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悻悻然责怪景山西街小胡同的那位周高参——说什么24岁以后要大富大贵，命运大好特好，不过就享受了一个多月称心如意的蜜月生活，到北戴河过了一段贵夫人的日子。就算是当了两年半李宗仁的妻子，可这两年多来，社会是“史无前例”的乱，人际关系也是“史无前例”的复杂，一切都处在非正常状态中。不说以李夫人之身份陪同丈夫到各地去参观访问，就连离开寓所大门到户外走走都得提心吊胆，有时甚至门也不能出。这种情况，不仅胡友松本人无法预料，就连那位自称“神机妙算”的周高参，也始料不及。在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
她时而以索隐的心理，翻阅李宗仁的回忆录；时而徘徊在李宗仁的那尊铜像前，低眉沉思：时蹇命乖，奈何天！
李宗仁逝世后，作为李宗仁遗孀的她，本来仍可住在北总布胡同的孙连仲公馆里，可大概她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夫人（尽管是名正言顺的），加上与李宗仁结婚还不到三年，“资历太浅”，特别是在这样汹涌澎湃的反对“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谁还能让你这个三十来岁的“少奶奶”住在这黄金地段的宽屋大院里？于是她只好搬到东四南小街的一间平房，尔后又搬到复兴门外国务院职工宿舍的一间小屋里，重新过那种生煤火煮饭，提小篮买菜的市民生活。医院的工作早已辞退，“好马不吃回头草”，再回去也不是滋味。德公的存款已经上缴，尽管上头照顾，一年也只给500元生活费。写信到何柏林先生处，请他汇些钱来，胡友松又下不了那样的决心，即便何先生真的寄了来，眼下情况，也未必能领到。现今都有风言风语，说她是“特嫌”，再要外面寄来的钱，岂不正好成了“里通外国，接受活动费”的证据！
胡友松甚至不敢向周围的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悄悄地，一个人过着孤独寂寞的日子。她常常翻出自己在西总布胡同时学徐悲鸿画的那幅《寂寞猫》，面对画幅上题写的“寂寞与谁言，昏昏又一年”而伤感发呆。她有时甚至痛苦得想把那幅画撕个粉碎！
照说，李宗仁逝世后，她重新回落到平民百姓当中，理应比李宗仁在世时更自在些，更随便些，可不知怎的，她反而觉得不自在起来。李宗仁在世时的那种“贵夫人”身份，那种“殊荣”，如今不仅荡然无存，反而成了一种包袱，一种负担。有时走在大院里或在街上，她深怕别人识出她这位“国民党代总统夫人”来。她偶尔到朋友家去，总戴个大口罩，免得朋友受牵连。时常提心吊胆地度日。
只要人还活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也总得过。胡友松就这样不安地又过了两年多。“斗、批、改”还在搞，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她只得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时而电闪雷鸣，时而乌云翻卷的天地里。
日历，已经翻到了1971年的4月。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她照例得到八宝山公墓去，去献上一束亲手从郊外采来的鲜花，在李宗仁的骨灰盒前，默哀良久潸然泪下。她觉得这样哭一阵，这样痛一番，当夜反而睡得好些。
提到李宗仁的骨灰盒，胡友松聊以自慰的，便是它的与众不同。这是胡友松在尹冰彦先生的帮助下，费了很多口舌才办成的。李宗仁遗体火化的当天，殡仪馆照例只装进37元钱一只的普通骨灰盒里，这在当时算是一项规定，除特别伟大的人物外，死者一律平等，谁也别想搞特殊。李宗仁回国后，在报上的称谓，不过是“知名人士”。在中国，在北京，知名人士何其多！所以，李宗仁也只能是一般待遇。本来，物化了的骨灰，用什么样的盒子装，对于死者，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于死者的活着的亲人，却总想得到些安慰。于是胡友松想给李宗仁换个大骨灰盒，不管怎么说，他活着的时候，也算得上是个“大写的人”啊，但怎么能说服得了殡仪馆的工宣队呢？
人，大概总是有感情的动物。工宣队员也是凡人。当胡友松含着泪找到那位管骨灰盒的工宣队员时，他诧异地问：“李宗仁先生吗？刚从海外归来不几年啊！”
