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用钱随要随给，是一种父母对子女本能似的疼爱，这种待遇，张爱玲没有享受到，所以她想在爱情中得到那种更加紧密的情感。
在张爱玲和胡兰成确定婚姻关系后，胡兰成写道：“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儿钱，她去做一件皮袄，式样是她自出心裁，做得来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
在这情感的物化中，其实有一种珍重的情谊，他们成为世间平凡的夫妻，有着烟火气息的亲密。母亲制造全球恋爱传奇，父亲的婚姻是战争风云，似乎是一种反叛，张爱玲更喜欢明丽小康的夫妻生活。
相比之下，苏青说：“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个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这是种生命无人参与的寂寥吧！因为交换，意味着传递温度。自己攒钱买花戴，远不如你给我钱花，我给你钱花，谁花谁的根本分不清。
张爱玲初登文坛，很快声名鹊起，但她的经济还是很不宽裕，要钱出了名，对稿费斤斤计较，因为“一千元灰钿”，张爱玲还陷入纠纷和围攻。并且引起了一些同行的讽刺：果然是贵族出身的女作家，价格也比别人贵。
张爱玲借九莉之口说：“我总想多赚点儿钱，我欠我母亲的债一定要还的。”接受母亲的钱和还母亲的钱，一度成为张爱玲的心结，“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胡兰成虽然有点儿勉强，但还是暗地给她筹钱，给她一箱子钞票。张爱玲“也不看，一笑便关了箱盖”，然而内心未必这般镇定，这颗“鸽子蛋”也许让当时的张爱玲脑袋轰地一下，“他是真爱我的”。
她的父亲，从来没有以一种保护性的姿态站在她的面前，这个世间，只有这个男人肯倾听她此刻的苦恼，为着解决她的苦恼而奔走。虽然，胡兰成最后让她伤了心，可是这个时刻，她觉得他是真爱她的，虽然也许有不想让张爱玲小看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想到二婶回来，可以还了这笔钱，她的心里一个大包袱卸下了。那向父亲和母亲要钱时，如在大太阳底下炙烤着看看自己影子的焦虑和卑微被驱走了，为了早日还钱而对稿费锱铢必较的窘迫不见了，她的心境舒展了很多。
他们感情迅速升温了，她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留他吃饭——是一家人了。
这是胡兰成给她的一笔厚重的情感，所以后来分手，她还了这笔钱。两清了，钱都两清了，感情也就两清了。
但伤知音稀
阿娜伊丝·宁提道，亨利·米勒的妻子琼对自己在丈夫小说中的形象很不满意。她声嘶力竭泪流满面地对阿娜伊丝·宁说：“这不是我，这写的不是我。这是歪曲！他说我生活在欺骗中，但这是他，是他不实事求是地看我，看他们，看任何人。他丑化一切。”这一度成为米勒夫妇不断争吵的理由，吵架最激烈的时候，两人不欢而散，琼回了美国。
“亨利用自己的语言描绘琼时，没有一次成功。”阿娜伊丝·宁也对亨利笔下的琼和其他女性形象提出了批评。
丑化不行，那你把她夸成一朵花就行了吗？
在那个著名的典故里，回忆起徐志摩对自己的溢美之词，林徽因理智地对梁从诫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可不是，不由分说被架上神龛，时刻被检视、被审查，一旦和意淫之处不合，货不对版，到时候给好评还是差评就由不得你了好吗？
不过说到底，赞或贬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被了解的郁闷远远压过被当作女神的虚荣。
在胡兰成笔下，张爱玲被写成了民国的临水照花人，然而张爱玲本人对这个形象并没有买账。她是个自恋的人，然而又是个常常自嘲的人，她笔下的自己更多的是自卑。
《气短情长及其他》里写自己是瘦瘦怯怯、对一点儿喜悦很郑重的样子：
“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滋滋的。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子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像我的缘故，我虽然一路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儿悲哀。”
