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莎莎
正如吕进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导言中所说的："本书具有中国风格。在诗学观念上，以抒情诗为中心；在诗学形态上，注意保持和发展中国诗学的领悟性特征。"可见，吕进诗学对古典诗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诗学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是以抒情诗为主流，而西方则是以叙事诗为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加上汉语文化的大背景，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论在诗学观念方面相对于西方诗学来讲，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吕进诗学在这丰富的资源中萌芽、成熟，也就必然遗传和继承了中国诗学的基因。
第一，对古典诗学观点和术语的继承。古典诗学非常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这对吕进强调新诗的音乐性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起源开始，诗就与音乐、舞蹈合体而生，音乐性是诗歌与生俱来的特征。古典诗论《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以"永歌"的形式所表达的"诗"之志为最高境界，足见音乐之于诗的意义。
对音乐性的看重同样也可以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中找到证明，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这些诗歌发展历史上优秀的诗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从"以乐从诗"到"采诗入乐"到"依声填词"都是诗与音乐的完美结合。然而，"五四"以后的新诗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音乐性这一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将诗与散文混同，正如俞平伯所说"白话诗到底是掉了底下一个诗字"。古典诗学对音乐性的重视和传承与新诗在音乐性方面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中国读者对格律体诗歌的鉴赏期待共同引起了吕进对新诗音乐性的重视和强调。吕进新诗文体学体系的核心正是对新诗本质的探讨，认为诗歌的形式本质应该在于它的音乐美，强调音乐美是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的分水岭，是诗的文体特征的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新诗应该向传统诗歌学习，回归诗歌的"音乐性"特征。这些观点正是对优秀的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吕进非常注重对诗歌语言的"弹性"特征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来源于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古典诗论很注重诗歌的"暗示"、"含蓄蕴藉"的特征，有许多相关的论述。比如谢榛《四溟诗话》的"妙在含糊"，《文心雕龙》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还有《随园诗话》的"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可谓都是强调"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这些论述从各个方面述及了古典诗歌"隐"和"模糊"的特征。吕进在这一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认为诗的弹性技巧全在"模糊"的炉锤之妙，在于事物之间、情感之间、物我之间的联系与重叠，并从新诗常见的"形象之间的联系与重叠"、"具体与抽象的联系与重叠"、"不同语法现象的联系与重叠"、"词语在语音上的联系与重叠"四种情况探讨了弹性的美学特征。尽管吕进的这些观点已进行了现代化的转换，但在本质上它们与古典诗歌"隐"和"模糊"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虚"与"实"是古典诗学中比较重要的一对诗学术语，同样也是现代诗学中新诗在修辞方面基本的美学范畴，在这点上吕进直接沿用了"虚"、"实"的术语来对新诗进行新的阐述。在古典诗论中，"虚实相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的表现手法，是诗基本的修辞方式。有如："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古典诗歌这种在"虚"与"实"间所产生的妙趣横生的美妙意境使得这一表现手法成为诗歌发展中的一种"常"。但是古典诗论中对"虚实"的论述比较笼统和模糊。针对这一点，吕进对这一"常"在继承的同时，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多角度的研究，他通过虚实形象和虚实手法两方面对新诗的这一美学概念进行了新的阐述。在虚实形象方面，吕进论述了诗歌形象的虚实之分、诗歌形象的基本形态以及诗歌形象虚实的相对性。在虚实手法方面，认为新诗的修辞主要有虚实相生、时空转换、象征、转品、跳跃等五种，并认为这五种常见的修辞方式的美学本质都是虚实相生。这些论述可以说既是对古典诗歌"虚实相生"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概念的论述具有了明显的现代内涵。
古典诗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吕进对这个体系的继承除了上述在形式上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表达上注重"含蓄蕴藉"，手法上注重"虚实相生"等观念外，还包括在内容上注重诗人的"情志"、语言上注重独特的"诗家语"等等，这些古典诗学观点共同构筑了吕进诗学体系的传统特色。
第二，对传统诗歌中文化精神的延续。吕进的诗学蕴含着儒家的拯世救民思想、入世情怀和道家、佛家的博爱精神，具体表现为对诗人和诗歌使命意识的重视和强调，这一特点可以说来自于对中国传统诗歌中文化精神的延续。
在诗歌的文化精神上，中国诗歌延续着一种家国情怀，以国家、集体为本位，中国大量的爱国诗词就是很好的说明。从中国文学较高成就的唐诗、宋词来说，无论诗人、诗歌属于哪种风格，婉约也好、奔放也罢，都是以家国为本位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对个人命运的书写，通常是与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典诗话也强调诗歌"匡时济世"和入世精神，进而倡导"诗品出于人品"之说，特别注重诗人的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追求诗人的理想完美人格。袁枚在《答机园论诗书》中说："诗者由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花草诗与诗人人品的高下雅俗有直接关系，像《而庵诗话》说的那样："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诗如见其人。"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以爱国、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