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北京，照说清晨起来在庭院里走走，吸吮一番茉莉和玫瑰的芳馨，是很爽神的。白露节了，天气也应该渐渐凉爽起来。可是1966年的北京初秋，天气却有些反常。晨起就没有一丝风，空气沉闷得像缺了氧。
一连三天，李宗仁早早就起了床，独自一人到楼下的院子里，默默地绕着葡萄架走三圈，然后坐在葡萄架下的一张石凳上。不言不语，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胡友松知道他这段时间心里很纳闷，很难过，总想找些什么由头来逗趣逗趣，可李宗仁只那么郁郁地坐着，有时简直像一尊雕塑。
那天设家宴请沈醉来叙谈之后，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愈演愈烈。老友故旧之间，来往益疏。虽说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可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形，只知道这是一场“阶级大搏斗”。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于是，一个个都提心吊胆地度日，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斗到自己头上。
秘书陈贵已明确告诉他：今后不能随便请客吃饭，钱也不能随便支取。所以，偶尔有老友故旧来，也只能是清茶一杯相待，而且每每到了进餐时间，就得婉转地下逐客令。李宗仁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过，太不自在。回国刚一年多，国内的情况变化太大，一切都出乎意料。
前几天老友黄琪翔独自一人匆匆而来，脸色菜黄，像得了一场大病。在二楼小客厅里，他悄悄地把家里被红卫兵抄劫的事，告诉了李宗仁——
那天，一群身强力壮戴着红袖章，穿着黄军装的红卫兵，突然冲进大方巷黄宅，不容分说地要黄琪翔跪下，一个红卫兵从腰间取出带铁扣的帆布裤带，朝黄琪翔头上身上抽打，妻子郭秀仪也被一起叫到厅里跪着，任红卫兵到内室翻箱倒柜地抄查。抄查活动足足折腾了两个多钟头，结果没抄到什么反动物件，只好把所有的银行存款和现金抄走。由于红卫兵这么一抄，保姆、厨子和服务人员也一齐造反，他们不仅要黄琪翔夫妇“自我服务”，还在院墙外帖了许多大字报，揭露黄琪翔的“罪行”，把黄当年和蒋介石合影的放大照片，也作为最能说明问题的“罪证”贴了出去。眼下，黄琪翔夫妇不仅得自己做饭，洗衣，而且囊空如洗，生活无着。
李宗仁一向是比较慷慨的，照说，友人困难，他帮助个千把几百元，并无大问题，更何况黄琪翔是他1923年在与黄绍竑合攻梧州时就结识了的老战友呢！可是，李宗仁无法支款，向秘书陈贵提出，如果说明是帮助老友的理由，也不会得到应允，甚至连把黄琪翔留下来吃一顿便饭都不可能。
那天黄琪翔走后，李宗仁心里难受极了。中饭时，他只喝了一小碗米粥，便什么也吃不下了。他想起1923年粤桂军首次合作时，黄琪翔这位从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随粤军梁鸿楷、李济深所部由肇庆进入梧州，在梧州置酒相会，以及后来在北伐中，被升为团长的黄琪翔在汀泗桥一仗立下赫赫战功的情景，深为如今的爱莫能助而内疚。李宗仁自美国回国，定居到这西总布胡同5号以来，最可以称为常客的，除了程思远、尹冰彦、便是黄绍竑和黄琪翔啊！
正当李宗仁为黄琪翔的处境担忧时，大前天，又传来了刘斐夫妇被批斗被侮辱的消息。那天，尹秘书匆匆来告诉他：刘斐夫妇的家也被红卫兵抄查，细软、存折、现金和粮票全部被抄走，全家只剩下9分钱硬币。刘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乱七八糟，成了“阴阳头”。刘家的司机和厨子也“罢工”了。附近的粮店和煤店，也拒绝为被抄家户送粮送煤……
刘裴虽然不是广西人，但早在1920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合流之前，便在白崇禧手下当下级军官，数十年追随桂系，直到后来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国防部次长。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时举行的国共和谈，原先在国民党代表团中有甘介侯的名单，没有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同意，后来改成刘斐，北京方面才欣然接受。和谈破裂，刘裴毅然留在北京。刘裴一生，可谓坎坷多舛，没想到晚年，又落得这等下场。
李宗仁听说刘裴被斗争被抄家的消息，心中很焦急，但无论从哪方面，都无法给予帮助，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无法当面说一句。
正当李宗仁一再为友人的处境担忧的时候，又传来老友黄绍竑身亡的噩耗。黄绍竑自裁身亡的事，并不是发生在黄琪翔刘裴被抄家之后，大概就是同天。只不过知情者了解李宗仁和黄绍竑的笃厚旧情，不想那么快将噩耗传到李宗仁耳里，深怕这位76岁的老人，受不了接二连三的刺激。