《小团圆》里描写完了自己平淡的五官之后，又加上一句：“整个看上去有点儿怪，见了人也还是有点儿僵。”
《天才梦》和《私语》等散文里，也是打翻罐子撞到柜子的生活低能样。
她眼中的自己经常是这样的：笨拙的、拘谨的、紧张的、不善和生人交谈的。
有两张她和姑姑的照片，是一套的，她站在姑姑的身旁，手是紧紧攥着的，胳膊呈紧绷的弓形，整个身体姿态很僵硬，直到姑姑揽住了她的腰，笑着看她，她才松弛下来，跟着笑。
张爱玲一向反造神、反浪漫，她的传奇是市井生活的惊心动魄，是一街一站的苍凉。她有着作家的理性和自觉，不能忍受自己变成纸片人，更不能忍受荒腔走板，天外飞仙。在很多地方，她是近自然主义的。即便在她最爱最崇拜胡兰成的时候，她仍记下了自己的微妙的不适——他的吻像“干燥的软木塞”，他的相貌“有点儿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
而胡兰成是另一个路数。
胡兰成说听贝多芬的音乐，“即便一开始不喜欢，也要刻苦开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音乐并不确定什么，只是引领到达你能进入的境界，哪有什么听懂听不懂。想必这个懂，是音乐权威认可的懂，是合时宜的懂。就连他的民国名士风度，张爱玲也说是“刻意培养出来的”。他也特喜欢用张爱玲、朱天文、朱天心这种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天分的大家闺秀做自己的装饰屏风。
人一迎合投机，文字便落了下乘。
看他在《今生今世》评价《倾城之恋》，前面一路三春繁树堆砌下去，倒也挺唬人的，末了来句：“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真实的如泣如诉。”这个结论不但偏离靶心，还俗套，还有张爱玲厌恶的文艺腔。我们写着玩的有粗疏也就罢了，但他的《今生今世》指向性如此明确，有文字叫板的意思，摆明了让张爱玲慌一下的，写成这样，倒不是不怕张爱玲鄙视，而是真的力有不逮。
“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论张爱玲》）如果不说，谁知道这是评价张爱玲的，这是知音姐姐吧。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人身是如来身。”撇开这类转陀螺似的数来宝腔调不谈，他到底在说什么？茶壶煮饺子，让人郁闷得不行。
这类怪异之处在他笔下随处可见，他的怪异在于他的体系有破绽，穿着一件不适合他的衣服。张爱玲的文字魅力来自她的天赋，她罕见的敏锐和洞察，就像伦琴射线，一言堪破真相。而胡兰成，即使张爱玲给他调弦正柱，仍打通不了他的任督二脉。他文字中的隔，大约就是相信狐狸精的人努力听贝多芬，张艺谋拍武侠，中式伦敦音，是“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是“整个的中原隔在他们之间，远得使她心悸”。
启蒙幼学这种事最省不得，须得宽裕悠闲的环境，随手可得的书籍，漫长成长岁月的浸润，如煨老火靓汤，滋养敏锐细致的艺术细胞，才能学得入髓入味。张爱玲便是如此，因此她读诗词就像一路和熟人打招呼。童年的胡兰成精神食粮极其匮乏，所以成年后他的文字一直都有着用力学别人的痕迹。
阿娜伊丝·宁就曾在日记中写自己初见亨利·米勒文稿时的惊艳：
“我喜欢他文字的力量，扭曲地、冲击性地、无所畏惧地发泄情感的力量。对生活的崇拜、热情，对万事万物的狂热兴趣，蓬勃充溢的智慧和笑声，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暴风骤雨，在他的文字里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令我困惑。一切都炸飞了，虚伪、恐惧、琐屑、矫情，都化为乌有，只剩下本能。”
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和亨利·米勒的巨大差异：
“他的生活处于底层、黑社会。暴力、无情、恶棍！兽欲泛滥的生活！他的语言描述的是一个我从不知道的世界： 布鲁克林的街巷；百老汇；小镇；贫穷；来往皆白丁，交游更复杂。”“亨利讽刺某个优雅男人屈尊纡贵与妓女搭腔时还端着架子；挖苦女人们的性痉挛。故事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遥想布鲁克林大街上动荡不羁的日子：空地上耗力的游戏，打架斗殴，骑车出游……少年亨利尚未显露未来小说家的才华：好动、欺骗、作恶，从盲人售报亭偷些小钱。谎言、欺骗、性饥渴。除衣不遮体、丑陋、贫穷，没有一件事不让他愤愤难平。”
