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成为美国的永久公民，这些人将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天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1492年，当哥伦布开始那趟因为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名垂青史的远航时，他身边的88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参加这次冒险作为政府特赦条件的罪犯。1620年，当41名男乘客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签订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时，这些开拓者基本上都是流亡在外的英国清教徒。1788年，当菲利普船长在澳大利亚杰克逊港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区时，船上同时还有736名囚犯，英国人首先把澳洲当成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
时至今日，短短几百年间，这些昔日只有冒险家、失意者、流亡者、囚犯、被贩卖的奴隶才会往返其中的蛮荒之地，已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最为繁华的机会之都。美国、澳洲、加拿大不再只是吸引外乡人来此淘金的“新大陆”，也成为了全世界人才眼中实现梦想的“移民天堂”。世界格局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首先要归功于其人才战争的胜利。
1.世界中心交替的背后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像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能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维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位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抢夺”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的美国军队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进行了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已有40%来自“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从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发，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美国在这些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每一个都有外国科学家在充当关键性角色。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冯·布劳恩正是美国在“二战”开世界先河的“特殊战争”的“特殊成果”。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之后的名言。但是，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
没有阿姆斯特朗，美国的航天部门可以立刻找到同样出色的宇航员，然而，冯·布劳恩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可替代性。曾参加过德国纳粹党卫队的德国人冯·布劳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34年德国成功发射的世界首枚A-2火箭就是他的杰作。1944年9月8日，德国使用他设计改良的A-4火箭【又称V-2导弹】空袭英国，再次震撼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火箭和导弹的首次登台亮相。
1945年，冯·布劳恩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他的工作团队--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但是，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布劳恩等“纳粹同犯”不但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了美国的座上宾。
冯·布劳恩一到美国，就被安置在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国籍，然后领导设计了美国的“土星—C”号火箭，被用以成功发射了西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1961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登月计划，直接领导“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设计，这一火箭被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最终使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计划”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二战”中是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组成员之一，曾跟随老师冯·卡门到欧洲参加技术情报审讯。正是在钱学森的要求下，冯·布劳恩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书面报告。钱学森也因此提出发展美国火箭技术的规划建议，并获得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的称赞：“【钱学森】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成功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参与项目的重要性，后来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才会说出那句著名的话：“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但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曾一度占据美国舆论主流，那个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麦卡锡时代，一度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仅大批海外出生，或与“赤色”有过接触的优秀人才遭到怀疑与排斥，即使连当时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难以避免被批评成“红色分子”，著名将军乔治·马歇尔还因此被迫辞职。
数年的“麦卡锡风波”带来的怀疑、监视、迫害，让钱学森30年后都还耿耿于怀。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年，对美国军事科学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横加迫害没有道理，美国政府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授予“国家勋章”。钱学森当即拒绝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并不为美国政府所支持，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出现，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范，使得杜鲁门政府与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成为舆论的“被胁持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曾无奈地说：“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正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们并不同意“麦卡锡主义”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拔、使用人才的标准，才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1954年推动国会发表了谴责麦卡锡参议员的决议。
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为美国工作，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
国籍？种族？血统？
二战之前，美国无论在科研实力还是经济实力上，都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很显然，那些身处世界中心的欧洲科学家们不可能对条件更为优越的本土视而不见，却去对美国那个“新大陆”所提供的经费支持与工作收入“心向往之”。但是，美国对待人才的态度改变了一切。德国、意大利，以及后来成为战胜国的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跟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人才的出生地、国籍、种族、血统要比其才华、品德以及所能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因此，许多犹太裔科学家就这样从欧洲被“赶”了出去。美国则恰恰相反，不问血统、种族、国籍，并且主动争取这些人才入籍。
爱因斯坦就如此评论美国“二战”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爱因斯坦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大学刚刚毕业时还曾获得瑞士国籍，但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血统就不见容于纳粹，此后辗转于意大利、荷兰，都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尽管爱因斯坦倾向于留在欧洲，最终还是选择了此前只去做过学术访问，却有着“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才能”的美国。
法国科学家朗之万得知爱因斯坦移民美国的消息后，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还有更多例子，恩里科·费米是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但是，即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也无法改变妻子是犹太裔所带来的非议。因此，他也选择了移民美国。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爱德华·特勒在1930年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博士学位，并于德国一所大学任教。1935年，他同样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到迫害，不约而同地和妻子选择一起移民美国。
后来，正是熟悉德国科研内情的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美国启动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恩里科·费米则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奠定了基础。爱德华·特勒于1941年成为美国正式公民，1952年11月1日，他主管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礁爆炸成功，由此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著名的例子还有美国的“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1929年，冯·诺依曼26岁，是德国一所大学的助教以及汉堡大学的兼职讲师。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却向他发来一张客座教授的聘书，并承诺如果他愿意留在美国定居，将增加薪金并在一年以后将其聘为正式教授。更好的礼遇，更高的职务，更丰厚的薪水，更充足的科研条件，年轻的助教冯·诺依曼还能有什么理由选择德国而拒绝美国呢？
这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多么善于“慧眼识珠”。冯·诺依曼很早便展现出了天赋和才华，这位著名的数学家6岁就能心算做8位数的乘除法。但是，德国的学术体系更在乎资历，能否升职不取决于他的才华与成就，而是他与上司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行政官员的评价。于是，1931年，28岁的冯·诺依曼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批终身教授。l933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前德国大学兼职讲师的冯·诺依曼又与爱因斯坦一起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6位教授之一。
原子弹的爆炸、氢弹的发明、现代火箭的研制、人造卫星的上天、登陆月球的实现，以及电子计算机的来临，无一不是改变整个人类历史，并使美国引领世界趋势的大事件。然而，这些美国的“火箭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们，竟然都不是美国本土人士，全是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如果这些科学家留在欧洲而非美国，并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持进行各自的工作，欧洲日后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需要付出鞍前马后的代价来让美国人充当保护伞吗？换句话说，美国还能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吗？
正因为把国籍、种族、血统、出生地、资历等看得太过重要，才会让欧洲免费把这些掌握世界尖端技术的科学家送给美国，并为此面对无法估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们为此错过了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如此对待海外人才：他是外国人，再有才华、再有贡献、再热爱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是自己人，也不能让他移民入籍成为自己人……为什么要引进与使用外国人才？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不说明国中无人吗？这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和国家的耻辱吗？
美国正是另外一个极端。“二战”时，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几乎所有他们想带回来的纳粹科学家都与纳粹政府有着各种关系，甚至可能犯有战争罪。无罪释放都可能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何况还要让这些人优先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使用那些在纳税人看来是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但是，实用主义决定了一切，美国最终决定绕开那些规则秘密行事。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之时，新科诺奖得主下村修还是日本籍，但却是在美国的家中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的电话采访，因为下村修从31岁就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作并且一直没有回日本，加上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也有过国籍误会，所以，日本记者一开口就质疑说：“你的国籍还是日本的吧？”
下村修立刻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成为美国人呢？日本人也可以居住在美国，申请研究经费时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基本上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