“是啊！去年还出席了周总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呢！”胡友松道明原委，要让将来从海外归来的人看到李宗仁的骨灰盒，感到不一般，证实他回大陆后受到尊重和礼遇。那工宣队员犹豫了一会儿，轻声对胡友松说：“李宗仁先生毕竟回来了。我看过报上发表的他在天字门城楼上的照片，也看过新闻纪录电影，人很朴素。他爱国，可以给他换个好些的，要120元，你够吗？”
“够！”
于是，李宗仁的骨灰，便装进了一只像样的骨灰盒。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尚未解冻，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的两个儿子没能回来，骨灰盒上的敬挽者，只刻了胡友松的名字。
去年清明，胡友松去“扫墓”，遇上尹冰彦先生。尹先生建议把李宗仁的骨灰盒弄得更堂皇些，在现在的基础上加个外罩。胡友松自然极力赞成。于是又多方周旋，想方设法加了个精制的外罩。由尹冰彦先生在上面书刻“李宗仁先生遗骨”七个隶体字。
这两年，胡友松怕清明，却又盼清明。日子快到清明时，心中似有一种沉重的负担；待到清明去扫过墓，尽了意，心里又如同虔诚的奉者给神佛还了愿似的轻松。
今天，胡友松从八宝山公墓回来时，特意又采回一束野花，一束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路边菊。她把花插养在一只盛着水的瓷花瓶里，摆在李宗仁那尊铜像前。
她如释重负，坐在那张木沙发上，微微闭上眼睛，想清理一下半日来因为百感交集而弄乱了的思绪——忧伤、痛苦、自慰，往事历历……都过滤掉吧！时下亿万人都在学习《毛主席语录》，胡友松可是背得出第149页上毛主席那段精辟论述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李宗仁的死，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不为他乡之鬼，这显然是有意义的。尽管他过去跟共产党打过仗，尽管他失败了，尽管他客居异国他乡十余年，但他毕竟落叶归了根。他死得其所！
小小房间里，因为有了那一束野菊花，便有了一缕清香和一线生机。胡友松养了一只小猫，寂寞时与它为伴；现在又有了一束鲜花，小屋里多了一分温馨。这种平静而安宁的氛围，只有胡友松才能体会到。
她本该打开炉门做些东西来充饥了，可她偏偏斜靠在沙发上，蒙蒙眬眬进入了梦境。难得有这样的时候，多年来的失眠症折磨着她，安睡当然是一种幸福的事了。
“笃笃！笃笃”正在这时，胡友松被一阵急重的敲门声惊醒。“谁呀？”
“开门！公安局的。”
胡友松心里一阵紧缩。李宗仁逝世之后，公安部门的人已经跟她打过几次“交道”！现在，这重重的敲门声又出自公安人员的手，她更是惶惶然了。
她站起来，要去开门，可脚有些软，是累了，还是心理因素，险些打个趔趄。
门，终于开了。果然是两个着警服的人，一高一矮，面孔严肃地走进屋来，也不寒暄，便大大咧咧坐在椅子上。
“你叫胡友松？”声音很像开庭时审判长的问话。那人把肩上挎着的一只大帆布包往椅子边一撂。
“是的。”
“你过去曾经在景山西街的小胡同里住过？”
“不错。”
“跟你说件事，你可别动感情！”
“什么事？”胡友松心动加速，脑瓜子嗡了一下：什么事犯得着动感情？是要抓我去坐班房，还是……
“你有个姓沈的养母？”
“是的。可自从我跟李宗仁先生结婚后，只到过西总布胡同一次，以后除了寄些钱给她，几乎没有别的来往。李宗仁先生去世后，我生活已不宽裕，所以没有再寄钱了。”胡友松以为是养母通过公安部门的人，找上门来要钱。她知道养母的贪婪。
“你养母不久前在杭州西湖投水自杀了。这是她的遗物和死时身上的一些钱。”矮个子扯过那只帆布包，再从帆布包里拉出个又旧又脏的蓝背包。
一看那只侧面印着P?A?K三个英文字母的蓝背包，胡友松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是李宗仁和郭德洁1965年从瑞士辗转巴基斯坦回国时，在卡拉奇买下的一个不大的背包——1965年7月13日凌晨；当李宗仁、郭德洁和前往苏黎世迎接他们的程思远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时，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布置了暗杀的特务。