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冈仓天心所谓的民主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不追求自己真实的审美，而是“纷纷扰扰地追捧世间普遍认为最好的东西”，我想这除了“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感觉”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鉴赏力方面的自信；二是市民阶层比贵族阶层更需要共同语言，也更容易拥有共同语言。
这第二点原因其实来自一位经济学家给我的提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里讨论为什么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当政的总是最坏的那些人。他说这样的政体总是需要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而这样一个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
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照我们的标准，要挑出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依据的原则几乎完全可以说是消极的。
首先，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这不是说，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的人民。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绝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众”（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p.132-33.）
哈耶克在这里讲的虽然是政治经济理论，却完全适用于我们当下的话题，因为市民社会的趣味模式就是艺术家必须取悦更多的人，而趣味越低级，人数越众多。任何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总是对这种情形大为光火，冈仓天心如此，叶维廉也是如此。
叶维廉那本《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的用意和冈仓天心一样，也是要抵制文化艺术的工业化，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做“文化工业以‘进步’伪装其重复与均质”，把问题讲得非常严重：
“文化工业”就是透过物化、商品化，按照宰制原则、货物交换价值原则、有效至上原则来规划传统文化的活动，用文化制裁来配合消费的需要，把文化变为机器的附庸，把利益的动机转移到文化的领域和形式上，使得文化在先定计划的控制下，大量作单调划一的生产——是人性整体经验的缩减化和工具化，把商业至上主义推演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Ibid.，p.153.）
虽然用了很多大词，看上去相当学术，但那痛心疾首的姿态一点也没有被遮掩住。只不过和冈仓天心选择了茶道不同，和威廉·莫里斯选择了以传统样式的手工生产来抗衡工业流水线不同，叶维廉的武器是道家美学。
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是白费，因为社会形态变了，我们没法希求市民社会的人们能有贵族社会的审美情趣。在贵族社会，艺术只服务于极少数上流社会的悠闲君子，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这批“寡”人恰恰就是艺术的恩主；一旦艺术家只能从市民社会里获得报酬，那就只能走下里巴人的群众路线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颇为同情地理解《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里流露的那种深切的挽歌精神，不再介意他们对古老艺术的眷恋之情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伤逝也是一种美，即便对于学者来说。
真正以冷静的姿态阐述这个问题的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者把市场经济的时代定义为艺术上的“机械复制时代”。我们有了摄影术、印刷术，现在还有了电脑技术，复制变成了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所以，不只是社会形态改变着艺术，技术也在改变着艺术，甚至撼动了艺术的本质。如果你懒得看本雅明的这一整本书，不妨看看安迪·沃霍尔的绘画，那真是很形象地嘲讽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啊。
本雅明那本书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但我居然更喜欢时常翻翻《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翻翻这两本明显存了爱之偏见的小书。那时候我突然理解了王国维的一句话：“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13
说到谬误，《茶之书》的一段叙述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一段很可爱的谬误。冈仓天心讲述茶道与禅宗的渊源时，特地讲到了禅寺的组织结构，这恰恰也是我刚刚提到的社会形态问题之一例：
禅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同等重要。根据禅的主张，在事物之间的庞大关联中，并没有大和小的区别；即使是一颗微小的原子，也拥有与巨大宇宙同等的可能性。寻求完美的人，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内心之光的反射。从这个观点来看，禅寺的组织形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住持之外，每个僧人都被分派了照管禅寺的专门工作。说来也怪，刚入门的弟子，一般承担比较轻松的任务，而修行最深、德行最高的僧人，分担的工作远比其他人烦琐和卑贱。这些服务构成了禅僧修行的一部分，不管工作多么琐细，都必须完美地完成。这样，许多重要的回答，就在给庭院除草、给芜菁刮皮和烧水沏茶的过程中进行。茶道的全部理想，来自这样一个禅的观念，即在人生琐事中发现伟大。道家为审美理想打下基础，禅宗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Ibid.，pp.39-40.）
这是《茶之书》里很核心的一段内容，我在初读的时候却因为个人经验的缘故独独注意到了禅寺的组织分工那段内容——原来真的有这样的组织形式！
我小时候接受的政治宣传和今天小孩子们接受的很不一样，于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有这样一个认识：觉悟更高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更高的职务，越是有觉悟的人就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越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职位越高的人肯定薪资待遇越低。
