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和嫡妻窦氏的第三个女儿，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李世民、李建成等人。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在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十四，谋略出众，是唐朝的大功臣。当李渊起兵的消息传来时，平阳公主就到处联络反隋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的胆略才识，三个多月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在割据混战的各个势力中尤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这便是“娘子军”一词的由来。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后也因之改名为“娘子关”。关于平阳公主的名字，《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无记载，而且长安之战后她的事迹在史籍中也宣告消失，直至武德六年（623年）才记下她以军礼下葬的死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由军队为女子举殡，仅此一例。
梁红玉（1102—1153年）是宋朝著名的抗金女英雄，丈夫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淮安北辰坊人，原籍安徽池州。梁红玉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她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军从杭州肆虐而归，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抢先占领京口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兀术的归路。当天宋军与金兀术开战，梁红玉临场指挥战斗，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百倍，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此战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8000名宋军对抗10万金军，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越长江南侵。后来韩世忠联合岳飞、张俊，三路大军一同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愤然辞官，与梁红玉归隐杭州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红玉也相随而去，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秦良玉（1574—1648年），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秦良玉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秦良玉嫁给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后马千乘因开矿事得罪太监邱乘云，冤死云阳狱中。按土司之制夫死子袭、子幼则妻袭，秦良玉继任其职。她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更曾亲率3000精兵北上，镇守山海关。清军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被南明隆武帝加封太子太保、忠贞侯，成为中国唯一登录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明崇祯帝见过女将军后感慨万千，曾写下四首诗夸赞她的功绩，并御笔亲书赐给良玉，其中一首将之比做蜀国丞相诸葛亮，可谓极高的评价，其诗为：“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的故事青史流传，后人也多有赞颂，其中以“鉴湖女侠”秋瑾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含真味，诗云：“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北京四川营胡同就是秦良玉当年北上勤王屯兵遗址。
冯婉贞，清咸丰年间人，北京谢庄人，祖籍山东，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北京以后，到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这种暴行很快扩大到郊区。冯婉贞与父亲带领京郊谢庄民众，于半路伏击侵略军，这一仗从清晨打到黄昏，英勇的谢庄青年打死侵略军100多人，剩下的敌人不得不丢下长枪大炮仓皇逃遁。此役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决心和勇气。
生长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与男性在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被看做男子的附属品，正统思想向其灌输的多为“贞操节烈”“贤淑温婉”之类，女子们也多以此为最高理想。然而在非常时刻，一些奇女子将女性固有的坚韧力量爆发出来，上阵提刀，指挥千军万马，为理想与抱负驰骋在刀光剑影的疆场，丝毫不逊色于男儿，令人心生钦佩。正如近代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诗中所言：“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链接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中国三国时期魏国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时间较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七子”稍晚，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谈玄讲道，故世谓竹林七贤。
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七人本身在政治取向上也有明显分歧，导致最后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等曾仕魏，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而被杀。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籍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此事遂作罢。由此可见阮籍虽然入仕，却只“身在曹营心在汉”。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左右逢源，未失其位。
在文学创作上，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达了诗人在政治压迫下的苦闷情绪。在得知山涛归附司马氏后，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颇负盛名，为千古流传的名篇。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著名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五卷，现已逸。
虽然七人的思想体系略有不同，但均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家，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早期的七贤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集在竹林喝酒纵歌，高谈阔议，其多数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东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不堪，一些士大夫等人放言高论时政得失，时人称之“清议”。然而这种清议遭到宦官的干涉，并且不计其数的读书人遭杀害了，是谓“党锢之祸”。这种类似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使得士大夫中间不少人心灰意冷，对儒学开始失望后，思想学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不少文人士大夫公然反对此一虚伪的礼教措施，“竹林七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产生的。虽然初期“竹林七贤”只选择了清谈作为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反抗，加之他们推崇的黄老玄学重视清静无为，因此并未对司马氏的统治基础造成什么实质性打击，然而“竹林七贤”的精髓作为“魏晋风骨”之代表流传下来，不阿谀、不攀附、追求独立精神，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难道古代也有婚姻介绍所
关键词：媒妁之言 掌媒 官媒 私媒
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赫然在列。“剩女”在今天已不新鲜，各式各样的婚恋节目、婚恋网站便主要因这一族群应运而生，如今已是甚嚣尘上。剩女们多数属于高学历、高收入，择偶标准高，而多数是高不成低又不就，致使“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尴尬情境一再重演，这更多还是要归于主观原因。在中国的古代，人的婚姻是难以自主的，无论平民儿女还是官宦子弟，其终身大事都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然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有违伦常。这里的“媒妁”就是媒人，古时不但民间有以此为职业者，还设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即“官媒”，可以看做官办的婚姻介绍所。
与父母同样重要的媒人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有“无媒不成婚”之说。《诗经·卫风·氓》中写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意思是说“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没有找到好媒人”，可见媒人说合在当时是婚姻的必经程序之一；《战国策·齐策》中也说“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唐朝的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可见“媒妁之言”是当时婚姻的基础条件。古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适婚的男女无法相见，而父母们为自高身价又不能太主动，媒人的现实意义因此彰显出来。古时婚礼的六个必经程序“六礼”中，没有一个离得了媒人的。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封建统治中“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中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大大地贬斥了不用媒人自由恋爱的女子。更令人咋舌的是，《春秋榖梁传》中说：“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一国之君因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点名批评，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自为媒则违反伦理人常，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
所谓媒，指谋合二姓之人；妁，指斟酌二姓之人。也有说法称男的婚姻介绍人为媒，女的婚姻介绍人为妁。《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可见媒妁主要由妇女担任，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但媒人却与“盗、窃、娼”等一同被列入“下九流”的行当，很难在正史中找到踪迹。不过从一些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小说家言中，却常能寻到她们的影子，这也成为了解古代媒人群体和媒妁制度的重要途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重要作品“三言”（《醒世恒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中便多有提及。
最早的公务员——媒官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方指定的婚姻介绍机构，由他们来管理、协调平民百姓的婚姻，这类媒人也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多次提及官媒，如第七十七回“有官媒来求说探春”，第七十一、七十二回也有官媒的身影出现，可见其当时之盛行。官媒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当时的媒官被称为“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颇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百姓婚姻之事，这可看做媒官的述职报告。该篇文字中还提到，全国未婚男女的花名册统统掌握在这种“媒氏”手中，他们定婚律、制婚龄、安排婚嫁时令、处理婚恋纠纷，甚至还可以对不守婚嫁时令者予以处罚，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媒氏”机构进一步扩大。《管子·入国》篇载：“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之谓合独。”当时“掌媒”这个官方机构，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还为鳏寡重新组织家庭，并给他们分配田宅。《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却对媒官没有专门的记载，因为秦以后不再设立正式媒官，倒是一些人物志里媒官屡有出现，称呼也保持不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晋书·武帝纪》载，女子凡年满17岁，其父母尚未给她选择婆家的，一律交官媒，由“媒官”配给丈夫。到了元明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都要找官媒解决。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兰仙自尽之后，庄大老爷便把负责看守的官媒打了500大板，可见彼时官媒已具有了另一重公职——看守。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朝曾将大批罪犯流放到西北边疆，为解决这些人的婚姻，特地“立媒官两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这也能看出其本职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