周恩来总理得讯后，指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请求巴基斯坦政府帮助，动用了国家保安部的警车，才把李宗仁一行三人接出了机场。蒋介石的暗杀阴谋未遂，又生一毒计，准备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用飞机拦击李宗仁的客机，制造空难事件。这信息又被中国方面探得，于是，为了保证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三人能平安飞回祖国，便让他们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里待了四天。直到17日凌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包下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往广州的波音707飞机的头等舱，才平安把他们一行三人送抵广州。这个印着P?A?K的蓝背包，就是郭德洁女士在离开卡拉奇之前，在候机室的购物处买下作为纪念的。
李宗仁和胡友松结婚后，养母不仅追着胡友松要钱，还追要着东西。征得李宗仁同意，胡友松就把这个蓝背包送给了她。
一晃四年多过去，没想到这蓝背包又回到了她身边。
“你养母两年前就离开北京了。”那高个子说，“据我们了解，她会些武术，便到江浙一带找她的‘师弟’鬼混，后来被赶走，就到西湖自杀了。”
“她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当地公安人员在这个包里发现了一张你的照片，并从另一件遗物中知道她是从北京南下的，与我们联系后，才找到你。”矮个子补充道，“喏，这是她的遗物和钱。”
胡友松低着头，她没有接那公安人员手上的东西。照说，那位姓沈的妇人对她，毕竟有养育之恩，留下些东西作纪念，也是人之常情。可胡友松恨她太甚，她对成人后的胡友松虐待太狂。“人怕伤心，树怕剥皮。”胡友松的心已被那老妇人伤透，她不再留念她，甚至不想再看到她的任何一件遗物。
“你清点一下，写个收据！”高个子的话语，带有命令口吻。
“警察同志，我……”胡友松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角溢出泪珠，“我不要她的遗物！钱不管多少，我也不要，请捐给当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多说，请原谅！”胡友松忽然变得坚强起来，“我希望你们不要再问我。”
两位公安人员都没再有说什么。高个子带头站了起来，随手提起那个帆布包，斜睨了胡友松一眼，大步走了出去。
胡友松没有对他们说再见。
不管怎么说，胡友松养母的噩耗，总不能算是福音。那天夜里，胡友松百感交集，她又失眠了。上帝总不让她安宁，睡神总不肯与她相近。她总是睡意来时被吵扰，平静安宁时又无睡意。曾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养母，曾经肆意虐待过自己的养母，在她的记忆中，完全是个怪物。她自然又想起那可怜地倒在侵略者的罪恶炸弹下的父亲、母亲和弟弟。人，干吗那么多痛苦？干吗那么身不由己呢？
真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民谚。清明的第二天，当胡友松还沉浸在对往事的追溯回忆，对现实的无限感叹之中，又一阵比昨天更急更重的叩门声，把她惊吓了一跳。
“谁呀？”胡友松习惯问清了来人才开门，一个寡居的三十出头的妇女，理应有这种警惕。
“快开门！公安局的。”声音很不耐烦。
又是公安局的！胡友松以为是昨天那两位又给她送那些遗物来了，犹豫了片刻。
“快开门！”不容胡友松再思索，又一阵听上去很有些逼人的叩门声，比电影里那些去逮人的警察更凶。
“你叫胡友松吗？”门开了。又是两个公安人员，不过不是昨天那一高一矮，他们都带着武装，表情很严肃。
“是的！”胡友松感到今天这两个人来头不对。
“你收拾些日用东西和换洗衣服，跟我们走！”
“这……我犯了什么错误？”大概是有了昨天的先例，胡友松今天显得镇定些。
“你的错误，自己应该明白！”
“你们要我去哪儿？”
“真他妈的臭资产阶级太太作风！你说你有病，我们看你没病。你得上干校劳动去！你要好好改造思想，脱胎换骨！”
“上干校，什么干校？”
“一个农场，离北京很远。让你把火车和汽车都坐个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