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政治传统既不认同也不追求民主。在中国，几乎没有民主传统，同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又被置于国家主权之下，因此，政府实际上只对自己负责，遵循的也只是某些道德标准。这体现在支配政治行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忠诚、可靠以及坚定”。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其实都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其次才是共产主义的影响。相比之下，西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则是“责任、代表权以及参与”。
第三，中国自古就缺乏独立组织，甚至连市民社会的观念都相当淡薄。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利益群体不是在寻求代表各自群体的集体利益，而是通过个人游说以及获得国家认同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诉求。利益群体并不会和国家提要求、搞对抗，而更愿意以个人名义依附于国家权力。
第四，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从来就是、现在也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专利。中国幅员辽阔、多样性突出，这就让民主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按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具有那么一点代表性，也是因为作为其成员国的各民族国家实行了民主制。欧盟就是一个典范。要不是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欧盟本身也不会采纳民主制。即便欧盟议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处于毫无实权的状态。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印度这个同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原因之一就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组织更松散，中央集权程度也没那么高，印度的各个邦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一个个准民主国家。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几千年来，中国都以其高度集权、整齐划一的制度而自豪。于是，即使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的一些发达省份已经准备好接纳更为民主开明的制度，但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低得多，前者的民主化之路就必然受到制约。不过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深圳和上海等比较发达的城市在中央的支持下先于其他地区推行民主改革。2008年，深圳市市长曾表示，本市70%的城市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将由直接选举产生。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年底宣布，将在2017年直接投票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现在，其半数以上的立法委员会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作为文明国家，中国包容多样性，这也成为其鲜明特征，因此推进民主改革不可避免。
第五，中国是儒家思想和体系的发源地。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从中国引入的外来物，因此其影响并不像在中国这样如此深远。日本和韩国更容易接纳民主思想，民主制可以在这些国家与儒家思想和体系共存。但中国却很难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中国的儒家印记实在是太深了。
从长远来看，中国很可能会自然展开民主化的进程，因为随着中国的社会构成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民主也在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求。那么中国的民主将会是什么样呢，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关于民主，在西方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观点，影响广泛。但事实上，由于各国在历史、传统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其民主形式也千差万别。因此，除了欧洲中心论一说，再没有别的理由相信，曾经造就了欧洲社会--包括像美国这样发端于欧洲的国家--以及欧洲民主制度的那些特定条件，无论如何都应该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同样的民主社会。
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普选制和多党制中明显存在某些民主陷阱，但都是我们在西方的民主中早已司空见惯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事实上是美国批准了日本战后制定的宪法。但历史随即证明，日本的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和设想的完全是两回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民党几乎一直连续执政，而其他党派除了偶尔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外，几乎总是在野的反对党，拥有的权力要小得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还不如自民党的各个派别。此外，正如卡瑞尔·冯·沃弗伦【KarelvanWolferen】认为的那样，掌握大部分实权的其实是各类公务人员，而不是政府本身，这在某些政府部门里尤其如此。换言之，实权大多掌握在工作稳定的公务员阶层，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历届政府。再比如，日本国会很少召开民主讨论会议，即使偶尔为之也不过是走走过场。在这样的背景下，选举和人民主权的意义自然比在西方要小得多。所以，在日本权力不仅体现了社会等级分明的特点，还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权力的归属是一成不变的，受选举的影响并不大。
在中国，不论演变出何种民主政治制度，它都将深深打上儒家思想的印记。相对而言，要评价共产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影响就更难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尚短。然而，共产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确存在某些重要的延续性。比如，一国应该有一个领导阶层，二者在这一点上惊人地相似。东北亚地区，许多政治用语以及用于价值评判的词语都源自儒家教义。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骤然升温，并日益赢得民众的推崇。这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就可见一斑。该社论认为，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有必要“法治与德治并举”。
2007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河南省政府在对儒家思想的忠孝和家庭责任进行评估后，决定在中学重新开设儒学课程，并且还将每年举办庆典纪念孔子的诞辰。在实际层面，共产党非常强调自己的责任，并指出共产党人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官员必须提高体察民情的能力，而不是唯领导是从，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更注重倾听民声。这些新理念在政府对处理汶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不力的公开道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日本政府和企业之前的做法相比之下就要逊色得多。而且，中国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传播儒家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仍蕴涵在中国文化之中：孝敬父母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并已经写入了法律。相比西方家庭，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家庭围坐在饭店的大圆桌旁共进晚餐，非常温馨。
儒家思想不应被看做一成不变的学说。2000多年来，儒家思想不仅吸引了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本身也经历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同所有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一样，儒家思想长寿的秘诀也在于其能够世异则事异，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环境和新时代。最好的例子就是宋代的新儒学曾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在当时盛极一时。19世纪末叶以前，儒学在推陈出新、自我发展上曾经是相当成功的，现在看来也可能会再创辉煌。
