而治之，彼此牵制的格局，触犯了君父之大忌。就在明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皇太极正在须寻找一条新的进军路线，一条绕过宁锦防线的路线。
自古以来从东北进入华北就有两条道路，一条经松辽平原，辽西而入山海关，另一条则沿西辽河逆水而上，向西进入其支流西喇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再沿滦河南下，插入喜峰口（古称卢龙口）。
此刻的西喇木伦河流域正处在察哈尔部的控制之下，滦河两岸又是喀喇沁部的驻牧之地，要取道卢龙口，不仅需要扫清来自察哈尔的阻挠，还要取得来自喀喇沁部的默契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