黄绍竑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广西容县籍军人，足智多谋，20世纪20年代初便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新思想。1923年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广西讨贼军总司令。当时，白崇禧是他的参谋长。如果没有黄绍竑的合作，李宗仁早年不可能打败老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而统一广西；如果没有黄绍竑的鼎力相助，出谋划策，后来李宗仁也难于在南京顶破蒋介石的阻挠刁难而击败孙科，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尽管三四十年代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黄绍竑因为与白崇禧有些小龃龉，不在广西任职，但黄绍竑和李宗仁的情谊却丝毫没有受损。1949年国共和谈时，黄绍竑也是李宗仁派出的国方代表。黄绍竑跟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兴奋中，他填词《好事近》一首遥寄李宗仁。词曰：“翘首睇长天，人定瞻，烟笼碧，待满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云燕消息。”和谈破裂后，黄绍竑仍然对李宗仁寄予希望，多次信劝李宗仁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彻底与蒋家王朝决裂。李宗仁去国16年归来，黄绍竑十分高兴，老友之间，常促膝畅叙。
如今，黄绍竑死于非命。据说是多次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加上本来身体就有病，再不堪忍受这等奇耻大辱而自尽的。
不过一个星期工夫，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李宗仁的心，如同受到重锤的频频击打。他感到头晕，周身不适，本就患着慢性肺气肿，这几天来，咳嗽比以往加重，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饭量比前时大为减少，每顿只喝些米粥，吃些许青菜。人也消瘦了许多。
李宗仁没有把内心的痛苦都告诉胡友松。胡友松认得黄琪翔、刘裴和黄绍竑，也知道他们的不幸，可她毕竟年轻，毕竟与李宗仁生活在一起才两个多月。她一时还难于完全了解李宗仁与这些故旧的过去，难于完全领悟他们之间的情谊，而李宗仁要从头跟她说起，那真是三天六夜也说不完。
“德公，您在这院子里已经坐了好一阵了，是不是上楼去量量体温，好决定今天还打不打鸡血针。”胡友松知道丈夫这段时间心情很沉重，常常独自到院子里来静坐，她不忍打扰他，哪怕只是表面的安宁。但她每天上午得定时给他打鸡血针，所以不得不执行一个护士妻子的责任。
那段时间，北京，不止北京，甚至全国各地，都掀起一种打鸡血针的“鸡血疗法”热潮，说是对人体注射公鸡的鲜血，可以治疗心、肺、肠胃、五官以及风湿等数十种疾病。关于“鸡血疗法”的宣传印刷品四处乱飞，一位姓“时”的医生从“鸡血疗法”的原理、治疗根据到治愈病例，写得头头是道，颇为逼真。一时间，北京的公鸡价格猛涨，医院门口抱着公鸡等打针的队伍，长龙般好几十米长。李宗仁的肺气肿和支气管炎病，已成旧疾，咳嗽哮喘，季节性发生，深以为苦。他的一位好友王葆真，送给他一只经过验血的大公鸡，说是让他试试。胡友松正好是护士，谙熟注射之道。于是，便上街买了注射器和消毒用具，每天上午定时抽那只大公鸡的血，为李宗仁作肌肉注射。
注射鸡血有一条规定，即病人发烧或身体不适时必须暂停注射，所以，胡友松每天给丈夫注射前，都认真地给他量量体温，顺便还探探血压。
“不必量了。”李宗仁用手心摸了摸额头说，“我胸口很闷，自己感到是在发烧。”
胡友松用脸去贴了贴李宗仁的脸，果真是有些热，像是发烧。于是她一面扶起李宗仁，一面说：“不打鸡血针，也要量一下，看烧的程度究竟如何，也得吃些药哇！”李宗仁从石凳上站起来，由妻子搀扶着，一步步向里屋走去，他感到有些头重脚轻，眼前的房屋，葡萄架，花坛都在晃动，不知不觉，额角上沁出一串串汗珠。
李宗仁果真发烧了，好在度数不高，只38度。胡友松照惯例给他吃了些退烧和消炎的药，扶他躺在床上。“德公，你好好休息下，吃了退烧药，等会儿会发汗的。”她转身在衣柜里给他拿来一条干毛巾。
“若梅，要说休息，我哪天不在休息！我什么事也没做呀。可你看，琪翔，为章（刘裴，字为章），还有……还有季宽（黄绍竑，字季宽）的不幸，我……我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安！”
胡友松见李宗仁说话有些吃力，很动感情，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默默地坐在床边，看着、守着，用手轻轻地为丈夫揉胸口。
是退烧药多少也有些安定作用，还是胡友松那柔软的手把李宗仁的胸口揉得舒服了些，李宗仁微微闭上了眼睛。
汗，渐渐地从李宗仁额头上冒出来，一粒粒，一串串，一会儿，连内衣也湿了。
胡友松当然懂得这是药物的作用。她用毛巾给李宗仁擦汗，可毛巾刚接触到李宗仁额头，他便猛然坐了起来。迷糊中神色有些惶恐，他抓着妻子的手问：“若梅，若梅，你说，你说红卫兵会不会上我们家来，拿我们罚跪？会不会？”
胡友松看出这几天李宗仁对几位老友的不幸想得太多，加上发烧，神志有些恍惚。她一边给丈夫擦汗，一边说：“不会的，不会的。毛主席、周总理那么关心我们，我想不会！”
“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李宗仁嘴里念叨着，重又倒靠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