“我讨厌他的淫秽，讨厌他‘大便、性交、刺痛、恶棍、胯部、妓女’的世界。”
而阿娜伊丝·宁的成长环境是这样的：“我的生活从孩童起就充溢着音乐、书、艺术家，总在建设、创造、书写、绘画、自编自演、写日记，活在人为创造的蚕茧一样的梦境里，阅读、做梦，不停地阅读、生长、学习、研究，徘徊于深渊和危险的边缘还不以为意，身体高度敏感，刻意逃避丑恶。巴黎的情欲唤醒了我，但我仍摆脱不了浪漫。”
但是亨利·米勒倒实诚，他不写豪门、庄园、古典音乐、商场精英，不写他不了解的世界。
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世界离得很远。他只是看上去靠得比较近，且善迎合。她在美国跟友人提起胡兰成时说，他欣赏她的文章，可是最后还是伤害了她。可以理解为胡兰成的老练给她造成了知己的假象。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给了她原来你也在这里的错觉。热恋期一消退，她便看出他的不足了。在温州之行回来后的冷淡期，张爱玲信中有“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不久之后，“再看到之雍的著作，不欣赏了。是他从乡下来的长信中开始觉察到的一种怪腔”。及至老年，一眼看出他的夹缠歪曲。
他也许没变，变的是她。胡兰成大约觉得，这种迎合，初时的张爱玲很受用，几十年后他便再拿这套出来，又讨好又示威，还以为自己的才华能令她“慌慌”。但张爱玲已经不是不欣赏，简直是憎恶了，不屑道“怎么还这样”。她已经走得更远，但他还是那陈年的路数。
胡兰成的文字被张爱玲鄙视，大约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始终摆脱不了张的影子，对张的模仿随处可见，比如《来写朱天文》舞蹈一节，明显学的张爱玲。所谓学我者生，类我者死。不和别的小说家比，起码在张派体系内，无人超越得了张爱玲，她是起点，也是终点。后人有得她几分刻薄的，有抓了她苍凉一角的，其他的有摸得到的也有摸不到的。面对模仿张爱玲风格的人，邝文美问张爱玲对此有何感想。张爱玲答：“就好像看见一只猴子穿了我自己精心设计的一袭衣服，看上去有点儿像又有点儿不像，叫人啼笑皆非。”
张爱玲待胡兰成，既有大家庭里教育出来的谨慎和拘泥，又有那种英美式的、表达克制的感觉。张爱玲从小生活的环境对性很忌讳，用词都受姑姑和母亲的限制，在香港受大学教育，教授们都是起码表面很性冷淡的中产阶级，嬷嬷们也管得严，所以张爱玲可以说没受过调情教育。她偶尔撒个娇，胡兰成都要惊艳一番。
“他讲起小康小姐，一些日常琐事，对答永远像是反唇相讥，打打闹闹，抢了东西一个跑一个追：‘你这人最坏了！’原来如此，她想。中国风的调情因为上层阶级不许可，只能在民间存在，所以总是打情骂俏。并不是高级调情她就会，但是不禁感到鄙夷。”
很难想象，和小周像猫和老鼠一样地追跑打闹、和佘爱珍肆意忘形地胡说胡闹的情形，能发生在他和张爱玲身上。胡兰成总觉得两个人不像夫妻。他意淫是金童玉女，其实是因为成长和生活背景差距大。
张爱玲对赖雅也不相见恨晚。但是论热恋速度、琴瑟和谐、步调一致，张爱玲还是更适合赖雅。比如说，看电影是他们共同的嗜好，是他们晚上的主要活动。“我们这么好也真是怪事”。张爱玲给朱西宁的信写道：“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地喜欢他（赖雅）这人。”
张、胡两个都常道：我是自私的。张爱玲的自私，是撇清，是与这世界的不亏不欠，一概两清。而胡兰成，是抢占道德至低点，有种“我已经先躺在烂泥塘了，你好意思踩我吗？就算你想踩我，我躺得这么低，你又踩得有什么快感”的无赖相。
终究不是同路人。
鉴于人与人之间始终不是共用同一个脑袋，知己这回事本就是个伪概念。然而，即便看似“孤傲”的张爱玲，也一直都渴望知己和友情的，她的貌似封闭，不是拒人千里，是难以棋逢对手。
从少年到老年，她几次写了自己与人交往的局促不安，意图沟通的失利，沮丧使她不断地退缩。从小时候察觉自说自话的悲哀，到后来亲人朋友的渐行渐远，她看到了和别人之间看似平整的镜面的那些裂痕，那些看似有着能够无限接近可能性的心灵，最后都会变得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