另外，认为儒学完全排斥民主思想，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我辈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宋代理学家】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儒家认为，如果君王的统治不得民心，那么民众就可以起来反抗，这也是遵“天命”。相比欧洲的“君权神授”来说，儒家的“天命论”则要显得民主多了。此外，儒家还主张君王的统治要靠道德教化，要施仁政，为政以德；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不同等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也就道出了隐含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应该赋予民众较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这也是中国在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当时的经济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重要领域的真实写照。
尽管中国的市民社会基础相当薄弱，但却有着大量的民间习俗。各种民间习俗及其背后的文化体系历经千年却保留至今，成为独立于法定条例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综上所述，儒学虽然理所当然地主张建立集权式的统治体系，但它和其他某些传统一样，也具备了一些民主、民权方面的元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任何民主政治制度都必定会体现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换句话说，民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中国，政府和官员就像是一株植物的枝节，其他社会构成都是附着其上的枝叶；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家族拥有核心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某些责任；人际关系在中国极为重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争端，
在中国【以及日本】，法律和司法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以及日本】，法程序远不如在西方那样受到重视；另律和司法程序远不如在西方那样受到重
外，价值观和道德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影
视；另外，价值观和道德因素对人们的
响最大。
行为影响最大。以上这些古老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日本、韩国一样，中国对公共秩序的理解与西方普遍认同的某些标准大相径庭。因此，这些国家的犯罪率才会大大低于西方。事实上，这些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传统无疑还有助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潮起潮落。
虽然其他民主国家的某些共同的特点也可以在中国的民主中找到，但后者
必然独树一帜，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历史传统特色。考虑到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及治理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迫切需求，中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将需要大量独到的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历史积淀的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创新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绝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此外，国家治理方面不是“单行线”，中国不会老是跟在西方后头。一方面，中国目前对美国的联邦制和欧盟的制度兴趣浓厚，可以加以借鉴；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很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大国的典范。
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解体，让西方的观察家们都认为，共产党已经大难临头了。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正日益变得麻木而僵化。与此相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灵活性，通过改革开放以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应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危机。于是，人们不再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成功领导了整个国家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在这样的背景下，“感觉良好”与“感觉自信”的情绪在民众中应运而生【见图6–1】。中国共产党受到支持的原因，在实质上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主要不再是强调党代表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有能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开始表现得类似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而在第4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所有这类国家，政府的权威性在本质上同样源于本身的文化。目前来说，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正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的领导是脆弱的。正相反，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至少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共产党的领导会一如既往地稳固，就像毛泽东去世后的任何时期一样。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以大胆的经济政策为一大特色，那么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中国在政治改革上的相对保守。这么说绝不是要贬低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绝大多数行政村以及某些县，差额选举已经逐渐得到推广。另外，公务员改革也已开始，中央政府正在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
中国约旦巴基斯坦西班牙荷兰英国加拿大土耳其印度美国黎巴嫩印度尼西亚法国俄罗斯德国波兰
不满意满意
图6–1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
会的作用也有一定加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依法治国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离“法治”的目标仍相距甚远。【“法治”要求政党的权力受制于宪法，这在中国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曾说过，“法治”在中国仍然只有10%~20%的适用度。某些制度已经实现了程序化，比如国家主席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军民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在政治上的宽容度明显提高，可以容忍对某些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某些措辞严厉的批评。在这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公众辩论平台，其尺度远远超过其他传统媒体。此外，党内也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领导人到了年龄必须退休，而不是继续担任公职直到去世。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将权力移交给了继任者胡锦涛。在某些省份，党代表的竞选工作也已展开。另外，中国共产党还扩大了党员的范围，特别是根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吸纳私营企业家为中共党员。包括最高层在内的中共各级领导在专业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也超过了以往。
中国的政治改革采取的是缓慢、渐进的方式。和经济改革不同，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不是以深度的、系统化的改革为目标，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所以，村级选举实则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是要启动任何民主进程。
然而，中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和特点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都多少呈现出政治化的特点。“政治挂帅”这个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口号就恰如其分地总结了197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当时，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以“文革”为最。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出现的则是持续的去政治化，并伴以意识形态的迅速淡化。这时，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颇具鲁莽特色的中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更像是一个讲求专家治国、类似东亚其他发展型国家的中国，而她的权力范围则更加广泛，从计划生育、人口迁徙到历史课本、大小媒体，无所不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