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书写于公元前109年~公元前91年，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3000年的历史】、孔子的《论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朝代是周朝，它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迹于黄河流域。在周朝之前的商朝，表意文字、祖先崇拜以及王者独尊概念的存在，开始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奠定基础。然而，那时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并不强烈。直到数百年之后，孔子才在其著作中提及“中华文明”之说。那时，汉语是官话和教学用语，“君子受天命而治天下”的思想也得到确立，作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根本。
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期，这对他的著作和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孔子生前地位不高，但死后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孔子身后的2000多年里，他推崇的理念和道德操守造就了中华民族，他提倡的治世之学影响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的《论语》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书籍。儒家思想吸收了一些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但孔子自己的学说至今仍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府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时，要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并强调了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孔子的思想与他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自此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叶，孔子的影响力才开始稍有减弱。尽管如此，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儒家思想曾一度被质疑，但《毛主席语录》仍明显留有儒家风格。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国家和教育，从儒家学说中可以找到它们的根源。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诸多责任中，国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同于西方，王朝时代的政府就像人民的父母，拥有无限的权威。政府对于国家的治理是家长制的。虽然在现实中，国家的权力不可能像说教中形容的那样，但它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否定的。因此，中国教育的特征也根源于传统文化。自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在孩童时给予适当的教育引导，那么他们就能获得正确的认知、价值观和良好的自我修养。在学堂，学生必须尊敬师长；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孩子们在学习历史时也通常是毕恭毕敬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是一项崇高的职业，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中国人很重视对孩子技能的培养，而西方人则更看重孩子的创造力。因此，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相比，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较高技能，比如在音乐等艺术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中国人使用表意文字的结果，要记住好几千个汉字，还得能完美地组词造句。
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2000多年来，随着历史的沉浮，中国今天的文化已经大为不同。从某个层面上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的确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从另一个层面说，中国文化是相对稳定和可以感知的。中国文化在历史的表达、人们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礼节、中医、饮食、政府与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并仍是影响中国人喜好的主要因素。王赓武认为，斗转星移，中国人对文化持续性的认知使文化越来越不同于以往。
自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有1074年处于统一状态，其中有673年处于高度统一状态，而其分裂的时间为470年。中国在过去的1000年里曾遭受几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占领，这些中断使中国文化更为包容，引人瞩目，并且从中得到强化、恢复和传承：辽、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华文化相对于统治者仍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些少数民族会日益汉化，即便是1世纪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也在几百年内日益“中国化”。
西方文化大约在1850年开始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但侧重点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方面，这在当时明显优于传统的儒家文明，并使后者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鉴于这一情况，有些中国人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寻找平衡点。在1911~1949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重要的文化体制和机构没有留存下来【政体、大学、报社、教堂等】，这就是中国出现僵局的实质所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东方的文明去中心化。最后，在所有的努力失败后，中国人就转向了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他们转向了毛泽东思想，该思想体系明确反对儒家思想。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仍然影响颇深，其影响是隐性的，但却在人们判断事物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直至今日，中国在推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已经成功扭转了当初的衰落颓势，然而它仍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被西化的程度等问题困扰，这些问题我们在第4章曾涉及。在经历过动荡、战乱、混乱和重生后，中国仍明确地保有原来的特征。进入上升阶段后，中国近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增强了信心，就不仅开始勾勒其现代性之外的意义，还将重拾其文化遗产。儒家思想不仅从未消逝，还逐步获得复苏和寻找自己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以及提供道德教化的能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过程往往以身份认同危机为特征，它们的状况往往因殖民主义的侵扰而恶化。这些国家受困于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分歧，它们常将自身的相对落后与劣等地位联系起来。中国的确曾一度蒙羞，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他们非常明白中国文化的含义，并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中国特质的魅力。实际上，这种特质的魅力也使得其他色彩浓厚的认同感【比如区域性、阶层、语言】变得相形见绌--这一点可以拿印度作例子。归属感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它使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否则整个国家将会被方言、风俗、种族、地理状况、气候、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搞得四分五裂。白鲁恂曾说过：“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文化、种族、文明等意识，而不是将整个民族归结为一个国家的身份。”