不知道我小时候是特别笨还是什么，但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在当时的思想形势下，这种逻辑推理的确是顺理成章的。
话说回来，看过冈仓天心的这段文字，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理解茶道，就必须先理解禅宗，因为“茶道的全部理想，来自这样一个禅的观念，即在人生琐事中发现伟大”。但是，禅宗是佛教的一支，佛教是教人“四大皆空”的，是教人通过修行来跳出轮回、涅槃至彼岸世界的，为什么在冈仓天心的笔下反而变成了珍重人生琐事的审美境界了呢？
我知道，除了哲学专业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冈仓天心的话有什么不妥，反而会觉得是我误解了佛教，误解了禅宗。
这对冈仓天心来说可未必是件好事，因为一直鄙薄市民趣味的他这一次却没来由地让自己的声音和市民趣味合拍了。他怎样看待市民社会，认真的禅宗修行者就会怎样看他。
14
有一本书很适合与《茶之书》对照来看，也适合拿来参照我们今天的生活，它就是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后者的学术性要比前者高出很多，全书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论述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风尚如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奢侈”向来都是一个贬义词，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奢侈，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从生活模式上来看，就是从慢生活到快生活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因为生死观念的转变。桑巴特饶有风情地介绍了这个过程：
中世纪，人们习惯于不慌不忙地从事生产。为了完成一件精品、一件艺术品，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没有人急切地想看到它完成，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整体中，生命变得长久。委托创作人可能辞世已久，但是教堂、修道院、整个城镇，或者他的家人却能目睹作品的完成。著名的帕维亚圆顶大教堂经历了多少代人才得以竣工！米兰的萨基家族先后有八代人花费了三个世纪进行祭坛后的护墙板和表面装饰。中世纪的每一个大教堂、女修道院、市政厅和城堡都是个体生命时间扩展的明证。相信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前后相继的数代人目睹了这些建筑的修建过程。
一旦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从一代代人无尽的生命之流中分离出来，他自己生命的长短便成为他享有的尘世欢乐的尺度。他个人也将力图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国王们也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非王朝的代表。当他们修筑城堡时，他们不再考虑由子孙来继续，而是想到自己来享用。最终，当女人们抓到控制世界的权力时，满足奢侈需求的物品的生产速度进一步加快。女人们没有耐心，跌入爱河的男人也是如此。（［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p.134.）
所谓“当女人们抓到控制世界的权力时”，其背后的内涵是这本书里最有趣味性的部分，是说上流社会的情妇们（尤其是国王的情妇们）和高级妓女们的生活情调和审美品位如何塑造着整个国家的生活模式与经济模式。
情妇和高级妓女当时不仅走向前台，而且当真风光无限，这是因为“提香所在的那个世纪来临了，这是一个灵魂和理智达到前所未有的一致的世纪，是一个爱女人意味着爱美，爱美意味着热爱生活的世纪”。正因为如此之“热爱生活”，以至于那个时代可以被称为“妓女的时代”：
与其一般性地论述和提及妓女行当中个别代表人物的挥霍奢侈，我希望更清晰地揭示那个时代奢侈水准的提升与妓女的优势地位之间紧密的联系。还得补充一点，一些最疯狂地挥霍的女人是那些富人的合法配偶，然而由于这些女人在生活方式上追随妓女，因此这个时代仍然应被视作妓女的时代。（Ibid.，p.131.）
以下是一段关于室内装修的风尚原委与趣闻逸事：
我们今天要将家布置得雅致、舒适所必需的物品，都是15、16世纪在文艺复兴的促动下首先产生于意大利的。从本质上讲，文艺复兴风格比那种“单调的、不自由”的哥特风格更好地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从小说中读到对松软富有弹性的床、对昂贵的地毯和卧室家具的描述，那些东西是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尤其是，我们时常听说有大批漂亮的亚麻布。”这就是女人们的影响力！更进一步说，是情妇们的影响力！艺术性与舒适性兼具的第一所近代住宅可能是富裕的阿戈斯梯诺·齐吉的乡村住宅；它被称为法尔内西纳（Farnesina），是为莫罗西耶建造的，她是这位银行家的漂亮的威尼斯情妇。她家中的奢侈不同于保罗二世宫中的奢侈（在保罗二世时代罗曼式建筑开始出现）：“典雅和感官快乐对新一代来说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格雷戈罗维乌斯语），因为它处于女人的操控之下。正是在16世纪的罗马首次出现了近代家具。我们听到了下面这一段对先前提及的另一位情妇因佩里亚的豪宅的描绘：“地毯、绘画作品、花瓶、小的装饰物、精选的书籍和漂亮的文艺复兴式的家具将她的房间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以至有一天尊贵的西班牙大使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而把痰吐到仆人脸上。”
总的说来，那个年代情妇们的房间被视为家庭装饰的样板，我们将看到，它们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这种领先地位。（Ibid.，pp.140-41.）
情妇与高级妓女竟然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勃兴的原动力，这真是一个新奇的见解。如果桑巴特的理论真实可信的话，使上流社会的情妇和高级妓女合法化、公开化应该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最为简便易行且立竿见影的办法了。当然，这还需要供养情妇与高级妓女的那个显贵阶层具有不俗的文化修养——这个要求其实是有点高不可攀的。
中国读者不大熟悉桑巴特和他的这套理论，对桑巴特的老对头马克斯·韦伯却熟到不能再熟。韦伯的学术研讨会一开再开，著述也一版再版，让我们都相信了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差异已经不仅仅是分歧，而是势同水火了。
有些人读书是希望让书里的话印证自己早已形成的观点，还有些人是希望简单地接受一种灌输，另有一种人喜欢欣赏观点与观点的交锋，从来不着急下什么结论。我自己就是最后一种读者，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定论的时候看看桑巴特的说法，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