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此同时，文帝开皇七年（587年）下诏，诸州岁贡三人。到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又下诏明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已经是在以科选取人才了。随即，又出现“举秀才”之制：“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杜）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到了炀帝时，一再强调“立政经邦，选贤与能”，“众善毕举，与时无弃”，命五品以上官“依令十科举人”，“随才升擢”。大业五年（609年），又诏各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自此之后，以科取士的“科举”制度便沿袭下来。鉴于史书中已明确记载，“杨纂，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至炀帝时进士已专成一科。这种以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凭才能来决定选送与否的，使得不少有才干而无门第的士人可以得到展示才能的机会。
到了唐代，这种设科取士的制度逐渐完善，成为贡举选士的固定制度。尤其进士成为专门一科以后，门第低下的平民士人，便有了得以进取的充分机会。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虽然如此，但在唐代前期，统治集团仍然重视学校出身应举的生徒，即国子监的太学、四门学等与崇文馆、弘文馆的生徒，因为这些人多为官僚、望族子弟。至于寒门子弟，是不能进学馆的。由于官宦子弟聚集，监、馆弊端渐多，不能真正选取有才之士。于是，乡贡举人便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来源。
唐代设科取士，大致可分常科、制科两大类。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五十多种。
其中，进士，明经二科规模最大，也最受社会重视。尤其是进士科，取得进士出身是平民士子跻身统治集团的重要途径，因而成为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尽管应举人多，考试甚难，录取又少，士子们仍然孜孜以求，乃有“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特难其选”，社会上便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起初，进士科试题只是对策，至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加试经、史，以经、史中多治国安邦之策。高宗时，又加试帖经与杂文；文宗时，再加试诗、赋。即使如此，每年入贡应试进士科者都在1000人上下，录取者少则数人，最多也不过三五十人。明经一科，较进士科容易。其他各科，规模及受重视程度远不如进士、明经二科。需要说明一点，唐代所谓的“举人”，只指乡贡入京应试之人，与清代举人指乡试后被取之人不同。
所谓制科，又称“制举”，更是以“待非常之材”的取士制度。没有门第、只有专长却不能上达者，或有绝艺奇技、高蹈隐幽者，皇帝随时下诏，不按常科会试，而是单独考试，即谓制举。制科名目繁多，前后见于记载者，据统计在130科左右。由于是选取非常之材，皇帝往往亲临试之。
无论常科还是制科，各科及第后，基本上都要经过复试方可放榜。尤其制科，更无例外。
设科取士，尤其是进士科，使得门第低下的平民士子有了显露才华的机会，在唐代渐渐废弃取仕问门第的陋习，甚至以奖拔孤寒为美德。
乡贡举人进京赶考，进入考场后也有两件值得提起的事情，以见唐代科举确实为真才实学之士提供方便。肃宗乾元（758—760年）时，李揆为礼部侍郎，主持每年一度的科考。他以过去“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只是严加提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词，深昧求贤之意”。于是，改变做法，“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整个考试之事未结束，“美声上闻”，肃宗立即升李揆中书侍郎、平章事，为相，并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再一条便是，科考可以延长时间，有所谓“三条烛尽”之说：“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进士入试，“许用书册，兼得通宵”，足见唐代选取贤才的开放和魄力！这是后世不复见的情况。
◎故事感悟
唐代设科取士，确实为具有真才实学的饱学之士开辟了一条发挥自己才智的路途，使唐代社会得以发展，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时代。
◎史海撷英
开皇盛世
大隋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20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文苑拾萃
科举名衔称谓一览
孝廉：本是汉朝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举主与门生：汉代察举制度中，有资格者举别人的人士，称为“举主”，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后，进士由御前殿试取录，进士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同时亦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状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需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需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举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张居正选才六原则
◎尽公者，政之本也。——《晋书》
张居正（1525—1582年），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
张居正是明朝中叶一位致力于经济改革的人，也是明朝政绩最为突出的宰辅。明穆宗朱载至于隆庆六年猝死，6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明神宗），张居正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掌权。张居正重视用人，并且突出选才公平的原则。
张居正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于乏才，误矣！”指出了选才者往往以偏见与个人利益干扰选才，造成才不堪用，反而归咎世上缺乏人才的社会通病。
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呢？那就是出以公心，执行公平选才原则，应“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这样，不论是否亲故乡里，也不管以前有无过错，只要是为国效力、为君尽忠者，都可以任用，就可以造成“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毁誉之说”的公平气氛。
张居正认为，要切实做到公平选人、用人，有六项原则是必须遵循的。
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声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
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局限，而要看有无生气与实际才能，特别不要忽视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
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
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