因此，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就无法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白鲁恂认为：“在成为民族国家以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具备多样性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所塑造的政治与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统一的思想就在文明国家中更加根深蒂固，会成为高于一切的优先目标，而在民族国家中就不会显得那么强烈。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能够包容一个多元化的体系，香港地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与同质性很强的民族国家或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对民族和种族的理解与众不同，汉族或多或少还与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将在第7章就此进行详细阐述。文明国家的建立不仅与近代历史有关，也与普通的民族国家密切相关，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至少2000年的历史中，民族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干扰文明国家，现在竟成为其行事的指南和标尺。中国人继续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中央王国。因此，作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地位自然与其他国家不同。“文明社会”这个词表明文化对中国产生了一种非常遥远和间接的影响，这是一个逐渐渗透、无意识的过程。但是，以中国为例，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存文明为中国人思考国家和认知自我提供了动力。
中国--一片大陆
如果说有关中国文明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中国辉煌的过去是如何影响中国现在的，那么要理解这个国家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关键就在于了解其幅员辽阔、多样性突出的特点。中国并不像一般的民族国家那样行事，这才是现实情况。在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政策的连贯性还是相当重要的，而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发生在某些地方的重大事件，可能对其他地区甚至整个中国都影响甚微，或者根本没有影响。经济领域内的重大变化基本不会造成多少政治影响，反之亦然。当然，有些事件的影响总归还是有的，只不过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复杂了，所以对这些事件的反馈就显得比较独特且难以预料。这就是中国政坛为何如此风云莫测的原因。同时，这也许还有助于解释毛泽东、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某些独特而鲜明的特点。西方人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且必须在政策上保持一致性，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灵活多变才是良好的品质，随机应变才是智慧和力量的体现。这种看似不一致的情况恰恰反映了中国国土面积之大、国内相互矛盾的事情之多。而这种不一致也能带来现实的好处，比如政府就可以先在某几个省份而不是全国轰轰烈烈地做试点，就像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那样，而这样的改革在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
我们不应当将中国看做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应该将它理解成由许多拥有极大自治权的省份所组成的大陆体系国家。这些省份的面积甚至和某些国家相当，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差别。各省的人均收入非常悬殊，经济结构也迥然不同--差别之一就是不同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工业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政府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将每个省都看做类似于一个民族国家，具有相应的人口规模和独特的文化。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比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还要大得多，甚至超过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那些国家【见表6–1】。
要治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仅靠中央政府来集中发号施令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各省就必然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于是，国家治理就成了中央和各省之间复杂的权力平衡。当然，最终权力还是集中在中央，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但这同时也常常意味着地方对中央只不过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罢了。有些省市虽然表态要严格贯彻中央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却把这些政策抛在了一边，而中??政府对此有时也无能为力。因此，尽管中国有着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结构，但其实际运作方式却更像联邦制，比如某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方面就是这样。
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当然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希望各省管好自家事，不要让本省的任何麻烦波及其他省市。要阐明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明白下面这一事实：在西方，政治上的分歧通常都是围绕着“发展”这个主题产生的，比如保守派和现代派就老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中国，争论的焦点变成了要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否允许媒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是扩大还是限制各省的自治权，这才是最牵动中央政府神经的议题。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就包括更多地给各省政府放权，以此来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发展经济。其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转移。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权力的扩大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最终很大一部分权力又再次收归中央。
中国政治的本质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讨论当中，对中国政治的讨论是最欠缺的，而任何这样的讨论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评判的色彩。因为领导中国的是共产党政府，于是西方就自然而然知道了所有主要问题的答案--这其实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式，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已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有趣而无法预料的悖论：当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却在主导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转型。而关键就在于，如果认为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从根本上打断了中国政治的延续性，那就完全错了。正相反，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而言，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特征和延续性却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真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特征又重新得到了巩固。关于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事实不仅适用于中国过去的历朝历代，也适用于今天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只不过这些事实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已。那么，中国政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在中国，一些人会将政治等同于政府，认为政治是政府的事。这种观念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存在，而在当今也依然未变。尽管毛泽东曾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这种运动基本上是工具性的，而不是互动的，即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孔子认为，不要让老百姓干预政事，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政府官员自觉遵照儒家所倡导的崇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虽然这些标准可能不同于西方的情感和传统，但西方人依然不应当将其忽略。因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秩序正是按儒家倡导的体系构建的，而其中一些原则不仅被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当做楷模并加以效仿，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仔细研究过，美国人也有所研究。儒家体系显然是一种精英文化的体系，但它还是包含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淘汰机制。中国皇帝是尊天命而获神权来统治国家，但是，如果民怨四起，就可以认为是皇帝已失天命，就应该推翻其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